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仁宗以后的各碑，为何嗣皇帝不写碑文了呢？原来献、景、裕、茂、泰、康诸陵门前初建时并没有碑和碑亭，到了嘉靖年间才复建的，嘉靖十年以后，世宗广修庙宇，设坛祭神的同时对以上各陵拨款修缮，并在各陵门前加设石碑、构筑碑亭，嘉靖十五年建成。当时礼部尚书严嵩曾请嘉靖撰写六碑之文，可是这位迷恋酒色又一心想“成仙”的皇帝，哪有那麽多得心思写碑文呢，因此也就空了下来。大臣无君授意谁也不敢擅自撰文。
世宗嘉靖以后的各陵，又因祖宗碑上无字，自己也就不便写了，实际上自明中期以后，皇帝多好嬉戏，懒于动笔，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奢靡成性，德行不佳，如不加以粉饰，他们已无“公德”可言了。因而干脆就不写了。
说到嘉靖不免要多说几句，本来他应当是在湖广安陆府一个王府中守规矩的世子和王爷，却因其叔父无子嗣而继位，捡了一个便宜，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体味了皇权专制的优越，执政45年间，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他根本就不住在宫中，而是住在专门用来炼丹、斋醮的西苑中。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政权的控制。在明代的皇帝中，他的权术也许不如太祖朱元璋，荒唐不及武宗朱厚照，残忍不及成祖朱棣。可是，荒诞、自大、残忍以及喜欢玩弄权术，却交集于他的身上。他的堕落非常迅速，而且彻底。他的刻薄寡恩也算明朝皇帝中很突出的一个。
“大礼议”实质是表明明朝皇权正统的转移，即帝系从孝宗、武宗一系转到世宗一系，其核心问题是如何遵崇世宗的父亲兴献王。新继位的世宗与已故的孝宗皇帝之间，究竟是什麽关系？如果改称孝宗为父亲，又该如何称呼他的生身父亲？这些看来细枝末节的事情，其实具有具大政治意义。其与自己继承皇权的合法性和树立皇帝的专制权威事关重大。
朱厚熜的父亲嗜诗书、喜珍玩，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平时也注重对儿子的教育。所以朱厚熜比起久居深宫的太子，自然有较强的独立能力与主见。在进城的礼仪上他说：“遗诏是让我来做皇帝，不是做皇子。”他果断的废弃了继嗣的入宫程序，遵循“继统不继嗣”的程序，不辞不让立即受笺，入大明门朝见太后、武宗皇后，御奉天殿继皇帝位。抛之继统继嗣的传统观念，使得大臣们无所措手足。虽心含不满，但又不敢得罪于新皇帝。世宗对大臣们继嗣的劝谏置若罔闻，纠葛对峙多年。这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皇帝来说，不能不说是少年老成富有主见。
正德十六年兴献妃入京，礼部主张用王妃礼节迎往，世宗表示不同意，下诏用“母后仪驾”由大明门入。显然，朱厚熜无法接受称自己亲生父亲、母亲为伯父、伯母。尽管大臣们一再坚持，他也以各种方式予以抗衡。朱厚熜在长达一年与诸臣接触中，逐步明白了皇帝之尊贵及专制的力量，他于嘉靖元年十二月传谕：“兴献帝、后皆加称皇字。”也就是说称兴献帝为兴献皇帝，称兴献太后为兴献皇太后。为此对于敢于跪地哭门的群臣，仗责、入狱，数百人，有些仗责致死，有些削职为民，被称之为明代有名的“大礼狱”。
单凭世宗所受的教育，聪明与才智，敢于与传统势力奋争的精神，独到的主见，加上长达四十五年的执政期，如果他尽力勤政为民，一定是一代圣君。只可惜他迷信道教，把大部分的时间均用在了斋醮、祭祀活动中。十六岁始他就开始迷恋热衷于宗教活动。他为自己起了几个很长的道号，凡是道士们喜欢的字词，在他的道号中都容纳进去。例如，他自号“灵宵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又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元都境万寿帝君”似乎把自己捧成了道教的先祖神仙。
