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之死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驾崩。
高宗的遗嘱并未授予武则天临朝称制的权力，关于武则天的权力，他说了一句话：“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尽管她有政治导师的地位，但新皇帝只有对那些拿不准的问题，才“兼取天后进止”。遗诏对她已有的权力作了幅度甚大的限制，这对于习惯了掌握大权，政由己出的武则天来说是不能忍受的。但她的权力来源于君权，高宗有此遗诏，她一时没有办法。
在这时挽救武则天的是裴炎。侍中裴炎这位全朝唯一的顾命宰相，在天皇死后三天——十二月七日，即太子在枢前即位的第二天上奏，以为嗣君尚未正式受册为皇帝，也未听政，未应发令宣敕，故请宰臣奏议，望宣“天后令”于门下施行。按大唐先例，先帝死后，太子是可以在册受加冕之前发令宣敕、行使皇帝权力的，裴炎此奏实是多此一举。这道奏议所请，除了无前例可援之外，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是不理“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的遗诏，“宰臣奏议，天后将令于门下施行”。这时侍中裴炎是唯一的顾命宰相，是门下省的长官，且宰相团议政的“政事堂”也在门下省，所以他一人发出了此项号召。此举实在大有问题，若非讨好天后，想拉拢武则天为己用，就是轻视了天后，以为一介女流好控制。
这是意外的天赐良机！由于裴炎的主动奏请，武则天终于正式单独取得了摄政权。所以太子李显在十一日正式受册嗣位后，天后被尊为太后，但武则天并未因嗣皇帝丧满而还政，而是顺着裴炎所请，径行扩大为自我专权。
若说裴炎讨好武则天，则是因为他内心中也有企图，想借武则天之手实现。裴炎集团有一个不成文的政治纲领，那就是拥立李旦为皇帝。而要拥立李旦，则必须把李显弄下去。现在李显刚刚即位，他的亲信人物并不处于掌权地位，正是废除他的最好时机。而对于武则天来说，她要实现临朝称制，皇帝李显也是最大的障碍。由此两伙人有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武则天和裴炎较早的合作是在永隆元年（公元680年），裴炎参与了废太子李贤的活动。第二年，他们又共同阻住劲敌裴行俭入相的步伐。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裴行俭听说李义府上了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表章后说：“国家从此不得安宁了！”武则天知道后，将裴行俭从长安令贬为西州（今新疆吐鲁番）都督府长史。此后，他长期在最重要的国防前线——河西陇右地区担任军职。先任西州都督府长史，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做到安西大都护，使西域各国纷纷归降。总章二年（公元669年）以后，裴行俭做了吏部侍郎，主持选官十余年，安排了不少亲信。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吐蕃背叛，裴行俭再度挂帅出征，先后任挑州道左二军总管、秦州镇抚右军总管。
仪凤四年（公元679年），十姓突厥再次向唐朝在西域的据点发起进攻，并且和吐蕃联合，向安西侵逼。这是唐朝在西域受到的最严重威胁之一，许多人都认为须发兵讨伐。但熟悉西域情况的裴行俭觉得硬拼硬打无济于事，于是主动请战，以安抚大食使的身份册送波斯王回国为名，设计擒获了闹事的突厥首领。回京后，高宗当庭表扬了他。几日后，裴行俭由于文武兼备，被同时任命为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当时的左卫大将军由英王李显挂名，裴行俭实际成为总管京师宿卫部队和野战部队的军队最高领导人。
仪凤四年冬天，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的突厥部落又发生叛乱。响应的有24个羁縻州的酋长，达数十万人。刚从西域归来的裴行俭又一次挂帅出征，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指挥这唐朝历史上少有的一次大规模战争。永隆元年（公元680年）三月，裴行俭打败了突厥主力，胜利回师。
永隆二年（公元681年）正月，突厥乘裴行俭回师再次起兵反叛。裴行俭带兵征讨。裴行俭用计降服了突厥伪可汗阿史那伏念及其酋帅阿史德温傅，完全平定了突厥余部，高宗对他大为赞赏。
当时由于战争形势依然紧张，军将大多在外，尽管宰相之中已无军将，但以裴行俭为首的军人集团实力大增。在永隆年间的战争中，裴行俭提拔的刘敬同、程务挺、张虔勖等人都成为一时名将。后来程务挺、张虔勖分别做了左右羽林军的统帅，在武则天废中宗的时候勒兵入宫，发挥了重要作用。裴行俭提拔起来的另一名骁将黑齿常之，在永隆年间担任左武卫将军，后来在武则天镇压徐敬业的叛乱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裴行俭的态度足以代表军界动向，由他提拔起来的著名将领、时任刺史、将军并实际领兵的就有几十人。他们都是忠于李唐皇室的，并不是武则天的亲信。
