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逃学到杭州打工,跟老乡一起挤在朝晖的农居房里……如果朱升华不说起这一段,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叛逆”两个字会出现在他的身上。因为朱升华给我的印象,一直是比较有分寸的,他说他当时独自从学校里逃到杭州,父亲也没有追过来。半个月之后,少年朱升华自己回到了建德老家继续读初中,因为他撞南墙了,初中文凭都拿不出,没有人要他,除了在工地上干苦力。
说起这一段,朱升华其实是想说父亲对自己的教育。父亲当年也读到初中毕业,且还是当时的重点中学,如果不是家庭经济困难,也是会继续读下去的,父亲从不用棍棒教育孩子,这在农村里是极为难得的。朱升华说他排行老二,他的理论是老二总是比较叛逆的,因为老大比较懂事,老幺比较宠,老二夹在中间,总想拱出点什么事情来以求得人们的注意。不过还好,朱家在建德麻桥,算是有文殊菩萨保佑的,哥哥朱东华考进北大哲学系,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宗教学博士,弟弟考进北大计算机系,而升华自己考进厦门大学经济系,这样的高考成绩单放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家庭,父母都是脸上有光的,何况是在兰溪江边的一个小村子里,三兄弟,三及第。朱升华说,直到他们三兄弟考出之后,村子里才出了其他的大学生,这个倒也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案例。
厦大毕业后到万向集团发展部工作,这是完全专业对口的,因为当年他的专业就是投资发展,但是不到半年,朱升华就辞职了,因为他看到了10年之后的自己,他说大学四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全泡在图书馆,其中松下幸之助的一本书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松下的理想是人到中年就退休,但他的事业却能传承下去。他想到,大概开书店才方能实现这个理想。一旦有了这个梦想,他便向家里摊牌了。家里当然不同意,要知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找到一个正式工作,且在大公司工作,还是一个香饽饽。
父母不支持不点头,朱升华向大学的同学一共借了5万元启动资金。最后还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做书架的木头连同霉干菜纷纷运到杭州,包括老家来的木匠,挑灯夜战,最后木匠和朱升华都干到流鼻血为止。创业的艰辛在创业的喜悦面前,几乎溃不成军,不过好在有霉干菜有辣椒。这是1997年的春天,在杭州文一路69号,老浙江财经学院的门口。16年之后他和我带着“致青春”的口吻说起那个年代,朱升华说,他还算幸运,踩到了书业黄金时代的一个尾巴,当时杭州竟然有1000多家民营书店。
店名颇费周折,最后是哥哥有文化,弟弟有眼光,哥哥写了店名。店一开张,朱升华最得意的还是自己这个店名,那是在文教区,凡男生走过都会大声咏诵——停车坐爱枫林晚!而女生过来则基本是喃喃地动动嘴唇,因为“坐爱”一下子让人想到“做爱”,那个年头,中国的年轻人已经把“做爱”挂在嘴上了,这至少也是语言文明的一个标志。虽然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想象力可以让它们相及,于是枫林晚这个店名很快就被记住了。这恐怕是杜牧没有想到的吧,否则他要求来入股分红了。
为什么起“枫林晚”这个名?这也跟当年的一股“风”有关,北京有风入松,上海有季风,厦门和杭州有晓风,所以凡书店,要不“风”都难的。
然而一开始的生意捉襟见肘,书店未开,朱升华就已经给书店定了位了,那就是要开人文学术书店,这是剑走偏锋的路子,归根结底,可能还是隐隐受了哥哥的影响,因为哥哥是个人文学者,他相信人文学者是要终身阅读的,这个书瘾是戒不掉的。虽然在69号时也卖报纸杂志,但里面的书还是以人文书为主,可是那个时候流动资金有限,有时只能用当天的营业款去进第二天的书,23平方米要把书架放满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文学者郭初阳当年大概也刚刚从杭州师范大学毕业,他写过这么一个细节,说每一次去都看到书架上有一套关于日本文化的文集,每次问,都说是不卖的,他当时很纳闷。朱升华说,这是当年的压架之书,如果卖掉了,那一块地方,不,甚至一个书店都可能压不住了。再说了,那书是他哥哥的,他怎么敢擅自卖掉呢?
两年之后的1999年,朱升华在文三路140号开出了枫林晚的第二家店,当时是在教育学院的门口,对面就是百通书店。1999年,朱升华的印象中,文一路有了第一家网吧,后来有一阵子经常有人来问,有没有一本叫《第一次亲密接触》的书,朱升华一听书名,心里就嘀咕了,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书名,会不会是一本黄书呢,后来他去找来看了,发现是本台湾人写的小说,讲的是网恋,情节没什么特别,只是语言都是一段一段的。结果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进这本书,人家批发市场有多少他都吃下,印象中,这是他开书店16年来卖得最多的一本书。
后来事情的发展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了,或者说当年“亲密接触”的大卖事后想想未必是件好事情,因为网络时代以前所未有的、远比焚书坑儒和文字狱还要凶猛的态势横扫一切,它不焚书也不坑儒,它让人把大量的时间盯着屏幕,用手指和键盘跟生活和时间发生直接的关系。这是后话了。
而在我的印象中,文三路140号以及后来的文三路54号是带着诗意的印记的。为什么,因为当时一批诗人每月一次在他那里做活动,他免费提供场所和茶水。我还记得这样的细节,那些茶杯是软的,因为水是极烫的,但谁也不舍得套两只茶杯。诗人们在交流结束之后就会看书买书,而且书还打折,当诗人们在说一些云里雾里的话时,朱升华是不来旁听的,一则他没有时间,他一直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营业员的角色,二则他也不想因为自己的在场而影响我们的交流。毫不夸张地说,那个时候的枫林晚,是杭州一部分文化人精神的栖息地。那时凡是有外地朋友来,除了想请吃饭之外,我都会带他们去枫林晚转一转,我当时觉得这比西湖风景更重要。
而朱升华也十分享受坐镇书店又当营业员的感觉,如果是熟客,他基本知道他们会选些什么书,比如浙江大学的徐岱教授来,教授只管自己看书挑书,朱则在一旁选出他认为徐岱会买的书,到最后一般都只会相差一两本书。
也许这是其职业特点,一是他从购书者的书单中会去揣摩这个人的职业和脾气,二是倒过来,因为知道了某人的职业或专业,他便大概知道某人会买下某书,如果不买,那一定是因为其他的因素,这等于是在举一反三,这样在进书时他才能有的放矢,最大限度地减少库存积压。有好多次,他看到浙大有研究生会买一堆人文书回去,他问他是学什么的,回答是学建筑设计的。十多年之后,他们当中有的成了著名的设计师,朱升华说他才明白当年这些人为什么会热衷人文书,因为他们多了一扇打开这个世界的窗户。还有一次,一个很文静的二十出头的女生竟然挑了一套《柳如是别传》,他便又好奇地问了,女生说她是厦大人类学的研究生,朱升华觉得很欣慰,因为这是来自母校的学妹,而且他也很为陈寅恪先生和柳如是能遇到这样一个读者而感到高兴。
文三路54号的日子,是枫林晚最好的时期,他仍然有他的坚守,因为他的品牌是人文学术。而他熟悉的考试书店,十几二十平方米,一年能赚个100多万。那些年大学扩招,培训班满天飞,但是他仍然不为所动,他不想做一锤子买卖,他想做一辈子的买卖。说白了,朱升华是个梦想者,是个理想主义者,人如其名,他一天到晚在想着升华,虽然他已经够脚踏实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