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中的特殊
由于西南的云、贵、川三省长期游离于南明历史舞台之外,“大后方”发生的事情,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在明朝各省中,西南几省比较特殊,主要是涉及行政建制的问题。
在春秋战国时期,普遍采取“分封制”,对贵族一般都是封个爵位,圈块地出来,自己玩儿去吧。爹死了儿子继续玩,儿子死了孙子玩,于是形成大大小小的世袭诸侯。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并逐步推行“流官”制度。官员由中央任命,并规定任期,时间一到立马调任。除非这个地方太烂,没人想来,自己又没有背景,就只能继续“把牢底坐穿”。“流官”制度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官员一般不在自己的故乡任职,谨防搞裙带关系。
从秦朝开始,“流官”制度逐步得到完善。到了明朝,“流官”制度已经在全国全面推行。不过,以云南、贵州、四川、广西为主的西南地区比较特殊。除了与全国其他地方无异的“流官”以外,这几个省还保留了“土司”的行政建制。“土司”有三个特点,一是就地任职,二是世袭罔替,三是允许有自卫武装(称为“土兵”),实际上有点类似于家族式的“地方高度自治”。
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雍正时期。经过一番血雨腥风的“改土归流”之后,“土司”制度才正式寿终正寝。
客观地说,“土司”在明朝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一,崇山峻岭的西南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广大山区的社会管理还处于“部落式”的阶段,“土司”恰好适应这样的管理模式。
其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与内地差异较大,通过“土司”的“家族式”、“部落式”管理,有利于维护地方稳定。
在西南几省中,云南又是特殊中的特殊,因为这里除了地方土司以外,还设置有省一级的“大土司”,也就是电视剧《沐府风云》中的沐氏家族。
洪武时期,沐英率军平定云南,朱元璋考虑到云南地域与社会的特殊性,特事特办,特批沐英为西平侯(死后追封黔宁王,其子封黔国公,此后以黔国公袭爵),世代镇守云南。至南明时期,承袭爵位的沐氏子孙叫做沐天波。
这样一来,云南实际上是“一省两制”:既有全国通行的省、府(州)、县(卫)几级“流官”,又有部分地区设置“土司”,并接受世袭勋臣沐家的领导。
平地惊雷
张献忠流窜到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后,云南的神经高度紧张,各派势力也空前团结起来。黔国公沐天波、云南巡抚吴兆元、云南巡按吴文瀛整天忙得上窜下跳,调官军、“土兵”在云南、四川交界地区紧急布防。
所幸张献忠没有南下的意图,云南总算松了一口气。不过,令沐天波没有想到的是,张献忠没有入滇的兴趣,云南却平地起惊雷,阵脚自乱。
隆武元年(1645年)九月,武定土司吾必奎发动叛乱,并先后攻占大姚、定远(今云南牟定)、姚安等地,气焰极其嚣张。负责领导土司的沐天波急调石屏土司龙在田、嶍峨土司王扬祖、蒙自土司沙定洲、宁州土司禄永命、景东土司刁勋等率“土兵”围剿叛军。
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吾必奎很快就被强摁下去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其他土司纷纷返回原籍时,参与平乱的蒙自土司沙定洲居然赖在省会云南府(与昆明府县同城)不走了!
沙定洲往日深受沐天波的信任,因此这种异常的举动并没有引起沐天波的警觉。沐天波认为,沙土司不过是在山沟里待久了憋得慌,趁机向领导撒撒娇,赖在昆明享受几天再回去。
其实,沐天波只猜对了一半:沙定洲想在昆明享受不假,但他不是“暂住”,而是准备“落户”。
让沙定洲“落户”,沐天波怎么办?好办——滚蛋!
