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发不留头
从四月初到六月中旬，清军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从黄河杀到钱塘江，一路上摧枯拉朽，大多数城池的军队不战而降。多尔衮认为，南明的抵抗力量已经歼灭殆尽，一统天下指日可待。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轻松加愉快地取得重大胜利，多尔衮不禁欢欣鼓舞，开始有些飘飘然了。
归附清廷的钱谦益指使手下向多铎进言，说“吴中民风柔软，飞檄可定，无烦用兵”。多铎信以为真，非常开心。前线的多铎如此轻敌，远在北京的多尔衮更是忘乎所以。
事实证明，当一个人忘乎所以的时候，失误将接踵而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这句话用来形容此时的多尔衮，恐怕再适合不过。就在清军横扫南京、杭州一带后，得意忘形的多尔衮经不住孙之獬的忽悠，发布了一道重要的命令——全民强制剃发！
多尔衮不可能不知道，这道命令将意味着什么。
早在攻陷北京之后，多尔衮便颁布过“剃发令”，要求前明的军民在结束对崇祯皇帝的吊孝后，按照满族人的传统，即行剃发易服。
多尔衮没想到，“剃发令”遭到汉族民众的强烈反对。清军初来乍到，对北京的情况不甚熟悉，尚未完全站稳脚跟。为了防止激变，多尔衮只得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二十四日发布新的谕令，宣布早前颁布的“剃发令”无效。多尔衮在这道新的谕令中向百姓承诺：“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多铎、阿济格等大军一路南下时，一直都是按照新谕令的精神和政策执行的。多铎进入南京后，为了安抚民心，于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二十六日发布告示：
“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官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尽管清军在剃头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变化，从“悉从其便”到“剃武不剃文，剃官不剃民”，但对于普通百姓还是没有作强制性的要求，还严令禁止不经请示、私自剃发的行为。实事求是地说，清军一路上能够顺利招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汉族文化传统包容、怀柔的政策。
可惜好景不长，志在必得的多尔衮于六月颁布了新的谕令，要求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六月初五，多尔衮特意给南京的多铎下达谕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一石激起千层浪，已被清军收入囊中的江南顿时风云突变！
不就是理个发吗？至于闹这么大动静吗？
相当至于！
首先，当时清人的发型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脑袋前半截秃着，后半截扎个尾巴，也不知道这群人怎么想的，竟然钻研出这种要多丑就能有多丑的发型来。
“美观”问题倒还在其次，最关键的问题是，发型再时髦也不能剃，因为孔圣人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当然，出家除外，那叫断绝尘缘、皈依佛门。）
剃发，就是不孝。不孝之人，生时遭人唾骂，死后还要下地狱。因此，从秦朝到明朝，普通老百姓从来不剃头，也没有“理发师”这个职业（最多是寺里的方丈友情客串一下）。东汉末年的曹操曾“割发代首”，今天看来纯属作秀，但在当时，是要付出极大勇气的！
现在，多尔衮让全国军民一起理发，他也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
