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逢时
遇到朱以海、朱亨嘉这两个“愣头青”，朱聿键难免有“生不逢时”之感。所幸广西的那个二愣子挂了，浙江的那个虽然继续愣，但除了让郑芝龙发点牢骚以外，对福州政权没有构成什么实质上的威胁。
朱聿键真正的麻烦，还是在福州政权内部。
蹲大狱的经历，对朱聿键而言实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造就了朱聿键坚忍不拔、励精图治的性格，也塑造了他安贫若素、艰苦奋斗的品德。清代史学家徐鼒在《小腆纪年附考》中，对朱聿键有一句比较中肯的评价：“王少遭患难，慨然以复仇雪耻为务，布衣蔬食，不御酒食” 。
但另一方面，常年蹲大狱也让朱聿键当政面临着一个先天的缺陷——与文臣武将相当生疏。一朝天子一朝臣，古往今来都是金科玉律。作为南明政权的最高当政者，刚出大狱的朱聿键对官场两眼一抹黑，这个局面就相当被动了。
当然，不是朱聿键不懂得招揽人才，而是常年与世隔绝，拉帮结派这种活，实在是心有余而身不给力。别说混脸熟了，就连拉几个“狱友关系”都是痴心妄想。朱聿键第一次坐牢，跟他爹做“狱友”，结果自己倒是重获自由，爹死牢里了。第二次坐牢更惨，一个人住单间，连“狱友”都没有（一般人也进不了凤阳高墙）。
没有下级，就得现招，所以朱聿键广纳人才。只要是个人，愿意跟着我抗清，照单全收，包吃包住还发工钱。（只有马士英名声太臭，没要成。）
朱聿键任命内阁大学士，一下就整出三十多人（一说二十多人）的内阁，看上去挺人才济济的，但由于没有至关重要的“票拟权”（也就是决策权），绝大多数纯属摆设。
不是群臣不想抓权，而是大权早就被朱聿键一人给抓了。（凡有批答，皆上亲为之。）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放心把大权交给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班子？更何况朱聿键常年蹲大狱，跟很多人还是第一次打交道，不放心是很正常的。
于是，隆武朝廷的内阁大学士成了一群“参议员”，光发言，不决策。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效率比较高。如果什么事情都要交给一个二三十人的内阁讨论，看法比较一致的还好办，遇到分歧大一点的，从早吵到晚都吵不出什么结果，大家回家睡一觉，养好精神第二天继续吵。一两次还行，长此以往的话，朱聿键要么抑郁，要么抓狂。
说完“中央”，再来看地方。
隆武政权的建立，得到江南大部分地区的广泛响应。不过，响应不等于支持，口头上的支持更不等于行动上的支持。尽管江南大部分“非敌占区”纷纷响应，声称接受隆武政权领导，但能够保证“政令军令畅通”的，其实没多少地盘。
云南、贵州此时天高皇帝远，还要再等几年才能登上南明的舞台，现在只说其他的几个。
朱聿键所在的福建是郑芝龙、郑鸿逵的势力范围，两广是丁魁楚的地盘，湖南又有一个何腾蛟。这几只“地头蛇”，才真正让朱聿键感到束手无策、生不逢时。
一扒拉下来，留给朱聿键发号施令的，只有小半个江西（赣州、南安两府），至少江西总督万元吉比较听指挥，另外，两广的丁魁楚也算稍微好一点。
丁魁楚，河南永城（今河南商丘，与归德府县同城）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历任户部右侍郎、河北巡抚。崇祯九年（1636年），阿济格率清军突袭延庆、昌平等地，侵掠北京，时任河北巡抚的丁魁楚以失职罪，被崇祯皇帝罢官流放。两年后，丁魁楚交纳饷银获释，回到老家永城。
丁魁楚赋闲期间，永城发生了刘超叛乱事件，丁魁楚抓住机会，协助前来镇压的凤阳总督马士英，一举平定叛乱。丁魁楚得到朝廷重新启用，担任河南湖广总督加兵部尚书衔。
北京失陷后，丁魁楚凭借与马士英的关系，投靠了弘光政权。丁魁楚以前管着河南、湖广（今湖北、湖南两省），但由于河南被清军占了，湖广又干不过左良玉，只能“委屈”一下，担任两广总督。
隆武政权一建立，丁魁楚携两广官员率先响应，深得朱聿键的欢心。就这样红口白牙表个态，丁魁楚不仅继续留任两广总督，还从福州讨了一大笔赏赐，赚得盆满钵满。
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丁魁楚早锤炼成了十足的投机分子、老油条。此人讨封赏的时候比谁都精，接任务的时候就装傻充愣。朱聿键刚开始挺高兴，认为丁魁楚是“深明大义”，后来就发现这人相当不地道，只拿钱不听命，但也拿他没办法。
溶贼、限贼
丁魁楚不过是做惯了“土皇帝”，虽不听指挥，倒也不怎么顶牛，但湖南的“土皇帝”何腾蛟可就没这么单纯了。
