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张天天打电报问吴：“你究竟怎办？愿作战呢请南下作战，不愿作战呢请让开一条路让我们南下。你的军队靠不住，我的军队就是你的军队，统统交给你指挥都成。”吴过去尝足了“指挥奉军”的苦味儿，“他的这一套又来了”！所以吴回电说：“我不日反攻，请你莫南下，要南下千万莫走我的路。”吴一面催靳出兵：“你再不出兵，我就无法阻止奉军了。”
奉张不是叫“吴二哥”叫得怪亲热吗？他当初结识了这位打倒了他自己的老哥，以为足替本人增光，乐得无以复加。可是现在呢，这位老哥竟做了落汤之鸡，丧家之犬，他哪里还把倒霉的老哥放在眼下！吴到郑州时以南为“敌”以北为“友”，不曾想起老把弟由敌一变而为友，由友再变而为敌，变来变去，变到原来对敌的地位。这种敌人是“软”敌。倒戈有所谓“软倒戈”，做敌人也有这类的“软敌人”，这是现代政治舞台的新发明。什么叫“软敌人”？他露着满脸的笑，口头上还是叫“二哥”，还是说“合作到底”，不说抢地盘只说请“让防”，正和侵略者所谓“亲善”、“共同利益”同一口吻。
吴只提防到革命军出武胜关继续北伐，却梦想不到奉军将渡河而南，告急文书不自南飞来而自北飞来，保定一天天吃紧，吴只能闷在肚皮里生气。齐燮元请示迎拒奉军的办法，吴哪里拿得出办法来，只叫他相机处理。奉张打来电报说：“二哥你怎么按兵不动？孙馨远（孙传芳）乞援于我，我已答应了，我要肩起收复武汉的责任。你不能打，我愿代你打，你莫站在中间挡着我的路。”这么说，吴的地盘倒变成了张的路线而吴倒变成了张的障碍物了。
吴的确是张的碍障物。当国民军退出北京时，张以为新华宫轮来轮去，应该轮着了他。他和吴拜把子是请吴做“皇兄”，不是请来做“老大哥”。不料吴不善解人意，唱起“护宪”高调来，他暗暗气在心里，所以拆颜阁的台，令其部属拒绝吴所保举的勋章、名位以泄忿。
吴一蹶不振后，张又暗暗喜在心里。北平所谓“最高问题”又闹得满城风雨，外间有“执政”及“非常总统”种种风说。当前的另一大势力是孙，张乃伸手以待其一握，大唱“张孙合作论”，且有由苏鲁同盟扩大为东北、东南大同盟之说。孙过去以奉为敌，此时不能不和奉以对南，而过去吴之和奉尚处于对等地位，孙之和奉则为“北面以事”的政策，言之徒令人齿冷耳！
孙军失败后，孙自己溜到天津来用劝进手段乞援于张，初则有“统一军权”之商榷，继乃有“安国军”之组织。张欲以吴、孙、阎、宗昌为副司令，如此则天下惟我独尊，而最高问题不成问题了。乃以“统一指挥”为由，请吴取消“讨贼”名号，言外之意若曰：“我过去把南口的统帅权交给你，你应该投桃报李才对。”
吴则深知名器之不可假人，岸然置之不答。张于十五年（1926年）十二月一日宣布就安国军总司令职，仅以孙与宗昌为副司令，深感美中不足，遂又分电吴、孙：“北方陷于无政府之状态，军事上不足以资号召，请将尊见示知。”假使吴是善解人意的，只要仿照张过去对他的语气-“我一切无成见，政治悉听主持”，张马上就有黄袍加身的机会了；无如吴闭着口一言不发，张又暗暗气在心里，又以南援为让防之口实，以让防为夺防之事实。
当武昌城破之日，即奉军接防保大之时。其时国民军占领潼关，冯由俄返国任北方国民革命联军总司令，靳与之早已打成一片，天天逼着吴反奉联冯，吴一怒之下，又于十六年（1927年）一月二十八日免靳本兼各职。靳口称服从，却躲在鸡公山发号施令，布置反奉军事，而吴则处于日薄崦嵫之境了。
二月八日张通电北方诸将云：“武汉不守，祸延长江。只以豫中系吴玉帅驻节之地，再三商询，自任反攻，我军虽切撄冠之请，并无飞渡之能，兵至直南而止。今时阅半年，未闻豫军进展一步，反攻之望完全断绝，长江上下将无完土。兹已分饬敝部前进，誓收武汉，进取粤湘。其豫中将士但系宗旨相同，即无歧视，一切名义地位悉仍其旧。”这几乎成为变相的“讨吴令”。吴乃于蒸日电复云：“贵军南下，愚兄无法可以简单命令使敝部趋于一致。纵令吾弟兄能开诚相与，而无时间以资调处，自不能相安无事。若以威力行之，恐救鄂未及，糜豫先成，讨赤未遑，绝友先见。盼速停止前进。”张电请入京相晤，吴不允。又请“返蓬莱养望”，吴亦不答。乃又有巧电致吴云：“自阳夏不守，贵军节节北退，兄却敝军之援，又无反攻之力，时逾半载，迄无解决之方。弟熟虑审察，非进兵不能讨赤，非入豫不能进兵，师已出发，万无停进之理。靳二三其德，阳夏之役忍视我兄失败，今则拒抗义师，旗帜显然，兄何必庇此不忠不义之部属？”
