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路相逢勇者胜
孙可望比较强悍地整顿四川、贵州，比较无耻地收拾永历朝廷，最初的动机其实比较单纯，那就是执行张献忠“尔急归明，毋为不义”的临终托付，一门心思抗清。
抗清，必须有统一的领导，不服气的要摁住（李定国、刘文秀）、不听话的要收拾（四川、贵州军阀）、没本事的靠边站（永历君臣），这就是孙可望的逻辑。
南明这么多年的历史证明，清军很多时候喜欢“不请自到”。当孙可望一面经营西南、一面为“请封”跟永历朝廷怄气时，北京方面有了新动向。
永历六年（1652年）二月，吴三桂、李国翰奉顺治皇帝的命令（多尔衮在前一年底病死），率军自汉中入川，进抵保宁。
吴三桂率几万大军奉命前来，显然不是帮着李国英守保宁，而是意图进取四川的。由于孙可望正在贵州集结兵力准备入湘，留在四川的留守部队并不多，因此吴三桂的进攻速度相当快。
吴三桂率军自保宁南下，先清剿川西的孙可望势力。二十二日，清军进抵成都，守将林时泰兵力单薄，不战而降，被清军处死。二十五日，嘉定失守。
三月，清军向川东方向运动，初五占领合州。镇守重庆的卢明臣也没多少人，于十四日弃守重庆，主动后撤。四月，川南的叙州告急，守将白文选也选择了主动后撤，退往永宁。随后，清军在四川攻城略地，将孙可望的势力剿灭或者驱逐殆尽。
孙可望想到清军会来，但没有想到来得如此迅速，赶紧派刘文秀部署入川抗清。
狭路相逢勇者胜！与不可一世的清军一决雌雄的时刻终于到了！
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张献忠手下的这四员猛将，个顶个的打架天才，都不是吃素的货。
“老大”孙可望的本事，我们已经见识过了，西南三省不是吹出来的，是实实在在打出来的！艾能奇转战千里、战功显赫，最后在云南“剿匪”时，阴沟里翻了船。
现在，终于轮到刘文秀上场了！
大腕出场，不同凡响，刘文秀率部入川果然是大手笔。刘文秀带着四万多人，不是选择一个方向入川，而是兵分三路，从川西南的建昌、川南的永宁、川东南的彭水同时推进。
敢这样入川打架的，迄今为止独此一人！
刘文秀的灵魂深处，有一股不服输的勇气，更有一股舍我其谁的傲气！
八月初九，中路军率先告捷，全歼镇守叙州的清军，并会合白文选部反攻重庆。同时，西路、东路也秋风扫落叶，快速向北推进。
吴三桂吓傻了：虽说出来混迟早要还，这还得也太快了吧？
八月十九日，清军在四川的“三巨头”——吴三桂、李国翰、李国英在夹江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撤！
大家都是聪明人，都明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道理。“撤退”的共识很快达成，但分歧在于：撤到哪里去？
三个人，两种意见：A. 四川保宁；B. 陕西汉中。
李国英选A。——几万大军一拔腿就撤到陕西，我这个四川巡抚怎么向朝廷交代？
吴三桂、李国翰选B。——多说无益，安全第一。你怎么交代是你的事，你的事关我们屁事？
二比一，少数服从多数，开溜！
“夹江会议”的决定很快传达到分散在四川各地的清军，大家接到命令便拔腿开溜，向陕西方向撤退。
各路清军跑得不亦乐乎，只有重庆的清军比较悲催。
当时，驻扎在重庆的清军将领有一大帮子，包括梅勒章京葛朝忠、白含真、佟师圣、镶红旗章京尹得才、永宁总兵柏永馥、左路总兵陈德、夔州总兵卢光祖等等。接到吴三桂的命令后，诸将领赶紧率各部后撤。
八月二十五日，刘文秀会合白文选的部队进抵重庆，突然发现很不对劲：清军死哪儿去了？
虽然各地军队都发现清军在后撤，但重庆的清军“不翼而飞”，让刘文秀有点如鲠在喉的感觉，这跟他入川的重大使命有很大关系。
什么重大使命？不是抗请吗？——对，但不全对！除了清剿吴三桂、李国翰、李国英以外，刘文秀还肩负一项重任：打通川鄂通道，为将来顺江东下扫清障碍。
这条抗清的道路，富有远见的孙可望已经盘算很久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单纯采用“推土机”战术，从贵州经湖南、江西、浙江，一路推到南京，难度显然是相当大的。但要是控制了长江这条“黄金水道”，进军南京的难度至少可以打个对折。