何腾蛟（1592～1649），字云从，贵州黎平人，天启元年（1621年）贵州乡试举人，历任南阳知县、兵部员外郎等职。崇祯十六年（1643年）冬，何腾蛟升任右佥都御史、湖广巡抚（代理），协助左良玉镇守武昌。
弘光时期，左良玉起兵叛乱，何腾蛟被威逼同行。但是，何腾蛟坚决反对与朝廷为敌。大军尚未抵达九江，何腾蛟便跳江逃走，经宁州（今江西修水）、浏阳辗转来到长沙，号集堵胤锡、傅上瑞、章旷等部属，又招抚了黄朝宣等地方势力（其实就是“山匪”），逐渐在湖南坐大。
何腾蛟不愿意跟左良玉瞎起哄，而是在湖南优哉游哉地做起了“土皇帝”，但不久就遇到了麻烦，这个麻烦来自李自成的大顺军。
前面说过，李自成率残部进抵襄阳，吓跑了左良玉。接下来，李自成并未进入武昌，而是继续向江西鄱阳湖地区逃窜。五月初，李自成在九宫山一带（还有一种说法是罗公山）神秘失踪。
李自成失踪后，大顺军残部乱成了一锅粥。当时，跟随李自成向南逃窜的有泽侯田见秀、绵侯袁宗第、磁侯刘芳亮、光山伯刘体纯、太平伯吴汝义，还有一般将领郝摇旗（后赐名郝永忠）、王进才、牛万才等。这些人各带一支人马，互相不买账。从五月开始，大顺军残部纷纷逃窜到湖南平江、浏阳地区。
在担任南阳知县时，何腾蛟就跟“流贼”打过交道。当年的何腾蛟跟陈子龙一样，对“流贼”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甚至单枪匹马前往招降，协助河南巡抚陈必谦平定了暴乱。何腾蛟的能力得到朝廷的赏识，将他从地方上调中央，担任兵部员外郎。
有这个经验，何腾蛟对付大顺军残部应该是得心应手的。但时过境迁，何腾蛟已不是小小的知县，二是独霸一方的“诸侯”。视湖南为己有的何腾蛟，绝不容许任何势力有所染指。
远在长沙的何腾蛟误以为这些人不过是一般的“土贼”，动动指头就能捏死。另外，何腾蛟也没有掌握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这些所谓的“土贼”，不远千里来到湖南，不是来找何腾蛟打架的。
不打架，难道只是路过？也不是，他们是真心诚意来“投奔”的。李自成失踪了，大顺军残部群龙无首、各自为政，但在田见秀的倡议下，各部将领一致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策：联合南明军队抗清！
六月初，大顺军残部开始向长沙方向运动，希望与何腾蛟取得联系。
一边想联合，一边不知情，这玩笑就开大了！
何腾蛟情报不明，认为平江、浏阳地区不过是小股“土贼”骚扰，当即派长沙知府周二南、副总兵黄朝宣率两千兵马前往剿灭。几万大顺军为了表示诚意并避免冲突，主动向后撤退。
大顺军一撤，周二南以为对方真是不堪一击的“土贼”，一路得寸进尺地穷追猛打。大顺军怒了，在浏阳渡回手就是一拳，把何腾蛟的军队揍得七荤八素，周二南在混战中丧命。
战报传来，何腾蛟总算搞明白了，对方不是“土贼”，而是多年来令官军闻风丧胆的大顺军。何腾蛟惊魂未定，匆忙布置长沙防守事宜，准备与长沙共存亡。
如果几万大顺军想攻占长沙，就凭何腾蛟手下那点人，只能等死。幸运的是，大顺军的首领确实深明大义，虽然受到误解，但并没打算耍横，反而主动派人到长沙接洽合作事宜，何腾蛟总算躲过一劫。
七月，何腾蛟与大顺军残部达成“协议”，田见秀等部悉数归入何腾蛟麾下，“招安”为南明官军。
有几万大顺军的加入，湖南的声势一下壮大了许多。特别是多尔衮判断失误，阿济格于六月奉命北撤后，湖广的态势瞬间发生逆转，给何腾蛟向北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羽翼渐丰的何腾蛟如果能抓住机会，挥师北上直抵武昌，再顺江而下威逼南京，江南的形势将发生不可预知但明显有利于南明的逆转。
不过，南明的历史犹如一趟扣人心弦的“过山车”，每一个欢欣鼓舞的时刻，扼腕叹息的事情总是接踵而至，大起大落是家常便饭，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高兴得太早。
“招安”大顺军，以“土皇帝”自居的何腾蛟其实是迫不得已。他不希望湖南出现新的军事力量，但人家十几万大军摆在自己家门口，总要给口饭吃，否则就轮到自己没饭吃了。
合作不过是何腾蛟的缓兵之计，所以归附到湖南以后，大顺军的日子并不好过。
何腾蛟视湖南为己物，排斥一切外来势力，特别是由于长期的阶级对立，何腾蛟、章旷、傅上瑞等人始终对“流贼”出身的大顺军抱有成见。尽管隆武皇帝一再强调要坚定执行“联寇抗清”的战略，但何腾蛟依旧在湖南我行我素，对大顺军采取“溶贼”、“限贼”的方针，百般刁难同盟军。