此时的宰相班子以侍中裴炎为首，全部是文士。他们不愿意再让军将入朝为相。所以当高宗对裴行俭大加赞赏并遣使慰劳之际，裴炎为高宗泼了一盆冷水：“阿史那伏念的投降是由于受到程务挺、张虔勖属下部队的逼逐，加上漠北的回绝等力量又一起向南逼进，是窘急而降，而非裴行俭真的有那么多神机妙算。”而一个将军任宰相班子也不是武则天愿意看到的，她也积极赞成裴炎的意见。高宗因此取消了为裴行俭记大功的念头，裴行俭入朝做宰相也就无望了。不久，裴行俭忧愤而死。
在高宗死后的权力交接过程中，裴炎集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时，武则天可以从武氏家族中挑选人物。但要他们干这种事却不太合适，因为这太露骨，容易招人议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不利于武氏家族。唯一理想的工具便是裴炎集团。
第一，他们大权在握，公元683年，裴炎升任中书令，成为外廷的首席大臣。这是他权力发展的最高峰，在他身边，一个集团正在形成。其中，除了刘祎之这样的大“秀才”，还有西北方面的大将军程务挺、羽林将军张虔勖等军方实力派。
第二，他们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在永隆元年李贤倒宫的过程中，裴炎和刘祎之都起过作用。
第三，他们还带着若干亲李唐的色彩。这些都是武氏家族所不具备的条件。如果想利用一方，势必要先满足他的要求。武则天不但任命了裴炎的同党刘景先为侍中，而且同意裴炎将宰相议事的政事堂由门下省迁至中书省，以适应中书省的需要，这也是满足裴炎的权力需要。
太子李显即位后，权力依然掌握在武则天的手里。李显名为中宗皇帝，但没有实权。中宗知道自己处境不妙，名义上，他享有绝大的权力，但是实际上，他是个十足的孤家寡人，上有悍母，下有权臣，各怀鬼胎，居心叵测！所以他即位之后，首先将韦后的父亲韦玄贞自普州参军提拔为豫州刺史，又将韦后的远房叔祖韦弘敏由左散骑常侍提拔为宰相。中宗的皇后韦氏，是在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原周王妃赵氏被废之后再娶的，距今不到10年。而中宗本人被立为太子在永隆元年（公元680年），距今不到五年。韦氏虽说也是京兆大姓，但实际上早已衰落，韦氏的外家并不能给中宗以实际的支持。事实上，当时已不再是外戚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的时代了。
倍感孤立无援的中宗，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还是想提拔一下自己的外家以为援助。十来天后，中宗又打算将老丈人调至中央作侍中。中宗如此明显地树立亲信，首先遭到了裴炎的反对。当时的宰相班子中，裴炎已为中书令执政事笔，侍中刘景先是裴氏集团中人物，还有几位新任命的年轻宰相，裴炎基本能够加以控制。如果皇后的父亲做了侍中，裴炎的地位将大受威胁。裴炎不同意韦玄贞任侍中，态度相当强硬。而中宗面对裴炎的骄横，也表现得很固执，一气之下，脱口说出：“我就是把国家都让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还在乎一个侍中！”看来中宗对裴炎和自己的母亲都缺乏了解，在政治上也很不成熟。这种片言之妄便成了他人攻击的口实，因为太后正在等待他犯错误。裴炎立即将情况上报武则天，两人便密谋废立！
嗣圣元年（公元684年）二月六日，武则天将百官集合到乾元殿。武则天已经和裴炎商议妥当。为了避免闹出乱子，武则天坐镇乾元殿，让裴炎、刘祎之和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勗率领禁军闯入皇宫。中宗正要迈步走上宝座，中书令裴炎突然把他拦住，随即从袖里掏出了一道武后的诏书，当众宣读废中宗，拘禁在皇宫里。侍卫把中宗拉住，带出了大殿。中宗缺少思想准备，直到此时还问了一句：“我有何罪？”武则天斥责他说：“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于是继位不足两个月的中宗，就因为“片言之妄”被关押了起来。同年四月，他被流放房州，关押在贞观后期被废的魏王李泰的旧宅内。中宗的岳父也被贬往南方。第二天，还没有做过太子的李旦，直接从豫王继位为皇帝，是为睿宗。
高宗驾崩，武则天大权在握了。她运用自己协助高宗时获得的政治经验，充分调动自己的势力，力图从幕后走向前台。
临朝称制
在大唐的历史上，居然有三天没有皇帝。
嗣圣元年（公元684年）二月十一日，皇子李旦率领全体王公，在武成殿向武后进献皇太后年号。出人意料的是，没有新君即位。三天以后，武则天派武承嗣送去一道诏书，封李旦为睿宗，居于东宫。睿宗再也不在公众之前露面。更为奇怪的是，无任何理由，更没有捏造的法律依据，这位睿宗“皇帝”便在东宫被幽禁起来，禁止与大臣外人通信息。睿宗只得对一切不听、不看、不说。他逆来顺受，知道自己活着是供给母亲武后大权独揽的一个合法根据而已。几个大臣曾窃议此事，立遭被贬谪出京。武则天正式临朝称制。
高宗死前留下一道遗诏：政事由嗣皇帝处理，如果有军国大事不能决断的，才由天后兼决。对于掌政决断24年的武则天来说，这个遗诏对她作了很大的限制。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阴历十二月，高宗和武则天的第三子李显作为中宗登上皇位。她感到了权力的失落，她不接受，要临朝称制。先代嗣皇帝年幼而太后“临朝称制”，指的是太后临朝听政，自称曰“朕”，且以皇帝制诏的名义发号施令，是母后代行君权的一种正式形式。天皇遗诏并无委托天后临朝称制之意，故武则天无据可以临朝称制。而且旧君新丧，新主刚立，朝中和地方都有不安定的因素，必须坐稳屁股才能双拳出击。
