我一直对“湿地”一词颇感兴趣，当“西溪湿地”一词渐渐成为杭州人的口头语时，这才发现，原来我们小时候住过的地方，我们南方临水而居的乡村民居，都可以归为湿地一类的。
换句话说，我们这些杭州和江南的土著，其实都是湿地的子孙。
湿地显然不是空中楼阁。湿地一定是湿的，尤其是在江南的梅雨天里，雨水可能会渗进你的骨头里，而在冬天，那种阴冷是要直逼你的灵魂的。这在养生保健上可能会产生一些说法的，但就文学和文化而言，我们则称之为接地气，因为湿地就是地。
一些植物和生物，一些水禽飞鸟，既生活在水里，也生活在岸上，它们被称之为两栖。而今天的西溪文化创意园，也生活着一批两栖作家、艺术家，他们的家可能在北方，也可能在更南的南方，这已经不重要了，但在西溪，都有他们的一栖之地，一幢房子，一个工作室，一个创意的天地。
许多人把西溪的闻名归功于冯小刚的电影《非诚勿扰》，这是就传播的层面上来说的。西溪的好，就是因为巷子很深，蒹葭深深，芦花飘飘，秋意漫漫。如果巷子很浅车水马龙，那它就是又一个西湖了。而当西溪在隐逸和草根了多少年，今天又作为文创项目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好像在阅读一部经典的诗册，而这部诗册用的却是影视的镜头，它呈现的是写意的山水，最后却又是用动漫来插图装帧——这不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吗？因为它体现了创意的诸多元素。
西溪的美，如果综合概括一下历朝文人的著述，那就是两个字，一个是隐，一个是野，所以我们来考量这一块湿地的生态和文化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这样一个标准。时过境迁也罢，历久弥新也罢，文化始终依附在自然山水中的，尤其是中国的古典文化，无论山水国画还是诗词，抑或是书法。中国文人讲究天人合一，如果我们成天看到的都是蜗行的汽车和巨大的幕墙玻璃，而见不到自然，那我想中国文化也基本气数已尽。如果瀑布看不到了，月亮看不到了，那么李白也就死了，当然作家也会写地铁写火箭什么的，但那可能并非我们的强项，莫言是因写《红高粱》而成名的，正如《诗经》是因写蒹葭而为人所知所诵。
隐也有两种，一种是被迫，一种是主动，而在中国文人中，则以前者为多，因为儒家的理想就是范仲淹的那两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过今天来看这两句话，我的理解则是，居庙堂之高时，他想的是和谐，如何让这个庙堂永远高下去；而处江湖之远时则有多元选择，一是再杀回庙堂，二是就做一个不合作的自由分子。自由分子也有两种，一种有媚骨，一种有傲骨；抑或还有第三种，媚骨和傲骨兼而有之，视对方出的牌而定。
而就西溪来说，前面两种“隐”其实都有的，一是有点抱负的人最后退居江湖，那么找个在水一方之处结庐而居；再一个就是文人墨客，总要有个场所吟诗作画、谈天论道，那也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所以西溪会有蕉园诗社。
事实上被迫隐起来的人，选择西溪这个地方，也是极明智的，因为杭州一带没有高山，也不像陕西终南山一带，隐士都做到深山里去了，杭州在唐宋时，寺庙香火极盛，文人墨客的朋友就是高僧，这从都在杭州做过“市长”的白居易和苏东坡的交友史中就可以看出一二。隐起来的人很讲究姿态和腔调，比如隐在孤山的林和靖就很有派头。而中国文人还讲究个“大隐隐于市”呢，但在宋朝的杭州版图中，孤山已经在城外了，林和靖就隐在那么个地方，正如李叔同当年在虎跑出家一样，今天看来一点也不远不隐。林和靖隐在孤山还种梅花，结了梅子让家童去卖，一副自食其力的样子，至少要做出这样的姿态。
所以西溪隐逸史的真相，既是落魄文人的集聚地，也是雅士结社的场所，当然更多的是农夫渔夫的世代生存之地，它不像西湖，几乎众口一词地叫好，也不像运河，基本以码头的形态出现，自古商业气氛浓厚。同样是在水一方，出来的结果还是大不相同的。而农民渔民生于斯，就不叫隐逸，而是生活本身。
俱往矣。在《非诚勿扰》里葛优和舒淇要把恋爱谈到西溪来，这说明西溪已经从古籍和隐逸中突围出来了，政府花大力大财来开发和保护，当然有个回收的预期，但同时西溪毕竟也属于文化的一个符号，而不只是旅游的一个景点，所以设一个文化创意园，显然还是接地气的。