显然，重庆的守军“人间蒸发”，对于长江水道的畅通，隐患是相当大的。因此，刘文秀不敢怠慢，赶紧率军日夜兼程向北追击。
二十八日，在距离重庆一百多里的停溪，刘文秀的追兵终于看到了清军的影子，随即像饿绿了眼的恶狼见到肥肥的绵羊一般扑了上去。葛朝忠等人哪里想到会临时加上这出戏，登时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成了刘文秀大军的活靶子。
最后，一大群将领中只有永宁总兵柏永馥侥幸得以保全，带着几百残兵败卒，踉踉跄跄逃至保宁。
刘文秀带着几万大军在四川各地穷追猛打，招架不住的清军纷纷后撤，四川的局面基本上又回到了战前状态。
“衰神”之保宁之战
九月十一日，吴三桂、李国翰、李国英撤到绵州（今四川绵阳），接着又撤往川、陕边境的广元。眼看就要进入陕西境内，李国英屡次反对无效，但保宁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
看不下去的人，是时任四川巡按御史的郝浴。当时，郝浴带着总兵严自明镇守保宁。虽然有个总兵在身边，但这个总兵充其量算个连长，手下就一百来号人，实在是悲惨到了极致。
吴三桂、李国翰二话不说准备撤回陕西，郝浴便频繁派人给吴三桂带话，好言相劝之余也不乏恫吓威胁：奉旨入川，却弃守四川，这可是欺君之罪！奉劝你出川之前，先摸一摸自己有几个脑袋，免得徒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哀叹，毁一世英名于一旦！
李国英反对，吴三桂可以充耳不闻，但郝浴出声，吴三桂必须掂量掂量，他知道这个“奉旨告御状”的御史不好惹。
从吴三桂入川起，郝浴的弹劾奏疏就没有断过，今天告他“骄恣部下、淫杀不法”，明天告他“残暴无纪律”。虽然朝廷没有把手握重兵的吴三桂怎么样，但确实让吴三桂不厌其烦。
“好鞋不踩臭狗屎”，吴三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还是改变了决定，率领后撤大军于九月十九日折返保宁。
此后，郝浴算是跟吴三桂扛上了，屡次上疏弹劾。吴三桂屁股也不干净，每次都被点到要害。被踩了尾巴的吴三桂绝地反击，两人吵得乌烟瘴气。“欺软怕硬”的顺治皇帝不想揽这笔烂账，索性将郝浴流放到关外了事。直至吴三桂造反，郝浴才得到赦免，重返官场。
刘文秀率军入川，用了不到两个月，便将清军打回原形，保宁恐怕也难以保全。但是，随着吴三桂、李国翰、李国英返回保宁，川北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更要命的问题是，一路凯歌高奏的刘文秀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骄兵必败，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刘文秀很快就会变成“衰神”！
在刘文秀看来，收复全川只剩下最后一步。不动则已，动则不留遗憾，刘文秀决定毕其功于一役。
十月初二，刘文秀率大军进抵保宁，将固守的清军团团围困。
客观地说，刘文秀乘胜进攻保宁，算不上战略失误，毕竟自己掌握着整个四川战场的主动权。但是，灵魂深处的傲气、轻而易举的胜利，让刘文秀失去了必要的理智与稳重。
他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现象：大军一路攻城略地，收复了保宁以外的四川全境，但消灭的清军并不多！
除了重庆以外，四川各地的清军大部分都不战而逃、“人间蒸发”。这些人去了哪里？显然，答案有且只有一个——保宁！
各地清军退守保宁，再加上吴三桂、李国翰亲率的部队入城，保宁清军的实力已经不可小觑。在兵力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刘文秀不经细致准备，便贸然组织对保宁的进攻，战略上是相当失策的。
战略上的重大失误，或许是因为刘文秀情报不明，又掉以轻心，似乎还情有可原。但是，刘文秀急于剿灭清军的有生力量，在战术上犯了一个相当没有技术含量的低级错误——“铁桶战术”。
大军进抵保宁后，刘文秀将保宁包围得水泄不通，并从各个方向向城内固守的清军发起全面攻击。
