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提出一项对立性的论点：这是一个国际资本相互竞争的时代，国际资本会因为逐利而迁移[“故拥资本者常以懋迁于租（地租）庸（工资）两薄之地”（86：17）]，西洋诸国资金较中国雄厚、科技较发达，“我中国若无大资本家出现，则将有他国之大资本家入而代之；而彼大资本家既占势力，以后则凡无资本者或有资本而不大，只能宛转廋死于其脚下，而永无复苏生之日”（86：18）。他主张“我国民于斯时也苟能结合资本，假泰西文明利器（机器），利用我固有之薄租薄庸以求赢（利润），则国富可以骤进十年，以往天下莫御矣”（86：18）。他认为这样才能“从各方面以抵挡外竞之潮流，庶或有济。虽作始数年间，稍牺牲他部分人之利益，然为国家计，所不辞也”（86：19）。
简言之，他主张采国家主义路线，行保护政策以抵挡外资侵入；同时奖励本国资本家，运用西洋的新式生产设备，以求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在追求扩展时，难免出现所得不均的状况（资本家与工商业变富，农业部门的资金则被挤压），这是必然会出现但也是应该容忍的初期牺牲。他继而批评《民报》的见解：“呓倡此与国家全体利害相反之社会革命论，以排斥资本家为务。寖假而国民信从其教，日煽惑劳动者以要求减少时间，要求增加庸率，不则同盟罢工以挟之。资本家蒙此损失，不复能与他国之同业竞，而因以倒毙，……坐听外国资本势力骎骎然淹没我全国之市场，欲抵抗已失其时，……全国人民乃不得不帖服于异族鞭棰之下，以糊其口。”（86：19-20）
对现代读者而言，若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梁的主张比孙更能符合此潮流，他认为要这么做才能迎头赶上。
若行社会主义，视分配平均为首要，则最多也只能达到“均贫”而已，不如先求富之后再求均。至于中国当时能否累积出足够的资本，且能在国际上竞争，仍是一项假设性的大问题。
第三项论中国“不能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很简单：“虽然欧美现在之程度，更历百年后犹未必能行之，而现在之中国更无论也。”（86：21）梁在1906年写此句时，俄国的“十月革命”尚未发生。史实证明半世纪不到，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社会主义就在苏联、东欧、中国、非洲、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之后再40多年，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此则非梁所能预见。
梁在1906年时的论点很清楚：中国若要行社会主义，当时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曾经有过成功的例子可仿效？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用在《民报》所主张的土地国有论上。简言之，梁一方面认为中国无实行这两项经济政策的条件，先进诸国在当时也无一成例可仿效。然而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土地国有化这两件事，此事在第6.5节内会再讨论。
6.2.3《民报》的反击
《民报》第12期（1907年3月6日）的《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是胡汉民和汪精卫合写（署名“民意”）的长文（12：45-155，共111页），内含20条批驳。写作的手法是先引上述梁文的某些段落，然后逐点驳斥。前15条分在3节内（依梁的“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顺序），后5条在驳斥梁对孙的批评。整体而言，这是一篇强有力的作品，在《民报》内少见这种论述经济问题的佳作。缺点是冗长杂芜，论点不够集中，小辫子式的纠缠过多，大问题所用的篇幅反而不够；此外，常有人身攻击的文字，例如批评梁的“经济观念之谬误”8大项（12：51-52），以及说梁是文抄公（12：54、88）。另一项特色是在文末（12：147-155）表列梁文的12项矛与盾，此表虽然醒目，但其中约有半数不易看出有何明显的矛盾。若此文能删缩一半，精彩与分量当不逊于梁文。
