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批评，是针对孙文讲辞（86：28-29）内的几项土地国有化相关要点。（1）涨价归公法：“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方法。比方地主有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至多两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涨价值一万，地主应得两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2）在外国难行，在中国易行：“欧美各国地价已涨至极点，就算要定地价，苦于没有标准，故此难行。至于地价未涨的地方，恰存急行此法。所以德国在胶州、荷兰在爪哇已有实效。中国内地文明没有进步，地价没有增长，倘若仿行起来，一定容易。兄弟刚才所说，社会革命在外国难，在中国易，就是为此。”（3）国有化的效果：“行了这法之后，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不至难办。现今苛捐尽数蠲除，物价也便宜了，人民也渐富足了，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4）单一税：“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家。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
梁对这四点的驳斥较务实，但他的驳文冗长杂漫（《新民丛报》，86：29-44），简要解说如下：
第一，涨价归公法。（1）既是土地将归国有，又何必另有定价法？定价之后民间是否可以自由买卖？（2）政府是在定地价时随即买收，或日后才买？（3）政府收买后，既已为国有，就应不准买卖。既然将来无土地交易，怎么会有将来涨至一万赢利八千的事？（4）若日后才由国家收买，何必现在定价？若预先定价而日后才买，土地价格还是会波动起落，必起争纷。（5）政府的财政能力，是否足以负担在全国各处购地之费用？
第二，在外国难行，在本国易行。（1）“孙文又谓欧美各国地价已涨极点，就算要定地价，苦于没标准，故此难行。……吾国现在之地价，……吾粤新宁香山之地价，则涨于二十年前多多。若因其涨而其无标准，则我国亦何从觅标准耶？”（2）德国在胶州、荷兰在爪哇行之有实效，中国亦可仿行。在殖民政府的强权下，执行此事有何困难？中国政府有仿行的条件吗？
第三，国有化的效果。（1）国有化之后需向国家承租土地耕作或为工厂。若此，有资本者或有官商关系者，能租得广大面积与位置良好之地，小资本者与平民仍“局蹐于硗确之一隅也”。土地国有如何能避免富益富、贫益贫之结果？最多也只能免除因土地而暴富之可能，究其实质，也只是以国家为地主，取代过去的私人地主而已。（2）各行各业所需土地的面积不同：林牧两业所需之地必多于农工，商业与服务业所需之地较小。各业所租之地，地点是自由申请或由政府指定？面积大小又如何分配？是以营业额或资本额或用其他标准来判断？万一日后需求增多或经营不善，土地面积又应如何增删或改换地点？政府处理这些事务需用许多人力和费用，必然繁杂且不效率。（3）原租者如为农民，过世后土地可否由子女继续承租？（4）土地国有化之后，地租会降低；成本当然会稍减，但影响物价的因素众多（有气候、金融、世界经济、国际收支、汇率变动等诸多变量），单靠土地国有，如何保证物价必定便宜，人民会渐富？
第四，单一税。若只收地租一项，如何能使中国成为地球上最富之国？（1）地租是依收买土地时的价值比率定，或是依收租时的地价来决定？（2）若有官民之间的舞弊，地租的评定会有低报之事，地租的实收额恐会不足。（3）若日后人口增加、福利支出增加、国防支出增加，而土地已因国有化而无行无市，况且土地面积不会随日而增，此法行数十年后，是否仍足全国财政之需？