这个战术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当年堵胤锡率领忠贞营围攻长沙，也是这么干的。要不是何腾蛟瞎搅和，拿下长沙也就是一两天的事情。这么强悍的战术，到了刘文秀这里，怎么就成了低级错误呢？
打仗是门技术活，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生搬硬套是要不得的！
——“铁桶战术”的前提是对敌形成压倒性优势，但随着保宁的清军得到大量补充，刘文秀的这种优势荡然无存。
——保宁跟赣江一样，也是三面环水，不过是由嘉陵江弯成“U字形”形成的，东、西、南三面被江水阻隔，易守难攻。
在这种情况下采取“铁桶战术”，对于一个身经百战的将领而言，确实是不可原谅的。
战略失误，战术继续失误，“衰神”刘文秀的败局不可避免。
十月十一日，刘文秀率五万军队从四面攻城，主攻是没有河流阻隔的北面，并将嘉陵江上的浮桥全部砍断，企图将吴三桂、李国翰困死在保宁。
插翅难逃的吴三桂绝地反击，对准刘文秀大军中最薄弱的张先璧部发起猛攻。张先璧溃败，冲散了毗邻的王复臣部，刘文秀大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吴三桂、李国翰趁机采取“乱棍战术”，更是乱上加乱。
由于三面河流上的浮桥被砍断，刘文秀大军陷入了绝地，遭遇惨败，王复臣、姚之贞等将领阵亡，刘文秀率余部撤回贵州境内。孙可望念其劳苦功高，只是解除兵权，送回昆明赋闲；对后来归附的张先璧就不必客气了，直接命人拖出去乱棍打死。
踌躇满志的刘文秀败得一塌糊涂，四川又落到了清军的手里；勉强留守的吴三桂胜得稀里糊涂，也不敢贸然扩大战果。自此，四川转入僵持状态，孙可望打通川鄂水道的设想落空，成为一大憾事！
“战神”之靖州大捷
四川意外失手，但湖南却有意外的惊喜。
入湘抗清，孙可望已经盘算好几年了。早在永历五年（1651年）四月，孙可望便派部将冯双礼作为“开路先锋”，率四万多人（包括骑兵一万多，还有战象十余头）进入湖南境内。
有意思的是，清军“三王”南下两广，七拼八凑才攒足四万人。孙可望打湖南一个省，光是“开路先锋”就不止四万，还有大象助阵，这排场可真够大的！
跟南明政权交锋的几年来，清军似乎只有受降的时候才见过这么多人！
冯双礼率领的这支“先锋部队”从贵州出发，于四月十五日进抵湖南沅州。清军在沅州的守军有多少呢？
三千人！
沅州之战，就是一场“要你命三千”的杀人游戏。毫无悬念，搞“铁桶战术”的冯双礼初战告捷，清军守将郑一统、知州柴宫桂被俘获。
冯双礼的第二站是沅州北面的辰州，驻守在此的是清军辰常总兵徐勇。徐勇是个相当抗打的货，带着几千人精心布置防线，扼险固守、负隅顽抗，人生地不熟的冯双礼没能打下来。
老冯没有刘文秀的傲气，能够比较坦然地接受现实。既然奉命打整个湖南，有足够的空间发挥和表现，没必要计较一座孤城的得失。
辰州的徐勇松了一口气，轮到驻守宝庆的沈永忠抑郁了。
为了解除孔有德南下的后顾之忧，他被清廷从山东调到湖南修“烂尾楼”。一年多来，沈永忠带着两万人转战湖南各地，跟各式各样的“钉子户”斗智斗勇。如今“钉子”没拔完，又闯进四万人来抢饭碗，沈永忠实在是欲哭无泪。
凭借做了一年多“东道主”的“主场”优势，沈永忠带着两万人与冯双礼的四万大军艰难周旋。双方你来我往，各有胜负，湖南很快便进入僵持状态。
吴三桂、李国翰奉命率军到四川撒野，并没有改变孙可望进军湖南的既定计划。
冯双礼的四万人不过是“开路先锋”，那么进取湖南的主力是谁呢？前面说过，在整个南明时代，能把清廷打急眼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在陕西点火烧后院的姜瓖，另外一个，便是堪称南明“战神”的原大西军安西将军——李定国。
有点可惜，轮到“战神”出场的时候，多尔衮已经死翘翘了，急眼的人变成了亲政不久的顺治皇帝福临。
永历六年（1652年）四月，“战神”李定国率十万大军进入湖南，战场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
五月中旬，李定国会合冯双礼部进攻靖州。沈永忠此时还不知道李定国大军已经入湘，误以为又是冯双礼在找茬，便派麾下总兵张国柱率八千兵马前往靖州支援。