对中国“不必行”社会主义的说法，梁的见解是因为欧洲有阶级问题，有革命的传统，有不公平的税制。《民报》的批驳是：梁只举欧洲之例来说明中国的状况不同，是“其谓中国不必行社会革命之惟一依据也”，“而于美洲则无一字道及”（12：53）。如果美洲（应指北美）行社会主义成功而梁一字不提，那是梁的大弱点；然而北美非但不行社会主义路线，走的还是梁所倾向的资本、竞争、保护等路线。《民报》的第一项反击无功。
第二个论点是依埃利的书中所言，“美国社会进步之后，其分配之不均尤甚剧也”（12：55）。美国在19世纪中叶后逐渐发展工商业，有铁路、钢铁、石油等大王，所得不均化是有目共睹的事，而梁也说过，若中国采工商业资本化路线，必然会牺牲某些人的分配公平性。这一点是清楚明白的事，不知《民报》的反驳如何能“有足以正梁氏之谬失”？同一问题的另一项批评是对的：梁认为中国无贵族制度、采诸子继承制、赋税极轻，所以财富分配问题不会比欧洲严重，将来也不会是个大问题。《民报》举例反驳：美国亦无此三个问题，但所得分配仍会恶化（托拉斯式的产业集团是原因之一），可见梁的论点不充分（12：57-58）。
针对财富分配的问题，梁另有一项认知上的错误：他以为公司股份化之后，一般市民可以投资持股，大公司的利益就可以由社会分享，“亦即我国将来经济社会均善之朕兆也”（12：60）。这是他在19世末初见股份公司制时过度乐观的看法。相对地，《民报》（12：61）
对此问题的见解相当成熟。占10股以下的小股东人数再多也无用：
一因股票可以随时转售他人；二因小股东不易结合，不易产生足够的影响力；三是大股东可以收买股份来垄断公司决策。要言之，在尚未见到股份公司制度有助于分配平均化之前，已有实例见其自肥之弊。
以今日经验证之，梁的见解较粗浅。
接下来是中国“不可行”社会主义的问题，要点是批评梁的主张：奖励本国资本家、排斥外资的国家主义式保护政策。《民报》的论点值得考虑：何必拒外资？能共荣共享岂不更佳？“则外国资本其能输借于中国，……我宁欢迎之不暇。……梁氏勿疑经济的国际竞争为一如武力的战争，……其能商于我国而获赢，大抵其能有利于我，而非朘我以自肥也。”（12：69-70）作者举日本煤油矿与美国斯坦达（Standard）公司合作互利为证，来批评梁的闭关保护政策：若万一无法扶植本国强有力的资本家成功，则中国在国际竞争上必无胜理。《民报》以梁的语气反讽：“故梁氏排抵外资之政策，求之各国无其类例。”（12：74）
接着批评梁的保护主义。《民报》（12：73-74）的论点是漂亮有力的自由贸易论：有行保护主义也有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各持学说相攻难，至今无定论”（这是实话）。《民报》对此事并无创说，只是提醒说：在保护政策之下，企业易有依赖心，怠于改良进步；行自由经济政策则可鼓励国人“从事于其贸易上最适宜之生产”。这个问题几乎在世界各国都辩论过，这是个永无结论的争辩，因为利弊得失会随着经济环境而变迁，固守着某条路线皆非上策。至于清末的中国应采保护主义或自由政策，这也是一个难有定论的争辩，因为这两条路线都有强力的拥护者，双方所持之论也都有事实依据，所以对这个问题无法判断双方何是何非。
虽然梁反对社会主义，但他也赞成“以累进率行所得税及遗产税……制定工场条例、制定各种产业组合法者”（12：74）。《民报》说梁“于其论分配问题时崇拜社会主义，而于论生产问题时则反对之，此其所以为大矛盾也”（12：77）。《民报》的理论分析较梁的见解深入：“分配含有二义，其一为关于个人财产贫富之问题，其二则为庸银（工资）与租（地租）息（利息）赢（利润）之问题。”这是根据埃利著作的说法，即所得可分两种：一是个人财富，二是生产要素之所得（劳力得工资、资本得利息、经营得利润）分配，也可以说是劳动阶级和资本阶级之间的分配。他们批评梁“惟知从事于生产，而不计社会个人贫富之家”（12：78），结果会再度陷入西欧诸国的阶级矛盾。这是有力的批评。
