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乱局
孙可望决定不鸟朱由榔，自封为“国主”甩开膀子单干。在白文选、王尚礼、王自奇等亲信的支持下，孙可望以微弱的优势暂时摁下了李定国、刘文秀，渐成“一家独大”之势。
不过，出滇抗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孙可望的实力是有的，但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怎么去？
废话！那时候又没有飞机，当然得走过去。——既然不能飞过去，麻烦就大了！
云南地处西南一隅，从这里出兵抗清有两条路：一是东出贵州，进入湖南；二是北抵金沙江，顺流穿过四川，进入湖北。但是，贵州、四川名义上服从永历政权的领导，并不是孙可望的地盘。
——他们会给孙可望让道吗？
——即便同意借道，他们是否会趁虚而入，捣掉孙可望在云南的老巢？
对于决心出兵抗清的孙可望而言，“攘外必先安内”既非托辞，也不是空话。盘踞在四川、贵州的这群鸟人，自己不抗清，还挡着别人抗清的路。不解决掉贵州、四川的问题，这仗根本没法打！
贵州地域狭小，军阀势力也比较单一。偏桥（今贵州施秉）总兵皮熊趁着孙可望率军入滇，带着一群乌合之众赖在贵阳做“土霸王”，仅此而已。就他那副“熊样”，孙可望抬起一脚就能踹死三回，不足为虑。
真正的麻烦在四川，这里不仅地域广阔，而且各种势力犬牙交错，比“浙系”、“闽系”、“地方系”搅和下的福建还要混乱好几倍！
前面说过，豪格、吴三桂大军一路追击孙可望，追到遵义府就追不下去了。由于肚子饿，决定班师回朝，只留下王遵坦、李国英镇守四川，这是永历元年（1647年）的事情。
清军留守部队兵力单薄，王遵坦、李国英当然不能遍地“撒豆子”，那样只会被南明、大西以及当地的残余势力各个击破。因此，清军名义上驻守四川，实际上绝大部分军队都龟缩在川北的保宁府（今四川阆中）附近。这年十一月，被委任为四川巡抚的王遵坦病死，由李国英继任，依然将主力驻守在保宁，并不敢轻举妄动。
除了保宁府属于清军控制以外，四川各地就比较热闹了，光是数得上号的就有七股军阀势力。
——川西有一股，也是实力最强的，即盘踞嘉定（今四川乐山）、峨眉一带的杨展部。
杨展，四川嘉定人，崇祯十二年武进士，曾任明军参将，大西军入川后被俘。侥幸逃脱后，杨展在叙州（今四川宜宾）一带组织军队抵抗。隆武二年（1646）进抵嘉定、峨眉一带建立根据地，致力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成为当时四川全境唯一自给有余的地区。
——川南有三股，分别是王祥、侯永锡和马应试。
王祥，前明参将，后任遵义总兵。永历元年（1647年）六月，王祥曾率军进抵顺庆府（今四川南充），命部将王命臣驻守，大肆盘剥百姓。次年，清夔州镇总兵卢光祖、叙南镇总兵马化豹、永宁镇总兵柏永馥率兵合击顺庆，王命臣溃败南逃。此后，王祥便盘踞于遵义、江津、合州（今重庆合川）、彭水、黔江一带，与贵阳的皮熊遥相呼应。
前明永宁总兵侯永锡的兵力不多，主要在永宁（今四川叙永）一带活动。
马应试原任泸州卫指挥佥事，此时也拼凑出一支武装，盘踞在泸州、富顺一带。
——川东南有一股，即于大海、李占春部。
于大海、李占春是南明重庆守将曾英的义子，曾英被孙可望的大西军残部杀死后，于大海、李占春便统率旧部撤离重庆，在涪州（今重庆涪陵）、长寿、垫江一带活动。
——川东北有两股，分别是“三谭”和“摇黄十三家”。
“三谭”是指前明忠州卫（今重庆忠县）世袭卫官谭文、谭诣、谭弘三兄弟，主要活动在忠州、万县（今重庆万州）、夔州（今重庆奉节）地区。
“摇黄十三家”确切地说不算一股，而是一个派系众多、组织松散的“联盟”。“摇黄十三家”的前身，是打着“摇黄军”的旗号，活动在川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遭到官军镇压后，这些起义军的残部纷纷聚拢在川东北的三峡地区。虽然统称“十三家”，实际上数量远远不止十三支。这些势力类似于占山为王的“山匪”，互不买账，各自为政，主要首领有袁韬、刘惟明、白蛟龙、呼九思、杨秉胤、景可勤、张显等人。
四川内战
四川的局面一片混乱，既归因于张献忠垮台之后的“半真空状态”，也跟永历政权委任四川官员的杂乱无章有直接的关系。
弘光时期，四川作为“寇乱重灾区”，官员的任命还是比较有章法的，主要有三位：