信奉道教，玩弄法术，搞一些求雨祈嗣之说倒也罢了。嘉靖痴迷到将这种道教思想贯穿于政事之中。荒诞中夹杂着淫乱令人不可思议。究其根源是想要寻找长生不老之药。而后期是找寻房中之术。在道士的理论中，房中术是养生术之一种。世宗从道士学来的长生之道有二：一是斋醮，二是采补阴阳。斋醮就是建道坛斋沐之后，向神灵祈福。向上帝呈奉祝词即青词。为讨好皇帝很多大臣喜撰青词，成了青词宰相。二是采补阴阳，实际上成了世宗既想长生，又不想节欲的借口。按照道士们的理论，养生除了主静、主诚、主敬之外不需节制性欲，而只需要掌握一定的房中秘术与童贞的少女交配，就可以达到采阴补阳，延年长寿的效果。为此，在嘉靖一朝，为皇帝炼制春药成为道士们的一项主要任务。春药有多种，其中以“红铅”制成的小药丸最为有名。
“红铅丸”中的主要成分，就是十三四岁的少女初次月经的经血。因此，嘉靖一朝，多次在民间选宫女每次数百人。这些宫女一方面为炼制红铅丸提供原料，另一方面充当世宗泄欲的工具。在红铅丸中，还有中草药、矿物质及秋石等成分。秋石据说是用童男、童女尿炼制而成，内含性激素，秋石的加入使红铅丸具有春药的功能，依靠这些药物世宗疯狂的对少女们进行所谓的“采补”。中国古代的房中术，“采补”之术即是把少女当作炼内丹的“炉鼎”。这些少女们也就成了炼丹的工具。这种交配态度对于女方无非是一种精神摧残。
此外，世宗命令宫女们每天日出时分就去御花园中采集“甘露”，供他饮用，并作配药之用。许多宫女因此而累倒、病倒。稍不如意就会遭到惩罚、责打。世宗的暴戾、好色和肆意的凌辱，渐渐引起了宫女们的怨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宫女扬金英、邢翠莲等纠集十余名宫女用黄绫将世宗的脖子紧紧勒住，慌乱中打成了死结，世宗侥幸被救。
过度的纵欲与滥服药物非但没有能使他身体强健，反而使他的身体日趋衰弱，嘉靖四十四年始，世宗开始病重，翌年十月，寿终正寝。
嘉靖一朝有宠臣，无权臣。嘉靖二十一年后，世宗不涉深宫偏居西苑，但却是乾纲独断，掌握着朝廷大权。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胜利，让他产生极大的自负。他“集众美自居”认为自己是一个十分完美的人，一个圣人。在有这样心态下的帝王手下做大臣，自然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自夸。明中叶有一大臣叫做王守仁，是个大哲学家、军事家，正德年间他曾平定宁王叛乱，立有战功。嘉靖初年他在平定了思、田二州的叛乱之后，在报捷的奏疏中说自己“永除百年来两广心腹之患”、“事半功倍”之类的言辞，结果招来了世宗一顿“近于夸作，有失信义，恩威倒置，恐伤大体”的责骂。这件事说明在世宗眼里，没有能臣，只有听话办事的奴才。
在议礼事件中，新科进士张璁上疏要求尊奉皇帝的亲生父亲，得到了重用，而反对派则要求杀张璁及持同观者，被已正典刑，无情斩杀。四面受敌之时，世宗为他说话了“你们不是靠议论我父亲礼仪而受到我宠信的，你们只是把该说的正确的话说出来而已。你们的忠心和你们的学识、品行，都铭记在我的心里。”因此，对皇帝的服从与感激就成了他做官的准则。而对于大臣们却表示出极端的藐视。
