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军事战略思维和科学决策
李际均
演讲者：
李际均，1934年5月出生，曾任北京军区陆军师长、军长，机械化集团军军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院长。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国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第十四届中央委员。现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主要著作：《论战略》、《军事战略思维》、《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军事科研思考与学术对话》、《中国军事思想传统与防御战略》等。
今天很高兴来谈谈战略思维与科学决策的特点、要求以及我的一些研究和看法。马克思说战争比和平成熟得早，货币交换或者雇佣制度最早都产生于军队。很多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也都来自军队。美国就有人认为最优秀的商学院不是哈佛和斯坦福，而是西点军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点军校培养出3 000多名董事长和副董事长，5 000多名总裁。我认为新一代的知识经济的精英已经成长起来了，并且领军进入了全球化商业大战的战场，为国家争荣誉、争财富，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同时我觉得他们对民族的利益和对国家的富强，有着更多的责任感、使命感，这是我感到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谈到管理思想，我们中国最优秀的、真正的管理科学思想，也许不在于引进的西方的管理知识，而是毛泽东的思想和管理方法。首先是掌握科学的战略思维，因为任何管理、任何商业运作都是一个战略全局。既然是全局的思想，它就需要有战略思维来进行筹划。
19世纪的著名哲学家康德在墓志铭上就写道：重要的不是给予思想，而是给予思维。战略思维是总揽全局的，带有认识论、方法论的一种思考。我们总结历史上重大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最终都可以归结到战略思维的正确与否上。在自然科学中进行重复实验可以辨别理论的真伪。但是在战争问题上是不能事先进行实验的。
战争计划是历史的一次性闪光灯，使用一次就展现一次战争的结局，留给历史的或是辉煌或是灾难。也正由于除了实战经验之外无法进行验证，因而在长久的和平时期，更容易产生华而不实甚至是伪科学的东西。所以只有掌握科学的战略思维，才能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中找到准确的战略定位，在重大的问题上明确联合谁、中立谁和对付谁的问题，才能把握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避免把现象看作本质，把策略当成战略，把战略手段当成战略目的。也避免在进行逻辑推导时忽略了国家利益这个大前提，或者为主观愿望所左右，而偏离了客观现实。
科学的战略思维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下面我就具体地分十个部分讲军事战略思维与科学决策的特点和要求。
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政治决定民族立场、经济决定民族利益、文化决定民族情感、国防决定民族生存。国家利益是指确保国家生存、发展与安全要求诸要素的结合，越是全球化越彰显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的不可替代性。国家利益至上、民族生存至上、发展至上、统一至上，国家领土和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是战略的最高准则。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大国地位和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是建立我们民族自信、自尊、自强、自立的破釜沉舟之战。如果任凭美国灭亡朝鲜，就会使得美韩和我国隔江对峙，使我国陷于南北两线战略的不利境地。因为北面有美国、南面有蒋介石，还有在越南的法国侵略者。这样，如果是美国支持蒋介石返攻大陆，那么美国在鸭绿江对岸策应一下，就会把我们的兵力一分为二，我们无法全力来对付，无法进行和平建设。
还有就是只有打了抗美援朝战争，才能打赢越南战争，没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越南战争也不会胜利。为什么呢？是因为朝鲜战争之后，美国认识到中国力量强大，并且中国说话算数。周总理不是在越南战争的时候说，中国要和平但不怕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打起来没有界限”。这几句话非常厉害，所以美国人顾虑到中国的警告，在越南战争的时候就不敢越过17度线来进行攻击，这样使越南保留了战略后防和战略潜力，最后才能把美国打跑的。所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越南战争胜利的前引。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解决，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18国军队——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外加韩国和日本，日本当时已经派出了2.5万人参加朝鲜战争。仁川登陆时40多艘登陆舰，有30艘是日本人开的。元山战役中登陆的3波扫雷舰队，都是日本人派出来的。