多尔衮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一年前的“剃发令”就险些引发北京骚乱。但越是这样，多尔衮就越是迫不及待地要推行剃发。
不同民族之间，武力的征服并不是真正的征服，文化的征服才是王道！
文化这个东西比较虚，必须有一个载体，发型、服饰当然首当其冲。因此只有剃发易服，才能体现出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心悦诚服。
多尔衮以为，清廷大军压境，江南传檄而定，与去年在北京“两眼一抹黑”的境况已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实行“文化征服”的最佳时机。
事实证明了多尔衮的天真。剃发令一出，很多已经归附清廷的地区纷纷揭竿而起，公开与清军为敌，他们以舍生忘死的抗争向多尔衮宣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
发型引发的血案，开始在江南各地上演，其中斗争最坚决、对抗最激烈、耗时最持久的，非江阴县莫属。
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二十日，清廷任命的知县方亨到江阴县上任。方亨刚刚到任之时，江阴百姓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因为江阴已经宣布归附清廷，新领导派一个知县来主持地方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几天后，常州太守宗灏派来了四名士兵，方亨不敢怠慢，“供奉甚度”，敏感的江阴人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闰六月初一，惶恐不安的江阴百姓借在文庙上香之机，向方知县探口风。口无遮拦的方知县直言相告，说这四个人就是上面派来督促施行“剃发令”的。
得此消息，众人惊诧不已，而令群情激奋的事情也接踵而至。同日，常州府发来诏书，其中竟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酷令。当时，负责抄诏令、写告示的小吏将笔墨一扔，吵嚷着跑了出去，将十个字的消息公之于众。
此讯一出，江阴城立马就炸开了锅。生员许用在明伦堂组织集会，喊出了“头可断，发不可剃”的口号，得到包括乡兵、百姓在内数万人的积极响应，自发组成抗清义军，正式宣布江阴起义。
在典史陈明遇的支持下，义军将库存的兵器悉数取出，开始在整个县城搞“武装大游行”。方亨躲在县衙不敢出来，只能写书信向常州府报告，请求派兵驰援。
次日，方亨的书信被义军截获，众人怒不可遏，冲入县衙把方亨给绑了，接着又将四名清兵（其实是投降的汉兵假扮）捕杀。义军推举陈明遇为首领，准备长期固守江阴。
事情越闹越大，陈明遇深感力不从心，便邀请寓居江阴的前明守备陈瑞之站出来指挥，但贪生怕死的陈瑞之不敢答应，拔腿开溜，一天后就被义军从城外抓回来斩杀。陈瑞之的儿子比较识时务，愿意投奔义军。虽然没有指挥才能，但他会制造火器。凭借一技之长，这小子好歹留下一条小命，心甘情愿地为义军效劳。
陈瑞之不敢担纲，义军又推举徽商邵康公为“指挥官”，徽商程璧也来到江阴，将家私悉数捐出，作为军饷。
江阴起义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常州，太守宗灏显然没有引起重视，只派王良率三百人前往镇压。王良本来是江阴一带的土匪，后来投降清军。他手下这三百人，一多半都是地痞，也就只会欺负老百姓，打起仗来连“儿童团”都不如。
闰六月初五，王良带着三百人在湖桥被义军包围，全军覆没。接下来几天，江阴义军又击退了清军的小股镇压部队，被关进大狱的方亨也被义军拖出来剁掉祭旗。
尽管创造了良好的开局，但清军绝不会善罢甘休，出兵镇压是迟早的事。陈明遇很清楚，他和邵康公的能力都难以应对大兵压境的局面。
万般无奈之下，陈明遇想到了一个人——江阴前任典史、现寓居城外砂山的阎应元。
铭记江阴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