何腾蛟的“溶贼”，主要是对大顺军进行分化瓦解。随着李自成失踪，大顺军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一盘散沙。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何腾蛟很快就发现了可乘之机。
原来，大顺军在长期征战中，各部兵力损耗不一。再加上“树大招风”，将领级别越高，伤亡往往越大。比如田见秀，虽然高居“一字侯”（泽侯），但掌握的兵力也就七八千人，绵侯袁宗第更惨，只剩下三千来人，而郝摇旗、王进才等将领，虽然没有爵位，却掌握了上万的人马，郝摇旗有四万，王进才有七万多。这种军事实力与政治地位的反差，极大地加深了大顺军内部的矛盾。
何腾蛟利用这个矛盾，大肆笼络没有爵位但手握重兵的将领。他不经请示福州，便私自加封郝摇旗为南安伯，并处处显示出对郝摇旗、王进才等人的偏爱。
与郝摇旗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田见秀、刘芳亮等人一直坐着冷板凳。这样一来，大顺军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实际上已经开始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何腾蛟的“限贼”做得更绝，他不给大顺军指定驻防地，也不派发粮饷。大顺军不是神仙，一天也得吃三顿，官府不给粮食，只能到处“借”（其实就是明抢）。等大顺军一动手，何腾蛟就定个掠夺之罪，该抓的抓，该罚的罚。
费尽心机的何腾蛟想通过“溶贼”、“限贼”的“一条龙服务”，逼迫田见秀、刘芳亮等大顺军将领不堪其辱，愤然离开湖南，爱上哪儿上哪儿。
话说回来，何腾蛟能够得逞，主要还是大顺军将领对这些官僚的“反动性”认识不足，准备不充分，导致自己一联合就丧失了独立性，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大顺军的“归附”如此彻底，跟其内部的松散和混乱有很大关系。
李自成莫名其妙地失踪，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大顺军缺乏能够力挽狂澜的核心人物。在逃窜到湖南的将领中，田见秀算是资历比较老的，说话也有些分量，但远远没有达到一呼百应的程度。
接受“招安”之后，大顺军内部的思想难以统一，组织也比较涣散，很容易受何腾蛟的摆布。拥有十多万兵马的大顺军奉行一味妥协退让的“右倾路线”，坐视何腾蛟“反动势力”对大顺军的分化瓦解和排挤刁难，没有采取比较强硬的应对措施。
如果大顺军人心齐一点，腰杆子壮一点，以其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实力，逼着何腾蛟搞联合，也不至于混得这么凄惨。不过，“自食其果”绝不是一句空话，“溶贼”、“限贼”造成的恶果，最终还是得让何腾蛟自己吃掉，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在何腾蛟的百般刁难下，不堪忍受屈辱的田见秀、刘芳亮等人准备另寻出路。真的走到这一步，田见秀等人才发现事情不妙。对大顺军而言，没有李自成，自己就成了“丧家之犬”。其实天下说大也不大，要么投靠南明，要么投靠清军，张献忠那个老冤家就算了，除非嫌命长。
既然归附南明不靠谱，那就只有北上降清，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八月，田见秀秘密派人前往武昌，联络清湖广总督佟养和。佟养和是阿济格大军北撤后正式上任的，此时正苦于兵力不足，难以对付湖南的何腾蛟。
田见秀等人主动“投诚”，佟养和当然举双手欢迎。寒暄一番之后，立即进入实质性谈判。双方谈得相当顺利，官职、粮饷、防区都不成问题，但在一个关键的问题上卡了壳：发型！
大顺军坚持归降但不变发型，佟养和做不了主，多尔衮下达的命令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双方互不相让，结果就是没谈成，无意中给南明保存了一支颇具实力的军事力量。
虽然投降清军不成，但受尽何腾蛟白眼加挤兑的田见秀等人去意已决，只是一直犹豫向何处去。很快，湖北传来了好消息：另一支大顺军残部在李锦（又名李过）、高一功的率领下抵达湖北，在荆州地区活动。
早在李自成进军北京时，李锦、高一功的部队就被安排在山西一带布防，北京陷落后撤往陕西榆林地区。李自成从西安撤退以后，李锦、高一功率残部从榆林南下，经汉中、达州，辗转运动到湖北西部的三峡地区，又顺江东下，进抵荆州。