以上是梁的驳论要点，梁亦不忘攻击性的说辞：“孙文之土地国有论，则嫫母傅粉而自以为西施也”，“吾反复读孙文之演说，惟见其一字不通耳”，“以其语语外行，喷饭”，“四不像的民生主义”。（《新民丛报》，86：41-49）
6.3.2《民报》的反驳
《民报》第12号的长文，有一半的篇幅在辩解土地国有论之正当性与可行性，行文的架构仍是依梁在《新民丛报》第86号的论点顺序，有原理性的辩解，也有执行实务问题的解说。以下所述的是较有辩驳性的论点，文中有不少琐碎或无力的反驳，在此不论。
《民报》的基本主张是：“故吾以为欲解决社会问题，必先解决土地问题；解决土地问题，则不外土地国有，使其不得入于少数人之手也。”（12：59-60）这项主张的背后推理是：美国“南北太平洋铁道，其敷设时，由国家奖励，而与之以轨道两旁各六十英里至百余英里之地。如是之类，故美之土地亦入少数人之手，而资本亦附属焉”（12：59）。以美国土地之广大，铁路密度之稀松，甚难理解会因铁路所经而使美国土地入少数人手中；近一个世纪之后，也尚未见此现象。另一项逻辑上问题是：何以能因而说明“而资本亦附属（于土地）焉”？筑铁路需要巨额资本，铁路经过之地价会因而更涨，所以如梁所言，应是土地附属于资本才对。就中国的例子而言，富人多买地产，出外经商发达后回乡买地是常见之事，所以在大部分的情形下，是土地附属于资本，《民报》的推理难以服人。
第二个论点是：“惟用土地国有主义，使全国土地归于国有，即全国大资本亦归于国有。盖用吾人之政策，则不必奖励资本家，尤不必望国中绝大之资本家出现。惟以国家为大地主，即以国家为大资本家。”（12：74-75）他们的推理是单一税的观点：“夫今日之中国所谋于民之地税，为其租之二十分之一而已。其取诸民而达诸中央政府，不知经几度之吞蚀偷减，而中央政府每岁收入犹有四千万之总额。……经国家核定其价额之后，以新中国文明发达之趋势，则不待十年而全国之土地，其地代（即地租）进率不止一倍。而此一倍八十万万之加增，实为国有。国家举八十万万之岁入，以从事于铁道、矿山、邮便、电信、自来水等之一切事业，而不虞其不足。即其后之数年，地租之涨价，或不及此数，而有是可亿收之巨额。……则全国之富源广辟，……则自身之资本弥漫充实于全国而有余。此殆自然之进步为之，而非恃奖励资本家政策所能望。”（12：75-76）对这么乐观的估算，一个世纪之后读之，对革命家的“热诚”不得不佩服。
第三个论点是：“且土地国有之制行，国中之生产业必大进。何者？既无坐食分利之地主，而无业废耕者，国家又不令其久拥虚地，则皆尽力于生产事业也。”（12：86）他们没有提出理由，说明何以会有这么自动的结果，但从这样的逻辑看来，是主观认定的程度远多于事实的推理：产业之大进主要是由于生产技术、流通渠道、国际市场之竞争力等项目，单凭土地国有应无此神效。证诸二次大战后行土地国有制的苏联，生产反而大退。此说难成立。
第四个论点在反驳资本不是造成地价上涨之主因。“地价之贵其重要直接原因有三，而资本之势力不与焉。一曰土地之性质，……其使用收益不同，其价值不同也。二曰土地之位置，其位置便于交通者贵，不便于交通者贱也。三曰人口之增力。……凡此皆非资本所能居首功，梁氏……都会发达由资本膨胀之结果则谬也。……是所谓倒果为因者耳。且梁氏意以为一般资本增值而地价始腾贵乎？抑必资本家投资其地，而地价始腾贵乎？”（12：93-95）这是个漂亮的论点。持平而论，地价上涨的因素中，也有因为资本流入炒作而人为高涨者，双方各自持理，这些论点可互补而不悖。
第五个论点是在描绘土地国有的功能与效果：“土地国有则国家为惟一之地主，而以地代之收入，即同时得为大资本家，因而举一切自然独占之事业而经营之。其余之生产事业，则不为私人靳也。盖社会主义者非恶其人民之富也，恶其富量在少数人，而生社会不平之阶级也。……如是而可期分配之趋均者有六事焉。土地既不能私有，则社会中将无有为地主，以坐食土地之利，占优势于生产界，一也。资本家不能持双利器以制劳动者之命，则资本之势力为之大杀，二也。无土地私有之制，则资本皆用于生利的事业，而不用于分利的事业，社会之资本日益增，无供不应求之患，三也。”（12：100-110）这三点都是相当有吸引力的说法，合情合理，是新中国所需要的。而以下的论点，则不易看出与土地国有制有何直接关联：“土地国有，其余独占事业亦随之。其可竞争的事业，则任私人经营，既无他障之因，而一视其企业之才为得利之厚薄，社会自无不平之感，四也。劳动者有田可耕，于工业之供给无过多之虑，则资本家益不能制劳动者之命，五也。小民之恒情视自耕为乐，而工役为苦，故庸银亦不得视耕者所获为绌。其他劳动者之利益皆准于是，六也。”（12：101） 第五、六两点的意义是在保障劳动者与农民的基本权益，这只需立法保障即可，与土地国有制何干？