几天之后，李定国大军取得“靖州大捷”，遍体鳞伤的张国柱逃回宝庆。沈永忠清点了一下人数，还剩下两千多人，立马傻眼了：你是打架去了，还是集体自杀去了？
张国柱对作战经过做了一番描述，沈永忠听得毛骨悚然。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次在靖州闹腾的并不只是冯双礼的部队。
看来，孙可望开始对湖南下狠手了！
沈永忠只猜到孙可望非拿下湖南不可，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对手会是南明最强悍的“战神”李定国。
湖南危急，沈永忠能想到的最佳办法，就是赶紧派人到桂林，恳请孔有德回师救援。
救，还是不救？
孔有德不需要权衡商议，更不需要扔硬币，在第一时间便给出答复：没空！
孔有德如此绝情，打酱油的都看不下去了。要不是帮你把守后院，老沈也不会大老远被调过来接这个烂摊子。如今老沈落难，你老孔竟然见死不救，未免太不仗义了吧？
围观群众往往都是不明真相的，其实孔有德有足够的理由拒绝：
其一，报沈永忠的“一疏之仇”。
进军广西后，由于后勤补给一时跟不上，孔有德曾经向衡州、永州借支粮饷，并承诺有借有还。屁大点事，沈永忠却一封奏疏捅到朝廷上去，搞得孔有德十分难堪。
其二，沈永忠谎报军情。
孔有德判断，广西有自己的大军坐镇，孙可望不可能派大部队进入湖南，除非他的云南、贵州不想要了。因此，一定是沈永忠自己没本事，打了败仗就怪对手太强悍。
其三，兵力难以在短时间内收拢。
孔有德虽然坐镇省会桂林，但三镇总兵分别镇守在广西各地，线国安驻南宁、马雄驻梧州一带、全节驻柳州（原配属的曹得先、马蛟麟两位总兵已调离），收拢起来相当麻烦。
其四，大军北撤，广西怎么办？
根据以往的经验，清军撤离之后，各种抗清势力比雨后春笋冒得还要快。两万大军回援湖南，能否干掉李定国、冯双礼还很难说，就算干掉了，你沈永忠还能重新把广西拿下来吗？
说一千道一万，各端各的碗、各吃各的饭。李定国在湖南，归你沈永忠管。他敢打到广西，我负责收拾，不用你沈永忠掺和。（设警逼我境，自有区处。）
救兵搬不来，打又打不过，所幸沈永忠还剩下一条路——跑！
从宝庆北撤这一路，沈永忠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在他看来，至少有两个人会要他的命：一是李定国，一是顺治帝。
李定国的追兵容易躲，大不了多走几天山路而已。如果顺治帝要追究“失地之罪”，沈永忠摆什么姿势都要中枪。
沈永忠胆战心惊地走到湘潭，接到了顺治帝下达的密旨——“不可浪战，移师保守”，一切都妥了！
奉旨撤退，再没有比这更惬意的事情了！
有了这道“护身符”，沈永忠跑得飞快，也撤得相当彻底。六月初二进入长沙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于八月初六主动弃守省会，退往岳州。
沈永忠跑了，湖南各地的官员、武装也纷纷“树倒猢狲散”，开展“逃跑大比拼”。很快，除了岳州、常德、辰州以外，李定国已收复湖南绝大部分地域。
“战神”之桂林大捷
四川打得只剩下一个保宁时，“衰神”刘文秀沉不住气，结果骨头没啃下来，倒把门牙崩坏了两颗，被孙可望打发回昆明“休假式疗养”去了。此时的湖南还剩下三座城池，李定国却决定“见好就收”。——是否具有敢于舍弃的远见与胸怀，往往决定着能力水平的高低！
湖南可以先放一放，李定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收拾孔有德！
此时，孔有德还在做着他的“春秋大梦”，认为湖南的局面不足为虑。尽管湖南各地相继被李定国的军队收复，孔有德除了在五月底派一部兵力驻守全州“警戒”以外，再未作更多的防备。
六月二十八日，李定国率大军自武冈、新宁进攻全州，原驻防军加上派来“警戒”的清军被“一锅端”。战报传来，孔有德大为震恐，次日亲率桂林的留守部队赶赴严关防御。
李定国乘胜进抵严关，将清军揍得七荤八素，孔有德当天便仓皇撤回桂林固守。六月三十日，李定国的前锋部队进抵桂林郊外。七月初二，桂林陷入重围，孔有德赶紧派人通知线国安、马雄、全节，令三镇总兵火速回援桂林。