十二月初一,沙定洲在昆明发动叛乱,猝不及防的沐天波在龙在田、禄永命的护送下向西逃往楚雄。悲催的是,沐天波的母亲和老婆来不及跑掉,在一座尼姑庵中自缢身亡。
沙定洲占领昆明后,立即派兵向西追击沐天波,非置其于死地不可,却遭到金仓兵备道杨畏知的截击。“土兵”不是官军的对手,只得败退,沐天波暂时在楚雄安顿下来。
随后,沙定洲一面派兵攻取云南各地,一面对云南的“流官”威逼利诱,迫其归附。沙定洲还胁迫云南巡抚吴兆元向隆武朝廷上疏,诬告沐天波谋反,并提议由自己代替沐家接管云南。(天波反,定洲讨平之,宜以代镇云南。)
沙定洲担心隆武皇帝朱聿键看出破绽,又伪造大学士王锡衮(云南禄丰人,至昆明时遭沙定洲软禁)的印信,向隆武朝廷提供伪证。
由于距离太遥远,再加上自己又是“泥菩萨过河”,朱聿键没能力也没兴趣明察秋毫。隆武朝廷同意了沙定洲的无理要求,并发出“扫除沐天波”的谕旨。后来,事情的真相终于辗转传到福州,被忽悠的朱聿键深感鞭长莫及,实在是无可奈何,索性“置而不问”。
从此,除了沐天波控制着楚雄以西地区,云南大部已成为沙定洲的天下。
半路杀出个孙可望
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沐天波终于盼来了“救星”——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
孙可望,陕西米脂人,“屌丝”出身(一无赖子),早年跟随张献忠造反,因“狡黠善伺人意”,深得张献忠的喜爱,收其为“义子”,又封平东将军。除了孙可望以外,张献忠还收有安西将军李定国、定北将军艾能奇、抚南将军刘文秀三名“义子”。
崇祯十二年(1639年),接受“招安”的张献忠再次反水,率部入川,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
隆武二年(1646年),多尔衮派豪格、吴三桂率大军经陕西入川,清剿大西政权。十一月二十七日,正率部转移的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阵亡。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也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但与大顺军不同,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四位“义子”兼悍将很快便达成了共识:要想度过难关,必须加强领导。大家一致推举年长的孙可望为“盟主”,与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组成一个“领导集体”,率领危难中的大西军残部突出重围。(议推可望为主,凡事听其号令。)
新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产生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哪里去?
由于豪格、吴三桂的攻势太猛,继续待在四川无异于送死,孙可望决定挥师向南,撤往南明辖区内兵力薄弱的贵州。
孙可望率四万残部从西充南下,经重庆府时遭遇南明军曾英部的阻击。凭借人多势众,孙可望率部冲杀南明军队防线,击毙主将曾英,顺利渡过长江天险。
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稍有喘息时机的孙可望在綦江集结部队,开始对大西军进行整顿。
这都什么时候了,逃跑还嫌腿短,哪有闲工夫整顿?
——其实不然,越是危难时刻,整顿越是必要。
大西军冲出了重围,但依然面临一个严重而迫切的问题:去哪里发展?怎么发展?
去哪里发展的问题,孙可望在掌权之初便已经解决了,答案是地处四川南面的贵州。现时的问题是怎么发展,具体地说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先说“举旗”问题,大西政权的旗号到底还要不要?
张献忠弃守成都率部转战时,曾给孙可望留下一个“政治遗嘱”:“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既然有张献忠的遗嘱,“举旗”问题应该有答案:取消大西政权,与南明政权合作。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大顺军残部投靠何腾蛟的遭遇,我们是见识过的。南明政权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始终视大顺军、大西军为“流贼”和“仇敌”。
合作?谈何容易!
尽管南明政权中不乏堵胤锡这样的开明政治家,但主流思想依然是“平寇抗清”。
“我本将心向明月”,朝廷却要代表明月消灭我。“归明”的道路,目前还走不通,大西政权的旗号有必要再打下去(不然只有打白旗了),但可以伺机灵活处理。
再说“路线”问题,主要是指治民政策方面。
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争议颇多,清朝编撰的史料又多有污蔑、夸张之辞,什么屎盆子都往老张头上扣。不过,大西政权偏于严酷、残暴的统治却是不争的事实,四川百姓遭遇的劫难也是耸人听闻的。大西军要想继续发展下去,孙可望认为必须改弦更张,采取亲民的政策,注意笼络民心。
最后是目标问题。
这个问题不难,张献忠的“政治遗嘱”说得很清楚——“毋为不义”。说得直白一点,所谓“不义”就是向清军投降。所以,大西军不能投降,哪怕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投降!
綦江整顿虽然短暂而仓促,但对于危难中的大西军,乃至对全国的抗清形势,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豪格穷追猛打,孙可望迅速从綦江南下,抵达四川遵义府(今属贵州),一路上“秋毫无犯”,深受百姓欢迎,綦江整顿初见成效。
随后,孙可望率大西军渡过乌江,进入贵州境内,并一举攻克省会贵阳,贵州按察使张耀、布政司参议曾益、都指挥使陈瑞征逃往定番州(今贵州惠水)。二月十二日,艾能奇率部攻克定番,南明在贵州的官方势力被摧毁。
在明朝时期,贵州地盘并不大,今天的遵义、毕节、威宁等地当时都属于四川管辖,而且南明在贵州的兵力极其薄弱。孙可望占领贵阳,很大程度上已经控制了贵州。
更重要的是,豪格一路追到遵义,连乌江都没过,直接“班师凯旋”了。——孙可望不是在贵阳吗,怎么能“凯旋”呢?