“一号首长”王应熊，字非熊，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弘光建政后，王应熊被委任为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督川、湖、云、贵军务，专办“川寇”。孙可望占领遵义时，王应熊躲进山区，于永历元年（1647年）病逝。
“二号首长”樊一蘅，字君带，四川叙州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弘光时期被任命为总督川、陕军务，跟随王应熊“剿贼”。
“三号首长”马乾，任四川巡抚，在与入川的清军作战中阵亡。
弘光时期的“三巨头”死了俩，领导班子需要重新组建。永历朝廷这一“重组”，彻底乱套了，主要官员的任命如下：
樊一蘅留任川陕总督。
调偏沅巡抚李乾德任川东北巡抚，不久升任总督。
朱容藩任总督川东军务。
杨乔然、江而文任巡抚，杨不久升任总督。
詹天颜任川北巡抚。
范文光任川南巡抚。
——糊涂了吧？其实所有人都糊涂！
总督、巡抚这样的高级官员本该“一个萝卜一个坑”，结果却是“一抓一大把”，麻烦很快就出现了：听谁指挥？
名义上归樊一蘅统一指挥，但同为“总督”的李乾德、朱容藩、杨乔然根本不买他的账，樊一蘅“无所施节制，但保叙州一郡而已”，混得比清军的四川巡抚李国英还要惨。人家虽然也只守着保宁一府，但好歹说话有人听，樊一蘅却只能“自产自销”。
李乾德、朱容藩、杨乔然不买樊一蘅的账，相互之间也不买账，下面的巡抚更别提了，全都“各自署置，官多于民”。反正四川军阀多，靠着一个是一个。官帽顶个屁用，全凭枪杆子说话！
各怀鬼胎的朝廷官员，加上拥兵自重的军阀，整个四川岂止是一锅粥，简直就是一团乱麻！
福建的乱局，主要表现在“浙系”、“闽系”、“地方系”几大派系互不买账、各自为战，而四川的乱局，除了派系更多、协调更难以外，还有更致命的一条：抗清的没有，打内战大大的有！
从永历二年（1648年）至永历三年（1649年），四川内战频发，规模比较大的就有四场。
第一场内战是杨展、马应试、王祥之间的“川南会战”。
王祥盘踞在遵义、江津一带，大肆盘剥地方，搞得民不聊生。永历二年（1648年）初，有人唆使时任四川巡按御史的钱邦芑，向实力比较雄厚的杨展求援，请他出兵川南“替天行道”、“伸张正义”。
钱邦芑做了多年的御史，早就养成了嫉恶如仇的“职业病”。听说王祥在遵义胡作非为，钱邦芑经不住忽悠，果然拍案而起，给杨展写了一封求援信。
杨展也是“愤青”一个，看到钱邦芑的书信，立即决定率师出征，要给王祥一点颜色看看。
但是，想打王祥并不容易，因为从川西的嘉定到川南的遵义，泸州是必经之地，而盘踞于此的马应试不让道。
好狗不挡道，除非你欠扁。
杨展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着泸州的马应试一顿狠揍。王祥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正躲在遵义看热闹，很快就得知杨展其实是冲着自己来的。——这还了得！你杨展活得不耐烦了？
王祥果断率军出击，联合马应试把杨展给收拾了一顿。杨展带来的兵力不多，而且强龙难压地头蛇，大败而归。
第二场内战是“川贵之战”，也是因王祥而起，而且索性打出四川，跟贵州的皮熊干上了。
遵义距离贵阳不算太远，中间隔着一条乌江，王祥一直都想把实力稍弱的皮熊一口吃掉。永历二年（1648年）七月，王祥趁皮熊不备，挥师南下渡过乌江，一举包围贵阳。皮熊被困在贵阳挨揍，贵州将领武邦贤、杨光谦看不下去了，于次月率兵支援，给皮熊解了围，王祥率部撤回乌江。
皮熊哪里咽得下这口气，经短暂准备后，便于十月北上乌江，给王祥来了一个“以牙还牙”。此后，两人便在乌江两岸你来我往、冲突不断。由于双方实力相当，谁也吃不了谁，皮熊、王祥终于在年底决定停火，握手言和。
“川南会战”和“川贵之战”都属于局部性质的军阀混战，除了参战各方有所损失以外，后果还不算太严重。接下来的第三场内战，闹腾得就比较厉害了，这就是发生在川东地区的“朱容藩之乱”。
朱容藩是楚王朱桢（朱元璋第六子）的远支后裔，属于皇亲中的“边缘人物”。张献忠攻陷武昌的楚王府后，侥幸逃脱的朱容藩开始浪迹天涯，打着“郡王”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
几年来，他先后骗过左良玉、马士英和大顺军，但是都没有成功，最后总算骗过了丁魁楚，推荐给永历朝廷，朱由榔安排他执掌宗人府。
宗人府是管皇家事务的，算得上是美差了。可如今兵荒马乱，皇亲死的死、逃的逃，这种差事实在没有什么前途。
一心想出人头地的朱容藩很快就发现了契机——处于“权力真空”的四川！
朱容藩主动请缨，被朝廷委任为总督川东军务，取道湘西的辰州抵达湖北施州卫（今湖北恩施），与流落到此的郧阳守将王光兴碰个正着。