换句通俗的说法，打仗的最高境界，就是还没开打就赢了。
虽然孙子是个神人，但我根据小时候经常观摩群殴的经验判定，这句话有很大的问题！ ——孙神人的这句话，是说给带着一帮兄弟打架的老大们听的，但观众未必买账！
咋咋呼呼半天，最后“不战而屈”了，这不是把观众当猴耍吗？
后来我就一直琢磨，在观众眼里，打仗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呢？看了阎应元指挥的“江阴保卫战”之后，我明白了：
——初战而哭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一开战就把敌人打败，不难。但要想打哭，确实需要费一番功夫，毕竟不是娘子军对决。（即便是群殴，被打哭的也不多。）
一开战就把敌人打哭，很难。但哭得能让史官正儿八经地记上一笔，这简直就是神话。
阎应元，就是一个创造神话的人。
闰六月十五日，阎应元来到江阴，对城防做了妥善安排，小城的阵势为之一变。具体部署是这样：
第一，四个方向的城门分兵把守，城门用大木塞断，由义军昼夜轮流值守。
第二，对义军进行重新编组，十人为一小队，配发一只火铳，百人为一大队，配发一架红衣大炮。
这仅仅是防守部署上的准备，职业打仗的人都会干这个，距离最高境界还很远。
神话的创造，重点在武器装备上。
阎应元组织义军夜以继日地赶制火器，包括木铳、火球、火砖、弓弩，可谓五花八门。其中，被关进大狱的陈瑞之之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这方面确实有两把刷子，制作的火器相当厉害。以木铳为例，里面填满火药，还有棱角尖锐的铁块，点燃引信扔下城去，一炸开就能死伤一大片。还有乡民黄云江，善制弓弩，特别是火镞，杀伤力也很惊人。
除了这些颇具杀伤力的“常规武器”外，还有很多就地取材的“新式武器”，包括瓦片、砖石、铁挝（用棉绳系着，像扔链球一样甩出去，攻击距离极远）、狼牙棒（装有钉子的旗杆）、烧得滚烫的粪水（还天才地添加油脂，浮在表层起保温作用），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江阴义军坐等清军前来大哭一场！
江阴声势浩大的“叛乱”果然引起了南京的注意，闰六月二十一日，多铎派降将刘良佐率数万人前来镇压。
刘良佐的部队很快就扫清了城外的抵抗势力，开始围攻江阴，确实是一开战就哭了。（兵一攻城，无不流涕。）只见城墙上什么破玩意儿都往下扔，攻城的清军一眨眼工夫就被“高空抛物”砸倒一大片：有被箭射死的、有被火炮炸死的、有被铁疙瘩打死的、有被砖头砸死的、有被火药烧死的、有被粪水烫死的……
城外的清军向城内射箭，江阴百姓按照阎应元最初的安排，把铁锅倒扣在头上作盾牌，捡起满地的箭送往城墙之上，玩了一出“铁锅借箭”。清军源源不断地给城内“送”箭，城墙上的义军越战越勇。
攻了好几次，城墙没爬上去，刘良佐的部队却损失了一大半，照这样打下去，过不了几天就得全部拼光。刘良佐不干了，赶紧向南京求援。
刘良佐啃不下江阴这根硬骨头，南京又派出了作战经验丰富的恭顺王孔有德，但还是无济于事。孔有德也不是神仙，享受到的“待遇”跟刘良佐不相上下，清军只能把江阴团团围住，先这样耗着。
硬打不行，清军开始劝降，阎应元觉得这倒是一个出击的机会。七月十四日，阎应元招募的百余名勇士携带火药，以“送礼”为名进入清军大营。当晚，这群“人肉炸弹”一举报销了清军两千多人。七月十七日，义军趁清军不备，从南门而出，突袭清军大营，又干掉了一千多。
南京的多铎坐不住了，他没想到小小的江阴县城居然这么能扛，清军从山海关打到长江边，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
七月二十日，多铎派博洛和尼堪两个贝勒携带几百门红衣大炮，率八旗精兵前往江阴。清军抵达后，并没有急于攻城，而是连续十多天的炮击，导致江阴城墙多处损坏。
阎应元一边组织百姓修补城墙，一边指挥义军以火炮还击。清军的红衣大炮比较厉害，江阴义军的火炮当然也不是吃素的。火炮对轰了十几天，双方均损失惨重。
八月初六，清军开始爬云梯子攻城。这些八旗兵还真有点不好对付，因为他们身穿重甲，导致弓箭、铁疙瘩、砖头、瓦片等武器的杀伤力骤减。