桂林危在旦夕，三镇总兵又不是空军。回援之路要一步一步地走，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七月初四，李定国率军攻破桂林，悔恨交加的孔有德选择了自尽，史称“桂林大捷”。苟且偷生于桂林城内的陈邦傅、王荃可、张星光等降清大臣被活捉，并于九月在贵阳伏诛。其中，恶贯满盈的操蛋分子陈邦傅受刑待遇最高——剥皮揎草，传示滇黔！
干掉孔有德不是唯一目标，夺取桂林更不是终点，“战神”李定国继续率军南下。孔有德自行了断后，轮到线国安、马雄、全节傻眼了：主将都呜呼哀哉了，还打个鸟仗？
三镇总兵一溜烟撤到梧州，李定国在广西收复失地，忙得不亦乐乎。八月，终于腾出手来的李定国向梧州推进，线国安、马雄、全节不战自溃，逃往广东投奔了尚可喜。
八月十五日，李定国占领梧州，广西至此全部光复。四个月的时间，“战神”一举拿下两个省！
尚可喜曾经遭到孔有德的耻笑，如今孔有德死这么惨，尚可喜实在是没有幸灾乐祸的雅兴。不是老尚胸怀宽广不记仇，而是李定国的大军太强悍。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自己很快就会成为下一个孔有德。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尚可喜臆想的“意外”，偏偏意外地发生了。
李定国的大军已经在广西边境的梧州集结，准备挥师向东收拾尚可喜，却接到了孙可望的命令——火速回援湖南！
回援湖南？那里出了什么状况？莫非沈永忠“原地满血复活”还“装备升级”？
怎么可能！沈永忠一直都是半死不活。真实的情况是：湖南来了“新客”——清敬谨庄亲王尼堪。当然，尼堪不是单刀赴会，而是带着几千八旗精兵来的。他也不是来观光的，而是来找人打架的。直白地说，是来给沈永忠“报仇”兼“撑腰”的。
原来，顺治皇帝见湖南打得太不像样，担心影响两广的态势，于七月十八日委任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八旗兵南下。
按照原定计划，尼堪率军经湖南进入贵州，会同四川的吴三桂、李国翰捣孙可望的老巢，演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顺带把朱由榔请到北京“把酒言欢”。
但是，尼堪走到半道上，孔有德“殉难”的噩耗便传到了北京。顺治帝赶紧在八月初五重新下达命令，让尼堪拿下湖南后向广西推进。
同时，顺治帝又给广东的尚可喜、耿继茂下了一道死命令：固守待援，保存实力，不准去广西犯贱！（切毋愤恨，轻赴广西；倘贼犯广东，尔等宜图万全为上计。）其实，顺治帝未免多虑了。尚可喜天天提心吊胆，捏双筷子手都发抖，哪里还敢去广西送死。
尚可喜没敢动，但尼堪的八旗兵距离湖南越来越近。湖南一旦有失，贵州恐怕危矣，所以孙可望急眼了，赶紧命进军广西的李定国回撤。
客观地说，家大业大的孙可望逐渐变得跟刘文秀一个毛病——不稳重、不淡定，缺乏“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气魄，更缺乏“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战略眼光。
基于当时的态势来分析，孙可望的决定相当草率、相当幼稚。
其一，李定国率大军滞留两广，对清廷是一个重要的威慑。他们担心，两广一旦有失，必然导致西南的朱由榔、孙可望与东南的郑成功、鲁监国连成一片。因此，尼堪未必敢大举进攻贵州，西南老巢还是安全的。
其二，尼堪大军进入湖南尚需时日，在湖南打开局面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李定国即使要回援，也有足够的时间先进军广东，将尚可喜、耿继茂揍得“生活不能自理”，再从容地经韶州、郴州北上迎战尼堪。
其三，即使李定国从广西回援，也不应全军北上，广西至少需要留下足以抗衡尚可喜、耿继茂挑衅的留守部队。李定国手握十万大军，留下一半兵力守在梧州、桂林，尚可喜、耿继茂根本不敢动，而五万大军收拾尼堪，显然是绰绰有余。
遗憾的是，所有不该犯的错误，孙可望、李定国全犯了。十月三十日，李定国率十万大军回撤至衡州。