来到施州后，朱容藩重操旧业，打起了“楚王世子、天下兵马副元帅”的旗号，继续在川东、鄂西地区招摇撞骗。
朱容藩的鬼把戏还真迷惑了一些人，除了被清军打得晕头转向的王光兴以外，于大海、李占春也深信不疑，老老实实地服从朱容藩的号令。
永历元年（1647年）夏，清军涪州总兵卢光祖携抢掠而来的财物、女子，由重庆顺江而下，妄图打通川鄂水道。朱容藩命令于大海、李占春率部果断拦截，于七月十一日在忠州大败卢光祖，清军残部退回保宁。
初战告捷，朱容藩的胆识愈壮。趁着清军收缩防线，朱容藩带着受蒙蔽的王光兴、李占春、于大海等部，一面在川东、川南地区“收复”失地，一面继续招摇撞骗，忽悠“三谭”、马应试、杨展，还有“摇黄十三家”中的呼九思、景可勤等归附自己。
随着势力不断壮大，朱容藩的野心也急剧膨胀。永历三年（1649年）二月，羽翼渐丰的朱容藩改忠州为“木定府”，堂而皇之地在川东做起了“楚监国”，公然“另立中央”。
朱容藩“自立”，支持的都是被忽悠的，反对的都是不信邪的，而且大有人在。李乾德、袁韬坚决反对，并击溃了朱容藩派来“清剿”的李占春部。
“愤青”钱邦芑也坚决反对，虽然没有枪杆子，但他有笔杆子。钱邦芑赶紧向朝廷上疏，又将告状的疏稿传阅四川、湘西、鄂西，揭露朱容藩的本来面目。
朱容藩的运气确实太差，堵胤锡、马进忠此时正好撤到施州卫休整。得知这个惊天消息，堵胤锡立即派人前往夔州质询朱容藩：你说说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见到堵胤锡的使者，心虚的朱容藩百般狡辩，却漏洞百出，李占春、于大海、王光兴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上了这个“江湖骗子”的当。但是，朱容藩毕竟是皇亲，使者也不是朝廷派来的。朝廷没表态，大家还真拿这个骗子没办法。
不过，朱容藩在夔州、忠州是待不下去了。三月，“朱骗子”卷起铺盖，移驻万县，重金笼络“摇黄十三家”中的白蛟龙、杨秉胤部作为贴身护卫，又联络“三谭”做了靠山，妄图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七月，朱容藩手又痒痒了，率部进攻石柱土司。土司向李占春、于大海求援，“受骗者”终于找到收拾“朱骗子”的理由了！
李占春、于大海果断率部救援，二十五日大败朱容藩的军队，活捉白蛟龙，谭文逃回万县，“朱骗子”落荒而逃，最后在云阳被追兵擒杀。
在永历朝廷任命的四川官员中，除了“骗子”朱容藩犯上作乱以外，时任川东北巡抚的李乾德也不是什么好鸟。
“朱容藩之乱”被镇压前后，李乾德亲自导演了四川的第四场内战——“川南大火并”。
永历三年（1649年）初，“摇黄十三家”中的袁韬部“转战”到了川南的富顺。七月，作为川东北巡抚的李乾德也来到富顺。除此之外，原陕西裨将武大定、“摇黄十三家”的呼九思部也先后投奔袁韬。
一群人聚在富顺，虽然身份不同、来路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没饭吃！（俱绝粮，饿死者甚众。）
李乾德不愧是朝廷官员，脑子比较灵活，立即给大家出了一个主意：找四川的“大财主”杨展要！（唯求救于杨展，展若从即无饥乏患矣。）
杨展倒是愿意扶贫济困，但李乾德得寸进尺，又提出了一个无理要求：让杨展交出财政大权。
杨展彻底怒了：凭什么？有本事来抢！
七月二十九日，李乾德与袁韬、武大定合谋（呼九思不久前病死），以袁韬生日为名，摆了一出“鸿门宴”，将前来赴宴的杨展擒杀，随即率军突袭嘉定。
贪恋钱财的李乾德谋害了实力雄厚的杨展，令四川各路军阀十分寒心。李占春引兵来援，但打不过袁韬，只能悻悻而去。空有总督头衔的樊一蘅也看不下去了，写信斥责李乾德：“背施忘好，而取人杯酒之间，天下其谓我何？”
李乾德不仅置之不理，还将这种卑劣的行径自诩为“救时大计”，率袁韬、武大定继续猛攻嘉定，以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
十二月二十四日，嘉定失守，杨展长子杨璟新率残部逃往保宁，并于次年正月十六日向清军投降。
四川痛失最强大的一股抗清势力，“自是蜀事大坏矣”。
入川清障
四川乱成这副鸟样，永历政权作为名义上的中央，既鞭长莫及，又自顾不暇，只有随他们瞎折腾。
永历朝廷全当没看见，可孙可望看不下去了：你们精力这么旺盛，不去抗清也就算了，别挡道啊！
攘外必先安内，抗清必先“清障”，孙可望决定先易后难、杀鸡给猴看。
早在永历三年（1649年）八月，孙可望就派部将白文选率部前往贵州安顺，探查皮熊的虚实。永历四年（1650年）四月，李定国、刘文秀率大军占领贵阳，以武力逼迫贵州军阀皮熊、贵州巡抚范鑛“结盟”。皮熊不敢硬顶，只好退守平越（今贵州福泉）伺机而动。