不是豪格不想继续打,而是没法打。——四川多年战乱,再加上张献忠胡搞,经济生产破坏相当严重,清军的后勤补给极其困难,总不能让几万大军饿着肚子打仗吧?
豪格撤回北京,吴三桂撤到陕西汉中,留下王遵坦、李国英俩人镇守四川,孙可望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机。
正当孙可望准备立足贵州、谋求发展时,西面的云南来了一个人,让孙可望改变了初衷。
这个人是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派来的使者。崇祯时期,龙在田的“土兵”曾被朝廷调到湖北襄阳、郧阳一带“剿贼”。张献忠在谷城接受“招安”后,与龙在田来往密切。如今云南陷入混乱,龙在田得知大西军南下贵州,自然想到派人来搬救兵。
使者向孙可望介绍了云南近年来的情况,从吾必奎叛乱到沙定洲叛乱,云南实际上已经陷入内乱之中,迫切需要大西军出手相助。
孙可望得知云南的情形,敏锐地感觉到大西军可以在云南建立更加稳固的根据地。云南地域广阔,位置偏远,比狭小的贵州要好得多。
打定主意之后,孙可望一面派间谍进入云南探查,并四处散布假消息,声称沐天波夫人焦氏的家族武装不日将入滇复仇,一面紧锣密鼓地进行出师前的准备。
由于孙可望打着“焦氏复仇武装”的旗号,云南人信以为真,“延颈望之”。从贵阳开赴云南,大西军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云贵人民深信,一路俱如此传播,故贼兵所至,悉开门降,长驱而来,全无梗阻。)
永历元年(1647年)三月二十五日,孙可望率大西军攻克平彝(今云南富源),进入云南境内。跟作战经验丰富的大西军相比,云南的“土兵”充其量就是“民团”,孙可望一路势如破竹,二十九日便进抵曲靖府,俘获已归附沙定洲的云南巡按御史罗国献。
攻克曲靖,昆明的东大门洞开,但孙可望并没有贸然进攻,而是折向滇南,直捣沙定洲的老巢阿迷州(今云南开远),一下子干掉沙定洲调来的一千多援军。
归功于间谍的虚假宣传,云南人深信孙可望的部队是焦氏的家族武装。“三人言虎”,再加上孙可望放着眼前的昆明不打,却轻车熟路地打阿迷州(其实是龙在田派人做的向导),让沙定洲也对这支大军的“焦氏家族武装”的身份深信不疑。
沙定洲认定对方确实是来复仇的,而且熟悉云南的地皮,否则怎么可能一进门就打阿迷州。既然来者不善,沙定洲决定暂避锋芒、走为上计。四月十八日,沙定洲弃守昆明,逃回蒙自。
大学士王锡衮被准备逃跑的沙定洲剁了,“识时务”的吴兆元保住了老命,继续留在昆明,准备迎接新主子。但是,嗅觉灵敏的吴兆元很快就发现不对劲,到云南平乱的不是什么“焦氏家族武装”,而是几年前自己跟着沐天波千防万防的大西军!
真是防不胜防,大西军竟然趁乱入滇。
醒悟之后,吴兆元头都大了:龙在田,你个王八蛋,这不是招虎赶狼吗?
吴兆元想“剿贼”,但苦于手下无兵,只能接受既成事实。四月二十四日,孙可望率大西军经宜良进入昆明。
兵不血刃占据昆明,孙可望开始推行新策略:平叛、剿顽。
——平叛,当然是消灭盘踞在蒙自的沙定洲势力。这是必须的,不然咱大老远到云南干吗来了?
——剿顽,目标是暂避在楚雄以西的沐天波、杨畏知势力。这就有点无耻了,人家龙在田是请你来平乱的,不是请你来添乱的,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孙可望管不了这么多,请神容易送神难,我就待这儿了!云南以前是谁的我不管,反正我是从沙定洲手上夺来的,那就是属于我的战利品。你想咋地?你敢咋地?