抗美援朝战争是不容否定的。因为这场战争打出了国威、军威，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抹去了100年来屈辱的“黑色胎记”。如果一个民族缺乏气节和道德的戒律，缺乏对民族抗敌历史的尊重，缺乏对国家耻辱的铭记，缺乏对死难同胞的悲悯，更缺乏对革命志士的缅怀，那你说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没有民族精神就没有国家的灵魂，就缺少维系国家统一、凝聚民族力量的纽带，国家基础就不稳固，也难以长治久安。
战略思维也是一种心理的境界，爱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第一人格。今天的社会要的就是人格的道德化，而不是人格的全面化，要的是行为的真实化，而不是行为的表演化。
政治腐败必然带来文化上的粗鄙、学术的浅薄、行为浮躁、道德失范。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需要强化自己的主体文化和国家精神。守望好自己的文化疆域和核心价值观，这样才能在融入世界时不迷失自己。
坚持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第二个问题来谈谈坚持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每一种战略思维的背后都有一种哲学基础。戴高乐说，在亚历山大的行动里，我们能够发现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同样我们在拿破仑的行动里，能够发现卢梭和狄德罗的哲学。
我们中国是最早产生军事辩证思维的国家，这集中体现在《孙子兵法》上。当代的毛泽东思想又是一座高峰。毛泽东军事思想包括人民军队的渐进原则，人民战争的指导路线和人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它是马克思主义最中国化、最富有创造性，也是最成功的部分。毛泽东在政治路线、经济路线上都有过失误，但是在军事上他是绝对高明的，也基本没有大的失误。世界公认：当统帅的很少能提出军事理论、搞军事理论的都没当过统帅。克劳塞维茨始终是军中幕僚，在军校坐了12年冷板凳，留下一部《战争论》就死了。克劳塞维茨算是没有当过统帅的军事理论家，所以他的《战争论》里有很多缺陷。利德尔·哈特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上尉，现在是西方最出名的军事理论家。富勒也不过是一个校官，包括中国的蒋百里，他在北洋军阀当过北洋政府时代的高级参谋，但也没有独当一面做过指挥官。军事统帅又很少有时间研究军事理论著作。拿破仑一辈子只留下了117条语录，没有更多的东西。
但是毛泽东不一样，他连续领导了20多年的战争，和中国的蒋介石，和日本、美国都打过仗。所以他能够把他的战争实践上升为理论，他还能把他的理论拿到战争实践中去检验，经过反复才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那是血与火考验过的，是战争实践的升华。大家可以想象到，从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一直到解放中国大陆的22年时间，在历史上这不是短短的一瞬吗？特别是从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七次代表大会到1955年，仅仅10年的时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军队，从91万人发展到几百万人，连续打赢了三场大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0年工夫横扫敌军1 000多万人——100多万日军、800万蒋介石军队、100多万美国和韩国军队。谁能有这样的业绩？历史上有过吗？没有。
毛泽东接手的是一穷二白、支离破碎的旧中国，可是他留下的是“两弹一星”，是一个坚如磐石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他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而这个时代是世界历史进程中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就算是在十年动乱期间，我们的工业仍然是以10％的速度增长的，中国的“两弹一星”，特别是核导弹武器的发射，还就是在那个时代完成的。
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贯穿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是军事哲学，就是关于战争问题的认识论、方法论。我在这里讲关于指导战争的认识方法，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因为你们也在指导一个方面、一个全局。你们拉着你们的部队投入全球化的商战战场，也需要有战略思维，也需要掌握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毛泽东的军事哲学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思辨到思辨这种军事教条，也不是用现成的规律来说明自身，他强调战争的规律和指导，这存在于战争的发展过程中。研究战争问题必须从战争实践来解释和升华战争观念，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是辩证的。从掌握认识论、方法论来说，毛泽东始终是像《孙子兵法》所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他先把自己放在一个主动地位的一方才去打仗。
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存在于他的军事理论著述和大量的作战指挥文电中。关于他战争指导方面的著述有很多，我无法一一列举。我只是从他指导战争的文电中抽出几条来分析。比如他确立的战争指挥的逻辑顺序是，“正确的作战行动来源于正确的作战部署，正确的作战部署来源于正确的作战决心，正确的作战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必要的侦察以及对各种侦察材料连贯起来的思索”。这样他就把一个逻辑的顺序解释清楚了，把一个前提而必要的条件，和各种侦察连贯起来进行思索。因为侦察材料是互相矛盾的，特别是很多情报部门所提供的侦察结论，往往是模棱两可的，没有规定性。指挥员就要把各种侦察材料连贯起来思索，进行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选择，然后作出判断。所以我们指挥作战第一条应该给出对敌情判断的结论，然后根据判断下决心，根据决心确立部署、根据部署指挥作战行动。我想商战也是这样，也得进行这种逻辑顺序的梳理。