八月，孙可望决定亲自赶赴贵阳。平越的皮熊和遵义的王祥都心虚，赶紧给孙可望“表忠心”：咱们都挺听话的，您老人家就不用亲自跑一趟了。
孙可望哪这么容易忽悠，根本就不搭理这俩老油条，执意前往贵阳，并派部将冯双礼、王自奇进攻平越，活捉皮熊。九月，刘文秀、白文选率军进抵川南的遵义、永宁，逼迫王祥、侯天锡归附。年底，孙可望的军队占领铜仁，整个贵州和川南地区已经纳入孙可望的控制范围。
孙可望的大动作，有效地震慑了只会“窝里斗”的四川各路军阀。在进军川南、扫荡贵州的同时，孙可望又与永历政权在四川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川陕总督樊一蘅取得联系。樊一蘅早就想结束乱局，只是苦于无权无兵。
形势所迫，只谈合作。樊一蘅没有瞿式耜那么多“讲究”（其实就是阶级成见），管你是大西军还是大顺军，谁能摁住四川这群刺头，就跟谁合作！
在樊一蘅的号召下，大部分四川军阀“深明大义”，争先恐后地表示听从指挥、结束内战、一致对外，其实主要是怕被收拾。
在这个世界上，有贪生怕死的，也有豁得出去的。尽管四川的大多数军阀都归附了孙可望，但也不乏伸长脖子硬顶的。
李乾德就是一个脖子硬的。自从导演了“川南大火并”，李乾德带着袁韬、武大定攫取杨展在嘉定、峨眉地区积累的财富，发了一笔横财，也有了跟孙可望对着干的资本。
樊一蘅在四川本来就是一个“光杆司令”，李乾德就是最大的刺头。暗杀杨展之后，樊总督亲自写信斥责身为川东北巡抚的李乾德，李巡抚曾对樊总督极其鄙视，公然叫嚣“救时大计，讵竖儒可知”。樊总督号召各路军阀“军令政令统一”，也就是听孙可望指挥，李乾德最先跳出来反对。不久后，樊一蘅病死，李乾德跳得更高，公然以四川最高长官自居。这倒是给一直想染指四川的孙可望帮了大忙：正愁找不到借口，这回妥了，咱给杨展报仇去！
李乾德级别最高、反对最坚决，所以也最先挨揍。永历五年（1651年），孙可望作出了分两路进军四川的作战部署，刘文秀率主力渡金沙江，取道建昌（今四川西昌）入川，王自奇部则取道毕节、永宁，夺取川南。
面对孙可望大军压境，李乾德决定死扛到底，派武大定率主力前往雅州（今四川雅安）迎战，另派出一部兵力驻防叙州。
八月，刘文秀在荥经全歼了武大定的精锐部队张林秀部，武大定连滚带爬逃回嘉定，与在嘉定坐镇的李乾德、袁韬抱头痛哭一番之后共同抱头鼠窜。刘文秀穷追不舍，李乾德、袁韬携带的财物太多，走得很慢，终于在仁寿被刘文秀的追兵活捉，武大定落荒而逃。
刘文秀接到的是“斩草除根”的死命令，一个都不能放跑。如今武大定跑了，但他的儿子武国治跟袁韬在一起，落到了刘文秀的手里。刘文秀通过武国治向武大定传达了“首犯必办，胁从不问”的宽大政策，已经走投无路又有儿子捏在别人手里的武大定决定试试运气，回来“自首”。
事实证明，刘文秀说话是算数的。袁韬、武大定都得到了宽大处理，只有李乾德和弟弟李九德被羁押，送往贵阳治罪。李乾德深知孙可望不会放过自己，与其死得难看，不如自己了断。押解至犍为境内时，李乾德、李九德趁看守疏忽，投水自尽，好歹留个全尸。
另一路入川的部队——王自奇部进展也比较顺利，占领永宁后继续向遵义推进。九月，王自奇将“结盟”以后不怎么老实的王祥消灭，川南全面平定。
刘文秀做完川西的“善后”，随即率军顺江东下，联络川东武装，贺珍、王光兴、张尧翠等部纷纷与孙可望结盟，宣布“服从领导”。
除了李乾德以外，四川还有一路军阀拒绝与孙可望合作——盘踞涪州、长寿地区的李占春、于大海部。
李乾德不合作是因为狂妄自大、贪恋权财，李占春、于大海则另有隐情。孙可望率大西军余部从西充南下时，在重庆干掉了南明军的守将曾英。李占春、于大海正是曾英的“义子”，他们拒绝与“杀父仇人”合作。
在孙可望看来，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抗拒改编，都是欠收拾。刘文秀在收拾李乾德、袁韬的同时，也派出部将卢明臣率军清剿川东南。李占春、于大海当初想替杨展报仇，结果被李乾德一顿痛扁。连李乾德、袁韬都揍不过，更别提刘文秀了。
果然，李占春、于大海比李乾德、袁韬死得还要快，七月份就被卢明臣打得四处乱窜。眼看四川已经待不下去了，李占春、于大海向东撤退，准备前往湖北投降清军。
军阀想在四川立足很难，但想出川投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占春、于大海的三万残军走到半道上，便遭遇夔东武装的一路截杀。夔东地区形势复杂，山头众多，但各路“山大王”如今只有一个目标：痛打落水狗！