艰难地打了几个回合，义军很快就总结出了新战法：放近点，用长枪往脸上刺！只听爬上城墙的清军一阵哀号，又掉下去一大片。
这一次，轮到博洛和尼堪哭了！
八月十五日中秋佳节，江阴城内家家张灯结彩、饮酒赏月，阎应元“揣酒登城啸歌”。此情此景，阎应元浮想联翩，不禁慨然长叹。
江阴只是一座没有任何外援的孤城，即便是全民皆兵也不到十万人。但是，从闰六月初一起义到今天，江阴已经顽强坚守了整整两个半月。在这七十五天里，每一天都是那么难熬，空气中时时散发着血腥味，但孤立无援的江阴义军硬是让数万清军伏尸城下，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不久前，多铎大军也是用了两个半月，便从黄河打到杭州。一路上，除了史可法驻守的扬州城稍作抵抗以外（也只坚持了一天），其余各地基本上都是不战而降。
南明军队不能打吗？那为什么清军两个半月还拿不下江阴？
南明军队能打吗？那为什么清军用两个半月就能横扫江淮？
阎应元仰天长啸：苍天啊，这到底是为什么？
回答其实很简单，刘泽清率领二十三万军队向清军投降，就能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二十三万，比多铎、阿济格、准塔三路大军的兵力总和还要多！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贪生怕死，也有人义无反顾；有人卑躬屈膝，也有人刚直不阿；有人认贼作父，也有人忠贞不屈。
义无反顾、刚直不阿、忠贞不屈的人受人景仰、流芳百世，贪生怕死、卑躬屈膝、认贼作父的人遭人唾弃、遗臭万年！或许，这就是答案。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阎应元毕竟不是神仙，义军也绝非天兵天将，江阴小城创造的神话，很快就要谢幕了。
此时的孤城江阴，没有人会表示质疑，这将是他们度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佳节。他们没有援兵，但他们决意抗争到底，为了信念，更是为了尊严！
八月二十日，清军在城外集中两百门大炮，集中火力攻击江阴城东北角，城墙损毁严重，难以修复。
次日，大雨滂沱，遭炮击后的城墙又受到暴雨冲刷，祥符寺附近的城墙垮塌。清军在炮火和烟雾的掩护下，跨过护城河，穿过损毁的城墙攻入城内。阎应元、陈明遇率领义军转入巷战，又歼灭清军数千人。
经过一日激战，阎应元、陈明遇壮烈殉国，义军全军覆没，无一人投降。
恼羞成怒的博洛下令屠城三日，全城十万人或战死，或遭屠杀，仅五十三人幸免于难。
根据《江阴野史》记载，时人为江阴百姓的义举写了一副对联：
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江阴，值得后人铭记！
嘉定三屠
江阴正在顽强抗争时，二百里外的嘉定也没有闲着。
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十四日，嘉定正式归附清廷，新知县张维熙在二十四日到任。此后被前明嘉定总兵吴志葵搅和了一阵子，到闰六月十二日才开始按照清廷的律令强制推行剃发易服。
在此之前，嘉定人已经狠狠地憋了一口气，这口气源自降将李成栋。
李成栋原本是高杰的部下，高杰把李自成的老婆拐走后，李成栋也跟着领导投奔了政府，弘光时期被任命为徐州总兵。准塔的东路大军攻击徐州时，李成栋带着高杰遗孀弃城而逃，不久后向清军投降。
闰六月初七，李成栋奉命率部开赴吴淞，路过嘉定境内的新泾镇。李成栋手下的士兵贼性不改，大肆奸淫掳掠，致使七名妇女当场死亡。初八，李成栋又亲率两千士兵在嘉定城东抢掠。初九，李成栋部按计划开往吴淞，但时值大旱，水位较浅，只得留下三百人看守兵船，领头的是部将梁得胜。
“剃发令”强行颁布后，嘉定百姓心中的怒气终于在瞬间迸发，自发组织起义师，并推举隐居在嘉定的黄淳耀（崇祯十六年进士，原都察院观政）、侯峒曾（天启五年进士，原浙江参政）为首领，举起了抗清的义旗。
跟江阴不太一样，嘉定义师刚开始并没有去捉拿知县张维熙，而是奔着河边跑去，找李成栋留下的兵船报仇雪恨。梁得胜区区三百人，根本不是上万义师的对手，一眨眼就被干掉八十多个，船只、财物全部被焚毁，梁得胜狼狈逃往吴淞向李成栋报告。