毛泽东还强调认识情况有两个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也就是说根据已知的情况作出判断、进行部署。但是仗打起来以后，还得根据新的情况进行修正补充。还有，他强调在研究部署的时候，除根据当前的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某些可能的变化。其中包括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要有对付的办法。这是毛泽东在淮海战役中给淮海总前委的电报中的话，这段话具有方法论意义，它解决了主观指导的计划性和客观变化的偶然性的矛盾。就是在确定部署的时候，要估计到几种情况，敌人可能的几种变化，其中有一种会是最严重的对我不利的变化，而且要准备好对付这种变化的办法，那样你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还使战略和战役、战术相辅相成，比如说“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战略上遇到困难藐视困难，但是在具体工作中重视困难”、“要千方百计地把计划做周到”等。他都是这么辩证的，战略防御、战役战斗的进攻，这些都是来自战争实践的升华，是毛泽东留下的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遗产。毛泽东创造的伟大时代中的这种思想，我认为永远不会褪色。正像《孙子兵法》经历了两千多年也没有褪色一样。可以说中国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辉煌都是和毛泽东的明智联系在一起的。真正能凝聚中国人的，能指引人民军队打胜仗的，能建立中华民族自立、自尊、自信、自强的核心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的只有毛泽东思想，及其在历史新时期的表现，那就是科学发展观。
目标、力量和手段的协调平衡
动机、目标、能力、手段和效果是一切行动的五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军事战略思维要求有明确而坚定的目标观念。乔治·马歇尔说，“只要目标正确，连一个尉官也能制定战略”。目标原则是一切行动的原则，当然目标的提出要权衡目标和能力、目标和手段的关系。目标和力量有一个辩证关系，就是目标必须和战略、力量相匹配，而力量要根据目标来进行建设。如果当目标超过力量的时候，要么就降低目标，要么就合理使用力量。所谓合理使用力量就是要想办法分散敌人的力量。你也可以把目标分阶段去实施，先一口一口地吃，这就是目标和力量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决定要攻打珍珠港，对美国开战，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是无法改变目标的，而力量上，他只有一个联合舰队。山本五十六爱赌博，在目标和力量发生矛盾的情况下，他就说赌一把，去偷袭珍珠港，但是他失败了。因为目标和力量相差太大了，技巧是无法解决的。大家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不是东条英机这么一个战争狂人来当日本首相，换成一个像俾斯麦这样的审慎人物，那就比较麻烦了。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后，宣布德国是一个懂得满足的国家，他主要的目标是建立欧洲平衡，不再打了。只有威廉二世这个狂人，他要征服世界，把俾斯麦撤掉，然后连续发动两次大战。
结果德国不但丢失了已经占领的土地，自己还被别人挖掉一块。假设日本不是东条英机这样的狂人来领导战争，而换成俾斯麦这样的人，占领了中国的东北，成立“满洲国”，华北成立自治政府，南京建立汪精卫傀儡政权，他就不再打美国，那时候美国怎么办？美国还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还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100年来美国和中国共同打击日本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4年时间，其他时间都是支持日本的，这个历史我们必须得看清楚。甚至于日本联合舰队发动珍珠港事变去进攻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商船还根据协定，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要是这样的假设成立，中国的抗日战争可能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这是目标和力量关系的一个举例。
布什和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不懂这些关系，因为他们没有作战经验。我们有些年轻学者一直在吹捧拉姆斯菲尔德，我就告诉他，你们千万别吹捧，因为他是一个好老板，却不是一个好的战略家。他不懂得目标与力量、手段之间的平衡关系。布什和他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能完成一切政治、经济目标所提出的要求，以至于对战争力量的过度自信而失去了对目标合理的选择，所以他非失败不可。美国的一些军人、军官，对五角大楼的霸王拉姆斯菲尔德很不服气。有人当着我的面就说，离五角大楼越远越聪明，五角大楼的长远目标就是当天的午饭。像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是善于越岛作战的，因为他没有大规模地面作战的经验。
