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对部下不假辞色，虽手握重兵的大将如冯玉祥、王承斌之流对之只能笔挺地站着，虽做过老师的蒋雁行、李成霖之流亦只能唯唯听命，只有三个例外：除郭、张两人外，一度任参谋长的军事名学者蒋方震，吴见之肃然起敬，站起来呼“百里先生”，待以先辈之礼，可是论年齿吴比百里先生大。
吴对朋友常以老大哥自命，呼齐燮元为抚万老弟，孙传芳为馨远老弟，赵恒惕为炎午老弟，杨森为子惠老弟。前清官场中有一习惯，督抚呼属吏为老兄，那是泛泛路人的称谓，他若呼你老弟，那就是抬举你，把你看做自家人了，你切莫回敬他一声“老兄”，依然要乱喊“恩帅”、“我宪”这类肉麻得要命的称呼。另有一种习惯，呼兄唤弟往往以爵而不以齿，比方他是你的上司，官比你做得大，年纪却比你小，那么他唤你老弟不但不曾辱没了你，你应当受宠若惊，出而语人曰：“督帅弟我，祖宗与有荣焉。”
吴比张长了几岁。张是吴的幕僚，吴又是喜呼别人为老弟的，不当弟者弟之，那么当弟者更无有不弟之理了，但是吴不呼张“子武老弟”而呼为“省长”，向手下人说：“你去请省长来。”天下之省长多矣，无名无姓，到底去请哪一省的省长，姓什么叫什么的省长来？可是手下人一听就知道是请张省长，“省长”二字好像变成了张的专名词。不错，十一年（1922年）六月十八日黎黄陂曾任张为广西省长，其非冒牌省长可知，不过下台已多年，是个“省长店”里的老古董了，天下之省长虽多，省长之名岂可久假而不归？这里又得说上官场上一种习惯：比方做过两江总督的端方，做过北洋总督的陈夔龙，下台后一般人仍然呼之为“午帅”、“筱帅”，你不能骂他滥用名位，推而至于当过厅长的呼厅长至老死而后止，当过县长的永远不摆脱县太爷的头衔，不仅前清如此，民国时亦已成了不成文的宪法了。
张有书生习气，本来想叫“二哥”，因吴向之呼“省长”而不弟，只得改口呼“玉帅”。他是半个湖南人，以广西人宦游湘省，与谭延闿为同年（同中进士），民国成立后在谭都督手下任南武军统领、军事厅长各职。民九吴师撤防张是秘幕中一个要角。先是民七北军入湘后，湘军退处郴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士卒均有菜色，统兵将领赵恒惕、刘建藩、林修梅等都以为前途没有指望了，谭在上海塘山路派张绕道由粤赴湘南察看形势，这一察看却酿成了民国历史上一次风云变化：他一眼看到北军中区区代理第三师长吴佩孚是个气吞河岳的人物，看到湘督兼第七师长张敬尧之多行不义，皱眉一想，想出个羊陆交欢的计划来。他打电报请谭回到湘南复任湘督，随后请谭派他做代表与吴联络。他说：“谭是冰雪聪明，吴是磊落奇男子，两人应当结合起来。湖南问题是南北问题的大关键，谭吴结合可促成南北结合。”
张是湘绅聂云台的妹倩。聂母是曾文正幼女，聂谭又有通家之好，张自命得传文正公之衣钵，人目为词章之士他是大大不满的。他任广西省长时，与桂军将领均有渊源，卸任后一贫如洗，想见其个性之狷介。后来以湘军代表做吴的座上客，与吴畅谈兵法，每以曾胡为圭臬，吴服膺其言，恨相见之晚，与之结为异姓兄弟。吴后来推崇曾胡，其动机即由于此。
谭断弦已久，外传吴想把妻妹归谭，谭婉词谢绝，这且不必研究，不过谭张是把兄弟，吴张又是把兄弟，由一位把弟把两位把兄牵起线来却是事实。张在衡阳的工作第一步成立了《谭吴休战协定》，第二步参预了吴师北归声讨安福系的密谋（闻撤防通电为张所拟）。皖系既倒，湘军驱张亦告成，谭以驾轻就熟之功派张赴洛阳察看中原形势。
第一次察看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第二次察看却成了一去不返的黄鹤。张是个怀抱大志的人，欲假吴的事功为其飞黄腾达的基础，虽往返湘洛之间，在洛阳之日反比在长沙为多。他服膺墨子之学，著有《墨子注》一书，又研究命学五年，尝谓六壬之学无师自通，所以他一方是才气纵横之士，一方又系思想落伍的人物。阅者想还记得，吴于投军之前曾在崇文门外做过卖卦先生，张的癖好正投合了吴的癖好，这未尝不是两人相得的一个原因。吴自己推算自己的命理，说可以活到一百廿岁，张替他推算了一下，只许以八十六岁的寿命。拆穿西洋镜来说，后来吴活到未满六十六岁，那么“吴铁嘴”固然栽了筋斗，“张半仙”亦以改行为妙。
