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民主从来只是“富人的游戏”和“钱袋的民主”，在政治生活完全商业化的美国，要在国家权力机关中谋求公职，需要花大量的金钱，离开金钱，竞选总统、议员等公职就寸步难行。竞选费用不断攀升，数目之巨令人咋舌。2000年美国大选所花的费用高达30亿美元：比4年前高出50％，创历史最高记录；各州的竞选花费也高达10亿美元。美国法律对政治捐款不加禁止，只规定个人向候选人、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政党提供捐款的上限，但没有对企业、工会等向政党提供的“软捐款”加以规定。各党派和候选人筹集的“软捐款”高达6．48亿美元，比4年前增加了4倍。在竞选过程中，至少有20人的捐赠超过了100万美元，女演员简·方达为一个支持堕胎权利的新组织开出了1200万美元的支票。企业界为打通美国政界花费大量的游说开支，在截至2000年6月30口的18个月中，仅英国18家公司就花了3000万美元。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和枪支制造商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打通国会，说服政治家们反对限制销售和拥有枪支，使得枪支管制立法难以通过。英国《金融时报》2000年10月25日指出，美国政治制度的腐败已经非常严重，连美国选民也注意到了由此产生的“铜臭味”。联邦选举制度已经沦为“集团贿选制度”，美国的民主被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
在2000年选举中，民主党人乔恩·科尔津个人出资6000多万美元成功赢得了代表新泽西州的参议员席位，创州议会竞选花销的新记录。美联社2000年11月9日对金钱与选举胜势的关系进行的数据分析表明，去年当选的参议员中81％的获胜者、众议员中96％的获胜者花的钱超过了他们的竞争对手；而截至10月18日．32场参议员竞选中有26场、433场众议员竞选中有417场的获胜者是花钱最多的候选人。美国研究金钱与竞选的一位专家道出了其中的秘诀，“只要在联邦大选委员会那里查一下筹集资金的账户，就可以在大选之前知道大选的最终结果。可见，美国民主的真正奥秘是金钱，金钱主宰着选举的过程和结果。难怪西班牙《世界报》将金钱的作用称作“美国的民主癌症”，指出这种癌症的扩散“没有任何国家达到美国这样的规模和如此严重的程度”。
金钱在美国政治中的主导作用非常明显，选举实际上沦为金钱的竞赛。2002年中期选举期间，竞选电视广告费高达9亿美元，比2000年大选还多。据美联社对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供的数据分析，2002年中期选举结果，95％的众议院席位和75％的参议院席位被竞选开支最多的候选人赢得。美联社2002年8月30日的报道说，为了争取对参众两院的控制权，美国现任总统亲自出马为共和党中期选举筹集资金，仅2002年一年就为共和党筹集竞选资金近1．1亿美元，创下美国竞选筹资的新记录。美国的法官选举也像是一场金钱竞争。2000年时，只有2个州的法官候选人购买了电视广告，而在2002年中期选举中，9个州的州最高法官候选人购买了电视广告。
“金钱政治”使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失去参与政治的热情。据统计，美国选民参加总统大选的比率在近40多年来总体上呈下降趋势。1960年，总统大选的参选率为62．8％，到2000年，估计只有51．2％。而2002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时有60％的合格选民没有参加，参选率仅为40％。由美国民权律师委员会等机构资助、对加州三个城市少数族裔选民进行的调查显示，几乎所有被调查者都对金钱能买通政治感到厌倦，不想参与政治。亚裔选民认为金钱对政治影响过大，不公平；黑人和拉丁族裔感到被关在政治门外，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三）新闻媒体面临自由危机
首先，美国的新闻自由同样受到金钱的支配。媒体掌握在有钱人的手中，一向是富人的喉舌和当权者制造民意的宣传机器。只要当权者和富人愿意，只要有利可图，美国的新闻自由有时可以滥用至罔顾国际准则的地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0条明确规定，“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均应以法律予以禁止。但是，美国却不顾国际公约的规定和世界许多国家的通例，见利忘义，从1933年起一直销售和允许销售阿道夫·希特勒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主义自传《我的奋斗》。在二战期间，美国通过销售此书获得版税2万余美元，二战后美国司法部仍悄悄销售此书达34年之久，收取版税达13·9万多美元。美国出版商霍顿——米夫林公司1979年从政府手中购回此书的版权后继续销售，据估计，20年来至少出售30万册，获利30万～70万美元。《华盛顿邮报》两名资深人士出版的题为《危机中的美国新闻》一书指出，追求利润的做法破坏了美国新闻界的使命感，“大多数业主和发行商强行要求编辑人员更多的关注利润高低，而不是关注新闻好坏”。