第六个论点是：“社会革命但以土地国有为重要，从而国家为惟一之大资本家，……吾人将来之中国土地国有，大资本国有。土地国有，法定而归诸国有者也。大资本国有，土地为国家所有，资本亦为国家所有也。何以言土地而不及资本？以土地现时已在私人手，而资本家则未出世也。何以土地必法定而尽归诸国有，资本不必然者？以土地有独占的性质，而资本不如是也。”（12：103）这一点是宣称性的，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较佳方法，这个论点在世界各国经济史上尚无实例可以支持。
综观上述六个论点，以第四个最有说服力， 第五个的前三点也可以接受，其余四点则可议之处甚多。
6.3.3梁的驳斥
针对《民报》第12号的长文，梁在《新民丛报》1907年第90-92号发表一篇连载3期的长文：《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文分3节，分别从财政、经济、社会问题来批判国有论的“不可行”，“不能行”，“不必行”。梁的目的是要驳斥“简单偏狭的土地国有论”：“本报既认扫荡魔说为一种之义务，故不惜再纠正之。”（见全文导言）此文在3节内，条列39项反对土地国有的理由； 第1节写得简洁有力， 第2、3节较拉杂牵扯，焦点不聚、力道不足。这39点分成3大主题： 第1节是财政角度，内有15条； 第2节是经济角度，有18条； 第3节是社会角度，有6条。一因其中某些论点在《杂答某报》内已出现过，二因不是每个论点都精彩，以下只举较有论辩力者为例，并稍加评论。此文的前两节已收入《饮冰室文集》（18：1-54）， 第3节则遗漏未收。
6.3.3.1财政角度
（1）国有论者主张单一税而排斥复税制度，“此其语于财政原则一无所知，且与事实大相刺谬”（18：2）。土地单一税是说，全国只课土地税（即地租）一种；复税制则包含消费、营业、所得、财产等诸税。梁列举各种统计数字来推算中国的岁入，并与日、英两国比较，认为单靠国有地租一项，实难以支付繁杂庞大的国防、司法、内务、外交、文教、经济等费用。日后人口增加，国家业务日益繁多，若仍单靠土地税，则此税率必然要大幅调高，可能会远超过正常的水平，国家反而成为最大的剥削性地主。再说，不使用土地者，或只使用小面积土地者（如金融业、工商业、医师、律师）的税负额，必少于农林牧业，这岂不又回到原点：农民是税负最沉重的阶级？（18：17-18）
（2）中国面积虽大，但可耕地的比例不高。中国经济发展迟缓，物价低，生活水平不高，单靠地租为国家收入，“万万不能也”。况且历史上赋税体系“吞蚀偷减”、“舞文中饱”，财税行政的效率不高；就算“土地国有论实行后，将此数全归政府，则其所入亦不过与现时日本之预算案相等。其不足以供此庞然大国自维持、自发达之费明矣”（18：4、7）。
（3）即使土地单一税收足用，但单一税制本身缺乏弹性，遇灾难、战争、大型公共工程时，难以调整岁入。相对地，若采私经济（即非社会主义）的复税制，民间各部门各自努力，工商产业发达后政府可有更多税收。此外，消费税、遗产税、所得税也可依额度采累进率，一方面增加税收，另一方面减少财富差距。舍此弹性多元的税制，而就单一刻板的土地税制，高下优劣立判。
（4）若行土地国有，即使无民怨，但“共和政府无点金术，不知何以给之”（18：11）。这是最严重的问题：若要一次收购全国土地，世上尚无一政府有此能力；若分十年收购，弊端必滋生无数。再则，若土地归国有，地价必较从前下跌，地租亦无上升之理，政府必须维持国有化之前的地租水平才足国用。若地价跌而又要地租收入总额不减，那等于是地租率（土地税率）变相地提高了。（18：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