张由“客串”正式加入吴的“班底”不在吴昂首天外之日，却在吴寄人篱下之日。十三年（1924年）吴遁居岳阳时张从上海跑到决川舰上访吴，吴邀之“共济时艰”，张慨然允诺，吴的第二次出山通电便是张的煌煌大笔。话得重复说一遍，吴是个硬汉，有时却害怕比他更硬的汉子，每遇一件事张不发言则已，一发言必不让吴稍有商讨之余地，他的权力比之洛阳时代言听计从的郭梁丞，势可炙手的白坚武有过无不及。不过他不轻发言，发言之前对于一问题必考虑至再，认为天经地义时才敢向吴提出，吴要还价的话，他的武器是个一尘不变的老武器-以去就力争。吴的手谕有时被他撕成碎片，他闭着口不说明理由，吴亦闭着口不问他的理由。吴再起后曾委马弁出身的赵子宾为参议，张在条子上加了几句批语：“此人若委参议，则名器不复可重，絜当辞职以谢天下士。”过了几天，子宾谒吴探听虚实，吴说：“我的条子早就交下去了，省长不同意，我没办法。”直到张死后，吴仍委之为交际处长。
张的命理说灵不灵，说不灵却偏有一半凑巧的事。他算就他自己于民十六（1927年）阴历四月初一难逃劫数，那年阴历正月吴派易克臬赴郾城与靳云鹗接洽，时值奉军有渡河袭郑（吴驻郑州）之谣，易与张话别时凄然说道：“此一别不知后会何时。”张亦凄然答道：“也许没有后会之期了！我流年不利，玉帅亦在坎坷中，我自己最安全的办法是回上海闭门著书十年逃过劫数再说，但我能弃玉帅于危难中吗？我好像攀在船上的桅杆尖儿，从楼梯下来，还是让我自己掉了下来？你不能做楼梯（有荐贤自代之意），因为你马上要离开，同时找不到另一楼梯，我只好让我自己粉身碎骨地掉下吧！”后来吴由郑州到巩县，再由巩县南行到南阳与于学忠会合时，张欣欣然向人说：“好了，我逃过了劫数了。”不料是年阴历六月初二日死于兵荒马乱中。（是日为国历六月底）张的楼梯果然是楼梯，后来吴委易为政务处长，但楼在人亡，岂张所能逆料！张死后藁葬于豫鄂之交，谭哭之以诗，有生死误感恩之句，这因为谭已做了国民革命军的元老、领袖，彼此立场已非昔比了。国事大定后，张榇运往苏州重窆，谭为之经纪甚力，壮志未酬，墓木已拱，张的亲友谈及往事，能不为之凄然！
入川
张联升不迟不早，于六月二十一日才奉到冯的委任状，任之为第三十八路总司令。其就职电中有“待罪之身……受宠若惊”之语。他想替冯建一大功，恰好吴派代表到老河口商假道问题。张说：“冯总司令要捉吴玉帅，我不能不服从，我得假打一阵做做样子，玉帅放心通过好了。”吴听了终觉放心不下，夜间偷渡襄河，渡至中流时倏地枪声四起，子弹蚩蚩地纷向渡舟飞来，吴知道这是真打，张说“假打”是一片假话。但既无退路，只得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带领张夫人和卫队冲杀过去。却喜偷渡地点在鄂境王家集附近，张部哨兵无多，且不明吴军虚实，所以吴舟仍得靠拢南岸。渡河后清点了一下，辎重委弃无数，随从散失的也很多，身经百战的吴这次算是最狼狈的一次．也是死中求活的一次。
事后张向冯报告“围剿吴逆经过”的江电（七月三日）略云：“饬孙旅于太平店一带布防，封锁由老河口至襄阳一百八十里之河道，并于南岸各渡口配置监视线。饬葛旅由樊口西北鄂豫交界处探听。不意该逆由榆林关向南逃窜，侦悉太平口设备甚严，乃又折回王家集，搜得渡船一支，满载目兵三十余名，以手提机关枪及盒子炮抢渡。查南岸全系沙滩，毫无据点，吴逆遂率百余人向南漳逃窜。是役击毙逆军三十八名，生擒逆员叶桂森等，我军亦阵亡十三名。”观此则张以全副精神布下天罗地网想把黑运大将军擒献于红运大将军之前，而襄河之不为乌江，吴之不为项羽者几希。
吴抱定入川之一念，经过鄂北时只拣荒僻小路走，避免沿途防军的截击。所谓荒僻小路就是土匪路，是普通人足迹不到的地方，有时无路可走，须从这座山头翻到那座山头，仰攀俯爬，其艰险较之邓艾度阴平时有过无不及。带路人是土匪的眼线，沿路无给养，所有粮秣也是土匪供给的。每过一寨，吴命响导人持大红名片一纸，上书“吴佩孚”三个大字，高高举在手中像一张通行证，果然一路得了土匪的照料，由保康之歇马河经秭归之周家嘴，七月十三日安然行抵巴东。