所以仁川登陆是他思维逻辑的必然之举。毛主席是指挥大规模兵团作战的，所以麦克阿瑟好比是下跳棋的高手，毛主席是下围棋的高手，下跳棋的敌不过下围棋的。麦克阿瑟在战略上、战术上都有错误。他是个登陆癖，在仁川登陆以后，他本应该直接向东挺进，把朝鲜人民军切断在南面，但他没有，仁川登陆以后他就向北拐，打下汉城就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前进，犯了兵家大忌。而且仁川登陆以后他把他的主力，又安排重新上船绕过南朝鲜再到元山，在东海岸进行第二次登陆，可是他走了17天，又排雷、又上船、又下船，到元山登陆的时候，韩国军队早已经占领了元山，多此一举。而且他在西线的沃克第8集团军和东线的阿尔蒙德第10军没有横向联系，中间有个空隙地带。所以他的指挥方法都是错误的。
我访问美国的时候，美国人说，你们知道海湾战争最精彩的一幕是什么？他说是“左勾拳”，就是第82空降军第7军从伊克边界向巴士拉的一挥，这个“左勾拳”行动很精彩。我说朝鲜战争我们有个从北往南打的“左勾拳”，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从德川向君子里、三所里穿插行动。海湾战争的那个“左勾拳”每小时进攻速度才2.6～4.1公里，我们是每小时5公里，创造了步兵的极限。我们所创造的那个“左勾拳”的进攻速度你们50年后也没超过，这就是中国人民军队。
有史以来步兵还从来没有那么荣耀，那么辉煌过。所以彭德怀说第38军就是那一仗打出名的。特别是包围迂回作战，克劳塞维茨是坚决否定的，克劳塞维茨甚至挖苦说，“有人尝试把迂回打击敌人这一打法作为伟大的天才发现，我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是无聊的怪论”。但是战争实践证明，无聊和可笑的，正是克劳塞维茨自己。因为中国革命战争一贯是以主力打迂回的。从战役上“一步打正面”，主力打迂回，战术上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是：“一点两面三三制”都是这一打法，证明非常有效，甚至于发展为从战术上的“一点两面”，战役上的“一步打正面”，主力打迂回到战略上的大包围、大迂回。中国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也是非常具有魄力的。
传统的二重性与变革的绝对性
传统深刻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战略制定者只能在它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和教研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统帅的个人风格是文化底蕴的外在表现，像布什的“单边主义”是先发制人的战略、日本坚持皇国思维，都源于他们固有的战略传统，就是对自己的历史自傲、文明自负、霸权情结、扩展惯性。帝国主义统治世界两个世纪的惯性造成了自我中心的思维定势，妨碍他们重新思考和认识当今世界。面对中国的发展他们乱了章法地大叫中国威胁论，其实中国威胁他们什么了？美国军费占世界总军费的46％，几乎一半了。他们在59个国家或者海外领地有驻兵权，有军事基地，美国特种部队每年在170个国家执行任务，还有资格说别国威胁吗？他们还说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增长从而威胁了世界，道光时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30%，是最大的。我们鸦片战争之后遭受的一连串侵略呢？可见经济总量的增长不能说明我们威胁别人，这终究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国家的政策。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没有那种侵略的使命，相反我认为中国长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还是过于谦让和软弱的。我们该打的时候没打，该硬的时候没硬，我们是失之于这方面，并不是失之于扩张。
所以中国威胁论的本质是威胁中国论，不准中国搞国防，不准强大，他们就放心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只讲“天人合一”，讲“以和为贵”是不全面的。中国最大的历史民族文化遗产是统一意识和国家认同，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国家的性格也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我比较欣赏先秦时代那种“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苦斗精神，“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浩然气概，但后来被儒家文化中的消极成分给磨灭了，而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内容又被“文化大革命”磨掉了。所以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进行提纯、扬弃和继承、发展才行。
整体性、系统性和战略管理
军事战略的对抗从来都不只限于在军事领域进行，而是延伸到整个社会，信息化时代是真正的整体战略时代，没有平时战时之分。军备竞赛、局部冲突、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舆论、心理等作战，都在全时空进行。美国的纽约股票交易所、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不是在统领着全世界的金融战争吗？美国利用美元的优势在盘剥全世界，还在保护着美元不崩溃。