田见秀当机立断，决定北渡长江，与李锦、高一功部会合。于是，除了得到实惠的郝摇旗、王进才留在湖南以外，其余大顺军部队悉数离开湖南北上，进入湖北境内，何腾蛟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李自成生死之谜
接下来想说的，跟朱聿键面临的困境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我觉得有必要停一停，先解决前面遗留下来的一个疑问。
李自成在九宫山“神秘失踪”，这是怎么回事？
得知我在写南明的历史，有不少朋友都在问我：李自成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
我给了三个答案：
A.做和尚
B.自杀
C.他杀
朋友又问：然后呢？
我说：你猜！
答案显然只有一个，于是史学的大家、小家、草根、业余爱好者纷纷开始引经据典地“掷骰子”，有人选A，有人选B，也有人选C。当然，还有人认为“此事必有蹊跷”，因而懒得选。
或许是工科出身的缘故，我一直觉得解出答案的过程远比答案本身重要得多。答案无非是一些冰冷而没有趣味的字母或者数字，推理、演算的过程才能让人尽情挥洒智慧，从而感受丰富多彩的世界。
所以，我决定先说一说大家的“骰子”是怎么掷的。
A.做和尚
见于清初文人张潮的《虞初新志》、清初佚名的《甲申朝事小纪》，还有民国时期李健侯的小说《永昌演义》（只能算间接史料），以及李自成故里的《米脂县志》（李健侯参与编撰，也是间接史料）。
根据这些史料的记载，李自成被阿济格撵着到处跑，眼看大顺军江河日下，绝望的李自成萌生了遁入空门的想法，在九宫山削发为僧，并侥幸逃过了清军的追捕，得以善终。
那么，《虞初新志》、《甲申朝事小纪》的根据是什么呢？——路边社！
B.自杀
最有力的证据是阿济格给清廷的奏报，上面说道：“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得脱，遂自缢死。”
欧了，李自成必是上吊无疑了！阿济格是专门负责追剿李自成的，他哪里敢跟多尔衮打马虎眼？
别忙着下结论，阿济格还有一句 “尸朽莫辨”，“或有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
这是什么情况？我来解释一下：
阿济格接到下级报告，说李自成跟大部队走散，被一群村民困住，已经自行了断了。等阿济格亲自到现场“指导工作”的时候，尸体已经面目全非，认不出来了。所以，阿济格需要“再行察访”。
不久之后，阿济格的第二封奏疏来了，说李自成“身死是真”。
那么，前一封奏疏所谓的“自缢”是否还作数呢？阿济格心里没底，提都没提。多尔衮也不是八卦的人，反正死了就“结案”了，死法、死样之类的可以忽略不计。
阿济格前后这么一捣腾，“自杀”的说法也不可靠了。
C.他杀
这种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可以分成三类，使用排除法来分析。
第一，清军干的。
从阿济格的第一封奏报看，不可能。如果真是清军干的，阿济格早就把大清列祖列宗吹嘘一番，顺带把自己稍带一笔了，怎么会把如此“不世之功”扣到无名无姓的“村民”头上？
第二，自己人干的。
迄今为止，没有史料佐证这一说法，再说动机也有些匪夷所思，也可以排除。
第三，乡民干的。
排除了前面两种，也只剩下这一种情况了，史料也有相应的佐证，但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误伤。
清初文人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写道：李自成率残部路过一个庄子，村民“疑以为劫盗”，于是将他干掉了。
——故意的。
何腾蛟在给隆武朝廷的奏报中说：李自成“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
清初文人费密在《荒书》中记载得比较有板有眼（其实也来源于路边社），说李自成与大部队失散，遭遇了山民程九伯率领的乡勇，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李自成寡不敌众，被乡勇所杀。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基本采信了这一情节。
“掷骰子”的过程就是这样，是不是觉得有些凌乱？好吧，先将各种可能的答案缕一缕，被排除的直接打“×”，尚有疑问的打“？”。
A.当和尚 ？
B.自杀 ？
C.他杀
C1.清军干的 ×
C2.自己人干的 ×
C3.乡民干的