李成栋得知消息，气得干跳脚，但又不敢去救，因为自己手上也就这么点人，只有跑到太仓去求援。
十五日，去太仓搬救兵的李成栋跑到罗店，又遭到义师追杀，损失相当惨重。李成栋不敢在义师面前耍横，只有一路欺负老百姓泄愤。
溃逃的李成栋搬救兵去了，黄淳耀、侯峒曾开始部署嘉定城防，并打出了“嘉定恢剿义师”的旗号，采取分兵守城门的策略，阻击来犯的清军。
二十四日，李成栋派弟弟李成林再赴太仓求救，在北门仓桥遭义师炮击，李成林被当场炸死。七月初三，太仓援军总算到了，恼羞成怒的李成栋开始对嘉定进行不分昼夜的炮击，嘉定城墙质量不高，损毁非常严重。
跟江阴最后的情况差不多，清军炮击的次日又下起暴雨，受损的城墙开始垮塌，清军趁机从东门破城而入，黄淳耀、侯峒曾在激战中壮烈殉国。
李成栋入城后，便下令鸣炮屠城，“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甚至连路边的灌木丛都不放过（乱苇丛棘，必用枪乱搅，知无人然后已）。根据比较保守的统计，此次屠城有数千军民遇难，河道中漂满浮尸，根本没办法行船。（舟行无下篙处。）
嘉定人朱子素在《嘉定屠城纪略》中记录了当时的惨境：
“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所杀不可数计，其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弥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数千人。”
李成栋撒完野，很快就撤出嘉定，因为这里不是他的驻防区。
七月二十三日，嘉定百姓在乡民朱瑛的率领下再次举起义旗。这一次起义，首先收拾的是被逼剃发的乡民，并且“沿路烧劫，烟焰四起”。
得知嘉定再次反水，李成栋派部将徐元吉率兵前往镇压。由于此次起义力量薄弱，而且行径跟土匪无异，很快就被镇压下去。
从七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徐元吉、浦峤、浦嶂等部对嘉定城及周边乡镇进行了第二次大屠杀，一时间“积尸成丘”，“民间炊烟断绝”。
八月二十六日，已降清的前南明总兵吴之蕃反水，趁清军不备，反攻嘉定。吴之蕃的军队得到嘉定民众的热烈拥护，李成栋派兵镇压，并对“冥顽不化”的嘉定百姓进行第三次大屠杀，造成两万多人罹难。
从闰六月到八月，嘉定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三次高举义旗，也遭到清军三次血腥镇压，史称“嘉定三屠”，为江南的抗清斗争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愤怒的浙江
对于多尔衮而言，江阴、嘉定不过是江南抗清的“开胃菜”，真正的重头戏在浙江。清军要想彻底镇压浙江东部地区掀起的抗争，就不是围困一两座孤城这么简单了，因为浙江的形势远比长江南岸要复杂得多。
浙江的抗争让清军感到很头疼，首先是因为这里的百姓从来就不是省油的灯。只追溯最近的历史，浙江从崇祯皇帝在位的时候就开始造反，具有深厚的造反传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
前面提到过一个叫陈子龙的人，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因招抚浙江许都叛乱有功，擢升为兵科给事中。这个所谓的“许都叛乱”，就发生在浙江的东阳。
其实，早在陈子龙出任绍兴推官兼诸暨知县的崇祯十三年（1640年），他的辖区就已经是暴乱四起。陈子龙到任后，采取剿扶并用的方针，一方面实施“连坐”，一方面救济贫民，逐渐平息了事态。
这一时期，浙、赣、闽三省交界地区“叛乱”的声势越来越大，陈子龙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参与会剿，镇压了邱凌霄父子领导的山民起义。次年，许都领导的东阳起义爆发，连下兰溪、东阳、义乌、武义、浦江等地，进而围攻金华，陈子龙再一次“临危受命”。
他跟许都是旧年好友，并多次举荐许都，只是一直未获朝廷批准。有了这层关系，陈子龙很快便以招抚的方式和平解决了这次“叛乱”。
