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性的，4／4拍的节奏：
1997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个导演在中国拍了一部贺岁片，神话般地传遍座座城市，奇迹般堆起了票房的金山……
这是我最喜欢听的歌，尤其是交响乐演奏的旋律，每次听每次晕菜（陶醉的意思），我大言不惭地给它重新填了词，虽然有些生硬，但我不想拐弯抹角，只想直抒胸臆，借以表达化险为夷柳暗花明的激动心情。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你们就原谅我的肤浅吧。
1996年的秋天，由于前面文章中提到的原因，我的心情一片灰暗，不得已只能把自己关在家里韬光养晦。那时我住在京郊通县的一个酷似“农民新村”的别墅区里，周围全是庄稼地，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四周永远一片沉寂。时逢北京的房地产业陷于低潮，别墅区的开发商心灰意冷，置业主于不顾，撒手而去。别墅区里没有路灯，房前屋后到处是一人多高的荒草和盖了一半的残楼断墙，每到夜幕降临，小区一片漆黑，架起摄影机拍《聊斋》，不用美工师布置，其恐怖气氛蒲松龄看了一准满意。不仅如此，当地农民为了向开发商追讨欠付的土地出让金，开来拖拉机封堵了别墅区的大门，业主的汽车出入只能绕道，通过曲里拐弯的河堤才能进入临时扒开的后门，河堤的路面十分狭窄，坑洼不平，每天驾车早出晚归，都像是参加“555越野拉力赛”。徐帆当时刚刚拿下驾驶证，驾驶技术由此得以迅猛提高，任道路崎岖神情自若。见此情景，原本已经入住的二三十位业主相继出逃，偌大一个别墅区里只剩下五六户人家绝望的坚守家园。
那一段时间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裹着军大衣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向着繁华的京城方向举目眺望，想着影片接二连三地遭到“修改”，又无计可施，心情巨落寞。我之所以使用“修改”这个词汇，是因为在审查词典里没有“枪毙”一词，取而代之的是“修改”。“修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期的，一种是无期的。前面一种是善意的，具有建设性的；后面一种则是兵不血刃，彬彬有礼地打入冷宫。在我的导演生涯中，两种情况都有幸遇到过，经验告诉我，修改意见不怕多，30条也不可怕，越多越具体，越具体越好修改，也就说明只要听话，通行在即；怕就怕寥寥几笔行文，用词十分抽象。比如说：整体感觉有些消极，调子比较灰，缺乏正面力量的引导。看到这样的评语，所有的导演都会心里一紧，汗当时就下来了。我时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按照这样的标准衡量，《红楼梦》、《围城》，包括戏剧大师关汉卿和老舍先生的作品都是应该好好“修改”的，这么说吧，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名着都有这样的通病，可从小到大，老师家长又一直把这些作品当作范本向我们灌输，使我们身受其害，苦不堪言。读的是旧社会的书，却成长在火热沸腾的新世界，这种错位令我的价值观和思想倾向十分混乱。我是读书少的，又没上过大学，其受害程度远不如其他导演深，想必他们比我还要混乱。
当时，我的房子位于航空走廊的下面，每天都有无数架客机从头顶上轰鸣划过。那一阵子，因为日子过的十分无聊，只要隐隐听到飞机的声音，我都会跑到外面，抻着脖子在天空里搜寻，发现后，盯着飞机直到消失的无影无踪，一架又一架，一天又一天。那时我开始理解了拍地下电影的哥们儿们为什么他们的镜头里没有希望，只有绝望。我甚至开始盘算着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脑子里充满了发泄的念头。我想了好几个题材，都是关于假丑恶的，怎么添堵怎么来，就想找不痛快了！破罐子破摔了！我说的都是真实的心情，当然这种对地下电影的理解是存在着很大的误会的。几年后，看到贾章柯的电影《小五》，内心受到很大的震撼，对于这样一部充满感情又静水深流，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影片心生敬意，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地下电影的错误看法。
就在我颓丧的一塌糊涂的时候，郑小龙来电话了，约我和王朔到龙泉宾馆议事。
龙泉宾馆是一家瑞士和中国合资的宾馆，建在北京西面的门头沟山里，门头沟的山不好看，都是石头，也没有什么植被，给人的直观印象就是荒山野岭，山里除了采石厂就是煤矿。不知道瑞士人为什么看上了这里，可能是他们怀有强烈的阿尔卑斯山情结，但这俩山也差得太远了，完全不是一种姿色。