C3-1.误伤 ？
C3-2.故意的 ？
解到这个地步，史料众说纷纭、莫衷于是，如果继续在故纸堆里翻来找去，我觉得意义不大，大家也会感到枯燥乏味。
但是，除了引经据典以外，还有办法往下继续解吗？
这个可以有！
王国维曾经总结说，大学问有三境界，我们对照着李自成的生死之谜来看一下。
其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李自成生死说法不一，该罗列的都已经罗列了。
其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些说法虽然各有佐证，但都难以自圆其说，令人感到无从下手。
其三，“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就差这一步了！
李自成是生是死、怎么死的，玄机其实在何腾蛟的奏折里！ “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
如果看了三遍都没发现玄机藏于何处，给你一个提示——“二十八骑”。
何腾蛟为什么数得这么清楚？——当然不可能亲眼所见，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田见秀、刘体纯等人。
破解李自成的生死之谜，不能只盯着他“失踪”之前发生了什么，还要看他“失踪”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直白一点说，历史一定要符合逻辑。
我们只需要推想两个场景，便能找到李自成生死之谜的“灯火阑珊处”。
场景一：何腾蛟与大顺军将领见面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
何腾蛟不可能不问：李自成人呢？
田见秀可以回答“不知道”，但他知道，于是告诉何腾蛟，闯王带着二十八名护卫前去“侦查”，没能回来。
场景二：田见秀等人苦苦等不来李自成的消息，他们会怎么办？
他们可以选择继续逃亡，疑问就出现了：李自成遇到伏兵全军覆没，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当然，可能是田见秀等人瞎编的。
还有一个疑问：假设田见秀等人不知李自成生死，在饱受何腾蛟欺凌的时候，群龙无首的大顺军将领都能想到投靠清军，却为什么没人提出找李自成？——无解。
由此看来，田见秀等人确切地得知了李自成的死讯，这才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主帅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亲自带人前去“探路”，结果一去不返，这些部将当然要派人再去打探。这一打探，就探回了李自成遇害的消息。（有的史料说，李自成的“二十八骑”中有人侥幸逃脱，赶往大部队报了信。）
也就是说，李自成及其卫队被乡民武装干掉了！
他是兵败后自杀，还是被对方所杀？——田见秀等人不知道，因为他们派人去的时候，李自成已经挺那儿了，自己抹脖子还是别人抹的脖子，不是学法医的一般还真看不出来，但至少排除了自缢的可能。按照历史惯例，阵前自刎是归入“战死”一类的。
抽丝剥茧地说到现在，我们已经锁定了李自成“他杀”的死因（含阵前自刎），最后剩下一个细节：乡民武装是误伤李自成，还是故意干掉李自成？
说实话，这个问题我只能宣布投降，不是没法解，而是答案有问题！
什么叫误伤？——如果乡民知道对方是李自成，就绝对不会与之为敌！
什么叫故意的？——乡民杀的就是李自成！
在我看来，这两种情况都不大可能发生。
那时候没有电视，如果李自成不自报家门的话，乡民是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闯王”的。李自成报了姓名，结果还是死了，“误伤”可以排除。
当然，也可能李自成还没有来得及报家门，就被稀里糊涂干掉了，这是可能的，但并不能得出乡民不会杀李自成的结论。
如果是乡民故意跟李自成过不去，这就匪夷所思了，人家虽然被阿济格撵着到处跑，但手上还是有点货的（十几万人），哪支民团会活得不耐烦？
再者说，如果乡民故意杀李自成，动机只能是请赏，但阿济格从始至终都没有遇到过，否则早就向多尔衮奏报了，而不会含糊其辞地说“身死是真”。
到底怎么回事呢？
该揭晓答案了：李自成带着二十多人闯入了乡民的地盘，被一群希望远离战祸的乡民干掉了。
或许没有人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闯王”，或许乡民根本没有兴趣知道，他们的初衷仅仅是保护乡野的宁静。