嘉靖六年，张璁升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世宗对他及其信任，曾对他说：“我写给你的密旨你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恐怕会泄露秘密。”张璁身材高大，长相秀美并且敢作敢为，在做大学士期间，他整顿翰林院吉士制度、让科道官互纠。从而达到了整顿吏治的效果。张璁依仗皇帝的信任，在任职期间志傲气横、傲视公卿，根本看不起别的官员。这在某个方面触动了世宗敏感的神经。张璁与首辅扬一清闹矛盾，世宗权衡已久，最后决定命张璁退休回家，但又念念不忘，立即名人将张璁从途中追回。同样的的事还发生过两回。世宗十分宠幸张璁，但又总想杀杀张璁的威风。人们议论张璁说他不懂得做大臣的应该向皇帝表示做大臣的尊严。在张璁看来，他的一切都是皇帝给的，就连辅助世宗登位的扬廷和死后都差一点被追惩，就不要说别人了，张璁深谙其理，才不至与世宗抗衡。世宗下的大臣还谈什么尊严呢？
严嵩，在明史中被视为奸臣。他干的是文人的活儿－写青词，陶仲文干的是道士的活儿－炼丹。朝廷中写青词的大臣不少，但严嵩写的最和世宗的胃口，因此被留在京城主持重修《宋史》的工作，渐渐步入政权核心，升任礼部尚书。严嵩善于邀宠买好，在议礼问题上而得宠，取代了夏言的位置，一手遮天，大臣们基本上见不到皇帝。严嵩却时常能见到世宗，有时世宗一天给严嵩下几道手谕，他甚至可以坐着小轿出入宫廷，其宠幸可见一斑。严嵩的失宠是因为出现了一个精明厉害的人物徐阶。他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权略的人，他感觉到世宗对严嵩态度的微妙转变，就买通了世宗很信任的一个名叫蓝道行的道士。蓝道行在扶乩的时候，显现出“分宜父子，奸险弄权”的字样，世宗问：“上天为何不诛杀他呢？”蓝道行诡称：“留待皇帝正法。”世宗心有所动。就在这一年，皇帝居住的万寿宫发生一场大火，皇帝不知以后怎么办，向大臣询问，严嵩竟建议皇帝搬到南宫去住。南宫是旧时英宗被幽锢之所，这对喜欢祥瑞的世宗来讲，真是犯了大忌讳。徐阶迎合皇帝心意，主张重建万寿宫，没多久，新宫拔地而起，比先前更巍峨漂亮。这样，徐阶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渐有取代严嵩之势。这件事成了严嵩晚年命运的转折点。严嵩失宠，御史邹应龙闻风而动，上疏弹劾严嵩。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徐阶的怂恿下，皇帝夺去严嵩一切官职，勒令回乡，其子严世蕃谪戍雷州卫。严世蕃在谪戍雷州中途跑回江西老家，本性难移，继续作恶多端。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又被御史弹劾。世宗大怒，将严世蕃逮捕下狱。第二年案结，世蕃被斩，严嵩被削籍为民，家产尽抄。严嵩只得在祖坟旁搭一茅屋，寄食其中，晚景非常凄凉。嘉靖四十五年（1566）四月，一代奸臣严嵩在孤独和贫病交加中去世。他死时穷得买不起棺木，也没有吊唁者。临死前，严嵩艰难地写下“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掷笔而死。
徐阶当政后一改严嵩之后的悛刻之风，使得政风宽松，吏治气象有所恢复。
世宗一朝，宠臣但不纵臣，臣虽妄但不远君，世宗牢牢的操纵着大权；一朝天子，如果真的荒废朝政，任用奸臣，不务实事，能经营几十年而不衰败，说明世宗在从政过程中并非像史学家们所说，如何的荒诞无羁而忽略了他专权的另一面。笔者认为我们研究、评价历史人物，不可一味的遵从史书记载，除了历代皇帝的癖端、功过，历史资料只能作为参考，因为那些记录者们所处的位置，政治观念毕竟存偏于朝廷，要从历史的现象中去提纯、捕捉积极的一面，尽力的全面评判功过，反映历史最真实的一面。