第二，美国一向标榜的“新闻自由”受到当局政府的控制。2002年2月21日国际新闻学会公布的年度报告指责美国破坏新闻自由，认为“布什政府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对待媒体工作的方式，以及试图压制独立媒体言论自由的做法，是2001年最令人惊奇的事情”。2002年5月2日无国界记者发表的《世界新闻自由》年度报告揭露，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在反恐斗争中向新闻界施加压力，限制了新闻自由。2002年8月6日，美国的一家媒体公布了一份“公众要媒体闭嘴”的调查报告，结果表明，69％的人认为媒体有偏见，2／3以上的美国人表示不相信媒体的报道。
美国州立索诺马大学的调查报告称，美国的言论、舆论和新闻自由正处在危机之中。美国媒体卷入越来越多的新闻欺诈中，2003年6月5日，《纽约时报》两名高级主编因报道欺诈丑闻辞职。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Plagiarism．org”网站负责人约翰。巴里说，许多媒体都有这个问题，美国对新闻媒体的监督控制十分严厉。在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美国对新闻界竭尽封锁、垄断之能事，以极端的霸权践踏新闻报道真实、公正的原则。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资深记者彼得·阿内特因为“只是说了一些自己的感想”，就被公司解雇。许多国际媒体在伊拉克的采访行动处处受到制约。“无国界记者组织”指责驻伊拉克美军频频干涉记者的新闻自由，称干涉次数之多令人震惊。2004年1月，美国任命的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对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发布禁令，禁止该台在1月28日至2月27日期间报道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的活动。一本由15名美国新闻记者合写的《黑名单》的书中称，美国新闻自由面临危险。该书作者之一，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有线新闻电视公司记者克里斯蒂娜·伯耶松在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说，当局控制着媒体传播的信息，而记者则变成了当局的“速记员”。美国还多次在伊拉克袭击新闻媒体和记者。2003年4月8日，美军轰炸了一家阿拉伯电视台驻巴格达办事处，造成一名摄影记者当场死亡。
五、贫困和饥饿威胁部分公民的生存权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使得贫困、饥饿和无家可归者成为这个头号发达国家中的“第三世界”。作为世界上头号发达国家，但美国政府至今拒不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劳动者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漠不关心，贫困、饥饿和无家可归等问题十分严重。
（一）社会经济出现诚信危机，普通百姓遭殃
最近一两年，美国接连爆出大公司涉嫌欺诈的丑闻，由此造成的诚信危机和经济损失使美国普通百姓失去了经济安全感，严重损害了美国广大民众的经济利益，美国劳工部2003年1月10日公布报告说，2001年至2002年，美国共失去160万个就业岗位。2002年12月，全美失业率高达6％，失业人数为860万人，雇主削减了10万多名雇员的工资。美国有60％的家庭持股，大公司欺诈丑闻造成股市下跌，使市场总值跌去1．5万亿美元，给这些大公司的员工和公司股票持有人造成严重损失。安然公司宣布申请破产后，其股票从过去每股85美元跌至不到1美元，数百万持股人损失惨重，大批员工投资在本公司股票上的退休金血本无归，教师、消防队员和部分政府雇员退休金损失10亿美元，世界通信公司宣布申请破产后，公司股值从每股62美元跌至几个美分，1．7万员工失去工作，投资者利益严重受损。
（二）贫富差距明显拉大
据《华盛顿邮报》2002年9月24日报道，全美20％收入最高者拥有全美50％的收入，5％的最富有者（年收入15万美金）占全美总收入的百分比由2000年的22．1％上升到2001年的22．4％。美联储2003年1月22日报告说，1992年至1998年间，全美10％收入最高的家庭和20％收入最低的家庭之间的差距拉大了9％，而1998年至2001年间拉大了70％。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03年的报告指出，美国贫富差距之大为近70年来之最。占美国人口总数1％的最富有的人，所占有财富超过占人口总数40％贫困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总和，富人财富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从1979年的7．5％上升到2000年的15．5％。美国政府的某些政策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加剧了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美国智库环境工作组2003年的报告称，美国政府的农业政策使大农场主得到超过70％的政府补贴，大农场主与普通农民的收入差距扩大，迫使许多农民濒临破产。