李占春、于大海成了过街老鼠、众矢之的，一路损兵折将，跌跌撞撞向湖北靠近，终于在十一月十一日抵达清军的防区。
安全是安全了，但日子不见得好过。清军荆州总兵郑四维将前来“投诚”的李占春、于大海部安排在松滋百里洲休整，接下来的手法跟何腾蛟、瞿式耜如出一辙：要钱没有，要粮不给！肚子饿？自己想办法！
这一招术相当无耻，却屡试不爽。当初，田见秀被何腾蛟用这招逼得拍屁股走人，郝摇旗也被瞿式耜逼得四处抓狂。轮到李占春“中招”的时候，麻烦大了。
跑？一个叛徒，能往哪儿跑？
抢？清军正愁没借口收拾你，莫非嫌命长？
跑不能跑，抢不能抢，李占春终于“看破红尘”、皈依佛门。——看来，只要逼到没法活，方法总比问题多！
李占春出家，正中郑四维的下怀。
其实，郑四维搞这个把戏的动机，跟何腾蛟、瞿式耜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南明的大臣出于个人利益和阶级成见，不惜自毁长城，而郑四维是想废掉这支军阀部队的武功。
老大出了家，虽然还有个于大海，但基本上已经是群龙无首、人心惶惶，不久便自动瓦解。达到目的后，清军又招抚李占春“还俗”，先后出任安陆副将、黄州总兵等职，彰显自己的“博大胸怀”。
刘文秀、王自奇的军队在四川大打出手，将李乾德、王祥、李占春几大军阀势力揍得满地找牙，有效地震慑了其他军阀。
无论当初表态愿意“结盟”的军阀是出自真心还是假意，如今都死心塌地了。特别是夔东地区的军阀武装，亲眼见证了李占春、于大海的悲惨境地，纷纷“扼险自守，差人申好”。至此，“三川之阻兵皆尽”，四川（只有保宁仍由清军控制）、贵州已在孙可望的掌控之中。
抗清的道路通畅了，但孙可望并没有贸然进军，因为拿下四川和贵州以后，孙可望的麻烦更大。
——四川和贵州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好容易有个自给有余的杨展，偏偏又被李乾德给剁了，仅凭云南一省之力怎么养得活？
——大军出去抗清，后勤补给怎么保证？有没有粮食倒是其次，就算有粮食，怎么穿过四川、贵州送过去？那里到处都是饿红了眼的饥民啊！
以前四川、贵州是别人的地盘，孙可望全当看不见。如今两副烂摊子落到自己的手里，孙可望终于见识到没有最烂、只有更烂了。——我说豪格追到遵义怎么突然放我一马，原来这烂摊子简直是烂得令人发指！
摊子再烂，孙可望也只能埋头苦修，因为不把四川、贵州的摊子修好，孙可望根本就走不出去。不能走出去发展，三十多万大军迟早要被困死在云南。
贵州涅槃
“流贼”出身的孙可望品行不咋地，既自私又贪权，最后还投降了清军，但不应该因为这些劣迹而抹杀他在西南的“政绩”。
云南在孙可望的手里，不出三年便呈现出一片太平景象。控制四川、贵州之后，孙可望又大力推广“云南经验”。特别是在向来贫瘠的贵州，孙可望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比较大的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统一军令政令。
皮熊被活捉后，分散在贵州各地的残余势力退守山区、负隅顽抗。除此之外，各地土司也“占山为王”，以前与皮熊抗衡，现在又与孙可望抗衡。凡是外乡人，他们一概不鸟。
孙可望派白文选镇守贵阳后，便开始对南明军残余的散兵游勇、各路山匪进行收编，凡是抗拒收编者一律清剿，终结了大小军阀占山为王、残害百姓的乱局。
其二，裁撤冗员、整顿吏治。
贵州作为南明的属地，也有官员多如牛毛、官场鱼龙混杂的通病，最后的结果都是政府乌烟瘴气，百姓不堪重负。针对这种状况，孙可望首先将官员“过筛子”，挨个开展“政审”和清查，欺压百姓的直接剁掉（戮奸蠹民者），并对南明政权胡乱任命的大量冗员进行裁撤。
筛剩下的官员也别忙着弹冠相庆，因为日子不见得好过。孙可望规定：“凡官员犯法，重则斩首、剥皮，轻者捆打数十，仍令复任管事。”
孙可望不是吓唬吓唬，而是动了真格，接下来的这个场景也屡见不鲜：
某官员正端坐堂上审案，对嫌疑犯用刑逼供。此时，突然闯进来一帮人宣读“上峰指令”，说某官员犯某某罪，依律杖二十。于是，正趴着受刑的嫌疑犯被拎到一边，堂上的官员被拽下来趴上去。打完二十棍，官员、嫌疑犯各归其位，该审案的审案，该受刑的受刑，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其三，招徕商贾，安抚百姓，恢复经济生产。