龙在田自食其果,吴兆元有苦难言,云南在一夜之间被大西军砸了场子。
五月二十二日,李定国率部占领临安府(今云南建水),准备清剿沙定洲盘踞的蒙自。偏偏事不凑巧,虽然吴兆元、龙在田不敢动,却不乏胆子肥的,昆阳知州冷阳春、晋宁举人段伯美发动武装政变,直逼驻守昆明的孙可望。李定国赶紧撤回昆明,于六月二十三日将其平定。
李定国向南进剿时,刘文秀也统兵从昆明北上,经富民夺取武定、禄劝等地,又向西占领鹤庆、丽江、剑川,对沐天波、杨畏知的北面构成威胁。
八月,孙可望亲自率军西征,在禄丰击溃云南官军,活捉杨畏知。
杨畏知是陕西宝鸡人,跟孙可望算是老乡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孙可望想跟杨畏知好好谈谈。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谈话一举扭转了全国的抗清形势,并因此载入史册。
意义很重大,但谈话本身却很简单。
孙可望对杨畏知说:我率军入滇是来剿贼的,也希望跟你们合作抗清。(闻公名久,吾为讨贼来,公能共事,相与匡扶明室,非有他也。)
这话的真实性明显有水分,要换作何腾蛟、瞿式耜,恐怕早骂起来了:你说你是来剿贼的,那你打我干什么?合作?合作个屁!
幸运的是,杨畏知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他对所谓的“流贼”并没有偏见。既然对方主动提出来合作,自己又成了俎上之肉,为什么还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死搬教条活受罪呢?
合作没问题,但该讲的原则还是要讲的。杨畏知向孙可望提出了“约法三章”:“一,不得仍用伪西年号;二,不得杀人;三,不得焚庐舍,淫妇女。”
后两条没问题,孙可望在綦江整顿时已经这么干了。第一条看似不可能实现,但孙可望在綦江整顿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如今时机成熟,可以答应这个条件。
双方成交!
孙、杨盟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当前,为混乱中的云南翻开了新的篇章,更在于几年之后,为“逃跑帝”朱由榔提供了一个安身之所,让濒临覆灭的永历政权得以继续苟延残喘。当然,此时的孙可望、杨畏知还想不到这么远。
杨畏知实际上代表了沐天波,因此孙、杨达成盟约,促成了云南“大佬”沐天波接受孙可望的领导。九月,刘元秀率军进抵永昌(今云南保山),以“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为原则,与据守滇西的沐天波达成和解协议。
混乱多年的云南,终于尘埃落定。
建设抗清根据地
孙可望出身卑微,多年来追随张献忠出生入死。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后,深受张献忠器重的孙可望直接参与了政权的日常管理与建设,积累了一定的执政经验。
事实证明,孙可望虽然大老粗一个,但他不仅是名能征善战的武将,也是一名治世能臣。
出于建设“抗清根据地”的需要,孙可望开始施展拳脚,大刀阔斧治理云南。
——政权建设方面。
虽然没有得到永历朝廷的正式承认,但孙可望履行“不得仍用伪西年号”的承诺,采取“建国不建统,纪年不纪号”的方针,为将来与永历政权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有了这个基本原则,沐天波以及云南官员的安置就比较顺畅了。沐天波的爵位保留,名义上继续领导汉族“土司”,杨畏知、王应龙等前明官员均得到委任。
搭好了架子,孙可望开始整顿吏治,总方针是在綦江整顿时定下的亲民政策。
要想将云南建设成为稳固的后方基地,就必须争取民心。要想争取民心,就必须确保官吏勤政为民。
在这个过程中,被委任为“工部尚书”兼“巡按”的王应龙起到了突出作用。他领导“纪委”(巡按衙门)长年累月巡察各地,惩治贪腐,为百姓伸冤鸣冤,民望极高。
值得一提的是,孙可望还有一项超乎寻常的政策“许地方头人起诉”。说直白一点,热烈欢迎底层“屁民”的“有组织上访”,既不拦截也不关押,甚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一时间,贪官惊慌失措,百姓欢欣鼓舞。
——军事方面。
和平解决滇西以后,云南大部已在孙可望的控制范围之内,但沙定洲还控制着阿迷州、蒙自,同样顽固的土司禄万亿、禄万兆控制着东川(今云南会泽)。
永历二年(1648年)五月,孙可望派艾能奇率军征伐盘踞东川的土司禄万亿、禄万兆。但是,能征善战的抚南将军艾能奇却在阴沟里翻了船。大军距东川三十里时,遭遇土司埋伏,艾能奇中毒箭意外身亡。孙可望痛失一员猛将,另派精兵讨伐,总算拿下了东川。
七月,李定国、刘文秀南征阿迷州、蒙自,将负隅顽抗的沙定洲团团围困。
云南本来就土地贫瘠、经济落后,沙定洲固守的蒙自就更惨了,别说什么粮食储备,吃了上顿能有下顿就很不错了。
这么一个状态,哪里经得住围。不过十几天的时间,缺吃少喝的沙定洲饿得前胸贴后背,扶着墙出来了:我投降,给口吃的成不?