（三）贫困和饥饿人口有增无减
美国人口统计局称，2001年，美国又有130万人落到贫困线以下。2002年，贫困人口继续增加。据美国“为世界提供面包”组织2。02年公布的材料，美国有3300万人生活在遭受饥饿或饥饿危险的家庭。据报道，美国全国的无家可归者人数估计达到300万人左右，而政府在2002年减少了对这些人的援助，并对他们制定了更加严厉的法律进行惩罚。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3年年度经济报告公布的数据，美国的贫困人口连续两年上升，2002年比上年增加170万，达到346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2．1％，贫困率比上年增长了0．4个百分点。其中极度贫困人口从340万人增长至1410万人；贫困儿童的比例从2001年的16．3％上升至2002的16．7％。2001年以来，美国贫苦家庭的增长率为6％，美国现有730万个贫困家庭，有3100万人面临饥饿。
美国市长会议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2002年在包括华盛顿、波士顿、洛杉矶、芝加哥等在内的美国25个主要城市，要求紧急食品救助的人数平均增加了19％，要求紧急住所救助的人数在18个城市中平均增加了19％，这是过去十年中增加最多的一年，而且，所有被调查的25个城市都预计2003年饥饿和无家可归者人数还会增加。波士顿市市长、美国市长会议主席托马斯·M·梅尼诺评论说，“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必须找到一种办法来满足其所有居民的基本需要”。2003年10月美国农业部5发表的报告称，2002年全美有1200万个家庭担心买不起食品，380万个家庭实际上有人在挨饿。2003年12月18日，美国市长会议公布的新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25个市中，2003年要求紧急食品救助的人数比2002年平均增加了17％，87％的城市认为2004年人数还会增加。
（四）无家可归者人数继续攀升
到2002年7月，纽约的无家可归者比4年前上升了66％。据美国全国无家可归和贫困法律中心公布的材料，2002年，美国有300多万人无家可归。华盛顿的无家可归者比例最高，估计约2万人有无家可归的经历，近400个家庭申请紧急住所救助。仅2002年4月份，纽约就有38476人在援助中心过夜，其中包括16685名儿童。据美国有关组织统计，目前美国无家可归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接近“二战”结束时的水平。最易受贫困和饥饿打击的群体包括怀孕妇女、老人、无身份证居民和单亲家庭。美国市长会议公布的报告显示，要求食品紧急救助的人中，48％的人是有孩子的家庭成员，要求食品救助的成年人中，38％的人是有工作的。在无家可归者中，39％的是有孩子的家庭，22％的人是有工作的，73％的无家可归者家庭是单亲家庭。
据美国市长会议2003年12月公布的调查报告，过去的一年里要求紧急住所救助的人数增加了13％，88％的城市认为2004年情况会更糟。近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就此提醒美国：应将“居者有其屋”视为最基本的人权。芝加哥无家可归者联合会认为政府没能为大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更批评当地政府要在5年内强制收回当地8000处住房的做法违反了国家人权法。
（五）劳动安全缺乏保障
美国法律规定，只有在雇主“蓄意”破坏安全规定的条件下发生的工伤事故才可能提交到司法部门。即使发生了耸人听闻的案件，雇主也很少被确认为“蓄意”而提起公诉。《纽约时报》曾经援引美国职业安全和卫生署调查报告说，1982年至2002年的20年中，因雇主“蓄意”违反安全规定而导致工人死亡的案例有1242起，没有被起诉的占了93％。20年来，全美因雇主违反安全规定导致工人死亡的事故有2197起，而雇主被监禁的总时间还不到30年。
（六）医疗保健状况变差
2003年9月美国人口普查局发表报告，2002年美国没有健康保险的人数比2001年上升了5．7％，达到4360万，占总人口的15．2％，是最近10年中单个年份增加最多的一年。据调查，从1987年到2001年美国大公司中没有健康保险的职工比例从7％上升到11％。无钱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在内布拉斯加州，25万名单身母亲失去了以前享受的免费医疗。在亚利桑那州，大约6万名儿童将不再有医疗保障。
六、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状况令人担忧
（一）性别歧视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