合理而又有效的军事战略管理体制、机制，是整体性与系统性运作的保证，管理科学有一个提法叫“管理就是决策”，其实我认为反过来更贴切，决策就是管理。你们没有相应的战略管理体制、机制，那么战略思维就缺少集中智慧，而战略决策也难以落到实处。战略层次的体制、机制和职责权利必须有明确的界定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才便于运行。根据国内外的实践，军事战略管理包括有19项内容，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因为它的军事层面比较大。战略管理不仅包括体制、机制、法制，还包括工作作风乃至文风。比如不能用过程来代替效果，不能用讲话来代替规范性的指导文件，要避免工作文件文章化，避免用学术研究的语言来表述作战行动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培养人才的机制，要任用那些敢于负责不怕失败的人，不要任用那些唯唯诺诺，表面上老成持重，实际上斗志衰退，不敢负责的人。
超前性与战略预置
像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预见到日蒋合流，想把我军限制在黄河以北加以歼灭的意图，他在“皖南事变”前一年的1940年就命令八路军主力一部分南下，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把苏中根据地和山东根据地连成一片。他也预见到4年以后抗日战争胜利，我们要从苏北、山东调部队抢占东北，所以他说山东是转移的枢纽。可以说在抗战胜利4年前毛泽东就进行了这样的战略预置。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东北和国民党进行争夺，最后成为解放全中国大陆的战略出发地。朝鲜战争一爆发，人民军还在胜利南进，毛泽东就命令第四野战军从南方立刻北上东北，建立东北边防军，为志愿军出国赢得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如果美国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才调部队，那一切都晚了。
同样20世纪50年代中央在考虑经济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究竟是先发展飞机，还是先发展导弹。当时接受了钱学森的建议，就是先发展导弹。因为飞机需要耐久性的零件互换，对技术标准要求高，而导弹是一次性的，发出去就不管了。而且当时我们国防最需要的是导弹，是投射工具，而不是飞机这样的运输工具。结果我们“两弹一星”上天了。没有“两弹一星”，今天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安全环境。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安全威胁，我们的主动地位是建立在立足于应付严峻挑战下的抓住机遇；立足于能够打赢一定规模反侵略战争的充分准备来遏制战争，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立足于具备武力统一能力条件下的和平统一；立足于尽早做好准备的耐心等待。所以我们现在面对这种严峻的安全形势时，要百倍警醒，处于待战状态，而不能文恬武嬉，空谈误国。
对应性和动态对抗
战争的基本矛盾是敌对双方的斗争，战略思维的本质是一种对策性的思维。军事战略思维中，敌对双方是互动的，始终有一个不在场的敌人给你出难题。对应性的要求就是拿破仑概括的，有一条浅显而易见的战争原则，就是不要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情。不但战争时期是对应的，和平时期也是对应的。
在指导战争中，对应性的操作就是“敌变我变，治敌己先”。制定作战计划最佳方案只有一个，合理方案不只一个。敌我双方是互动的，你的最佳方案也是敌人重点准备对付的，所以就有可能变成不是最佳方案，这种互动中的对抗，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管理科学不是有最佳选择和合理选择吗？一块玉米地，我要求你拿一个最大的玉米，那你一个一个用秤称，可能一个礼拜才能选一个最大的，这叫最佳选择，但不是满意选择。如果我饿了，我让你给我拿一个比较大的玉米来，你1分钟能掰来一个我就吃上了。究竟哪种选择有利呢？那还是第二种方法好。何况在战争中，你的最佳选择，是要把敌人薄弱的，又是关乎全局要害的那一点作为攻击点。但是怎么去找这个薄弱点？你必须得用其他方法，把敌人调开。我选择这一点是不错，我选在敌人的弱点上，但是它在地形上是弱点，兵力可不是弱点，你得想办法把它调动开，这样才能取得胜利。
所以我常说，研究作战运筹学的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选择一条最合理的行军路线，两点之间直线为最短，我一看就明白。但是搞条令不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规定就是规定。
辩证唯物主义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解释世界。我们在作战中找情报，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根据自己的偏好和主观愿望来修改它。尤其是不能用经过拼凑和篡改的情报资料，用于证明某些领导的判断的正确性。所以有人提出情报要为证实领导结论的正确性服务，那恰好是反了。
我访问美国的时候，当时美国国防部的情报局长帕特里克·休斯中将提出来一定要见见我。他说，他们情报局的人都想见见我，因为我的书他们都看过了，甚至还说是我的粉丝。去了情报局后，中将请我给他们情报局讲几句话，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评价。我就说情报工作是美国国防部进行决断的第一个环节，根据情报作出判断，根据判断定下决心，根据决心作出部署。所以你们的工作所提供情报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一场战争的成败，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
创造性与现实性