贵州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区，找块跟足球场一般大的平地基本上不可能，而且石多土少。由于自然环境恶劣，贵州历来土地贫瘠，交通不便，耕作方式原始（牛都没法用），再加上军阀皮熊的大肆盘剥，即便是极其落后封闭的自然经济也濒临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孙可望一面招徕商贾、恢复贸易，一面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又派军队就地组织开荒，“安抚遗黎，大兴屯田”，积极恢复农业生产。
其四，发展交通，积极备战。
李白经剑门关入川，曾留下“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名句。王阳明被流放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时，更有“叹峰际连天兮，飞鸟不通”的感慨。可以说，“黔道难”比起“蜀道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交通，不仅关系到出兵问题，而且直接决定后勤补给能力。“要致富，先修路”是现在的口号，对于孙可望而言，确切的说法是“要打仗，先修路”。
于是，“孙国主”成了“孙总工”，大张旗鼓地开始修路，遇山开道，遇水架桥，贵州的交通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
道路畅通，既方便了自己，也方便了敌人，孙可望又实行“路印”制度，严防清军间谍趁机混入。
在孙可望的治理下，昔日民不聊生的贵州犹如凤凰涅槃，初步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根据史料记载，贵州“官绝贪污馈送之弊，民无盗贼攘夺之端”，虽然不免有些夸张，但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
孙可望治理贵州，主要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贵州经济得到恢复之后，税赋是相当繁重的。
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作为孙可望的老巢，云南的税赋是“官一民九”，达到了全国的最低点。但对于贵州，孙可望可就没这么客气了，税赋一般都在五成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九成。在孙可望的横征暴敛下，元气稍有恢复的贵州再一次遭受无情的摧残，为后来清军顺利通过贵州进入云南清剿，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就目前来看，孙可望还是比较滋润的。
天无绝人之路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孙可望在西南风生水起的时候，南宁的忠贞营却在苦苦求生。
自打从湖南败退入两广，没了堵胤锡的庇护，寄人篱下的忠贞营便开始江河日下。帮陈邦傅打下南宁，陈邦傅不仅不酬谢，还千方百计地想把忠贞营挤走。李锦病死后，高一功曾率部挺进广东，帮永历朝廷抗清，却屡遭严起恒、李元胤、金堡等顽固派的刁难排挤，无功而返。
至永历四年（1650年）下半年，忠贞营在两广已经无法立足，高一功、李来亨决定转移。
作决定不难，麻烦的是该往哪里走。
高一功、李来亨将地图一摊开，发现道路虽然遍布天下，但没有一条能让忠贞营顺畅通过。
东面，尚可喜、耿继茂大军正在绞杀广州，永历朝廷又抵制忠贞营掺和，忠贞营也不想再傻啦吧唧地当炮灰了。
北面，孔有德大军正在湖南修“烂尾楼”，忠贞营赶过去，正好够孔有德一顿午饭。
西面，孙可望的地盘更麻烦，虽然大西军、大顺军都是农民军，但张献忠跟李自成一直不对付，恩怨由来已久，还曾经为争夺四川大动干戈。旧债未了又添新账，高一功反对孙可望封王时相当积极。在这种情况下，投奔孙可望，还不如原地待着，受的窝囊气还少些。
南面，一片汪洋。
形势就是这么一个形势，往哪儿走都是送死，忠贞营想讨个全尸，似乎只有向南投奔龙王了。
天无绝人之路，只有绝路之人！
思来想去，高一功、李来亨决定冒一次险：北出广西，穿过孔有德、孙可望之间的湘西，进入夔东山区发展。
永历四年（1650年）十二月，高一功、李来亨率忠贞营从南宁出发，带着辎重、家眷，浩浩荡荡向北而去。由于担心受到袭击，忠贞营不敢走大路，而是选择崎岖小道艰难跋涉。
次年，忠贞营按既定路线经过湘西保靖时，遭遇已投降清军的土司彭国柱袭击，高一功中毒箭身亡。临危受命的李来亨率部突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率领残部抵达夔东，与活动在该地区的抗清势力会合。
