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十月是皇后夺权的一个新的起点，从这时起，权力就一滴一滴地掉入武则天手中。史载：从显庆五年以后，高宗苦于风眩，表奏时常让皇后详决。高宗委托武皇后处理部分政务，自此，武则天“威势与帝无异”。高宗为什么从显庆五年以后委托武皇后处理部分政务呢？主要是高宗得了一种叫风疾的病。什么是风疾呢？《资治通鉴》中记载：“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有人推测高宗可能是得了高血压、高度近视及精神衰弱之类的病，总之难于根治，易于复发，重在调养。因为这种疾病易复发，发作起来非常痛苦，所以高宗需要有人协助他处理部分政务。由于武则天早已显露出处理朝政的能力，已经成为高宗的得力助手和顾问，因此，高宗把政务更多地交由武则天处理。按儒家的女主内、男主外的训诫，这种作法是不合礼法的。但高宗信任武则天，而武则天又早有此种爱好和兴致。加之武后才36岁，精力充沛，正好弥补高宗体弱的缺陷。武后并没有把大权一下子抢过来，大权是从高宗手里轻轻滑落的。武则天渐渐参与朝政，与众臣议事，意见表达得条理清楚，结论下得坚定不移。在这方面，她的确很有能力。
一旦身体好转，高宗又亲自批答奏章了。不过，由于武则天有着丰富的政治阅历，又多智计，经她处理的事情，高宗也很满意。于是，武则天参决政事的机会越来越多。公元657年，由于生病的原因，高宗被迫到离宫休息，只能隔日上朝一次。公元660年阴历十月以后，高宗得了一次严重的中风，致使他一度局部瘫痪，而且视力严重衰退。后来，虽然他康复了，但仍有几次严重的复发。武后运用自己的精明和锐利的政治敏感，在皇帝几次患病期间，治理帝国十分顺手。
夺取了一部分权力的皇后，对皇帝采取了一种管制的态度，甚至钳制皇帝。高宗的婚姻生活被武则天涤荡得干干净净。武则天认为女人太多，会损害皇帝的健康，六宫制度必须改革。于是，皇妃、昭仪、婕妤、才人、美人都取消了。但是帝王之尊，后宫之内必须有不少的女人，帝王的生活不能像一个和尚，否则要被王公笑话。不过数目上不妨减少，职务也另予规定，成为辅佐圣德的女官。武则天创立了一个新制度，削减嫔妃的数目，将皇妃改为二人，名叫“襄德”，官居一品；二品者四人，名叫“劝义”。这几个女官，都要劝导皇帝，使皇帝居德由义。其他各宫女也各有所司。卧房婢女的任务，是照顾衣橱，登记礼品，传达命令，跑零碎差使。高宗在皇族弟兄眼中，成了可怜虫。
高宗的病日益严重，对国家大事也日渐放手不管。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八月，高宗又患了疟疾，所以让太子李弘处理政事，接受诸司上奏的报告。
高宗死前，太常丞李嗣贞曾说：“现在的祸端还远远没到头呢，皇上不亲理朝政，事无巨细都由皇后决断，把权力给了人，要收回就不容易了。”尚书左丞冯元常也曾密言：“中宫威权太重，宜稍抑损。”高宗认为他们说得都对，但已回天无力了。武则天从当上皇后起就一点点抓权，最终形成了天后掌权的格局。久在高位，使她养成了威权独断的性格，同时，权柄抓到手仿佛骑上老虎背，如果退下来，可能反被虎咬。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高宗突然产生了让位皇后的意图，这在封建社会是极为罕见的。什么原因呢？情势所迫。武则天已在宫内及外廷布下了一张严密的网，皇帝被架空了，他甚至和大臣单独会面的机会都没有，所有活动都在天后严密监视下进行。四顾茫然，不见可信赖的人，才有让位的念头。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尚书令、仆左右相、侍中、同平章事皆辅相之任，为国心膂者也，乍进乍退，尸其位者四十三人，进不知其所自，退不知其所亡，无有一人为高宗所笃信而固任者，大臣之贱，于此极矣。”《读通鉴论》认为，国君必须有所依靠才能立得住。这种依靠就是忠君体国的大臣。而高宗在位时间虽长，宰相班子里也颇多君之肱股、国之心腹的大臣，但是，高宗在武则天的摆布之下，自剪羽翼。那些大臣忽升忽贬，不知所措，结果没有一个人能成为高宗的心腹之臣。君主轻贱大臣，作大臣的，也视朝廷为晋身之阶，把君王当成陌路人，哪还有什么忠心可言。结果，外朝的阵地就被武后一点点地占领了。
不但没有亲信的大臣，连亲属也在被猜忌之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四月，武则天杀周王显妃赵氏。《资治通鉴》记载：左千牛将军赵豫娶了高祖女常乐公主，生下一女为周显王妃。高宗对常乐公主优礼有加，武则天厌恨她。辛巳日，周王显妃被废，幽禁在内侍省，连饭菜都给生的。周王显妃几天没有出来，打开门一看，连尸体都腐烂了。
皇帝被孤立了，被架空了，产生了逊位于武后的想法。虽然最终被中书侍郎郝处俊等谏阻。但武则天绝不会因为逊位之议的消歇而止步，而且恰恰是这次事变，使她萌发了做皇帝的心思，她将为了这个目标继续奋斗！
夺取权力，有时需要大口鲸吞，有时小口蚕食更有效。一点一滴地剥蚀权利，更不引人注意，等到对手醒悟过来，已经大权在握了。高宗手中的权力，就是一点一滴地从指缝里漏到武则天手中的。