郑小龙想了一个创意，就是要把港台贺岁片的概念移植到国内来，拍一部贺岁电视剧放在春节期间播出。想来想去，几个人一致认为，续写两集《编辑部的故事》成功的把握性更大一些，一是喜剧，二是大腕云集，三是观众对人物熟悉，不用从头说起，四是很多观众一直对《编》剧的续集翘首以待。编剧的事落在了我的头上，同时小龙还对我委以重任，负责召集原班人马。我用了3天琢磨，10天写完了剧本，起了一个非常喜庆吉利的剧名，《万事如意》。
1996年11月的一天，在事隔6年后，《编辑部的故事》的原班人马如约到齐，鱼贯走进香山摄影棚。众人望着依照原样搭建的“人间指南编辑部”，感慨时间无情，似水流年。李冬宝、戈玲、于得利、牛大姐、刘书友和总编老陈，纷纷沉默着坐在自己原来在剧中坐着的位子上，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刘书友和牛大姐看上去还是原来的样子，李冬宝和戈玲却已经不再年轻。难得的是，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人员也是原班，大家相见格外亲切。赵宝刚导演走进来，还是老习惯，耳朵上别着根铅笔，手里拿着剧本，看得出来他也很动情，愣了一会神，喊了一声：给灯。布景上吊着的灯全部亮起来，宝刚说：对词。现场安静了，那一刻我摹然发现，宝刚已经人到中年，两鬓杂生出许多白发。我站在暗处，看着熟悉的场景和人物，听着熟悉的台词，恍若时光倒流。我的嗓子眼儿一阵阵发紧，我想如果把这一幕拍成纪录片，其感人的力量要远大于绞尽脑汁编出来的剧本。我轻手轻脚默默地走出摄影棚，一个人坐到化妆间里，化妆间里每面镜子前都亮着一圈明晃晃的磨砂灯泡，房间里亮得一片灿烂，令人感到处在一个极不真实的世界。
我想起一件往事，6年前，拍摄《编辑部的故事》时，于得利的扮演者侯耀华，因为晚上总是吃中午剩下的米饭，心里很不痛快，于是找到制片主任刘沙提意见，刘沙表示一定改正，立刻吩咐下去，第二天晚上，侯耀华如愿以偿，吃上了新焖的米饭。没想到侯耀华不但没有感谢，反而更加气愤。我对此非常不解，问他：侯哥，你给人家提了意见，人家马上改正，您怎么还急了呢？侯哥对我说：如果我提了意见他们还是没改，那说明他们确实有困难，做不到，我今天提了，明天就改了，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就是不愿意给你弄。你说我能不急吗？侯耀华的这种认识事物的思考角度令我受到很大启发，这种看似情理不通又在情理之中的思路，为我日后认识生活提供了崭新的角度。
《万事如意》如期在九七年的春节播出了，平心而论，由于剧本的原因，戏很一般，但仰仗着盛名，收视率还算不低，相当于过去存了一笔钱，这次取了利息。这部电视剧的意义在于，它开创了国内贺岁片的先河，而它的始作俑者非郑小龙莫属。
九七年的春天到了。从那时起，借着《万事如意》吉利的片名，我拍电影的事情也开始有点万事如意了。
春节刚过，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韩三平厂长约我聊聊。
大致的意思我还记得，他说：你在北影拍的三部影片，两部栽了大跟头（我知道他也忌讳说“枪毙”），作为厂长，我有责任把你打捞上岸。眼下那么多拍电影的导演跑去拍电视剧，而你却毅然投身到电影行列中来，这是难能可贵的，应该支持。当初电影局领导班子重组，工作重心是抓整顿，刚好你的片子在那个时候出炉，所以你算撞到枪口上了；现在不同了，他们的屁股已经坐到了电影的板凳上来了，工作的重心自然也就转移到了抓创作，抓整顿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抓繁荣，这是衡量电影局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这个转变的过程希望你能够理解。
他又说：你也要从失败的阴影里走出来，最好的方式就是积极地准备剧本，和电影局多沟通，我尽全力支持你。
我问他：拍什么东西能通过呢？我显然是一个被打入另册的导演。
他说：你多虑了，就你来说是对事不对人，即使有一些成见也是可以消除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拍一部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当然，我并不是说，让你这样的导演去拍“主旋律”，说句心里话，让你拍“主旋律”我们也不会放心。你还是应该发挥你的特点，可以拍一部贺岁片。喜剧这种形式，领导、观众、创作人员三个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达成一致。重点就在观赏性上下点功夫，我认为一部高票房的电影，一点也不亚于在国内外的电影节上拿到的任何一项大奖。电影局的工作我去作，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阻力，我已经和电影局的王更年局长沟通过了，他也表示欢迎你继续拍电影。关键看本子。
他又说：现在下岗已经成了热点的社会问题，你能不能拍一部反映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喜剧？
我说：这样的题材有人看吗？不是所有的社会热点都能成为电影的卖点。下岗工人是没有心情去看电影的；在岗的人又不能理解下岗人的心情。在现实中承受苦难的人，在电影里要获得解脱。