长陵内第一进院落内，嘉靖二十一年建成的碑亭内有一座石碑，这就是嘉靖皇帝本应为他亲撰碑文，但又没写的那座无字碑。这座石碑在清朝时却刻上了文字。清政府为了表示自己宽大为怀，入关后，顺治、乾隆、嘉庆曾先后在长陵的碑上铭文，并对十三陵做了不同程度的修缮，这也足以证明了清政府对满汉的民族团结是何等的重视。体现了清朝在鼎盛时期的政策是何等的英明、豁达。
碑的阳面刻的是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清世祖顺治十六年保护明十三陵的谕旨。碑文大意是：
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顺治皇帝下令工部：各陵殿宇、墙垣倒塌严重、近陵树木多被砍伐。因此，工部应尽快将残毁处修缮好，并添设陵户，小心看守。昌平道官要时常巡查，工部也要每年或一次，或两次，差官查阅，不可疏忽大意。碑文的汉文字体为楷书，像是乾龙皇帝的字体。具体时间没有记录，估计是修葺十三陵时才刻上的。
碑的阴面刻有乾隆五十年三月清高宗御制御书的《谒明陵八韵》。诗的内容主要是说明修缮十三陵的原因，以及明清之间的仇怨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消失等历史情况。
碑的左侧刻有清仁宗嘉庆九年御制诗《谒明陵八韵》。抒发了清嘉庆皇帝对父亲修葺十三陵、布恩施泽的感怀、并表达了他睹物生情，有感于明王朝的灭亡，自己要“求安图制”治理好国家的想法。
碑的形制比较特殊，与十三陵诸陵均有不同，碑的顶端雕有一条头部前探的盘龙，碑的底座是一形态仿龟趺样式的卧龙，因此人们称这座碑为“龙趺碑”。
一代贤君－践行一夫一妻制的朱祐樘
明代晚期学者朱国桢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明史》对孝宗评价也很高，主要有八个字，即“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孝宗不像他的父亲，一味迷恋佛、道与房中术，而是在诗、琴画上的造诣颇深。他任用贤臣，修明制度、体恤民情，创造了一个明代历史上的中兴盛世。
他的父亲朱见深从政，一个万娘娘左右朝政，侍宠称霸后宫，她曾生一子，盼望能继嗣做皇帝，但命短未能如愿。至此，凡宫中受宠兴怀孕者，不是儿死，就是母亡。贤妃柏氏生下一子，即悼恭太子，也被万氏所害。万氏扮演着主掌宫廷继嗣的命运。她骄横跋扈，不论宫女、太监稍不如意，立即被赶出宫去。
皇后初立，嫉恨朱见深与万氏的暧昧关系，以后宫之主的身份仗责万氏，被废。继立的王皇后明哲保身，不去理会皇帝对万氏的宠幸，使万氏成了成化朝后宫真正的主人。
朱祐樘的母亲纪氏，很小的时候就入宫。据说，成化初年的大藤峡之战，政府军队俘获了许多瑶族的子女。其中面目姣好的女子就送进宫中做了宫女。纪氏是瑶族土官的女儿，她聪慧而且知书达理，在宫中负责内库的事物。后来与宪宗的一次邂逅，就怀上了朱祐樘。万氏千方百计的加害纪氏，而宫中善良的太监如张敏、怀恩，以及被废的吴后、宫女们则尽力保全。孝宗生下之时，头顶有一寸左右的地方没有头发，系药汤对胎儿的损伤所致；显然还是遭了万贵妃的毒手，只是命不该绝罢了。朱祐樘在一个偏僻之所“安乐堂”生活了6年，一直不敢公开露面，甚至连胎发都不敢剪。在朱祐樘之前，宪宗已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万贵妃所生，早就死了。一个是柏妃所生，却被万氏害死了。因此，当宪宗从太监张敏那里得知朱祐樘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几个月后就立为太子。但是，万氏却深怀怨恨，日夜哭泣说：“奴才们竟敢骗我”接着纪氏也不明不白的死了，太监张敏也因害怕被万贵妃报复而吞金自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