军商才是王道
说完李自成的谜团，咱们继续回来说朱聿键。
丁魁楚、何腾蛟不过是“土皇帝”，充其量就是各整各的“独立王国”，除了不听调遣以外，并没有对福州政权构成直接的威胁。朱聿键真正的对手，是盘踞在福建的“地头蛇”——郑氏集团。
这个集团主要有四个人：平虏侯郑芝龙、定虏侯郑鸿逵、澄济伯郑芝豹、永胜伯郑彩。其中，又以郑芝龙的势力最为庞大。
郑芝龙，号飞黄，福建泉州人，身世极富传奇色彩。少年郑芝龙在老家度过的十多年时光并不怎么愉快，因为他“性情逸荡，不喜读书”，三天两头挨他爹揍。天启元年（1621年），十八岁的郑芝龙离开老家，先在澳门跟舅舅学习经商，来往于东南亚各地。不久后到倭国学习剑术，并投靠了李旦的海盗集团，深得李旦的信任。李旦死后，郑芝龙接管了这个集团，一边走白道（做正常生意），一边走黑道（走私、海盗）。
天启四年（1624年）秋，郑芝龙到台湾发展，归附颜思齐为首的倭寇，很快又遭到荷兰东印度公司驱逐，辗转回到大陆。
次年，颜思齐挂了，郑芝龙又联合其他倭寇首领，建立了一支实力相当庞大的武装商业船队，依然是一边做合法生意，一边抢劫加走私。
郑芝龙想垄断福建的贸易，又要跟死赖在台湾的荷兰势力抗衡，没有一个靠山显然是不行的。因此，郑芝龙于崇祯元年（1628年）接受了明朝的招安。有政府作为后盾，郑芝龙很快就扫清了曾经的“合伙人”，先后升任总兵、都督。崇祯六年（1633年），郑芝龙在金门击溃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自此，郑芝龙完全垄断了福建的对外贸易，一跃成为福建首富。
商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儒商？官商？错！军商才是王道！
郑芝龙手下有二十多万的军队及三千艘大小舰船，完全垄断了东南沿海与倭国、东南亚、印度洋沿岸的对外贸易，想不发财都难！
弘光时期，朱由崧册封郑芝龙做了南安伯，委任为福建总镇，正式承认郑芝龙执掌福建的军政大权。
在这个势力相当庞大的集团面前，朱聿键不过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傀儡。为了笼络好这个傀儡，郑芝龙还是挺够意思的，又送美女又送钱。
如果换作朱由崧，也就糊里糊涂地凑合过了，偏偏朱聿键是个宁死不做“孬种”的“愣种”，不愿意做郑芝龙的摆设，他希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在自己身上终结。
福州政权建立以后，在朱聿键与郑芝龙为首的郑氏集团之间，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激情上演。
朱聿键就想跟郑芝龙扯清楚一个问题：咱俩到底谁是爷？
郑芝龙有兵权，朱聿键只有龙椅。为了摆脱郑芝龙的控制，朱聿键能想到的第一招，自然是“以文制武”的朝廷制度。宋朝和明朝的历史经验证明，这一招是相当管用的，而且明朝的制度也是这么规定的。
这个“祖制”在和平时期无可争议，但在战乱时期，朝廷所倚重的武将难免有些不服气。不过，由于文臣控制着财政，拥兵自重的武将并不敢蛮横得太离谱。即便是弘光时期飞扬跋扈的四镇总兵，表面上还是要服从马士英、史可法等文臣的节制，不然没了军饷，只有喝西北风。
到了郑芝龙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有拥戴朱聿键的“定策之功”，又在福建一家独大，不仅军事实力庞大，还掌握着福建的经济大权。说得直白一点，郑芝龙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而文臣空有一张嘴壳子，手握一支笔杆子，力量严重不对等。
文武力量如此悬殊，特别是财政还掌握在军队的手里，“以文制武”无异于痴人说梦。果然，郑芝龙很快就向文臣发难。
——首席武将郑芝龙、首席文臣黄道周，都是首席，上朝的时候谁排第一位？
按“以文制武”的“祖制”，当然应该黄道周排第一，但郑芝龙坚持“与时俱进”，用实力说话。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朱聿键表态，支持黄道周的意见，按“祖制”行事。郑芝龙不好为这么一点小事当廷翻脸，只有先忍下这口气。
“忍”只是表面文章，郑芝龙并没打算就此罢休。他指使手下频繁上疏，弹劾黄道周过于“迂腐”，难当首辅之任。朱聿键也不是傻子，知道这些人都是受郑芝龙的指使，当廷下诏严惩，替黄道周撑腰，君臣的矛盾开始公开化、激烈化。