那时杨森驻万县，由夔门、万县到巴东、秭归一带都是他的防地。他已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吴尚一无所知。到巴县时杨派代表白驹、熊养兹来迎，指定夔府为吴驻地。吴的旧部纷纷从间道来归，连文武官佐、兵士、眷属等凑合了五千人之谱。
杨之迎吴其动机为私交，然已改帜为革命军，私交与公谊苦难两全。他一面打电报给中央，一面向四川各将领疏通，保证吴之入川纯为游历及休养性质，不做任何政治活动。杨把这意思告吴，请吴通电表明心迹，吴谅解杨的环境，居然打了一个“不闻理乱”的电报。但是游历家哪有带五千随从徜徉于山水之间的？中央对吴虽可表示宽大，但武装部队则非解散不可，而川人则以为供给吴个人的旅费不成问题，却不容以四川资财供养客军。杨做好人想做到底，不忍缴吴的械，但事实上又非缴械不可，想来想去，只好以紧缩为由劝吴“裁兵”，而一劝再劝之结果，劝得吴的火性几乎发作起来：“当年拥兵数十万，何其盛也，现在只留得五千老弱跟着我东流西荡，一旦弃之如遗，叫他们到哪里容身！”
“人在矮屋下，怎好不低头”，吴不能不尊重杨的意见。他采取一种折衷办法，把机关枪一挺一挺的，步枪一支一支的做礼物，甲将领处送几挺，乙将领处送一批，好像说“缴械而不裁兵，这确乎可以证明我是无政治野心的了”。
一天正当愁思如麻时，忽来不速之客-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佐藤秀大佐，率将佐十五六人由宜昌乘小型舰到白帝城访吴，表示：（一）愿供给私人借款一百万，（二）赠步枪十万支，小炮五百门，机关枪二千挺，连同弹药等由小型舰运入川境。吴答：“过去我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是不在乎这几个钱、这几支枪的。我要借外债、引外援，何必今日？国事国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吴自觉在白帝城易惹各方注目，为解除东道主困难起见，有移居万县之必要。杨不以为然。后来一再商量，杨决定请吴移居大竹。大竹是杨部师长白驹、范绍增的防地。吴过万县时曾登岸访杨，杨予以盛大之欢迎。由万县到大竹经过梁山是杨部另一师长吴履谦的防地。履谦向吴告密：“惠公有解除玉帅武装之意，我的意思是先下手者为强，我们愿一致拥护玉帅。”吴连连摆手说：“不好不好，我是客人，决不干这喧宾夺主的事。”
但杨部师长吴、范等与杨政见不合，欲以拥吴为名，屡在大竹有所密议，事为吴所闻，派刘永谦、陈廷杰调停其间，结果吴履谦被免职，范师由刘湘收编，一场风波虽告平息，但杨对吴的一片苦心不仅不知感，且疑吴为从中构煽之一人，吴陷于笑啼皆罪之苦境。
那时吴的“参谋长”蒋雁行不辞而去，以刘永谦继任，并以陈廷杰为“秘书长”。陈是四川人，民国初年一度为四川巡按使，川中各将领与之均有渊源，刘存厚把他介绍给吴，吴命之与各方联络，直至吴在北平病逝时未曾离去。
参谋长的来历
远在前清“中兴”时代，彭刚直打听得某大收藏家藏有岳武穆所书《吊古战场文》手卷一册，后有文天祥长跋，珠联璧合，的是珍品，遂派人向之借阅。那人想：“借阅其名，此物将一去不返矣。”他不愿割爱，推三阻四地不肯拿出来。彭急了，向他声明：（一）本人决不做风雅贼，（二）借阅以两月为期。那人却不过彭的情面，只好委曲答应。彭在西湖退省庵把这墨迹上了石，当时各名人均有题跋，他们自惭形秽，不敢附于原件的文跋后，都写来刻在石头上。事后彭把原物还给主人，附带送去两张拓片，这一来倒使物主增加了不少的声价。这墨迹像一个流荡者，辗转落在刘莹泽的手里，刘当过四川财政厅长兼代巡按使，因案被缉，躲在北京细瓦厂友人蒋雁行的家里有三月之久。
该案经解释取消通缉令之后，刘无以为报，知道雁行爱好古董字画，便把这件珍品献给雁行，自以为是个天大人情。不料雁行是个不识货的，当礼物送到时，他的鼻子里哼了一哼：“你不送我东西还不生气，送我假字画就无异于骗我，把我当瞎子。”他信手一摆，摆在尘封已久的柜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