但是，巡按御史左光先（其兄是史可法的恩师左光斗）背信弃义，对已经归附朝廷的许都及其部属大开杀戒，以达到彻底瓦解起义军的目的，东阳等地再次陷入混乱之中。
浙江频繁发生平民暴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饭吃。废话！有饭吃谁造反？
其实，当时的浙江在全国算是比较富裕了，仅次于长江南岸地区。GDP没得说，问题是百姓收入不见涨，赋税却驾着筋斗云涨，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崇祯皇帝还是比较节俭，收这么多税也是没办法，辽东要打仗（对付清兵），西北要打仗（对付李自成），边打仗还要边练兵。打仗、练兵，说白了就是烧钱，正常的赋税不够，就得增收附加税，这就是所谓“三饷”的来历，分别称为辽饷、剿饷、练饷。后来多尔衮打进北京，做个顺水人情，把“三饷”都给抹了。
税越收越多，又不知道朝廷把钱花哪去了（辽东、西北到处吃败仗，败了继续打，要打还得收钱），再加上遭点天灾，浙江人相当愤怒：你们败家，我们埋单，还有完没完？
活不下去就得造反。这里反了，被灭掉，那里再反，再被灭掉，别的地方还是没法活，又继续反。反着反着，崇祯皇帝挂了，弘光皇帝下课了，杭州的潞王也缴枪了，然后等来了“剃头令”。
浙江人彻底怒了：收钱我们忍了（其实一直都没忍），皇帝挂掉我们认了（巴不得），要求归附我们也同意了（只要税少，跟谁干都行），怎么连头发也要剃？爷留什么发型，关你屁事？
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初九，原九江道佥事孙嘉绩率先在余姚起义，杀知县王玄知，拉开了浙江东部地区抗清运动的序幕。
次日，绍兴府宣布“易帜”，脱离清政权领导，带头的是原山东按察司佥事郑之尹之子——生员郑遵谦。
其实，郑遵谦早就憋了一口气。他与在东阳造反的许都是生死之交，许都一起义，郑遵谦就准备“加盟”，结果被父亲郑之尹关了几个月的禁闭。郑遵谦在屋里踹了几个月的墙，被放出来的时候，许都已经被左光先杀了。
潞王投降之后，绍兴也归附了清廷，郑之尹还亲自跑到杭州去剃发归降，郑遵谦心中的怒火终于喷发：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郑遵谦举旗，绍兴城一呼百应，很快就号集了几千人，将绍兴知府张愫（原绍兴通判，归降后任知府）、会稽知县彭万里斩首，并威逼当地富绅出钱，为义师筹办粮饷。
以声势浩大的绍兴起义为标志，浙江中东部的抗清斗争进入高潮，这里犹如一座浓烟滚滚的火山，随时都有可能再一次大规模喷发。
绍兴起义后的第三天，鄞县生员董志宁等“六狂生”也顺势而起，推举原刑部员外郎钱肃乐为首领，在宁波府跟清政权交上了火。
宁波的起义进行得相当顺利，知府朱之葵（原宁波府同知，降清后任知府）被“驱逐出境”，驻守宁波的常规城防部队，还有隶属海防道的边防部队均未作任何抵抗，果断宣布“易帜”，听从钱肃乐指挥。
十五日，驻定海的浙江防倭总兵王之仁率兵抵达宁波。王之仁原是明朝的防倭总兵，杭州失陷后投降清军，继续任原职。不过，王之仁匆匆赶来，并不是来镇压，而是来入伙。有了正规军的加盟，宁波的抗清志士更是如虎添翼。
其时，从杭州撤退到钱塘江东岸的原池口总兵方国安部也在浙江东部地区活动。有浙东两大府——绍兴、宁波带头“易帜”，又有王之仁、方国安两股正规武装撑腰，浙江东部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地纷纷举兵响应。很快，兰溪宣布起义，慈溪、定海、奉化、鄞县、象山等地知县宣布“易帜”，再加上清军尚未深入的金华、衢州、台州、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抗清势力在浙江大部分地区连成一片，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
浙江的抗争愈演愈烈，有一个人坐不住了，他就是弘光朝廷原兵部尚书（管理戎政）张国维。由于看不惯马士英的小人做派和无耻贪婪，张国维愤然辞职，回浙江东阳老家赋闲。