要稳固自己的权力，就要建立自己的利益集团。武则天深深地明白这一点，所以，从当上皇后后就多方扶植自己的势力。随着她的几个心腹干将的去世，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武则天急需寻找得力的心腹干将，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
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武则天的战略盟友李勣去世。第二年，她的臂膀之一许敬宗也去世了，终年78岁。也许，早在几年前，武则天就感觉到自己的心腹年龄太大了，在日益增多的问题面前显然力不从心。李义府在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因为太过骄横，连高宗都难以容忍了，将他革职除名，流戍边远地区。武则天的党羽有凋零的趋势。而且，这种单个的亲信，力量不容易整合，在外朝不容易形成更大的势力，需要将其集团化。
武则天时代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分水岭，大量新制度出现，政府事务大量增加，需要统治者决策的政事也日益繁多。大量的章表奏疏让健康欠佳的高宗批不过来，兼涉文史的武则天也同样不可能包揽。武则天最需要的是一批辅助决策、起草诏令的智囊人物。而且，李勣和许敬宗的去世，使武则天依靠的政治力量削弱了，武则天以皇后身份参政，不便于控制外朝，她需要将党羽转向内廷私臣。于是，她将一些文学之士召入内廷，让他们以帮助皇后撰著的名义，实际上是帮助参决政务、起草诏令。这些人的官品都不高，最初也未有名号，人员也不固定。但到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她特许一批才学俱佳的文人从北门（玄武门）出入禁中，这些人开始称为“北门学士”，实际上就是武则天的写作班子。当时知名的北门学士有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人。
上元年间，武则天皇后地位巩固后，就把刘祎之、元万顷等人从岭南召回，为夺权做准备。他们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北门学士”中的首脑人物。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武则天升为“天后”四个月，她就在这批人的协助下拿出了治国的政纲《建言十二事》。
此后近20年，北门学士一直是武则天个人的重要工具。北门学士不仅帮助武则天分割皇权和相权，还是她的智囊团。皇后已经懂得了宣传的妙用，永徽政变的关键时刻，许敬宗在朝臣中散布的“田舍翁娶妇论”，就为她帮了很大的忙。当时许敬宗说：“田舍翁积得十斛麦，尚欲换却老妇归，况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关诸人何事，妄生异议？”意思是说：农村老汉攒了十斛麦子，还想换个老伴，何况一国之君，立个皇后算什么？关别人什么事。这种“家事论”成为挺武派的重要理论依据。比之永徽政变，全面夺权是一项难度更大的工作，将刘、元等召回，委以宣传重任，是当务之急。
北门学士逐渐受到重用，帮助武则天参决政务。但是，这些人毕竟资历太浅，而且属于临时性的法外授权，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起不了作用。所以，武则天在重用他们的同时，还着手培养新的亲附于己的政治力量。
武则天做了皇后以后，逐渐参与朝政。对于权力，武则天有一种近于疯狂的崇拜与痴迷。她想更进一步跨到幕前来，龙飞九五，做一个真正号令天下的君王。但大臣们和整个社会从伦理纲常的角度出发，一时也难以接受一位女性帝王。
武则天要反击所有可能的挑战，树立个人权威，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要在朝中寻找或培养一批能够死心塌地为她效命的政治党羽。但她举目四望，真能和她同心共体的人很少，她把目光放在了武氏宗亲上。因为诸武子弟从亲缘上与武则天是同姓宗亲，而且武则天革唐建周，诸武也因此自谓“武氏当有天下”，欢欣鼓舞，拥护武则天自然不遗余力。诸武便成为武则天打算任用的首要人选。武氏家族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武承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从岭南召回的。武则天召回武氏家族的成员，把他们培养成自己争权夺势的坚固后盾，她的势力集团越来越强大了。
权谋家夺权不可能事事自己都冲在前面，需要有一班人马为其效命，有出谋划策的，有组织协调的，有作舆论宣传的，有白刃上阵的，他们共同构成一支起家的基本力量。这些人大多是因为富贵驱使才以死效力的。武则天是一个善于变弱为强的人，在夺宫阶段，她使用的有效方法便是收买党羽。
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武则天终于从皇后成为掌握朝政的“天后”。她不再是任由对手排挤的弱者，她培植出了属于自己的势力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