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文心相映:英语世界对《文心雕龙》与个别西方文学理论的比较
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及西方文学理论相比，中国古代文论有着十分不同的话语体系。《文心雕龙》第一次将中国古代文论的种种范畴系统地组合在一起，大受学者关注，同时也被认为与西方文学理论最具可比性。因此，英语世界的一些学者有意识地将刘勰及其《文心雕龙》与个别西方文学批评家或批评理论进行分析，试图通过比较，将《文心雕龙》拉进西方读者的视野。在这一章中，笔者将对其中一些研究的特点及得失做介绍和评价。
第一节 刘勰与华兹华斯的创作论
首先要讨论的，是蔡宗齐先生在其《比较诗学》一书的第六章中对刘勰和华兹华斯的文学创作论进行的比较。《比较诗学》一书从宏观结构与微观文本等多个方面对中西诗学进行了平行比较，其中第六章名为“关于想象的诗学：华兹华斯和刘勰论文学创作”（Poetics of Imagination: Wordsworth and Liu Xie on Literary Creation），这一章中作者从微观的角度对两位中西批评家的文学创作理论进行对比。
众所周知，华兹华斯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不仅因诗歌创作而享誉世界，还因为其诗作及文章中的重要文学批评思想而为文论研究者所重视。在《比较诗学》一书中，蔡宗齐指出，华兹华斯算是西方第一个有意识地将文学批评的焦点重新转向作者的批评家。过去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批评家往往忽略作者的作用，华兹华斯却认为创作过程最重要，因此把创作者置于评论的中心。由于华兹华斯十分关注作者的背景和内心活动，他比任何其他西方批评家都更贴近中国批评传统。蔡宗齐认为华兹华斯文学创作理论和刘勰的思想十分接近，因此试图将二者进行对比，试图说明二者对待这些问题的相似性，并探讨二者的不同理论框架。在蔡宗齐看来，二者在讨论文学创作过程时，重心都放在相似的问题上，包括文学创作的不同阶段、创作过程中思想的变化，无意识感应与有意识创作之间的关系以及创作过程中对外部环境的感知（sensory）及超感知（suprasensory）经验等。这些问题的相似性说明，不论在什么地方，文学创作所包含的基本内容都是一致的。
蔡宗齐认为，华兹华斯与刘勰都把文学创作过程分为四个阶段：最初的自然感应，接下来的静思阶段，对感知与情感体验的沉思，以及最后创作的执行。华兹华斯一反新古典主义的模仿论传统，把诗歌重新定义为“强烈感情的自发流露”（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因此，在他看来，文学创作的各个阶段都是把感情注入作品的过程。第一阶段就是感情自发流露的阶段。蔡宗齐认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文学创作有着类似的看法。和华兹华斯一样，刘勰也认为文学创作是一个把内在情感和思想转化为外在语言形式的复杂、持久的过程，所谓“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文心雕龙?体性）。在刘勰看来，文学创作的源头是对外部世界的自然感应，但诗人应比一般人更具有想象力，能“联类不穷”，因此其对外界的感应和普通人有所不同。
对刘勰来说，第二阶段是作者“陶钧文思，以致虚静”的过程，作者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在这一阶段，作者的内在神思超越时空的限制，能神游千里。《神思》开篇，刘勰描述了第二阶段这种超感知经验的出现：“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勰的虚静与华兹华斯的静思是有所不同的。华兹华斯的感知与超感知经验相互交织，通过感知经验的积累才能达到那种超验的境界。刘勰则认为只有当感知经验被悬置之后，超感知经验才可能与万物合为一体。
第三阶段是通过静思产生新的情感，做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一新产生的情感和最初的自然感应不同，是思想的体验，而非经验世界的体验。刘勰和华兹华斯都认为，当神与物、感觉与意象融合为模糊的诗境时，第三阶段就达到了高潮。如果第二阶段中人对实在的自然现象产生的感情升华是万物最微妙之处的超感知交流，第三阶段则是将这一模糊难辨的超感知交流转变为具体的意象和感觉的逆向过程。蔡宗齐认为，刘勰仔细讨论了这一转变中生理、心理、语言过程的作用。对他来说，这些过程都属于感知经验，因为它们的种种信息皆需要用“气”和语言能力来回忆、选择和重组。但是与第一阶段的感知经验不同，这些过程不是产生于自发的感应，而是通过有意识的思维活动产生的，从记忆和知识的宝库中提取意象和感觉，并将其融合，以体现虚静中神秘的超感知交流。当刘勰说“神居胸臆”时，刘勰显然有意强调超感知交流对这些过程的影响。刘勰用“意象”一词来表示，这些过程的最终产物是超感知交流的体现，显然受到王弼哲学思想的影响。王弼在注《易经》时，认为“象”是介于“意”和“言”之间的概念。刘勰用“意象”一词，或许是有意使读者重新认识产生于第三阶段、表现在艺术形式中的“意”。
