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是清朝最后一个拥有实权的统治者，影响并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慈禧进宫之初是一个小小的贵人，但她不甘寂寞，用心等待、想方设法接近皇帝，同时又颇费心机地笼络周围得力的小太监，用为心腹。渐渐地，梳头房的小太监安德海和她熟悉起来。“奴随主贵”，他使出浑身的解数来博取慈禧的欢心，同时也想方设法替主子打听皇上的行踪嗜好，为贵人创造沐浴龙恩的时机。不久，还真让主仆俩逮到一次机会。
这一天，咸丰皇帝带着几个贴身太监到御花园中散心，忽然，一阵悠扬悦耳的江南小调若隐若现，歌声婉转清柔，如同南国扑面而来的春风，足以使人心旌摇荡。咸丰帝不禁圣心欢悦，循歌追去。不用说，唱歌的人正是入宫不久的兰贵人。兰贵人自幼随父亲在江南，熟悉南国的丝竹音韵，加上她颇有心计，便精心安排了这次邂逅相遇。果然，这次得幸后，兰贵人的身影便牢牢嵌在年轻皇帝的心中。
没过多久，她为咸丰生了个儿子——载淳。母以子贵，再加上慈禧的用心周密，短短六年间，她由一个普通秀女连升数级，成为后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的贵妃。
工于心计的慈禧不满足于每天后宫闲逛，就把目标转向了国家大事。
咸丰皇帝的颓废消沉，为那拉氏干预朝政提供了契机。此时是懿贵妃恩宠独邀的一段时间，那拉氏原聪慧过人，对政治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最初，她见咸丰皇帝为应付奏章而忙得焦头烂额，有心体恤皇上，便替他在大臣们的奏章上圈点，也好让皇上有选择地看，皇上不但不怪，还颇为赞赏，渐渐地，她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对朝臣的奏章签署意见，评断是非长短，甚至在咸丰帝遇到难以判断的大事时也参与决策，提供意见。
没多久，英法联军进北京，咸丰病死热河。6岁的载淳继位，由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输弼幼帝“赞襄一切政务”。赐给皇后钮祜禄氏和载淳“御赏”印和“同道堂”印各一枚，作为发布谕旨钤用，那拉氏以皇帝生母身份代行小皇帝的职权。当时人称辅命大臣与两宫太后、皇太子间互相牵制的局面为“垂帝辅政，盖兼有之”。
对于这种安排，慈禧且喜且惊。喜的是自己手中掌握着“同道堂”印鉴和皇儿载淳，又有皇太后的封号，不致于立即招致杀身之祸；惊的是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凭借先帝遗诏辅政，随时会对自己孤儿寡母发难。尤其是肃顺一向专横霸道，看不起女人从政，对那拉氏的限制、反对最多，今后怕是羽翼更强，难以对付。此时慈禧野心急剧膨胀。她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肃顺成为“多尔衮第二”，而自己成为别人刀下任意宰割的羔羊。她要孤注一掷，通过政变来铲除政治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把大清国的政权牢牢抓到自己手里，热河行宫的一片悲戚之声中，隐约透露着点点杀气。这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野心颇大，又诡计多端的慈禧使出千般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
慈禧最终争取到了慈安太后和恭亲王的支持，发动北京政变，除掉了以肃顺为首的八位大臣，排除异己。她又露出阴险、残酷的个性，使反对她的人一个个消失。
经历了北京政变之后，慈禧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做人上都明显成熟起来。她争取到垂帘听政，无疑将国家大权的一半抓到了手中，另一半，还得暂时留在恭亲王手中，而狡猾的慈禧只是借恭亲王之手存放一下。
慈禧并不在意比她名份还高的东宫太后慈安和她共同执政。慈安太后性情温顺、善良，为人厚道，对政治没有太多主见和热情，对慈禧的举动也听之任之，一向把慈禧当作自己的姐妹看待，所以两宫太后在执政初期相当和睦，慈禧诸事还要依赖东太后的尊贵身份。