李定国大军撤退后，新任的广西巡抚徐天佑带着一两千人镇守梧州，安西将军朱喜三则率领一千多乌合之众驻防桂林，其余各地的防守兵力更加单薄，广西顿时空空如也。
来势汹汹的李定国大军突然没了踪迹，侥幸脱险的尚可喜胆识愈壮。为了探查广西的虚实，李定国前脚刚走，尚可喜就令孔有德麾下的三镇总兵线国安、马雄、全节率部返回广西。（顺治帝曾下令尚可喜、耿继茂不准去广西犯贱，所以尚军自己不敢乱动。）
九月初五，三镇总兵占领梧州，寡不敌众的徐天佑只得后撤桂林，又于十一月底撤至柳州。广西兵力如此空虚，线国安等人竟然磨蹭到十二月下旬才占领平乐。从梧州打到平乐区区四百里，花了将近四个月，三镇的战斗力也实在是烂得可以。一直到次年正月，清军才相继攻取阳朔、桂林，勉勉强强“收复”了广西。
“战神”之衡州大捷
交待完广西，再来说湖南，“战神”将在这里上演一出好戏！
李定国大军抵达衡州后，尼堪也在二十天后姗姗来迟，抵达湘潭。驻防在湘潭的是堪称“永历三大劲旅”之一的马进忠部。（另外两支分别是忠贞营和郝摇旗部。）
不过，经多年鏖战，又失去堵胤锡的庇护，这支劲旅早已风光不再。尼堪来势凶猛，马进忠决定不吃眼前亏，果断避其锋芒，退守宝庆。
有狼自远方来，不亦射乎！李定国早就给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一份大礼！
十一月二十二日，尼堪率军进抵衡州城外三十里，李定国派一千多军队迎战，严令“只许败，不许胜，务必一路败退”。——看出来了，这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老套路。
不错！“战神”李定国精心谋划的，确实是历史上早已被用得烂熟的把戏。如果尼堪有点智商，李定国或许还有机会旧瓶装点新酒，陡增波折与悬念。但是，尼堪实在太不给力，整个战役就是一个老得掉渣的过程，就算我有耐性讲，估计也没人有兴致听。
直接说结果吧：陷入重围的清军几乎全军覆没，主将尼堪阵亡，贝勒屯齐率残部艰难突围，狼狈逃回长沙，史称“衡州大捷”。
从永历六年（1652年）五月至十一月，“战神”李定国只用了半年的时间，便相继取得“靖州大捷”、“桂林大捷”、“衡州大捷”，掀起了南明抗清斗争的新高潮！
这三次大捷，不仅干掉清廷的两个王（定南王孔有德、敬谨庄亲王尼堪），还打破了清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更是沉重打击了八旗兵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
时任清廷吏部尚书的固山额真朱马喇在一封奏疏中，“痛心疾首”地承认：“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顺治皇帝也不得不哀叹：“我朝用兵，从无此失。”
这三次大捷，发出了南明抗清的最强音，为饱受清廷暴政压迫的百姓出了一口恶气，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清军民的士气！
胜利，是最响亮的集结号。在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很多抗清武装曾遭到清军的残酷镇压而偃旗息鼓。在三次大捷的感召下，这些武装又重新高举义旗，加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争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早已对南明小朝廷失去信心、选择“潜水”的前明遗臣认为中兴有望，也纷纷“浮出水面”，主动与“战神”李定国取得联系，表示愿意为朝廷效力。虽然这样的人很多是十足的政治投机分子，但抗清势力能成为投机的对象，确实反衬了“乾坤扭转”的势头。
隐居浙江的黄宗羲后来评价说：“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
如此骄人战绩，“战神”李定国确实居功至伟！
稍微回忆一下南明的历史，我们便能体悟到，李定国的三次大捷，还有一层更深的寓意——“战神”并非神话，只要南明自己不折腾、不胆怯、不内讧，任何强敌都是可以战胜的！