战争艺术不同于战争法规，战争法规是要遵循的，而战争艺术是需要创造的。所有的优良传统在当时都是新的创造，而这种创造进入了历史，被历史所承认，它就变成传统。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秋收起义”以后，不论是建军或作战，不论是政治或经济文化，都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寻。巴黎公社的街垒战，“十月革命”的模式，甚至于北伐战争夺取中心城市的路线，对中国革命都不适用。所以毛泽东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且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所以他就制订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人民战争的指导路线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我们现在进入信息化时代了，如何发扬我军传统思想，结合现代战争实际，创造新的战法，是刻不容缓的事。我们当然要重视信息化给军事革命和战斗力带来的作用，但是应对高技术战争，并不要求每个国家采取同样的方式。美国在进行军事革命和信息化建设当中，既有弯路，也有浪费，更有争论。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网络中心战路线和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的路线一直在争论。可是我们在介绍美国军事革命和信息化的时候，往往把争论忽略了，一股脑儿地都作为先进的拿过来，那是我们误导了自己。
比如建立信息化军队这个提法，我们的军队建设路线仍然是应该建立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军队，因为信息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内容，而且现代化在跟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能说建立一个信息化的军队，用一个技术指标来代替军队建设的总方针，这就不科学了。所以在应对信息化战争的指导思想上，我们就是要避免在高技术领域和敌人狭路相逢，而应该创造最有利的时机、最有利的方向、最有利的方式和目标。高技术战争进入巷战和复杂地形作战，仍然是狙击枪、步枪、火箭筒、反坦克导弹和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天下。不管新武器、旧武器，能打死敌人就是好武器；不管土办法、洋办法，能打胜仗就是好办法，地图挨颗子弹不还是地图嘛，我照样能看，电脑挨颗子弹就是废铁。所以不要把信息化说得那么神秘。
我领着38军进行大演习时，拿着美国生产的电台，前面的坦克隔着个山坡，我站在山顶都能看见，可是我用电台呼叫不通，吹号却听见了，一点都不受干扰。所以在武器装备发展上，只有自主创新才是根本出路。我们要选择非对称发展的思路。不是他们有什么我们追赶什么，而是他们怕什么我们做什么。应对信息化战争最忌讳的就是形式主义的信息化。信息化如果不落实到战斗力的提高上，就是巨大的浪费。我们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培养高昂的战斗意志，立足在现有条件下作战并战胜敌人的战法。在加紧发展新武器装备的同时，认真加强使用现有武器装备，并充分发挥其效能。
对不确定性的克服和利用
过去不论是军事理论还是哲学理论，都把不确定性作为消极因素来看待。其实不确定性是战争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在指导战争中对敌情和战局的发展洞察是相对的，是模糊中的清晰。指挥决心就是在多种可能、多种方案中，对一种方案的认定和对其他方案的否定，是选择的结束和实施的开始。所以当选择在手里的时候，不要轻易放弃。我在部队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家属的孩子找我，是个女孩子，她说她生活遇到巨大的不幸，未婚夫跑了。我说那有什么呢？不是选择权又回到你手里了吗？不是他不要你，是你不要他了。只要手里握有选择权，幸福就仍然属于你。她说这句话一下子就点通了她。打仗也是这样，当选择权在手里时不要轻易放弃。所以下决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下决心就是选择的结束。
对不确定性的利用主要是给敌人以不确定性。造成他判断的错觉、困难和失误。作战的过程就某种意义上说，主要是对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分析、认识、权衡、诱导和利用的过程，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中找出对我有利的因素并加以诱导，把偶然性变成必然性，把对我不利的因素设法加以限制，使之减弱和消失。比如我想战胜这个敌人，但敌人有增援部队，我顾虑非常大。军事上建立对内正面就是攻击当前的敌人，建立对外正面就是挡住所有增援的部队。我就必须要建立对外正面，把它挡住，然后我才能打他。对于克服不确定性这个因素，一种方法是用最大的保险系数加以覆盖，就是用范围广、力度大的确定性来对付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准备好对付坏情况的办法，就创造了向好的方面转化的条件。如果我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杀鸡用牛刀，那么即使存在若干不确定性。对战局也不会发生根本影响。
第二种方法就是用有计划、有目的的不确定性对付不确定性。例如战略上的“又联合又斗争”，战役战术上的“攻城打援”，用攻城来调动敌方派兵增援，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援兵。如果攻打敌人援兵不成，那就相继攻城，两者必得其一。最好的解决是既攻下城，又回过头来消灭敌人的援兵，这就是辽沈战役的打法。我们把握战略机遇期的实质也是这样，就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中抓住有利的因素和态势，加以竞争性地、创造性地把握与利用。
当然我是从学术角度说的，我没有批评当时这个决策者的任何意思，我也没有这个资格。咱们是从学术角度，从总结经验上、从战略思维上来分析，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以后的发展。
在变动的世界局势中的战略定位与战略选择