十月,酒足饭饱的沙定洲在昆明被处死。
云南安定了,孙可望又在边境设防,“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在云南内地,孙可望加紧招募新兵,开展军事训练,严肃军纪,做好抗清斗争准备。据史料记载,孙可望当时“拥兵三十余万,家口倍之”,成为全国最强大的一支抗清队伍。
——经济方面。
建设“抗清基地”,光有军队不行,士兵也是人,是人就得吃饭!
云南属于高原山区,可耕种的土地不多,生产关系和耕作方式又比较原始,因此粮食产量不高。再加上几年的战乱,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很难支撑几十万大军的粮食补给。
考虑到云南的底子太薄,孙可望结合实际情况,多管齐下,大力发展经济,恢复生产。主要采取的政策包括:
其一,重新划分土地,同时照顾地主、农民的利益,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这条政策看似不起眼,但作为农民起义军,能如此顾全大局,实在是难能可贵。
其二,保护民间贸易,铸造铜钱,取代原始的贝币。云南是产铜的,但全被朝廷拖走了,再加上地处偏远,百姓普遍使用极其原始的贝币。铜钱的使用,为工商业的繁荣和云南与外界的经济往来奠定了基础。
其三,按照“官一民九”的比例收取赋税,这在全国是最轻的。如此低的税率,怎么养得起几十万的军队?孙可望还有办法——井盐官营。云南出产井盐,孙可望建立了专门的盐税司进行管理,每年的收入在十万两以上,再加上赋税和铜矿的收入,足够了!(当然不是按照弘光四镇的算法。)
——社会管理方面。
云南民族众多,而且信息闭塞,少数民族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还比较封闭,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争取云南的民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民心。
因此,孙可望采取因地制宜的方针,在服从领导的前提下,继续维持“地方家族式土司武装自治”的现状。孙可望对少数民族没有偏见,主张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还带头刻印佛经。另外,孙可望还扬长避短,发挥“土兵”的优势,组建山地兵、象阵等特殊兵种。
孙可望虽是一介武夫,但拿枪杆子的人并非全是藐视拿笔杆子的。在孙可望看来,抗清事业光靠军队是不行的,必须争取广大知识分子的参与。
云南局势稳定后,孙可望决定“开科取试”,发掘人才,并尊崇孔子,以此争取地主士绅阶层的支持。
在孙可望的治理下,偏远贫弱的云南堪称“世外挑源”,呈现出一片安宁祥和的局面。《明末滇南纪略》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永历三年(1649年)元宵节,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
这一派堪比“太平盛世”的景象,与永历政权治下的兵荒马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切,归功于大西军,归功于孙可望等人!
你不配!
短短几年时间,云南成了天下大乱中的“世外桃源”,应该承认孙可望功不可没。但是,云南的繁荣,也让孙可望渐渐忘乎所以,与李定国、刘文秀的矛盾也愈演愈烈。
张献忠跟李自成一样,还没来得及指定继承人便意外阵亡。李自成好歹还有儿子(但也没什么用),可张献忠在弃守成都之前,早把老婆、儿子一起给剁了。
老板死了,“富二代”也被他爹干掉了,几万大西军还在,到底听谁的?情况危急,大西军将领来不及多想,儿子没了还有“义子”,咱们听“义子”的。
麻烦的是,张献忠收“义子”居然也搞“批发”,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四个都是,这可咋办?前面说过,大西军将领最后拥立孙可望为“盟主”。
不过,“盟主”不等于“老板”,充其量是个“召集人”。战乱时期,大家忙着跑路,顾不上搞权力斗争。一旦平定下来,孙可望便暗中“偷换概念”,从“盟主”摇身一变,做云南的“土皇帝”。
李定国、刘文秀显然不服气:无论是当年做将军,还是后来自己封王,咱们都平起平坐,只是方位不同(平东、安西、定北、抚南),凭什么你就高人一等?当我们俩不存在?
孙可望渐渐发现,摁住云南不容易,想摁住李定国、刘文秀两个知根知底的“老搭档”更是难上加难!
尽管云南一片歌舞升平,但统治层的矛盾陷入了僵局,三个人都有掌握大权的资格,总不能搞“轮值主席”吧?孙可望敏锐地感觉到,如果不能迅速破解这个危局,等到手下的将领“选边站队”,云南极有可能不战自乱。
除此之外,孙可望还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当初跟他订立盟约的是杨畏知、沐天波,这俩人不过是前明的地方官员,并不代表朱由榔的意见。孙可望盘踞云南,永历朝廷并没有表态承认,那么云南到底是哪一家的地盘?