几年来，惨败的血腥教训、胜利的刺眼光芒，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南明的君臣顿悟这条克敌制胜的秘诀。但是，处处充斥着贪欲的小朝廷实在是无可救药。
三次大捷之后，多灾多难的南明再一次坐上了“过山车”，形势很快便急转直下！
同台竞技
眼看“战神”打得相当出色，孙可望开始不乐意了。
孙可望这些年在云南、贵州励精图治，“政绩”颇丰，深藏于内心的私欲也逐渐膨胀。按照大西军将领原定的盟约，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四人地位相当，“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虽然孙可望有最终的裁决权，但作为大西南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孙可望越来越不习惯与人分享“权力盛宴”。
麻烦的是，这四个人“各领一军不相下”。就军事实力而言，孙可望最多与刘文秀并列第三，跟李定国、艾能奇那是没法比。在这种情况下，老大想吃独食，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幸运”的是，艾能奇在阴沟里翻了船，提前结束“革命生涯”。刘文秀在四川沉不住气，吃了败仗，让孙可望找到借口，提前结束“政治生涯”。咔擦掉两个之后，孙可望“一手遮天”的障碍，就只剩下李定国一个。
堪称“战神”的李定国，从来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在张献忠的四个“义子”中，李定国实力最强、最能打仗，但最大的缺点是不善于讨好领导，让生性狡猾、善于溜须拍马的孙可望钻了空子。
孙可望被拥戴为“盟主”，比较顾全大局的李定国虽然不至于耿耿于怀，但对狡猾的孙可望，始终是睁大俩眼睛盯着的。
陈邦傅派胡执恭送来伪造的“秦王”敕印时，孙可望准备将错就错，李定国却是“火眼金睛”，“心疑其伪”，游说刘文秀一起抵制。
不管是真是假，“被封公”的刘文秀看到孙可望封王，早憋了一口气，因此说得也很直白：“我等自为王耳，何必封！”李定国稍微委婉一点：“我等无尺寸之功，何敢受朝廷之封。”
三个人没谈拢，孙可望却一意孤行，执意受封。刘文秀不敢跟孙可望对着干，也违心地接受敕印，唯独李定国毫不妥协，将敕印撂在一边。
杨畏知带着“平辽王”的敕印回到昆明后，孙可望大为光火，拒绝受封。李定国又串通刘文秀，跟孙可望对着干，“议欲受封”。孙可望怒了：你们成心的是不是？（汝前不受封，今何为而受乎？）
有专制必然有反抗，孙可望与李定国的矛盾多了去了，也不必细数。即便如此，两人还能待在一起混，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李定国的顾全大局。另外，想抗清的孙可望不能没有“战神”李定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随着李定国在湖南、广西“一鸣惊人”，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倚重，已经被“羡慕嫉妒恨”所代替。
李定国是孙可望派到湖南抗清的，但由于李定国打得太漂亮，“人气”立马就压过了孙可望。眼看这个跟自己“若即若离”的属下功高震主、声名远扬，孙可望坐不住了。
私欲战胜了理智，会使人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
衡州战役时，担心李定国“锦上添花”的孙可望开始混蛋，暗中下令配合李定国作战的冯双礼拆台，致使屯齐得以率残部突围。
除此以外，孙可望还亲自率军入湘，跟李定国“同台竞技”。——“北兵本易杀”，你能打，老子也能打！
永历六年（1652年）十一月初一，孙可望率大军进抵沅州，又派白文选率五万人进攻辰州这块“硬骨头”，打一个“开门红”给天下人看看。——李定国啃不动，老子孙可望来啃！
白文选不辱使命，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拿下辰州，击毙清军守将徐勇。孙可望气焰更加嚣张，公然在沅州摆起“鸿门宴”，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诱捕李定国。