所以当我们从文二西路683号进入该园时，就好像进入了一片文化丛林。如果以电影镜头的方式，那么出现在画面上的应该是这样的——幽暗处有一烟头在闪烁并传出咳嗽声的那是余华工作室，你要是相信这就是福贵的声音，也是可以的；而一头白云飘过，便是吴山明在小道上散步；此时不知谁起了个音，很快地一个高八度就爬上了制高点，那就是邹静之，这位练过美声的作家不敢轻易出嗓，因为这可能会惊动****，让他以为又得去主持什么演唱会了。如果从某间房间里传出激烈的争吵，那很可能是赖声川在跟夫人排戏，也有可能是高满堂或程蔚东在构思新作；而如果你在路上遇到麦家而他没有搭理你，这说明他又进入新作的情景中了；还有一位老外，不要以为他是来客串某一场戏的，他叫约翰·霍金斯，有“世界创意产业之父”之称；如果你没有忍住，手一时发痒而去摘了一棵树上的柿子，有一天很可能在朱德庸或蔡志忠的漫画中见到自己的德行了。而当你在食堂遇到了谁谁谁，那请不要狐疑，他或她就是那谁谁谁，因为华策影视、长城影视、浙江影视集团等那么多杭州的影视公司都入驻创意园，遇到个把大牌明星，概率相当高。
这等于说在风景之外，又有了一块跟传统一脉相承但却又有所区别之处，即西溪不仅有自然美景，更有一种人文生态，而这种人文生态除了民间的、古典的之外，又有了政府提倡的，特别是创意的部分，即这里大多入驻的是作家和艺术家。如果从以往的理解去看，作家、艺术家只需一间斗室就够了，以前是一张桌子，现在是一台电脑就可以了，这个到现在也没有变。但作家、艺术家的奇怪之处就在于，他们既是孤独的动物，跟同道之间有所谓文人相轻或老死不相往来的特点，但文人同时又喜欢呼朋引伴形成一个自己的小圈子，气场相近，话语投机，互相唱和……如果不是这样，文学史上那些著名的流派也流传不下来了，所以这也很好理解为什么现代的巴黎会有左岸，今天的纽约会有艺术区。由此来看这个西溪创意园，也就有这样的意味在了。而事实上，入驻的作家、艺术家还有影视公司，也都拿出了叫得响也留得住的作品，虽然这不是一时一季的产物，但不能不说跟西溪这块风水宝地有相当关系的。
入驻西溪的作家和艺术家，至于说怎么跟杭州有缘，那是有不少的故事的，比如余华，本身就生在杭州，后来随父母迁至嘉兴，然后“十八岁出门远行”又漂至北京，所以杭州之于他，西溪之于他，等于说是一种回归。这种回归既是身体上的，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无论是在北京或杭州，他都是用汉语写作，但他显然是一个有国际视野的作家。也许有人会说，高僧不都住在高山名刹里吗，不会住到湿地里来，但是我要说，作家、艺术家不是高僧，他们可能是精神贵族，是悠远文脉的传承者，但是他们面对的仍然是一个红尘滚滚的世界。
正如湿地，会有水汽氤氲、飞蝇虫鸣，秋天芦花飞白，柿子红了，这是被无数诗人墨客描述过的场景之一，也是梦境之一，而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就是住在这样的梦里，他们醒或不醒，他们在或不在，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他们在西溪写作，他们在梦里收获。
邹静之：我准备以后就住在梦里
静之最早是以诗歌成名的，但我读的较多的却是他的散文随笔。那时北京的赵世坚在办一份企业报，虽是企业报，玩得却很野，写稿的人除了静之，还有鲍尔吉·原野、赵健雄，以及赵氏兄弟等文章好手。此赵氏兄弟，兄乃赵世坚，简称阿坚或大踏，职业玩家；弟赵世民简称小踏，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有一年朋友们在北京聚会，玩了五六天，来的有搞哲学的，有写诗的，还有开饭店的以及奥运冠军马燕红等，不管玩什么，到最后都是喝酒和唱歌，民族的通俗的，最后肯定是美声的，当时也有三大男高音，一般是小踏先把音飙上去，然后是大踏接上，最后却是静之直上云霄……后来才知道静之是学过美声的，所以我等即使脸红脖子粗也上不去的高音，他可以一面打坐下围棋，一面唱得我们嘴张得发出不声来——因为大家都呆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