眼看浙江的抗争成燎原之势，张国维意识到，事情搞得这么大，必须有一个核心人物站出来领导，否则只会被清军各个击破。他主张迎立一位皇室宗亲在浙江监国，从而协调一致对付强敌。
但是，杭州的潞王朱常淓已经投降，萧山的周王、会稽的惠王、钱塘的崇王也争先恐后地响应清军号召，主动前往杭州“投诚”，结果全部被押往南京。
浙江的一堆郡王都成了清军的俘虏，上哪儿去找宗亲？
不着急，中国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清军从北京扫到南京，再从南京扫到杭州，加上前几年李自成、张献忠的瞎搅和，几十个郡王要么直接挂掉，要么被抓去干掉，但还是有不少漏网之鱼。
就血统而论，关系比较近的还有桂王朱常瀛（其实已于去年十一月去世，但还有子嗣），不过身在广西，远水实在难解近渴。浙江倒是有两个现成的，只是血缘关系远了一点而已。
一个是寓居杭州的唐王朱聿键，但在杭州尚未失陷的时候就跑没影了。一个是寓居临海的鲁王朱以海。博洛在杭州召集诸王时，鲁王以路途遥远、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前往，继续待在临海观望，得以幸免。
妥了！请鲁王朱以海同学过来换衣服！
不过该说的话还得说清楚，朱以海的血缘关系实在远得可以。他出自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朱檀这一门，是朱元璋的第十世孙，跟崇祯皇帝朱由检是九代以前的叔侄关系。这种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关系，要是普通百姓，连远房亲戚都算不上，充其量论个族人，其实早就形同陌路了。
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太僵化、太迂腐，但在当时却是一道“硬门槛”，要不是郡王都死得差不多了，血缘较亲的又隔得远，朱以海做监国？做梦都甭想！
血缘是远了一点，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张国维的动议得到孙嘉绩、郑遵谦、朱大典等人的支持，鲁王朱以海于闰六月至七月间被迎到绍兴，就监国位。张国维出任督师，节制浙江境内的抗清武装。
当时，早已臭名昭著的马士英也流落在浙东，准备入朝觐见，被张国维参了“十大罪”，没敢去送死，就在方国安的手下混。
鲁王就任监国后，对浙江地区形成了有效的领导。王之仁、方国安两支正规武装作为抗清主力，又有各地兴起的义师支持，形势一片大好。张国维依托钱塘江天险，布置沿江防线与清军展开对峙。
一块比江阴还要硬上好几倍、大上几百倍的骨头，正等着清军去啃。
“左派”VS“右派”
尽管浙江的形势朝着有利于南明的方向发展了一大步，但鲁监国政权内部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
鲁王朱以海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就任监国之后，终日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较弘光皇帝朱由崧有过之而无不及，致使“朝政”一片混乱。鲁王元妃张氏的哥哥张国俊摇身一变成为“国舅”，得到重用后四处仗势欺人，飞扬跋扈，搞得怨声载道。
比“朝政”更严重的是武装力量内部的倾轧。方国安、王之仁以“正规军”自居，藐视各地义师的力量，千方百计加以排挤。在军饷方面，方国安、王之仁采取“一军两制”的方针，“朝廷”派发的粮饷全部划拨给两支“正规军”，义师得靠自己筹集。
没有粮饷，义师只有到处找乡绅“化缘”，遇到开明一些的富绅，多少还能给点儿。但依靠“化缘”度日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饿着肚子的义师要么解散，要么开始向老百姓伸手，剩下的义师就这样被逼成了“土匪”。
在与清军抗争的策略上，尽管督师张国维着眼于防守，但形势的好转让浙东政权难免有些急于求成。八月，方国安、王之仁率部进攻杭州，结果遭遇惨败，造成五千多人的无谓牺牲，浙江政权的军事力量受到削弱。
让鲁王朱以海、督师张国维都没有想到的是，内部的纷乱还不算是最大的麻烦，真正让他们感到进退两难的，是福州送来的一份“诏书”。