对恭亲王，慈禧更加倚重。恭亲王在洋人当中声望良好，又助慈禧完成政变，在朝中也如日中天。慈禧内倚太后声望，外借精干小叔的鼎力协助，开始实现个人政治抱负。
两宫太后听政之初，朝廷内外并非人心顺服，不少官员心存观望，要看一看这两位年轻寡居太后的手段。此时，农民起义峰烟四起，腐败的朝庭大员却一味退却，为震慑百官，树立威德，慈禧下令将两江总督何桂清革去从一品官，就地立斩，以戒军心；随后，她又下令将平日里跋扈骄蹇、藐视朝廷的兵部左侍郎、护军统领胜保捉拿进京，以“冒功侵饷、渔色害民”的罪名处死。斩了何、胜两人之后，的确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朝中大臣看到西太后的威仪，再也无人敢怠慢朝事，统治秩序得以初步恢复。此时，权欲熏心的慈禧把目光又放回了恭亲王身上。
当初她重用恭亲王，是为了替自己铺平登上权力宝座的道路，一旦实现了这一人生目标，她便不能容忍别人染指她的势力范围。而两人间的冲突和矛盾，更使慈禧的决心有增无减。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三月，御史蔡寿祺参劾恭亲王贪污恣肆，兼有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从旁谗毁，触发了慈禧的新仇旧恨，于是亲拟谕旨，称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率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谙施离间，不可细问。
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据此，“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轻而易举，这个惟一能够挟制慈禧专权独载的人就被踢到了一边。
慈禧对恭亲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整治，使朝廷中再无一人敢单独站出来同西太后抗衡，她成了一个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集权女性。这一年，慈禧31岁。
狡诈和权力集中在慈禧身上，使她越发专断独行，即使是对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同治帝17岁时，到了该成婚的年龄，在选婚上，母子二人意见发生了摩擦，慈禧选了富察氏，而同治却自己看中了举止大方、雍容华贵的阿鲁特氏，到了册封那天，同治帝还是将象征皇后身份的信物羊脂玉如意交给了阿鲁特氏。婚后，同治帝与皇后的感情很好，两人相敬如宾，常互相答和诗词为趣。皇后阿鲁特氏生活严谨，相夫持重，在同治眼里和后宫中有较高威信。看到儿子媳妇夫唱妇随，慈禧太后怒从心起。她无故责难阿鲁特氏，还背地里挑拨皇帝与皇后的关系。慈禧甚至公开告诫同治帝少与皇后亲昵，应专宠慧妃，这使婆媳关系变得非常紧张。这种情形下，同治帝与皇后见面，常有西太后派出的小太监在暗中监视，使得小夫妻俩的来往及温存大受限制。同治帝反感母亲对他私生活的粗暴干涉，便采取消极抵抗方法，负气一个人独居乾清宫，后妃们一概不去召幸，只与身边的太监们相伴取乐。这就种下了他日后行为不轨、梅毒缠身、青年早亡的悲剧祸根。
同治的梅毒病发时，来势汹汹。慈禧出于顾及名誉的考虑，让太医按天花之症诊治。十二月初四，同治病情有所稳定，适逢皇后阿鲁特氏前来探视，夫妻相见，不免泪眼朦胧，拉着手说些体己话。阿鲁特氏见皇上病体沉重，联想起自己入宫以来屡受婆婆的刁难，不禁痛哭失声，向皇帝诉说所受的种种委屈。两个人正在窃窃私语时，不料西太后亦蹑足潜踪来到窗外，偷听到皇后的哭诉。她怒火中烧。冲进宫来，揪住皇后阿鲁特氏就是一掌。皇后受辱后，为求自保，朗声抗辩道：“我乃堂堂皇后，系由大清门抬入宫中的，你不能打我。”这句话正好触动了慈禧当初地位卑贱的心事。她大为恼火，索性撒泼耍刁，令宫人传杖，要对阿鲁特氏施以杖刑。这边婆媳打得不可开交，急坏了躺在病床上的同治皇帝。气急之下，他一句话都未喊出声，便昏厥过去。当晚，同治帝病情骤然加重，延捱一日，便病死在床。
