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或写，多次提到机遇，说想到机遇就感到可怕，因为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而穷达、顺逆、祸福、得失、苦乐等都像是由它那里来。关于机遇，限于己身，可说的也太多了，这里只说与汉语课本有关的，记得由1954年2月参加编写起，到1958年4月汉语课撤消止，连续四年多，经历的事不少，所得也不少。纵使够不上千头万绪，也总是百头千绪，说就要从头来。
头是中学语文课分为文学、汉语两门。分，仍有头，是：一、希望这门课有高效率，主要是学生毕业后能用笔准确通顺地表情达意，可是效率总是高不上去；二、其时任何事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这件事自然也不能例外，他们是分为文学、俄语两门，推想这必是灵丹妙药，于是决定分为文学、汉语两门。一分为二上课，先要有教材。编教科书是大事，要请专家主持其事。文学选定吴伯萧，社内的副总编辑，由延安来的文学家兼作家。汉语选定吕叔湘，因为不久前，他和朱德熙合写了供大家学习的《语法修辞讲话》。吕先生是中科院语言研究所的人，主持编汉语课本，社里送一顶副总编辑的帽子，名义上也就成为社里人。
估计开始组编写班子必在我参加之前的两三个月，因为我第一次去，已经在语言研究所的院内设置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办公地点。那是面西大门内以北的几间西房，室内放几个办公桌。吕先生之下还有负全面之责兼动笔的，是张志公。此外还有语言研究所的陈治文，也是负责写；吕先生的夫人程师母，说是只管抄抄写写。以参加时间早晚为序，我排行第五。其后调来参加编写的还有来于哈尔滨的吕冀平，来于福州的洪心衡，来于苏州的郭翼舟，来于北京的徐枢。办公地点曾两移，先移教育部（在西单北二龙路郑王府）内小红楼，再移景山东街原北京大学第二院的工字楼。移小红楼的时候，程师母和陈治文不参加了。移景山东街，编写工作结束前后，洪心衡、吕冀平、徐枢也陆续离开，最后剩下张志公、郭翼舟和我，并入语文室工作，还是偏重编汉语知识那部分。
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调我去编汉语课本。选定我，像是没有来由，因为：一、我没研究过语法；二、如果人只能分作光彩和不光彩两堆，我是属于不光彩那一堆的。不知为不知，是至圣先师的主张；我则有更进一步的悟解，是与己有关的许多事，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与其知道，不如不知道。先师俞平伯词有句云，“闻道同衾还隔梦”，同衾人另有梦，你想知道，问，如果有如庄周，“梦为蝴蝶”，据实陈述，可皆大欢喜，如果所梦非草木虫鱼之类，那就还是以不问为好，盖不知心里可以安然，所以我至今还是没有问。言归正传，是从受命兼编汉语课本之后，每周的公务我就分而治之，出同一家门，骑同一辆自行车，一、三、六西南行，到西单北进大木仓口，入教育部小红楼内的检查科，做检查书稿或修润书稿的工作；二、四、五东南行，过北大红楼，进东厂胡同转北到太平胡同，入语言研究所之门，做编写汉语课本的工作。以下专说这东南行的生活。
吕叔湘先生我见过几次，张志公先生同我很熟，程师母和陈治文先生则是初次见面。感觉都富于文气和古风，所以名为上班，却颇像到相知的书斋里小坐，心情是愉快而安然。吕先生学问和文章为人所共见，用不着说；为人则是多交往之后，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借用孟子的话说是不失其赤子之心，朴实，真率，没有一点学者架子。见面，当然要谈谈工作。重点是编汉语语法的教材（还有文字、语音等方面的知识），动笔之前，先要决定采用什么语法体系（包括语法术语），因为汉语语法虽然还很年轻，却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推想吕先生是了解我乃十足的门外汉，所以布置工作，开卷第一回是温课，即看看已问世的语法（主要是现代汉语）著作，然后考虑采用什么体系。这就我说是急来抱佛脚，因为不抱就没有能力动笔，也就只好抱。