此后不久，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又遭到户部尚书何楷的弹劾。原因很简单，朱聿键去郊祀，郑氏兄弟竟然“称疾不从”。何楷忍无可忍，上疏弹劾他们“无人臣礼，宜正其辜”。还有一次，郑鸿逵公然在朝堂上挥扇消暑，也遭到何楷当面痛斥。
朱聿键认为仗义执言的何楷忠勇可嘉，擢升为左佥都御史。不难想象，何楷遭到了郑氏兄弟的嫉恨，处处受刁难，时时受排挤。不堪其辱的何楷愤然去职，郑氏兄弟又派人扮作强盗半道截杀，割去何楷一只耳朵，向朱聿键示威。当时流传一句民谣：“都院无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足见郑氏兄弟当时是多么肆无忌惮。
文武之争使得朱聿键与郑芝龙的矛盾公开化，而朱聿键对鲁监国使者的严厉处治，进一步加深了两人的隔阂。
话说回来，君臣吵架是常事，该干的活还得干。既然已经制定了“联寇抗清”的策略，实现的方式还需要君臣讨论清楚。令人悲催的是，朱聿键与郑芝龙在这个问题上又掐架了，不断尖锐的君臣矛盾根本无法调和。
朱聿键希望有所作为，光复故土，但他没有军队，必须倚重郑芝龙这样的实权派。郑芝龙手握重兵，却只想偏安一隅，“挟天子以令诸侯”，继续做自己的生意。可以说，出兵抗清关乎两人的“核心利益”，因此君臣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很快就转入白热化。
隆武元年（1645年）七月，福州接到情报，江西布政使夏万亨等人拥戴益王朱由本，在建昌府（今江西南城，距福建边境一百多里）起兵，抚州也爆发了曾亨应〔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原吏部文选主事〕领导的起义。朱聿键当即下诏，要求郑芝龙率兵前去接应，但郑芝龙不同意。
早在讨论作战方略时，郑芝龙就给朱聿键算了一笔账。福建有二十万军队，首先要驻守福建边境的险关，共计一百七十多处，总共需要十万人。剩下十万人今冬操练，明春才能出征。郑芝龙信誓旦旦地说，等到明年春天，福建的军队就能分两路北上，一路经仙霞关进入浙江，一路经杉关进入江西。
且不说夏万亨、曾亨应能否撑到明年开春，就算按计划行事，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朱聿键解决：钱！郑芝龙声称，以福建、两广的税赋收入，应付二十万军队的日常开支都捉襟见肘，更不要说出去打仗了。
郑芝龙比划了半天，其实只有一句话：没钱，打个屁的仗？
朱聿键也不是傻子，郑芝龙表面上哭穷，背地里不知捞了多少外财。郑芝龙耍心眼，朱聿键也耍无赖：反正枪杆子在你手里，钱袋子也在你手里，自己看着办吧！
经不住朱聿键和群臣的反复督促，郑芝龙只得装模作样地兵分两路出福建北上。一路由郑鸿逵率领，出仙霞关向衢州、严州一带运动，接应张国维、方国安的鲁监国军队。一路由郑彩率领，出杉关进入江西，接应建昌的夏万亨和抚州的曾亨应。
可是，两支大军浩浩荡荡出闽，刚到边境关口就不走了。为了封锁消息，防止文臣弹劾，郑鸿逵索性关闭仙霞关，不准文臣出入。郑彩没这个心眼，任凭监军张家玉屡次督促，始终按兵不动，反而频繁向朝廷讨要粮饷。
得知清军前来镇压，郑彩闻风而逃，一路退至福建境内，坐视建昌、抚州的义师遭清军剿灭。朱聿键气得七窍生烟，当即削去郑彩的爵位。
隆武二年（1646年）正月，郑鸿逵的部将黄克辉从浙江不战而退，朱聿键降了郑鸿逵的职，对郑氏集团彻底失去信心。
其实，首辅黄道周比朱聿键更早地看出了郑氏兄弟不靠谱。“朝班之争”后饱受弹劾的黄道周决意离开福州，于隆武元年（1645年）七月二十二日，率领临时拼凑的三千人北出福建，联络衢州、徽州（今安徽歙县）等地的义师。
郑芝龙倒是比较“大方”，拨付一个月的粮饷，将黄道周打发出境。
作为文臣，黄道周忠勇可嘉，但军事才能确实相当差劲。作为东林党人，黄道周又有自视清高的毛病，经常以人废言，不能广开言路。
当时，一个叫施琅的人也跟着黄道周一起北上。如果大家看过电视剧《康熙王朝》，对施琅这个人物应该不会陌生。没错，黄道周手下的这个施琅，就是三十八年后为清朝统一台湾立下汗马功劳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大将军。
此时的施琅还只是一名小官吏，但很有谋略天赋。他认为，黄道周率领三千“乌合之众”进入“敌占区”，无异于以卵击石。他向黄道周提出了“化整为零”的方案，由黄道周率领少数人去赣州，与兵部尚书杨廷麟会合，其他人则分散到各地去联络义师。黄道周抵达赣州后，便能以首席大学士督师的名义，调遣赣南、湖南、两广兵马，会师进取。