同治死后两个半月，皇后阿鲁特氏也绝食身亡。佳儿佳妇，就在慈禧的折磨下死去了。
慈禧用卑鄙、阴险的手段搬掉了一个个对手，然而她还不满足，又把魔爪伸向了与之共同执政的东太后慈安。
慈安的存在，对慈禧根本算不上威胁，但终究慈安与自己平起平坐，抢了一份光芒，更重要的是慈安手上还一份决定自己命运的诏书。
慈禧骄蛮专擅的行为，慈安有所耳闻。为了规劝这个任性的妹妹，她请出了先帝咸丰留下的遗诏。咸丰预见到慈禧将来掌权后霸道成性，难以制服，故留下遗诏一封，称：“西宫援母以子贵之仪，不得不并尊为太后。然其人绝非可倚信者。即不有事，汝亦当专次。彼果安分无过，当始终曲全恩礼。若其失行彰著，汝可召集廷臣，将朕此旨宣示，立即赐死，以杜后患。”
一天，慈安派人把慈禧请到自己宫中，递给她一份藏在锦盒中的诏书，对慈禧说：“自从先帝去世后，我们姐妹二人携手辅佐幼主，维护大清基业，不敢有半点差池。
如今你我手中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人处事可要三思而后行呀！这个锦盒中的诏书本是先帝文宗留给我的，我看咱俩共事二十余年，应该彼此信任，留着这个诏书也没用啦。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烧毁它，希望妹妹别辜负先帝对咱们的厚望！”说完，慈安太后缓缓地把诏书取回，放在火上烧掉了，经历了这一幕，慈禧心中比当年北京政变时还要紧张。遗嘱在一日，套在头上的紧箍就束缚一日，慈安太后的善良，无疑帮了她大忙。于是慈禧连忙装出十分痛心与惭愧的样子，涕泪横流，感激不已。慈安劝慰她一番，派人送她回宫。
慈禧觉得慈安一日不除，则后患无穷，于是派人在膳食中下了毒，把慈安毒死了。慈安一死，宫中再无可与慈禧并驾齐驱享受特权之人，她的统治开始进入极度专制转而衰败的时期。
慈禧镇压了维新变法运动以后，与光绪皇帝间的矛盾发展到水火难容的地步。她辛苦“培养”了20年的皇帝，竟公开违忤她的旨意，慈禧对此感到异常震怒。按照她的想法，应该立即废除光绪，另立一个听话的小皇帝。但她一贯我行我素，引起了洋人不满。慈禧接受了荣禄的建议，于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作为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将其正式接入宫中抚养。
此时，中华大地上又兴起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起自山东，势力迅速蔓延至直隶、京津一带。他们在各地设立“拳场”，极度不满清朝政府统治，仇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胡作非为，多次指挥教民焚烧教堂。以此为借口，英法俄等国公使相互纠结，联名照会总署，声称“各国之兵现已决计入京，我等无力阻止，深为贵国惋惜”，遂爆发了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对帝国主义是战还是和，斗争相当激烈，慈禧连续四次召开御前会议，以载漪、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和以奕勖、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抗战派展开了激烈论争。情急中，端王载漪精心炮制了一个所谓“太后训政立即结束，将归政于光绪皇帝”的照会，促使慈禧决心利用义和团势力来抵抗洋人的侵略。
当然此举她也别有用心。西方列强一再要求归政于光绪，引起了她极大的愤恨；另一方面，义和团声势浩大，威胁清朝的统治，她想利用这个机会，以求“一石两鸟”，坐收鱼翁之利，其阴险狡诈的性格再次得到发挥。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六月二十一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宣战诏书，正式对八国联军开战。慈禧称义和团为“义民”。并令各省督抚，将他们“招集成团，藉御外侮”，由攻剿改为招抚，寄希望于用义和团的力量打败八国联军的武力入侵。