笑话!这也是难题?没人承认,咱乐得自己做主!——真是这样的话,孙可望的麻烦更大。俗话说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姓朱的人另立中央都要被“群起而攻之”,更别说孙可望了,这不是欠揍吗?如果遇上一个爱管闲事的前明遗老,完全可能以“剿逆”的名义,串通李定国、刘文秀把孙可望给办了!
麻烦太多,关系太复杂,看上去千头万绪,其实想破解这个僵局也并非难事。孙可望需要的,不过是永历朝廷给个名分,而且高于李定国、刘文秀。
有了名分,孙可望便能理所当然地领导李定国、刘文秀,他们想造反也缺乏舆论支持。有了名分,孙可望便能顺理成章地继续治理云南,还能向四川、贵州等地招揽同盟军。
一纸“委任状”,所有难题全盘搞定!想到这一点,孙可望不禁豁然开朗。
永历三年(1649年)二月,孙可望派杨畏知、“户部侍郎”龚彝前往肇庆,联络永历朝廷,并为自己请封“秦王”,为李定国、刘文秀请封侯爵。事关重大,孙可望对这两位前明官员不怎么放心,又派心腹潘世荣、焦光启一同前往。
对于永历朝廷而言,一纸“空文”换取云南一省,还有几十万的抗清队伍。这笔无本万利的生意,简直是千载难逢!
但是,事态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笔本应实现“双赢”的完美交易,却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肇庆引发了轩然大波!
四月初六,杨畏知、龚彝抵达肇庆,将孙可望的请封书递了上去,引起朝堂一片哗然!与往日的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不同,此次朝议,群臣的意见高度一致:你不配!
客观地说,孙可望的嘴张得太大,“破格”破得实在是太离谱。
其一,在明朝,给活着的异姓封王没有先例。
二百多年来,明朝的异姓王屈指可数,绝大部分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开国元勋,而且全都是死后追封的。
其二,“一字王”与“二字王”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按照封王的惯例,“一字王”一般封给直系皇亲的,如福王、桂王等,还有朱元璋的老外公和老岳父(俩人早在朱元璋做皇帝前就挂了)。旁系皇亲只能是“二字王”,如靖江王、郧西王等。追封开国元勋也都是“二字王”,如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等。
其三,在明朝的“一字王”中,“秦王”是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
明朝的第一任“秦王”是朱元璋的第二子朱樉,受封于洪武三年(1370年),在明太祖所封二十四亲王中居长。“秦王”就藩西安,一直传到第十四任的朱存枢,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李自成的大顺军俘获,后来下落不明。秦王不仅是明朝的亲王之首,而且传袭时间仅次于靖江王,达到二百七十三年之久。
难怪举朝震惊,这哪里是“请封”?直接让朱由榔给你孙可望腾位置得了,何必这么委婉?
请封之争
尽管群臣一致反对,表面上的理由也都是这种“破格”实在太离谱,暗中其实是“魑魅魍魉,各样心肠”。根据大臣所处的立场,大致可以分为“中央系”、“广东系”、“贵州系”,其他人则是看热闹不嫌事大,比如忠贞营的高一功也以“不公平”为由提出反对,纯属跟着瞎起哄。
——“中央系”以大学士瞿式耜、严起恒、文安之为代表。
相对而言,这一类官员提出反对,目的比较单纯。他们秉承儒家“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观点,认为“祖制”的权威关乎政权的合法性,绝不可破格,更别说如此离谱的破格了。
另外,对“流贼”出身的孙可望有“阶级成见”,也是他们的一贯作风。给穿马甲的“流贼”封王?没睡醒吧?
——“广东系”以李元胤、金堡、袁彭年为代表。
在他们看来,封孙可望什么爵位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招揽实力雄厚的孙可望,“广东系”对永历朝廷的控制力必然会减弱。因此,他们不仅反对孙可望封“秦王”,而且反对册封任何爵位,要求朝廷不跟孙可望发生任何关系。金堡也不嫌手酸,七次向朱由榔上疏,力陈“可望贼也,不可以封”。
——“贵州系”也就是皮熊、王祥两个人。
孙可望率军进入云南后,皮熊趁机“收复”贵阳,王祥则盘踞四川南部的遵义。天高皇帝远,两人悠哉游哉做起了土霸王。
他们担心,一旦孙可望得到永历朝廷的承认,势必会有恃无恐地扩张到贵州、遵义一带,自己的逍遥日子将宣告终结。因此,皮熊、王祥不希望做“牺牲品”,他们跟“广东系”一样,反对永历朝廷跟孙可望扯上关系,强调“可望容虽向正,事非革心,朝廷毋为所愚”。
唯一有些妥协态度的是翰林院编修钱秉镫。他认为,孙可望请封,正是瓦解大西军的大好时机。永历朝廷可以通过封爵,借机离间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的关系,令其阵脚自乱、不攻自破,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什么玩意儿啊?一丘之貉!