但是，黄道周固执地认为施琅官卑职小，言不足用，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施琅愤然返回福建。
黄道周带着三千人风餐露宿，艰难前行，未遇强敌便已损兵折将。（渴而谷饮，病者八九。一日下操，十队之士，呼半不起。）好不容易抵达徽州地区，又因情报不明，成了无头苍蝇，到处乱撞，却始终找不到兵部右侍郎金声率领的义师。
九月二十日，叛降清军的前明总兵黄蜚率军攻打绩溪，领导徽州抗清的金声中计被杀。得知消息的黄道周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与金声近在咫尺，仅一山之隔。
金声死后，黄道周继续留在这里已毫无意义，只好返回江西境内的婺源。黄道周退而求其次，想策反已升任江西提督的金声桓，遭到这个“死硬分子”的严辞拒绝。
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军徽宁池太提督张天禄率军围剿婺源，不谙军事的黄道周被俘。次年二月，黄道周被押往南京，将劝降的洪承畴痛骂一通后，于三月初五慷慨就义。
希望之火
黄道周一去不返，郑芝龙死性不改，朱聿键正在焦头烂额之时，湖北巡抚堵胤锡那里却带来了意外的惊喜，点燃了朱聿键心中的希望之火。
堵胤锡（1601～1649年），字锡君，南直隶宜兴（今属江苏）人，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历任南京户部主事、长沙知府等职，隆武政权建立后任湖北巡抚，暂驻湖南常德。
隆武元年（1645年）十一月，堵胤锡派遣心腹傅作霖携奏疏抵达福州，面见隆武皇帝朱聿键。堵胤锡到底掌握了什么情报，非派自己的心腹面圣不可？
这事还要从大顺军说起。
前面说过，受何腾蛟“溶贼”、“限贼”的压迫，除了郝摇旗、王进才以外，其余大顺军残部进入湖北境内，与李锦、高一功率领的另一路大顺军残部会师。
两支大军会合后，大顺军的实力得到极大加强，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这么多军队，到底谁说了算？
在继承人的问题上，诸将领各执一词，但有一点还是比较统一的：必须迅速扩大势力范围。
当时，阿济格的大军已经北撤，清湖广总督佟养和基本上是“光杆司令”。大顺军利用这个空隙，主动提出归降佟养和，相应的条件是驻防于荆州及其以南地区。
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大顺军一步一步扩大势力，逐渐向荆州逼近。谈到发型问题的时候，理所当然地陷入僵局。
大顺军跟清军没谈拢（大顺军压根也没诚意谈），松滋县草坪大本营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隆武政权湖北巡抚堵胤锡。
得知两股大顺军在荆州一带活动，堵胤锡亲自北上联络，经武陵山区，渡澧水，辗转抵达松滋草坪。堵胤锡的诚意，深深打动了李锦、田见秀等大顺军将领。（锦等见公开诚布示，意欲定盟。）最终，大顺军将领一致决定摈弃前嫌，率十余万军队与隆武政权合作。
作为名义上的湖北巡抚，堵胤锡理应归湖南总督（名义上管辖湖广）何腾蛟节制，但他没有上司那么固执和阴险。何腾蛟怎么对待前来投奔的大顺军，他是亲身经历过的。因此，堵胤锡决定绕开何腾蛟，当即派自己的心腹傅作霖携奏疏赶往福州，直接向隆武皇帝朱聿键报告情况，并给李锦、高一功等人请封。
对“流贼”的成见并非何腾蛟的专利，堵胤锡的奏疏在朝堂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群臣在这件事情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老同志”们比较强硬，蒋德璟、路振飞、林增志等高级官员认为，“李贼破北京，罪在不赦，其党安得封拜”，坚决反对给李锦、高一功等人封爵。
“新生代”们显得温和得多，翰林给事中张家玉、御史钱邦芑等中下级官员认为应该顺应时势发展要求，放下沉重的历史包袱，摈弃前仇，以“空爵”换“实兵”，与大顺军合作抗清。
实际上，朱聿键的想法跟“新生代”是一样的。历史的耻辱应当铭记，但如果这种耻辱成为阻碍发展的包袱，就应当果断地卸下，这体现的是一个为政者的远见、睿智与胸怀！
最终，朱聿键一锤定音，将大顺军部队整编为“忠贞营”，李锦赐名李赤心，封兴国侯，高一功赐名高必正，“诸将封侯伯有差”。忠贞营统一归湖北巡抚堵胤锡节制，接受福州政权的直接领导，送信有功的傅作霖也擢升兵部主事。
在困境中抑郁了几个月的朱聿键，心情一下子爽朗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