最后是创作的执行阶段，作者通过语言介质捕捉心中的诗境。但是，华兹华斯受朴素诗歌理论（primitive theory of poetry）影响，认为只要是真实的情感，总是能自然而然地表现为完美的语言形式，因此并没有详细讨论这一过程的难度及对作者的要求。刘勰则认为创作过程是十分困难的，“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即使是真实的情感，从成于胸臆到流于笔端也要经历艰难的过程，而且难以得到完美的表达，因此他专门就创作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具体讨论。成功的创作不仅需要对写作艺术的掌握，还要借助源于超感知经验的神秘灵感。一方面，作者在创作的各个方面都应该接受系统的培训和练习，《镕裁》、《定势》、《声律》、《比兴》、《事类》等篇章就是对这些技巧的具体阐述。另一方面，这些训练虽然对每个人都很必要，却并不是产生佳作的唯一条件。只有在超感知经验产生的灵感的引导下，受过训练的作者才能将自己想象出来的意境完整地表达为文学作品。在这里，刘勰既强调了作者的天赋，也未忽略作者后天的努力。
蔡宗齐还指出，对华兹华斯和刘勰而言，文学创作包括两种基本的体验——对外部环境的感知经验（sensory experience）与超感知经验（suprasensory experience）。前者指人通过五官接触外部自然世界而产生的精神活动，不仅包括一切感知的印象，还包括产生于这些印象的感觉和思想。后者则指超越时空界限、直指内心本质的那些精神活动。华兹华斯和刘勰都十分注意两种经验的互动。但是对华兹华斯而言，两种经验在创作过程中不断交织依附；而在刘勰的理论中，感知经验与超感知经验是相互促生、相互依赖的。蔡宗齐认为，二者对于感知经验和超感知经验的理解模式建立在各自的哲学基础上，因此有差异。华兹华斯关于创造过程的论述和他本人从一个敏感、缺乏自我意识的孩子成长为成熟的哲学诗人的经历有关，而且根植于西方哲学传统。柏拉图曾提出，眼睛是灵魂与外界交流的中介，是达到超感知真相的途径。根据这种讨论感知与超感知关系的传统，华兹华斯认为眼睛既不是超验经验的完全体现，也不是超验经验的障碍，而是某种既不能用超感知也不能用感知界定的经验介质。通过这一介质，诗人可以感受感知与超感知经验，逐渐认识绝对存在（absolute Being），在觉醒的那一刻达到与自然及上帝的统一。
对刘勰而言，对自然的感应导致超感知的“虚静”状态，然后是回忆、思考、选择意象的感知过程。当这一感知、思考的过程结束时，作者自发地、一丝不苟地将其心中的景象转化为语言，这又是一种超感知经验。只有那些能致虚静，知觉敏感，通过努力掌握了创作技巧的人才能得到这种超感知的经验。刘勰这一理解模式与中国哲学传统有关，主要源自以庄子为代表的哲人对视觉与直觉关系的理解。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中，庖丁凝神屏息，达到虚静的状态，然后提刀砉然解牛，相当于进入创作的执行过程。受到这些论断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刻画了创造过程中感知与超感知经验、自发感应与有意识努力以及天资与后天努力之间的关系。另外，在《神思》中还可见老子、荀子等有关虚静的观点对刘勰的影响等，这些都说明刘勰的观点是受中国传统哲学及宇宙观影响的。
蔡宗齐指出，华兹华斯和刘勰时空相阻，其观点却有如此多的相似性，可见文学创作是人类共同的基本经历，而上述谈到的是文学创作固有的各个方面。同时，二者根植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理论框架，因此对文学创作过程的理解又有着明显的区别。总的来说，二者所讨论的内容已经超越了中西批评的文化边界。在跨文化的视角中，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文学创作的过程。像蔡宗齐那样以比较的视野来进行跨文化研究，有利于我们在更广的范围认识文学的本质和创作的特点，能使研究者把视野从一种文化或者一片地域中解放出来。但是，如何在跨异质文化之间进行公正有效的比较，仍然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正视的问题。
以蔡宗齐的研究为例，他一方面试图将刘勰与华兹华斯放在平等的位置，以双方对文学创作与想象的理解与阐释为平台，以阐述中西文论思想的同处与异处；另一方面却不知不觉地以西方文化为主导进行写作（也许因为写作语言为英语），把刘勰《文心雕龙》边缘化。从文章的结构可以看出，不论探讨什么问题，作者都是先谈华兹华斯，再谈刘勰。谈华兹华斯时，作者对相关的西方文化传统进行细致的解说，所占篇幅也更大；讲刘勰时，涉及《文心雕龙》以外的文本则较少。这说明西方的批评传统环环相扣，华兹华斯在丰富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中得到充分的阐释；此外，作者在用英语写作时，西方的例子更容易信手拈来。中国古代文论虽然也相互联系，文本与文本之间存在诸多影响与借用，但是却没那么系统，作者为《文心雕龙》创作论寻找支撑时，似乎显得不那么顺手。当然，也可能作者考虑到阅读人群主要为西方读者，因此多用西方的理论、例子更容易让西方读者接受其观点。在文中，作者多次用“like Wordsworth”（像华兹华斯一样）、“much as Wordsworth”（和华兹华斯相同）之类的过渡语引出刘勰的理论，显然作者无意中已把华兹华斯的理论置于文本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