大家注意到《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问题。这是他战略思维的起点。他是从这里明确“联合谁、打击谁、中立谁”的问题。发展到国际范围，就是“三个世界”的理论，当然“三个世界”的理论要根据现在的形势加以调整。当代的第一世界我认为就是美国霸权主义和它的主要追随者日本、以色列。它的特点就是先发制人、干涉主义、主张文明冲突。霸权主义应该对恐怖主义和核扩散负责，恐怖主义是对霸权主义的变态回应。世界上有一种幻想不应该成为现实，有一种现实不应该成为幻想，就是核武器、核讹诈和核战争，但是这三样的始作俑者都是美国。所以苏联解体的时候，我和美国同行讨论说：“苏联解体你们高兴吧？”他说：“当然高兴了。”我说：“别高兴得太早。”他问：“为什么？”我说：“核扩散可要开始了。”
苏联那么多核武器和核材料、核专家，谁来控制？现在不就是吗？核武器向全世界扩散。何况美国搞双重标准，以色列可以有核武器，伊朗就不可以有。印度可以核试验，朝鲜就不可以，这样的双重标准本身就不对。因为原子弹是穷人的武器，用最少的钱能够保卫国防，但是核武器却非常难办。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核扩散是美国逼出来的。而且美国根据自己的利益，在国际法上不限制核战争，但是激光武器和地雷是违反国际法的，可以使用核武器却不可以使用地雷。现在使用的是限雷公约，到2008年就是禁雷公约了。所谓限雷就是限制地雷，地雷必须是装0.2克的金属，能够被探测出来；地雷必须到一定年限，有失效性，这叫《限雷公约》。到2008年以后是《禁雷公约》了，根本不准使用地雷。激光武器也不准使用，美国的理由是，激光致盲，容易把眼睛照瞎，给人造成痛苦。所以这个国际法、国际秩序是美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制定的，有很多不合理的因素。我们有的专家说，中国不挑战世界秩序，这事儿不能说得这么绝对，如果世界秩序不合理，那还是得挑战，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还是得敢斗，就像毛泽东说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当代第二世界是主张多级化的发达国家，但是它的特点是随性、功利。在力所不及时，或者和美国利益一致的时候，它对美妥协，或者追随其后，不惜牺牲小国利益分一杯羹。科索沃战争不就是这样吗？可是触及它本国利益的时候，它又能和美国拉开距离，甚至敢于碰撞。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德国和法国就和俄国结成统一战线了。
当代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冲击，特别是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和霸权主义的侵略威胁，呈现出联合反霸的趋势。我们国家是以发展中国家定位的，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实行全方位的政治、经济交往。依据国家利益和人类和平，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在不同的领域，该合纵就合纵，该连横就连横。当今世界局势动荡多变。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受挫后，会对其对外政策进行某些调整，但追求霸权的目标不会改变。因为没有正义的力量永远是暴虐的力量，没有力量的正义永远是软弱的正义。冷战后的事实再次证明了这个冷酷的结论，力量当然不仅仅是指物质力量，也指精神力量。美国一位研究中国的资深专家对我们中国将军说，中国和美国的军事差距主要不在技术层面，而在于我们丧失了50年代到60年代那种咄咄逼人的攻击精神。这是在向我们叫板，我们就是要重建过去光荣时代军队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精神，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的安全形势依然是很严峻的。一是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和远程精确打击手段，特别是太空武器化，成为整合作战系统的制高点，它使我们的战略威慑能力面临被剥夺的挑战。二是美日军事同盟，加紧对我国进行战略围堵，妄图把我军封锁在第一岛链，让我们出不去。三是支持台独势力，配合藏独、东突独，图谋“肢解”中国。四是策动“颜色”革命，对中国进行彻底颠覆。美国在越南战争失败后，里根政府利用苏联的麻痹，制订了加速苏联垮台的毙命战略计划，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我们要百倍警惕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失败后，对我国也会搞这样的战略计划。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统一大业一旦受到威胁，美国和日本是否介入，干涉到什么程度，都既取决于外国的政策，更取决于我们军事斗争的准备程度和反击决心与手段的有效性。以往的战争经验和结论是，只有胜战才可言战，只有备战、能战、敢战，才能达到不战之战或者战而胜之的目的。
对话：
问：请问李将军，南海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我们从小开始学地理，知道南海一直是我们中国的领海。最近这几年怎么感觉南海一直斗争得很激烈，具体请李将军给介绍一下。
答：南海问题非常复杂，南海9条断虚线，现在我们把它连上了，变成7条断虚线了。我们一贯声称这是我们中国的领海，而且外国也承认。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法国侵占了越南，也曾经占领过南沙一些岛，当时我国曾经进行过抗议。到二次大战“雅尔塔协定”之后，中国派军舰接收了南沙岛，并在太平岛立了界碑，当时全世界都承认它是中国的领土。越南当时派军队占领这些岛礁的时候北约还抗议，说南越侵略了中国的南海岛岛礁。198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要在南沙建立一个水文站，当时就给中国发函，所以中国就在永署礁建立了一个观测站，这也说明联合国当时也承认南沙是中国的领土。所以从这一系列事件可以证明，南沙是中国的，我们应该保卫南沙领土。