我想起了王朔的一篇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向韩厂长大致介绍了小说的中心情节——“好梦一日游”。
韩厂长说：这倒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电影结构，每个梦的消费者都要从中有所体会，但不能是消极的，应该是积极的，充满诚意的。把住这个方向改剧本，通过不会有问题。
韩三平的一番话使我重新鼓起了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勇气，后来张健亚导演把当时的情况编成了段子，他说：中国电影好比红军在长征路上，韩三平和朱永德（上影厂厂长）是抬担架的，两个人的区别在于，朱永德的担架队穿得比较干净，他总是想把担架队打扮得像是仪仗队；张艺谋和陈凯歌是“二四方面军”，一个要往这边走，一个要往那边去，最后两个人都犯了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田壮壮是因为抢渡大渡河，攻急了，留在当地的老乡家里养伤，每天都在给老乡的闺女讲革命胜利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神话；和平和孙周是躲在上海租界里，喝着咖啡吃着面包，心和红军在一起的左翼联盟，长征就不参加了，但时不时也得发一封电报给红军，说你们是中国的希望，等革命胜利了再去北京；周小文则是王左、袁文才，打下一个寨子就不走了，当起了山大王；还有谁是在苏联养伤我记不清了，印象中好像说的是谢飞。说到我时，他是这样形容的，原本是占山为王的土匪，正好红军途经此地，遂起了当红军的愿望，加入了韩三平的担架队，没走多远正赶上肃反，拉出去就给毙了，结果枪法不准没打死，大雨一浇又醒了，痴心不改，又爬起来追上了过草地的红军。
在韩三平的担架队里，由韩三平一手提拔的3个人分别是，霍建起、陈国星和我。霍建起在中国电影的长征路上拍出了《黑眼睛》、《那山那人那狗》、《生活秀》；陈国星拍出了《孔繁森》和《横空出世》；我拍了一堆贺岁片。后来，韩三平把第六代、第八代的一些导演也补充进了他的担架队，比如，王小帅、路学长、陆川等人，但小哥儿几个不好好抬，经常把躺在担架上的首长颠得摔下来，令担架队长韩三平很没有面子。
韩三平找我谈话的当天，我就给身在美国养伤的王朔打了电话，王朔对事情的估计没有我乐观，他怀疑这样一篇闲得没事拿别人开涮的小说，又是他写的，是否能通过？我说可以改成你好我好他也好的故事。他同意把小说的改编权交给我，只是不抱什么希望。有一件事我有点为难，可还是对他说了，我说：为了便于剧本通过，能不能在电影上不属原着作者的名字？王朔想了想，同意了。现在想想，他当时的心情一定很复杂，从中也可以看出王朔曾经非常看重我们的友情。后来影片公映，没有王朔的属名，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改编自他的小说，每次记者问到这件事我都无言以对。
在此，我向读者郑重申明：
电影《甲方乙方》改编自王朔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
九七年入夏，剧本初稿完成，取名《比火还热的心》。剧本经过北影厂厂审通过，送电影局候审。等信儿的时间很难熬，我显得有些忐忑不安。
我问韩厂长：
能通过吗？
韩三平笑着对我说：
放心，这次一定能过。
我又问：
万一过不了呢？
韩三平严肃起来，他说：
如果还不能通过，那不是你冯小刚气数尽了，就是我韩三平气数尽了！
几天后，喜讯传来，电影局负责创作的副局长王更年，给韩三平打来电话，据说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王局长对剧本中的情节和对话，逐字逐句地和韩厂长交换了意见，并告之这些意见哪些是一定要删改的，哪些只是有些担心，哪些仅仅是出于个人的不同看法，导演可酌情考虑。最后他说：剧本原则上通过，修改后报电影局备案。同意建组筹备。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喝酒！哥哥的剧本通过了！谁再说电影局不好我跟谁急！
歌唱的是：美酒啊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
美着美着，酒醒了，想起了一件事，剧本通过了，投资还没着落。
在我写剧本期间，大约是4月份的时候，一位传奇式的大老板来到了北影。来访的目的只有一个，投资电影。
据参加会见的腾文骥导演说，老板问韩三平：你每年的电影投资需要多少钱？
韩三平说：以目前北影的状况来说，大约需要8千万，然后就可以靠影片回收自己造血了。
老板说：给你两亿怎么样？
韩三平说：用不了。
老板补充道：我说的是两亿美元。
当天晚上，我闻讯赶到重庆饭店，一大帮导演都在，席间主要的话题就是讨论两亿美元怎么花？我多喝了几杯也跟着起哄。
我说：首先得弄一个导演俱乐部，最豪华的装修，每个包房都以电影的名字命名，凡是电影导演都可以免费用餐，免费蒸桑拿，一个导演配一个专职按摩师，澡盆要最贵的冲浪浴，水龙头全都是纯金的，大理石全是纯天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