抵达目的地后，对永历政权切齿痛恨的李来亨毅然取消忠贞营的番号，成为夔东山区的“单干户”之一。
随着忠贞营的“加盟”，过去的“摇黄十三家”逐渐演变成了“夔东十三家”，在川东、鄂西地区利用地理优势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敬鬼神而远之
永历政权将忠贞营逼入绝境，而“逃跑帝”朱由榔自己的日子也不比高一功、李来亨好过多少。
广西省会桂林、广东省会广州相继失守，朱由榔逃到南宁避难。但是，清军此次决心荡平两广，南宁虽然深居广西内地，也绝非安身之所。
万不得已之下，朱由榔不得不放下脸面，将最后的希望放到了孙可望的身上。问题在于，朱由榔可以有希望，但孙可望是否接招就得两说了，毕竟永历朝廷在“请封之争”上做得实在太绝。
“逃跑帝”想依靠孙可望“东山再起”（其实就是为了苟延残喘），“请封”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由于永历朝廷已经走投无路，急红了眼的朱由榔相当果断：封孙可望为冀王，不争论！
朱由榔认为自己做了最大的让步（封“一字王”），但孙可望依然不改初衷：要么“秦王”，要么免谈！上次孙可望有所妥协，提出“要敕不要印”的折中方案，这一次却坐地起价，敕书、大印一个都不能少。热脸贴了冷屁股，朱由榔觉得丢不起这个人，又没谈成。
永历五年（1651年）二月，孔有德的清军自柳州南下，挥师直指南宁。逃无可逃的朱由榔急眼了，孙可望比他还要急眼：如果这块金字招牌没了，自己这只“潜力股”立马跌停。
形势危急，孙可望决定投桃报李，给永历朝廷送来一张热脸——派贺九仪、张明志率五千精兵协防南宁。
别看孔有德人多势众，还真不一定干得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以逸待劳的五千精兵，孙可望对此胸有成竹。
孙可望不是活雷锋，五千精兵也不是“保护”永历朝廷的“志愿者”。贺九仪、张明志进入南宁后，主要干了三件事：
其一，布置南宁城防，抵御可能进犯的清军。
其二，对“请封之争”中的“顽固势力”反攻倒算，杀死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大学士严起恒，向朱由榔示威。
其三，为孙可望请封“秦王”。
撞破南墙始回头，见到棺材方落泪，朱由榔终于屈服了。如今，南宁在别人的手里，两只“死鸡”摆在自己面前，朱由榔实在找不到拒绝的底气。
三月，永历朝廷正式册封孙可望为“秦王”，历时两年的“请封之争”总算是尘埃落定。
孙可望如愿以偿，但并没有给朱由榔好脸色。对于孙可望而言，永历朝廷和朱由榔，不过是招摇过市的幌子、壮大实力的招牌。贴一张热脸，孙可望不是为了给自己找个大爷。朱由榔倒是好对付，只会在朝堂上唧唧喳喳的大臣才是大麻烦。
因此，孙可望对待永历朝廷和朱由榔，始终奉行一条基本原则：“敬鬼神而远之。”——控制朝廷是必须的，但廷臣想唧唧歪歪，免谈！
既想“敬”又要“远”，思维很独到，但问题是不太现实。马士英、郑芝龙想做到，但都没能做到，他们把持朝政的同时，也饱受群臣的攻讦。这个看似无解的“梦想”，到了孙可望这里，神话成了现实。
孙可望得到“秦王”的册封，宣布效忠朱由榔，接着只做了一件事：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相当于“临时中央”），以自己的亲信充任各部尚书。
朱由榔带着为数不多的大臣留在南宁，孙可望并没有让他们搬家的意思。于是，贵阳的“临时中央”实际上取代了南宁的“正式中央”，朱由榔还是朱由榔，不过不再是权臣手中的“傀儡”，而是神龛上的“牌位”。
孙可望为了权力不择手段，但杨畏知是个厚道人。奉命前往南宁时，杨畏知实在看不惯贺九仪、张明志在这里狗仗人势，奋笔上疏弹劾。
看到杨畏知的奏疏，朱由榔眼泪哗哗的：千金易得，知己难寻，终于有人肯说句公道话了！朱由榔虽然不敢拿贺九仪、张明志怎么样，但提拔杨畏知入阁还是可以的。
很多时候，讲公道、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朱由榔看来，褒奖杨畏知，是在跟孙可望套近乎。但对权力极其敏感的孙可望不这么看，他认定杨畏知背叛了自己。是在“卖主求荣”。
永历五年（1651年）五月，杨畏知被孙可望派人押回贵阳处死。——这就是杨畏知说句公道话的代价，但孙可望未必是真正的赢家。既然永历政权威信扫地，孙可望又能身价几何？出来混迟早要还，孙可望当然也会付出代价，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而已。