幸而这方面的著作并不很多，连外国的以及住在外国的也算在内，举其大要，不过是高本汉、赵元任、马建忠、陈承泽、刘复、黎锦熙、何容、王力、吕叔湘、语言研究所（合编《语法讲话》）等若干家。记得上班就翻看，大致用了两三个月，该看的都过了目。所得呢，是存于心的三种：一、他们都讲了什么；二、由看法不同而来的一些问题；三、孰高孰下的一点己见。是后来，还多了一些深的悟解，可以总括为两种。其一是学这一门知识（不求通晓深一层的理论）比较容易，即如我这中下之才，合为全月计，只是一两个月，也就可以在人前夸夸其谈，在纸上说三道四，让惯于耳食的人看做门内汉了。其他门类，不要说入室，就是升堂，也总是非几年苦功不可。其二，语言现象，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成分，当然有研究的价值。但语言来于约定（如此约，如此定，大致有规律可循）俗成（俗是由偶尔变为通行，有脱离规律的任意性），想学好，就不能多寄希望于语法知识，就是说，语法知识的价值主要是学术性的，不是实用性的。
我们编，主观的想法是学术和实用兼顾。动手写，就要变主观为客观，这，学术的关不好过，实用的关更不好过，因为，比如体系和术语，虽然很难做到天衣无缝，究竟还可以尽人力，至于学了真就能够变笔下的不通为通，就只能听天命了。这学术和实用的二分法，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认识，至于吕先生和张先生二位，其时大概还是合二为一的。实用不可见，或说还要听下回分解；尽人力，现在当下，就只能在体系和术语的选定，以及讲说的详略上下功夫。记得在这方面，由于常常举棋不定，甚至后想的推翻先想的，耗时间不少。但终于不得不动笔，最后也就只能择一而从。未必是博善而从，譬如析句，成分指单词不指词组，我就认为一定要带来很多麻烦。
大计决定以后，人力逐渐增加，上下一齐动手，因为是教材，不能不慎重，编写工作不慢不快地进行。一册，二册，三册，四册，陆续印出来了。还是为慎重，先交一部分学校试教，然后推广。可惜的是，试教，推广，这文学、汉语的二分法究竟好不好，很难证明，调查，问人，人各有见，正如一切其他的大小事，好不好，可行不可行，最后只能看在上者的脸色，不知道是谁表示了反对意见，文学、汉语出生不久就都停止，合为语文一种，已编成的文学课本和汉语课本成为新古董，陈之高阁了。勉强说，汉语课本还有余韵，是汉语课停止之后，人（郭翼舟和我）和书（课本）废物利用，由吴伯萧（领导语文室的副总编辑）布置，编了一本《汉语知识》，正式出版发行，也许有一些人买了看看吧。
俗话说，凡事有得必有失，这句话经常对，却不是永远对，即如我参加编写汉语课本的几年，回想，算得失之账，至少是自己觉得，是只有得而没有失。得还不止一种，而且有的分量不轻，所以就不能不多费些笔墨。为眉目清楚，分项。
其一是关于学的。我一向认为，凡是可信的学问（言外意是有不可信的，如用《易经》占卜，用气功治病之类），多学一种比少学一种好。我一生用语言（说和写），有机会亲近语法，可以有大得，是较清楚地了解语言是怎么回事；还可以有小得，是小名小利，小名者，有的人宽厚，开语法学者的名单，会大笔一挥写上我，小利者，可以写以语法为题材的文章换有大用的钱（以后还要专题说）。其二是关于人的。是借编写汉语课本的机缘，我认识一些人，至今还记在心里，以得识荆为幸的。由内而外说几位。