问：第一个问题是请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一下，1月11日我们用一个中程导弹把卫星给打下来了，800公里高的卫星。它的时机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间？意味着什么？第二个问题是，胡主席在军队视察的时候说，我们是一个海洋大国，要建航空母舰，那么它的战略意义在哪儿？
答：这两个问题都太具挑战性。发射的时机来说，我不知道。但是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美国人非常害怕。因为美国部署的所谓战场透明化，它的军事革命、网络中心战等，一切都依靠着这种定位系统，依靠卫星传送，包括巡航导弹、爱国者导弹以及其他的各种系统。如果我们有了能够截击卫星的能力，那就意味着它的一切我们都可以摧毁，它的优势也将丧失，起码受到巨大威胁。所以美国对此反应极其强烈，超乎原来的预料。但是这是一个国家必须做的事情，不做就完全受他们控制。关于核武器也是这样，我们国家宣布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是国家政策。
但是除此之外，任何人、任何场合都没有权利增加承诺。比如有人主张，中美之间就台海问题如果发生军事冲突，能不能先就互不使用核武器达成协议？我说千万别说这样的话，这话就等于默认美国可以用常规武器介入了，相反，我们应该增加模糊性。就说中美核战略互信的讨论，究竟互信是目的还是手段？我说互信是手段，威慑才是目的。美国跟我们讨论核战略互信，目的是用它强大的核武器威慑我们，而我们是进行反威慑的，如果把互信当成目的，相信美国强大的核武器实力能够一下把我们全给消灭了。如果美国也相信我们不论什么条件下，都不敢使用核武器，那我们就吃亏了。所以战略就是要保持一定的模糊性才行。政府言论和专家言论可以分开一点。
航母这个问题看法不一，有的人主张要建，有的人主张不建。
问：我想问问李将军，我们和日本现在在军事上差在什么地方？有时候老百姓会觉得，我们对日本的态度还可以再强硬一些，而这样的强硬是不是要建立在军事基础上？那么我们和他们在军事上有哪些差距？谢谢！
答：日本是在地理上离我们最近，心理离我们最远的一个国家。
现在日本在东海问题上和我们争执得很厉害，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我们是在它所主张的中间线的中国一侧开展活动的，沿着大陆延伸线一直到冲绳海沟，那是我们的经济区，这也是符合国际法规定的。但是日本反对，日本主张按海岸基线的中间线划分，按日本的分法，春晓油田还是在我们的范围内，可是这样他们还说我们把它的油抽过来了，他们有损失，要求我们提供资料，这是很无理的要求。所以我觉得中日关系还是很复杂，但是现在有一点可以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求他们的时候多，我们的技术、设备都得从日本进口。现在是他们求我们多，这是一个变化。日本经济速度放慢，我们的经济速度加快，中国加入世贸，日本不给我们技术，我们可以从别处获得。我们利用这个形势可以在边境进行纵横捭阖，况且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当初我就说，不要怕日本，商人都是追逐利益的，中国有这么大的市场，谁怕谁？
第二，在军事力量消长上，可以说前些年日本的海军和空军占了绝对优势。F16战斗机比我们的歼8战机要好一个型号，但是我们的歼10上天了，和他们的F16战斗机又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军事力量在接近。当然，目前在海上力量上，日本的88舰队、99舰队比我们还是强一些。但是其实互有强弱，日本的水面舰艇比中国强，中国的水下舰艇比日本强，他们空军力量比我们强，我们导弹比他们强。所以究竟谁怕谁，就看战略博弈了。最关键的还是要发展自己的国力，只要我们国内稳定，只要经济继续发展，我们就有更多的钱投入到军备建设上，我们是有这个能力逐渐超越日本的。
问：谢谢李将军！我注意到今天晚上，首先是谈要服从国家政治，把文化和价值观提到国家战略的一个高度。我想问的问题就是：第一，您认为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第二，应该如何重建我们已经渐趋解体的核心价值观？谢谢！
答：我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现在处于低潮，甚至于在某些国家失败了。但它绝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失败，而是因为没有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失败。所以说经过这阵低潮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还会走向这条道路。人类历史不会终结于资本主义，人类历史还会走向社会主义，这就是我的想法。
问：李中将今天精彩的演讲让我非常激动。我特别感兴趣您是怎么学习或者如何培养自己的战略思维的能力？您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我觉得今天开拓了思维，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做到您这样的境界。
答：利用一切时间学习和思考。我16岁出国作战，都没有完成高中学业，我认为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但是这也是我一生的目标。我临走的时候校长跟我说，你打完仗再回来完成你的学业。可是打仗回来以后，我还是没有完成学业。所以我总认为我是一个没有完成学业的人，没有权利做别的事情。所以我到现没有打过一次扑克，没下过一次棋，什么玩儿的事情都不会。我锻炼身体就是抡扫把，每天早晨打扫院子，干家务活，上楼下楼都跑步。甚至在前几年，我腿上还带着沙袋子跑楼上楼下。我夫人即使在楼下她也不开门，只要别人一打铃，我必然从二楼跑下来开门。我认为那是一种乐趣和锻炼。就算这样我仍然觉得我老得太快，所以总觉得时间紧迫。我的建议就是利用一切时间学习、思考、充实。
（2007年7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