九月，来自福州的使者——兵科给事中刘中藻来到绍兴“宣诏”，并提出“联合抗清”的两个条件：
其一，鲁王放弃监国，归藩王位，承认福州政权的领导。
其二，福州政权保证浙江官员职务、级别、待遇维持现状。
实事求是地说，福州的条件还是挺优厚的，无非是要浙江表一个态度，但在鲁监国政权内部却引发了轩然大波。联合还是不联合？群臣迅速分成了两派。
钱肃乐、朱大典、方国安等人赞成联合（算是“右派”），认为“大敌在前，未可先雠同姓”，主张鲁王放弃监国，承认福州政权领导。他们认为，接受福州的条件，可以解除浙江南部的后顾之忧，壮大抗清力量。同时，在光复故土方面，更靠近南京的浙江无疑占据着地理优势。钱肃乐满怀信心地说：“若我师渡浙江，向金陵，大号非闽人所能夺也。”
与此相反，张国维、王之仁、张国俊等人坚决反对这种“屈辱”的联合（算是“左派”）。他们认为福州政权来路不正（无坐登大宝之理），主张浙江、福建“单干”，仿照当年项羽与刘邦“成功之后，入关者王”的典故，以抗清的成败论英雄（有功者王，定论不磨）。在反对联合的队伍中，甚至有人放出狂言，主张向福建动武，论个高下。（凭江数十万众，何难回戈相向！）
初看起来，这两派似乎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水火不容，其实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将来由浙江政权承继大统，只是实现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右派”愿意借坡下驴，通过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借助福建的力量向清军反击。浙江占据着地理优势，在今后的格局中占有先机，暂时的让步是值得的。
“左派”排斥一切外来势力，认为凭浙江一己之力完全能够搞定，没必要欠福建的人情，省得以后还得为“分赃”打官司。
仔细琢磨一下，我们会发现分歧背后的玄机：“右派”是想“牺牲”朱以海来幸福千万人（大家职务、级别、待遇都没变，还能向福州政权邀功）；“左派”都是“定策元勋”，“牺牲”朱以海就等于丧失自己的特权（福州政权的“定策元勋”自有其人，一旦联合，这个“荣誉”是没办法维持现状的）——这才是双方分歧的根源！
更添乱的是，两大正规军一个“支左”、一个“支右”，两派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这一架可有得吵了！
热火朝天地吵了几日，鲁监国朱以海撂挑子不干了！
朱以海相当气愤，因为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居然有人要拿自己做“牺牲品”。请我来的是你们，赶我走的还是你们，把我当猴耍？
上山容易下山难，自己的屁股还没把监国的位置坐热，就要被灰溜溜地赶下台，屁股倒是有地方放（继续做鲁王），脸往哪儿搁？
与其被赶走，不如自己走！九月十三日，朱以海主动放弃监国，返回台州。
朱以海发扬“高风亮节”主动去职，“右派”抓住机会，于十月初一宣读了刘中藻送来的“诏书”，承认福州政权领导。
好景不长，“左派”在张国维的带领下坚决反扑，执意将朱以海迎回绍兴，继续监国。这也标志着浙江、福建政权转入事实上的对立态势，只差直接的武装冲突了。当然，不是浙江完全不想打，很大程度上是没力气打。
“左派”中曾经有人叫嚣对福建“回戈相向”，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事实上，急于求成的浙江政权已经自顾不暇，根本没体力南下打内战。
继八月进攻杭州失败后，不淡定的浙江政权于同年十二月再次采取军事行动，方国安、王之仁统兵两万攻打杭州。清浙闽总督张存仁兵分三路迎击，方、王大军损失惨重，浙江政权彻底转入守势。
在这种情况下，福州政权不向浙江动手，已经算是对方“深明大义”，自己烧高香了。
浙江的抗争暂且告一段落，我们再将目光转向福建，看看让朱以海“撂挑子”的福州政权到底是怎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