吕叔湘先生。关于吕先生，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为《吕叔湘》，收入《月旦集》），主要是谈他的治学和为人，都值得学习，这里不想重复。还说些什么呢？我想，是应该加说，我多有机会学而没有学，或没有学好。可是借吕先生的光却不少。能够参与编写汉语课本可能是最大的。其次是80年代初，我写了几篇谈学习文言的文章，愿意借此换些小名小利，把文稿送给他看，他不只通读，提些修改意见，而且惠以书名为《文言津逮》，写了序。（1984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其后不久，承他不弃，让我同他合编《文言读本续编》，完稿，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88年），我就真是附骥尾以传了。曹公孟德有句云：“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我这里说一点点与吕先生的交往，也只是心念旧恩而已。附带说说吕先生夫人程师母，她朴实，温厚，性格之好，在旧时代也是罕见的。
张志公先生。由50年代前期起，到不久前我往医院看他止，连续四十年有零，我们的交往，以及他给我的帮助，太多了。多，万言难尽，也就只好走间道，只写一点点我认为值得说说的。有几个熟人，都小于我九岁，他是其中之一。但他年龄虽小，处理世事的本领却高于我千百倍，以是，碰到大道多歧，我不知道应该走上哪一条的时候就找他。他总是能够衡量轻重，明确指出应该如何如何，而照做，虽然未必冠冕，却总是平安的。这就可证，我们的交谊已非一般。还可以补说个小事，以形容这非一般。是在凤阳干校接受改造时期，我和他都是常常受批受斗的，记得一次他受批斗，是因为过节，根据通知，买了剩余的酒。而就在这之后，我们碰巧在一起吃饭，看看左近没人，就共同喝了我珍藏的二三两剩余的酒。真想不到，在无理可讲的压力之下，犯“法”竟也成为至乐。何以称为至乐？是暴风刮过之后，我们曾对坐喝茅台，却感到，外，酒之味，内，心之乐，都远不如彼时了。
吕冀平先生。论年岁，我同这位小吕先生，相差二十有余，可是他调来北京，在同一室工作之后，没有几天就成为忘年的莫逆之交。口，谈得来，还要加上无话不说。笔，也是合得来，一直到合写文章换砂锅白肉钱。单说砂锅，白肉，是因为他特别爱吃这一味。他还好游，为公，同游过大明湖、泰山等地可以不说；还有私，是同游圆明园遗址的西洋楼（正名远瀛观）等地。汉语停了，他故土难离，回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人远了，情谊却还是如共朝夕之时。值得记下来的有两件事。一件，是80年代前期，我写了些回忆的小文，集为《负暄琐话》，当然想出版，可是人微言轻，谁肯接受呢？语云，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只好寄给他。是靠他明写序文，暗大吹捧，哈尔滨才有个出版社认赔钱印了。另一件，是缘于半个世纪前的一段经历，有人在背后反反复复说抑人扬己的话，他怕我旧病复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来信一再说：“要沉默，而且到底。”我觉得这才是“爱人以德”，值得长记于心的。
说起爱人以德，还要大书特书一件，是“朋友”的“与朋友共”，具体说是因为他，我才得结识张铁铮先生。他和张先生是同住哈尔滨的多年好友，好到一生结交许多人，排队，最近的一名，吕的一方必是张铁铮，张的一方必是吕冀平。解放以后，张先来北京，到《教育报》，吕略晚来京，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他们仍如在哈尔滨，有机会就一起喝啤酒，外加砂锅居的砂锅白肉。人之性，吃喝时必佐以闲谈，于是就说到我。记得第一次是张先生来看我，也如与吕，我们很快就成为忘年的莫逆之交。50年代晚期，吕先生回哈尔滨，至少是形迹上，我和张先生就成为最亲近并常聚会的朋友。情谊有浅的，是对坐闲谈，上天下地，同喝白酒，同为郊外之游等等；还有深的，是风风雨雨之时，唯恐对方不能安身立命。到80年代，风雨停了，我们还合力，编注了三本《文言文选读》。书完成，见面的“理由”少了，可是他至多隔两三周，必推门而入，照例说：“我没事，只是来看看您。”不幸是天不给他好身体，心脏出了毛病，以致只能在家里静养。通信通电话不难，只是我有时进城，坐办公室，就再也听不到他的叩门声了，想到世上稀有的像他这样的古道热肠，心未远而不能常会面，不禁为之凄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