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不动声色地作出了一系列人事安排。
第一步措施，她加授皇叔祖泽州刺史韩王李元嘉为太尉，霍王李元轨为司徒，石州刺史舒王李元名为司空，豫州刺史滕王李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络州刺史鲁王李灵夔为太子太师，皇伯父相州刺史越王李贞为太子太傅，皇叔父安州都督纪王李慎为太子太保。加封一事发生在皇太子即位后一星期，是新君上任第一批的新封职，比新宰相班子的组成尚要早。太后史无前例地一口气加授这些地尊望重的亲王为一品大员，目的是恐其生变而安抚其心。因为这些亲王都是重要地方的世袭刺史，均食有大封邑，地位高有名望。很早以来，每在新皇帝登基之时，这些亲王是最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已经对宫廷斗争规律相当熟悉的武则天首先就要让他们定下心来，不使致乱。
第二步措施就是调整原班宰相的阵容。其时，名望较高的重臣中，李敬玄因征吐蕃战败，后来又假称有疾病而被高宗贬逐，李义琰已年老致仕，戴至德、郝处俊、崔知温等都先后病死，文武全才的裴行俭亦去世，薛元超恰以老病请求退休，朝中元老重臣仅剩刘仁轨。她将太子少傅、同三品刘仁轨提升为左仆射、同三品，仍为西京留守。她把受先皇顾托的裴炎从门下省迁到中书省，掌握出旨的权力，连宰相议事厅——政事堂也从门下省迁到中书省，以方便他掌握和作业。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刘景先升为侍中，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岑长倩升为兵部尚书，黄门侍郎检校右庶子、同平章事郭待举升为左散骑常侍，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魏玄同转为黄门侍郎，并皆由资浅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升为资深的“同中书门下三品”衔。武则天还提拔左散骑常侍韦弘敏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北门学士刘祎之为中书侍郎。武则天对这些品级相对较低的官员大胆任用，目的之一是要对旧格局重新洗牌，二是要让新人升迁后能感恩效力。
武则天第三步措施是派遣相对可靠的左威卫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狐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四人分别前往并州、益州、荆州、扬州四个大都督府，与当地府官共同镇守，旨在加强这几个军事要地的防卫力量。将新近平定京北绥州（今陕西绥德）造反势力的大将程务挺提拔为左骁卫大将军，并命他与右领军张虔勗同赴洛阳，分别任命为以本官检校左右羽林军，统领北衙禁兵，以防不测。
就在高宗去世后短短的十几天之内，武则天砍出三板斧，安抚王室，升迁宰相，分防警备，果断及时，井井有条，稳定了高宗去世后的局势。以中宗李显为名义上的皇帝，武则天实际掌握一切大权的新朝廷，就这样在洛阳宣告成立。高宗去世带来的权力交接工作，由于武则天的精心安排，没有出现任何动荡。
夺取一部分权力后，应该先消化稳固后再追求更高的目标。吃一口，看一看，消化一下再吃，不要总想一口吃个胖子。攫取权力也要注意节奏，打打停停，蓄势而待发。而在权力交接的动荡背景下，武则天为巩固权力最先要做的是稳住蠢蠢欲动的对手，占领重要的位置，加强警戒和防范力度。
公元684年用了三个年号——嗣圣、文明、光宅。因为这年的大事太多了。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立第四子李旦为皇帝，自己临朝称制。改东都为神都。逼死了废太子李贤。徐敬业等人在扬州发动大规模造反，三个月即被讨平。杀权相裴炎。武则天有这样一种习惯，就是每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即以改年号来表示纪念。她还采用了新旗帜，金紫两色，浮华炫耀。武则天颁布了一道圣旨，整个政府机关都换了表示欢乐喜庆华美的名称。金殿左侧的门下省更名“鸾台”，右侧的中书省更名为“凤阁”，御书房更名为“麟阁”，尚书省改为“文昌阁”。这一切都显示了昆仑山顶上王母娘娘的神仙福地。要使她在人间的职位和宇宙的组织相配合，于是朝廷的六部也改了名称“吏部”改为“天部”，“户部”改为“地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改为春、夏、秋、冬部。其余的省、寺、监、率之名，悉按各部门的职权范围确定其名字。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武则天改官名，依据是《周礼》，她似乎迷恋古代礼仪。而那些古礼早就不为儒生们所用了。但正如她自己说的是“因时而立号”、“适事以标名”，她就是要和前人有所不同。
在武则天执政的前几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是垂帘听政，接待臣下和接受朝臣、万邦使者的朝觐，与臣民总有一帘之隔。尽管很不适宜，但她作为皇后、太后，她又必须这样做，按宫廷规则行事，向传统习惯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