此时的清廷，既无御敌的武装设备，也没有御敌的坚决斗志，宣战仅四天，慈禧便派荣禄前往各国使馆慰问，表达议和的愿望。随着战事日益激烈，慈禧一方面继续声称“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要求各省督抚将军，“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认真布置守战事宜。另一方面，她却分别致书于俄英日三国君主，请他们出面负责“排解纠纷”。最初，她拿出白银十万两，发给在天津浴血奋战的义和团以示奖励；没有多久，她又分别致国书于德皇和美法两国总统，请他们“设法维持，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同时令荣禄停止攻打使馆区，派总理衙门官员给各使馆送去西瓜、面粉、蔬菜、水果、冰块等物以示安慰。在慈禧投降主义思想指导下，清军不堪一击，义和团赤手空拳也难抵挡洋枪洋炮的攻击。7月中旬，八国联军的部队已攻近北京城。
7月20日，北京陷落。万般无奈，慈禧带领光绪帝、后妃和大阿哥及王公大臣十二三人，在二千余名兵勇的护卫下仓皇出逃，经昌平，出居庸关，进入山西太原，后转道至西安。
慈禧离京西逃的同时，委派李鸿章和奕勖等人为全权代表，负责与八国联军谈判媾和，媾和的前提不外乎是加倍的出卖国家主权。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在慈禧授意下，与各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平等的一个条约——《辛丑条约》。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在西安避祸一年多的慈禧太后看到外患平定，决定摆驾回京。一路上，她仍不忘大摆皇太后威风，派人整修道路，张灯结彩。回京途中，她下令革去大阿哥的名号，放逐出宫；又赐死多名在这次反帝斗争中积极抗战的大臣，以取悦洋人；严令各地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余波。
清朝此时已支离破碎，破败不堪，正是慈禧本人将大清送上了毁灭之路。
大凡残暴、贪婪的统治者都是愚昧的，她们生前追求富丽堂皇的生活，死后也幻想到另一个世界继续过穷奢极欲的生活，慈禧也不例外。她的墓穴修建，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且一度因建得不合她的口味而拆掉重修。新建的陵墓，内部工艺高超，用料讲究，极其华贵。慈禧从去世到下葬，共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耗费白银127万两。她的陪葬品数量之多、质量之精，难以用语言描述。民国年间，军阀孙殿英挥兵盗掘了慈禧的陵墓，盗得珍宝价值连城，将西太后墓地践踏得一塌糊涂，连尸首都未得保全，这种结局，恐怕是富贵一生、跋扈一生的慈禧万万没有预料到的。
工于心计伴随慈禧的一生，为了使太后的宝座坐得安安稳稳，她排除异己，利用各种可利用之人，甚至不惜卖国求荣。作为一国的实际统治者，她没有使国富民强，反而适得其反。作为一个母亲，她干涉儿子婚姻，粗暴无礼，独断专行，造成了诸多人的不幸。而她自己，虽万人之上，众星捧月，也难免流离失所，几度逃亡……
狡诈近于奸，玩弄两面派手段
吴三桂是明清之际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手握重兵却引清入关，遭到无数人的唾骂。也有人说他审时度势，情非得已，加快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然而史实如何，只能说明历史如何前进，人的性格也是其中不可估量的因素，也是人们常常忽略的，吴三桂的性格改写着历史，也改写着他自己的做人。
吴三桂祖籍江南，后流寓辽东。父亲吴襄是武进士，因守辽东有功，被封为总兵。正所谓将门无犬子，吴三桂武艺高强，智勇双全。又兼有南方人的俊秀，神清气爽，玉树临风。他长得不高却匀称，天庭饱满，瞻视顾盼，尊严若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