杨畏知虽然是孙可望派来的使者,但作为前明官员,内心还是向着永历朝廷的。听到大臣如此群情激奋,杨畏知也讲了几句实在话:孙可望主动请封,那是给你朝廷面子。他要是来硬的,你们哪一个扛得住?(可望固盗之渠也,曏者屠毒海内,庙社凌夷,今一旦投诚向义,岂朝廷威德所能制。)
杨畏知认为,朝廷以“虚名”,换孙可望的忠心,这也是时势需要、迫不得已。如今都混到这个地步了,还捏着“祖制”不放。“祖制”能当饭吃还是能退敌?(夫法有因革,势有变通。今土宇非昔,百务俱隳,而独于区区封议,必欲执旧法以绳之邪?)
老杨言辞恳切,但各怀鬼胎的大臣们依然不为所动。由于封王的阻力太大,杨畏知又不希望朝廷跟孙可望闹僵,决定退而求其次,为孙可望请封公爵,为李东国、刘文秀请封侯爵。好歹让孙可望达到了“高人一等”的目的,回去也能有个交代。
虽然还是有人一如既往地反对,但价格还算公道,也有先例可循(刘承胤、李成栋、陈邦傅都封过“公爵”),阻力明显小很多。
最后,朱由榔一锤定音: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李定国、刘文秀为列侯,委派大理寺卿赵昱与杨畏知、龚彝一同入滇宣诏。
“请封”之事看似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但有一个人觉得不对劲。
谁呢?
从湖南败退下来的堵胤锡!
根据多年与“流贼”打交道的经验,堵胤锡预感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孙可望进入云南以后,已经自己给自己封了王(平东王),此时向永历“请封”,不过是给个面子,再讨个名分。你给与不给,他那顶王帽就在那里,不高不低。
如今杨畏知出个馊主意,永历朝廷照准,甩了一顶“景国公”的帽子过去。孙可望摘“平东王”的帽子容易,脸往哪儿搁?这不是逼着孙可望翻脸不认人吗?
为了挽回事态,堵胤锡以“送行”的名义,先稳住潘世荣、焦光启两位孙可望的心腹,接着紧急向朱由榔上密疏,坦陈其中的利害关系。
堵胤锡建议,既然群臣认为“秦王”的封号太离谱,那就退一步,封个“二字王”也行,否则这事没法了结。万一孙可望狗急跳墙,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何必死要面子活受罪?
堵胤锡发话,朱由榔多少还是听得进去的,当即作了批示,改封孙可望为“平辽王”。诏令一出,举朝又是一片哗然,对准堵胤锡一顿炮轰。其中,“广东系”的金堡最为卖力,当面指责堵胤锡:“滇与忠贞皆国仇也,厥罪滔天。公大臣,偏欲与此辈交结,何意?”前面说过,堵胤锡替何腾蛟背了黑锅,愤然从肇庆出走,最后死在浔州,其实跟这件事也有直接的关系。
饱受攻讦的堵胤锡不计个人得失,极力挽回了“请封”可能引发的危机。但永历朝廷的乱局积重难返,实在不是一两位杰出的政治家能够改变得了的。
堵胤锡尽力了,也得到了想要的结果,为孙可望封了王,可事情偏偏坏在陈邦傅这个十足的混蛋身上。
浑蛋!陈邦傅!
孙可望请封“秦王”,朝堂一片反对之声,驻守南宁的陈邦傅却举双手赞成。
奇怪了,这跟陈邦傅有什么关系?他是独具慧眼,还是想哗众取宠?——都不对!陈邦傅真实的想法,是玩一出“西风压倒东风”的把戏。
从永历二年(1648年)九月起,陈邦傅就在跟徐彪争夺南宁,处于下风的陈邦傅想到了流落在两广境内的忠贞营。在李锦、高一功的帮助下,徐彪渐渐被摁了下去。
陈邦傅如愿以偿控制了南宁,但很快就预感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请神容易送神难。忠贞营决定秉承“帮人帮到底”的“雷锋精神”,受人之请、终人之事,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两广虽大却无家可归,索性赖在南宁不走了。
陈邦傅抑郁了:搞什么飞机?摁下一个爷,怎么又冒出两个爷?