此时的孙可望小人得志、趾高气昂，“逃跑帝”朱由榔却是如履薄冰、胆战心惊。十一月，朱由榔最不想看到的一幕终于发生了——孔有德大军逼近南宁。
贺九仪、张明志的五千精兵是否愿意防守南宁、是否有能力守住，应该都不是问题，毕竟孙可望并不希望这块“金字招牌”落入清军之手。问题在于，朱由榔根本就不是固守的性格。
老大坐镇指挥、鼓舞士气，将来犯的清军打得抱头鼠窜。——朱聿键会这样做，但对于靠逃跑过日子的朱由榔而言，无异于“逆天”！
打不赢要跑，打得赢也要跑，这才对得起“逃跑帝”的名望。可是，这一回咱们往哪儿跑？
就当前的形势来看，朱由榔有三个选择：
其一，向海上逃亡，投靠福建沿海的郑成功部。
不靠谱！
郑成功虽然口头上奉永历为正朔，但大难临头是否会接收这位爷？——不一定！
即便郑成功肯“收容”，他会不会步郑芝龙、孙可望的后尘？——很有可能！
做傀儡倒还在其次，可郑成功自己都饥寒交迫、漂泊不定，朱由榔能跟着混多久？
总之，风险太大！
其二，向南逃往越南避难。
更不靠谱！
越南是明朝的属国，什么是属国？有奶便认娘，强悍便认爹！你信不信，只要朱由榔迈出国门，越南王立即就能将他五花大绑，“遣返”给孔有德，做归附清朝的“投名状”。
其三，向西进入孙可望的地盘。
相对而言，这个选择稍微靠谱一点，孙可望也早在五月就提出移跸云南的动议，但朱由榔一万个不愿意。孙可望是什么人，他不是没见识过。寄人篱下的生活，用脚趾头都能想到该会有多丢人、多悲惨。
朱由榔“不欲就可望”，但很多事情不是他说了算的。朝议之中，三种选择都有人提了，接着轮到首辅吴贞毓拍板。其实，这板根本没必要拍。地球人都知道，永历朝廷除了归附孙可望，已经别无选择。但是，吴首辅曾经跟随严起恒极力反对孙可望封王，严起恒、杨鼎和尸骨未寒，担心“拉清单”的吴首辅实在不敢拍这个板。
“搬家”问题久拖不决，贺九仪怒了：不去拉倒，你们爱上哪儿上哪儿，我不管了！
贺九仪带着五千精兵跟永历朝廷“拜拜”，朱由榔急了：还讨论个屁，跑啊！
往哪儿跑？——还能往哪儿跑？有选择余地吗？
十二月初，朱由榔乘船仓皇逃离南宁，溯左江至濑湍（今广西崇左附近）。上游水太浅，船没法再继续走，朱由榔一行人弃舟登岸，经龙英（今广西大新附近）、归顺（今广西靖西）、镇安（今广西德保），向云南进发。
清军穷追不舍，跑得贼快的朱由榔第一次逃跑得如此胆战心惊，所幸在桂、滇边境与前来“迎驾”的狄三品、高文贵、黑邦俊部撞个正着。虽然惊魂未定，但此次提心吊胆的历程总算终结了。
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初一，朱由榔在云南边境的一个小山村里过了一个惨兮兮的新年。朱由榔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里，确切地说，将会被孙可望安排到哪里去。
强颜欢笑过完年，朱由榔在“迎驾”部队的带领下，继续艰难跋涉，半个月后抵达广南府。凭心而论，朱由榔并不想去昆明或者贵阳，天天看着孙可望的脸色过日子。他想就此留在广南，舒舒坦坦了此残生。
朱由榔的想法，孙可望一般都不会支持，他不希望永历朝廷赖在广南不走。既然是“敬鬼神而远之”，广南府似乎还不算远。当然，这话不能明说，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广南靠近边境，不可预知的风险较大。（广南虽云内地，界邻交趾，尚恐敌情叵测。）
广南不能住，昆明、贵阳更别提了，朱由榔不想去，孙可望更不让去。那么，永历朝廷往哪里摆？孙可望物色了一个相当遥远的“风水宝地”——贵州安隆千户所，朱由榔驻跸后改为安龙府。
遥远，有时候不单指空间上的距离。安龙的遥远，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安龙位于贵州、云南、广西三省交界处，原是隶属贵州都指挥司的“千户所”，属于屯兵机构。这座位于大山深处、居民只有百余户的所城，地域相当狭小，十分钟便能绕着城走一圈。（所城围一里二百七十步。）
从南宁到广南，再到落脚安龙，朱由榔只有一个感觉：距离“九五之尊”越来越远。这哪里是移跸，简直就是落草！
永历朝廷自己没本事，将地盘丢个精光，沦落到寄人篱下的地步，确实也没底气讲什么条件，只有“客随主便”。二月初六，朱由榔带着五十余文武大臣、三千兵丁家眷，步履蹒跚抵达安龙。
一无所有的朱由榔，真正过上了“孤家寡人”的悲惨生活。（王自入黔，无尺土一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