先是保定“让防”之后，继之以石家庄“让防”，继之以黄河北岸尽入奉军之掌握，齐燮元知事无可为，自动下野。张一面呼“二哥”，一面暗骂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假使吴的残兵败将是团结一致的，倒不妨“让防”让到底，由京汉线退往豫西一带，让奉军尝试革命军的利害。不料外侮方殷，内争又起，靳挟着满腔怒气忽由鸡公山跑到郑州来。
“大帅，我愿遵令交代，但部下已忍无可忍了！我只能打一面，如向武汉打去，后面屋子被自称朋友的占去了，我们怎样打法？我保证南军不出武胜关一步，我们应权衡轻重，打退了胡匪再说。”
吴的感想是：“主意虽不是主意，话却说得痛快。”吴生平最恶朝秦暮楚覆雨翻云的人，当陈炯明炮轰广州总统府时，他骂“兢存（陈字）太无人格了，别人可打中山，你不能打中山”。这个比喻不能用在吴张的关系上。但吴抱着“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态度，认为“奉张不够朋友是另一问题，我不能不够朋友”，换言之，“别人可打奉，我是不能动手打他的”。他的言外之意好像是“你要打你自己去打，切莫肩着我的招牌”。靳懂得这个意思，他脸上露着坚定的神情说：“我是打定的了，大帅不叫我打，我自动地打，不用大帅名义，用保豫军名义。”
吴皱着眉头说：“局势糟到这步，让你们自己去干吧！”靳得了这个口风，所以别了吴回到郾城组织“河南保卫军总司令部”。外传靳倒戈是不可靠的，不过虽非倒戈，与吴脱离却是事实，这与“软倒戈”又自不同。严格地分析起来，是取得同意的脱离关系，是“背”而不“叛”。
张对吴多少还存着点客气，这时竟来了一次类似绝交的电报：“执事顿兵不进，委过保大京汉两事，保大为中国领土，非执事所得而据。敌来犯境则退让不遑，友来假道则屏绝不许，真不知宗旨安在！近闻靳部包围左右，我兄已失自由，来电恐非真意，亦所深谅。”这电报前半段呼“执事”，末段虽尚有“我兄”之称，而兄弟之情绝矣。
三月十三日奉军以飞机重炮为掩护在黄河北岸渡河。吴倘不离开郑州，只有做奉军俘虏之一途。这时阎锡山打电报迎吴入晋，在残兵败将中抽选可用之兵五万人到晋城整理一下，再出娘子关共同讨奉。吴不肯接受。他向幕僚们说：“我要打奉军，在河南打岂不好？何必跑到山西去打！”
吴把自己的部队清算一下，吴新田一军在陕西，于学忠一军在南阳，陈文钊一军驻邓县，张联升一军布防襄樊，王维蔚、王维城等部已投入“保豫军”，寇英杰仍在开封。算来算去，东边不是路，还是往西边走的好。他离开郑州时下令自兼豫北防守总司令，下分三路：第一路马吉第守牧马集一带，第二路刘希圣守中牟至黑石关之段，第三路张席珍守黑石关至洛阳之段。他对奉像下了另一决心-“你要我让出京汉路，我就让出京汉路，无论你跟谁打都不****的事。我现在退到豫西，你没有理由再逼我了，假使再逼的话，我就和你见个高低。”
奉军前线将领张学良、韩麟春等部渡过黄河，“保豫军”迎上去展开了一场山崩地坼的恶战，靳手下第一勇将高汝桐坐着铁甲车去抢奉军的铁甲车，两车相撞，高的身体变成了一堆肉酱。
走南阳
张老早就有由三层楼更上一层的意思。自与吴结合以来，当初不明吴的底细，以为新“吴”尚是故“吴”，至多只能与之平分天下，所以把他的“黄袍梦”延搁了好些日子。后来见吴的势力一天天衰落下来，而且不止衰落，简直趋于消灭。同时孙传芳节节败退，退出五省地盘，凄凄惶惶地跑到北京来向之劝进，他觉得他自己已造成了“举国一人”的地位了。照着他的主意，很想叫吴到北京来，封他一个“字并肩王”或“武义亲王”之类，或者把奉军交给吴指挥，那么吴便是他的一名部将了。不料吴不仅不肯指挥奉军，而且简直地不给他回信，张对于这位新把兄颇感“咬不动，吞不下”之苦。现在呢，奉军已到河南，张以为对吴不必再存客气了，便老老实实地称起“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来[十六年（1927年）六月十六日]。