在永历政权的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当属忠贞营,就凭陈邦傅的身板,连徐彪都揍不过,更别说跟忠贞营对着干了,想死也不必找这么惨的死法。
撵不走又打不赢,怎么办?陈邦傅看中了孙可望。
首先,孙可望实力雄厚,忠贞营不是对手。
其次,孙可望占着云南这么大的地盘,对南宁不会有太大的兴趣。
因此,借孙可望拱走忠贞营,确实是一条妙计!
接下来的问题是:孙可望又不是你陈邦傅的干爹,凭什么替你撑腰?
——但凡有欲望,一切皆有可能!
虽然杨畏知、龚彝等人是永历三年(1649年)二月从昆明启程,前往肇庆“请封”的,但孙可望做“秦王”的想法,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让准备“行贿”的陈邦傅发现了机会。
这年正月,陈邦傅派胡执恭带着伪造的“秦王”敕书和大印,前往昆明面见孙可望。胡执恭抵达昆明时,杨畏知等人还在前往肇庆的路上。
永历朝廷的“请封之争”尚未开始,孙可望便已经拿到了“秦王”的敕书和大印。陈邦博这娄子捅得也太大了!
尽管陈邦傅的“假证”做得足以乱真,但孙可望一眼就看出是假的:
——按行程计算,老杨应该还没抵达肇庆。敕书这么快就来了,杨畏知是神行太保,还是朱由榔未卜先知?
——既然同意“请封”,老杨为什么没有一起回来?
孙可望不傻,但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将错就错”。究其根源,除了“秦王”的诱惑力太大以外,在孙可望看来,永历朝廷应该不会傻到拒绝做这笔“双赢”的生意。
于是,孙可望正儿八经地接下了敕书和大印,并遍告全滇,放假三日,以示庆祝。
不久,前往肇庆的杨畏知、龚彝回来了,带来的是永历朝廷正式颁发的敕书和大印,不过不是“秦王”,而是“平辽王”。
孙可望心知肚明,却故意装傻充愣。杨畏知率先揭发,说胡执恭的“秦王”敕印是假的。胡执恭此前已经接到陈邦傅传来的消息,但没有提及堵胤锡密奏请封之事。面对杨畏知的责难,胡执恭也不示弱,说我带的敕印确实是假的,你手上的也不真,朝廷明明册封的是“景国公”,哪儿冒出来的什么“平辽王”?
先是“秦王”,现在又是“平辽王”,背后居然还有一个“景国公”,昆明舆论一片哗然!
孙可望想到了胡执恭的敕印是假的,也清楚杨畏知带回来的是真家伙,却万万没有想到,永历朝廷准备甩给自己的帽子居然是区区“景国公”!孙可望怒了:到底是打发叫花子,还是把我当猴耍?
如今,全云南都知道自己得到“秦王”的册封,假也放了,酒也喝了,最后竟然是整错了,孙可望这回丢人丢大了!
乌龙球是永历朝廷踢出来的,孙可望懒得理这些烂账,当场将杨畏知、胡执恭羁押入狱。被“戏弄”的孙可望咽不下这口气,亲自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书信,又派人带着“秦王”、“平辽王”的敕印,一齐交回肇庆。——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孙可望的使者一到,永历朝廷又炸开了锅。金堡一如既往地反对任何名分的封爵,瞿式耜也冒了出来,揪住书信中的一些“不敬之辞”大作文章,说孙可望贼性不改。倒是马吉翔比较“务实”,提议封孙可望为“澂江王”。马吉翔的话,朱由榔一向照准,但使者不敢接招。——谁愿去送谁去送,我还没活够呢!
又有人提出一个方案:在“秦”字的基础上再加一个字,封“二字王”。这个方案比较靠谱一点,但还是难以达成共识。
时间过去了大半年,“请封”的事情还是没有一个结果。
解铃还须系铃人,争论因孙可望而起,他觉得继续这样僵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便派“御史”瞿鸣丰入朝,抛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用原宝,但求上加敕书一道”。
也就是说,朝廷只需要出一道“秦王”的敕书,孙可望还是使用“平辽王”的大印。孙可望有了“秦王”的敕书,对云南有个交代,不至于太丢人;永历朝廷不发大印,可以认为孙可望就是“平辽王”。
“一王各表”,双方都有一个台阶下。
操蛋分子陈邦傅一阵瞎搅和,“秦王”的册封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一王各表”,也是比较务实的办法,孙可望还是很有诚意了结这场纷争的。
但是,严起恒、杨鼎和(时任兵部尚书)等人的态度极其顽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不仅如此,朝廷还册封贵州军阀皮熊为匡国公,川南军阀王祥为忠国公,要求两人“严防滇寇”,既给孙可望难堪,也是向云南摊牌。
永历朝廷翻脸,孙可望也不示弱:不给是吧?老子还不要了!咱们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