第三点驳中国“不能行”社会主义之说。梁的基本意思是：中国在当时具有哪些条件，来实行西洋先进诸国尚无法达成的社会主义理想？《民报》对此问题的回答不切要点，只抓住梁的语病，说他们要做的并不是梁所认为的“圆满之社会革命”：“吾人所主张为非圆满之社会革命也。”（12：90）这是无力的论点：中国要实行的是“多不圆满”的社会主义？若很不美满，那又何必？若只是有一些不圆满，也要确切说明程度才能服众。《民报》舍此要点，转而强调土地国有之优越性，批评梁对土地国有的误解，之后再转向土地国有的理论性说明，似乎土地国有是民生主义的唯一要务。其实《民报》可以就社会福利、保障就业、卫生医疗、基础教育等具体生活项目来答辩，反而较能引人关切。此节除了辩解土地国有的优越性外，并未回答何以中国不能行社会主义的质疑。
最后一点是《民报》要给民生主义拟一个英文名称，以示它与社会主义之区别：“民生主义一名词当为Demosology而不为Socialism。”（12：126）此字可拆成Demo（民主）和sology两词，sology又可拆为so-（代表有一点“socialism”）和-ology（代表“学”）而非“主义”。这是把西洋的社会主义改变名称，以纳入中国情境的一种作法，被梁讥为“四不像”。最后的附录是在答辩梁对孙文演说的批评，内容要点在前面已多提过，只是换另一套词辞，佐以不同史实。这个附录少见新意，不如删去来得简洁有力。
6.3土地国有论
在第6.2节的社会主义经济路线问题，基本上是原则性的争论，具体执行的问题较少。本节的土地国有化论争，虽然也有原则性的问题，但主要的争辩环绕在如何把这项主张在中国落实。社会主义和土地国有是《民报》的两大经济主张，也是孙文路线的鲜明标志，所以梁在《杂答某报》内，把两者视为一体之两面，行文时并未刻意区隔，《民报》在答辩时也是把两者混在一起。梁写《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时，就把焦点集中在土地国有化的问题上，不再谈社会主义的面向，《民报》在随后的几篇回答，也是集中在土地问题上。
6.3.1梁的批评
梁在《杂答某报》内论说何以中国“不能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批评“今排满家（即孙文与《民报》）之言社会革命，以土地国有为唯一之橥，不知土地国有者，社会革命中之一条件，而非其全体也。……如今排满家所倡社会革命者之言，谓欧美所以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未能解决土地问题。一若但解决土地问题，则社会问题即全部解决者然，是由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新民丛报》，86：21）。
梁的论点是：欧美经济社会分配不均的主因，是在资本问题而不在土地问题。这是有道理的说法：试想马克思为何写《资本论》而不写《土地论》？梁的推理是：孙文说地价与地租之所以暴涨，是都会发达的结果。但都会何以发达？根源还是在“资本膨胀之结果而已。彼欧洲当工业革命以前，……土地之利用不广，虽拥之犹石田也。及资本之所殖益，则土地之价值随益腾，地主所占势力于生产界者，食资本之赐也。……又况彼资本家常能以贱价买收未发达之土地，而自以资本之力发达之，以两收其利，是又以资本之力支配土地也。……要之，欲解决社会问题，当以解决资本问题为第一义，以解决土地问题为第二义，且土地问题虽谓资本问题之附属可也”（《新民丛报》，86：22）。
这是合理的论点：今日东京、纽约、伦敦、巴黎地价之高，固然是都会发达之结果，但若这几国的经济不走资本主义路线，岂有今日之状？反之，在行社会主义的国家，都会即使发达，地价涨幅仍有限，因无资本之煽动力也。同一文章的附录（86：24-52）是梁批评孙文的演说，他重复了上述资本为主、土地为属的说法，并举上海、香港之例为证，说明“使资本家永不出现，则地价其永不增加矣”（8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