当前最大势力是革命军的势力。张自知敌不过革命军，又不愿归附革命军把自己由最高一层楼降到二三层楼来，所以他与革命军之间有着微妙关系，一方是敌人，一方却露看伸手待握即对等议和之意。他说他是“中山先生的老友，除讨赤一点外，南方任何建议，无不倾诚接受”。他标榜着这个主张，倒把他自己的地位弄成了非驴非马的地位了。试举一小事为例，安国军（即奉军）取缔三民主义甚严，张就大元帅之后早自谓“服膺三民主义”，这不是拿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耳光吗？那时绥远都统商震采办了大批《三民主义》，由沪运津时被津海关扣留，商震根据张的理论电请放行，张只好糊糊涂涂地答应。
张的问题放下不谈，再谈吴的正传。吴自移驻巩县后，自以为跳出了战争漩涡，不料战神偏偏寻着他，不让他有苟延残喘的机会。冯部由陕西出动，镇嵩军刘镇华在洛阳响应，潼关张治公部却又投降了奉军，双方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奉军又向吴提出“让防”的要求来-“你莫挡着我的路，莫让冯玉祥先取洛阳”。张学良请吴移居郑州，当以“老伯”之礼相待，吴哪里肯做自投罗网的“老伯”，还是守着他的老主意-不理不睬。
不理不睬不成，奉军青年将校没有“老帅”的涵养工夫，一次不理，二次不理，三次便拿出硬工夫来，不再请“让防”而实行其“夺防”主义了。吴的几支兵马怎敌得“老侄”们一股锐气，当汜县部队被缴械消息吹到吴的耳朵里，吴又于五月十五日忙乱地离开巩县，实现“走南阳”之一幕。
由巩县经嵩山、方城到南阳一路受尽了千辛万苦。那时唐生智部由京汉线北进，冯部由陇海线东进，靳云鹗取消了“保豫军”名义通电就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之职（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为冯，后靳部被冯解决）。吴、于会合后，于的第八军有冯的旧部也有靳的旧部，叫他打冯，冯的旧部会反水，叫他打靳，靳的旧部会倒戈，叫他们不打而仅以保护“大帅”为其唯一之职责呢，吴的目标太大，又怕有人把吴擒去献功。于想来想去，只有请吴离开南阳之一策。
南阳部队不稳，张联升不稳，到处飞扬着一片青白旗，吴有走投无路之苦。最后想了一想，还是到四川找找杨森再说，子惠（杨字）是血性男儿，当不致闭门不纳。他把这主意向于商量，于不表同意，因为：（一）经过老河口时还是要打-和张联升作战，而打是不大稳妥的；（二）四川非北人立足之地。后来吴改变观念，提议由驻马店跨过京汉线直趋安徽，于亦觉舍此别无办法，只好勉强同意。
事实证明了于的见解是对的。打不是办法，不打也不是办法，军心不涣散则已，一涣散就难想出个稳定军心的办法来。当他们于六月十九日离开南阳走到田营（地名）时，于部颜得胜旅突然哗变，吴、于各不相顾，于逃回山东，后来加入东北军是另起炉灶，吴折回新野县，想向张联升假道入川。
吴的秘书长张其锽在南阳买了一匹骏马。当吴等行抵灰店铺时，吴要休息一会儿，张要兼程而进，两人意见参商，结果张跳上马背，带着几名卫兵先走，走到羊肠僻径，半山茅店中藏着一支土匪，远远望见一位军官骑着大马，有若干行李跟在后面，像是很不错的样子，乃啪地飞去一弹，意思是阻止他们前进，想下山劫夺他们的货财。不料张会错了意思，以为中了敌人的埋伏，吩咐卫兵开枪还击，这一来引起土匪动了真气，子弹连珠般放射出来，张中枪落马而死，随从纷纷逃散。土匪跑出来打开行李一看，只有一钱不值的几包文件，不禁“呸”了一声，把张所佩的汉玉取去。
吴赶到那地点时，张直挺挺地躺在地下，土匪已不知去向。吴的惊痛是不消说得的，他收殓了尸体，挥着痛友的泪，凄凄凉凉向襄河迸发。
另一知己
郭梁丞是吴的第一知己，那么，张其锽算是吴的另一知己。郭以未能荣任省长为毕生遗憾，张则薄省长而不为。两人前后都是吴的秘书长，同样获得吴的敬仰，同样是吴的把兄弟，同样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不许吴有讨价还价之余地，其中区别吴对郭为私恩、为尊师之道，而对张则为益友、为尊贤之道。吴的个性强，张的个性更强，强中更有强中手，但两人之相得如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