按照原定作战计划，冯双礼、李定国、孙可望作为三个梯队，分批入湘抗清。因此，孙可望在沅州召集军事会议，李定国并没有过多怀疑，赶紧率部启程。
不过，孙可望在湖南尽在掌控之中的情况下挥师入湘，李定国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为了保险起见，李定国派心腹龚铭先行出发，到沅州打前站，探听孙可望的虚实。
尽管孙可望有意遮掩，但敏感的龚铭还是发现了一些端倪。他推断，沅州要举行的不是一次讨论湖南战事的“军事会议”，而是一场针对李定国的“军事审判”！
永历七年（1653年）正月，李定国走到武冈州，接到了龚铭从沅州送来的密信。李定国明白了，孙可望这是要“逆天”！庆幸躲过灾祸之余，“战神”李定国不禁仰天哀叹：“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功乎！”
混蛋的孙可望想“逆天”，李定国决定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惹不起，总还躲得起吧？！
为了避免上演“同室操戈”的惨剧，李定国率部调转方向，于二月经镇峡关进入广西发展，并重新占领梧州。
李定国离开湖南后，清军更加肆无忌惮。三月十七日，在衡州战役中侥幸得脱的屯齐率部进攻宝庆，孙可望率援军前来迎战。
由于一心想“亲立大功，以服众心”，急于求成的孙可望遭遇惨败，致使宝庆失守。颜面尽失的孙可望撤回贵州，湖南再次陷入僵持状态。
宝庆失利并没有让孙可望警醒，他还想继续“逆天”。
探知到李定国驻防柳州后，孙可望又派冯双礼率三万人前往袭击。李定国继续顾全大局，主动后撤。不知好歹的冯双礼穷追不舍，忍无可忍的李定国奋起还击，怀着相当复杂的心情，将曾与自己在湖南并肩作战的冯双礼打得抱头鼠窜。
挨了一顿痛扁，孙可望才算是老实了，不敢再去广西找李定国的茬。
从现在开始，孙可望与李定国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了。
“战神”一战广东
进入广西以后，李定国并没有跟线国安、马雄、全节三镇总兵率领的“还乡团”纠缠，而是挥师东向，对准尚可喜、耿继茂盘踞的广东杀了过来。
永历七年（1653年）三月，李定国率部杀入广东，一路上锐不可当，二十五日便进抵肇庆，又分兵占领四会、广宁等地。
广东再次出现南明的正规军，很多“潜水”的抗清武装纷纷“冒泡”。在这些地方抗清势力中，郝尚久是比较有故事的。
郝尚久是李成栋的部将，这些年一直在“跳槽”。崇祯十七年（1644年），郝尚久跟随李成栋降清。永历二年（1648年），郝尚久又跟随李成栋反水归明。永历四年（1650年），尚可喜、耿继茂南下广东，郑成功也到潮州地区“武装征粮”，两头受气的郝尚久再次向清军投降。
郝同学频繁“跳槽”，连清军都看不下去了，认为他反复无常、桀骜不驯，有必要进行职业素养教育。永历六年（1652年）八月，潮州总兵郝尚久接到新任命，调任广东水师副将。
兵种要换，地盘要占，兵权要收，还官降一级！——早知如此，还投个屁的降！
郝尚久拒绝接受任命，死赖在潮州积极准备反水。李定国大军开进广东，郝尚久紧跟着又“跳槽”了，并跟李定国取得联系。
尚可喜、耿继茂急眼了：西面是李定国，东面是郝尚久，广州成了“三明治”！
其实，尚可喜的担心有点多余，广州被两面夹击，郝尚久却是被四面夹攻。西面是盘踞广州的尚、耿大军，东面是驻防福建漳州的清军，北面还有占据大埔、镇平（今广东蕉岭）、程乡（今广东梅县）的清军吴六奇部，甚至南面的大海也不省心，时刻得提防着郑成功这个“武装乞丐”来“化缘”。
李定国当然想夹击广州，但郝尚久明显拿不出手，唯一靠谱的同盟，是活动在福建沿海的郑成功。
如果郑成功能率水师到广东参战，这盘棋显然就走活了。尚可喜、耿继茂根本就不是两路大军的对手，拿下广州不过是时间问题。
夺取广州，孙可望占据的云南、贵州便可通过李定国控制的两广，与郑成功、鲁监国活动的福建、舟山连成一片，形成西南、华南、东南“三南并举”的局面。
梦想鼓舞人心，现实却令人扼腕。——李定国谋划得很到位，但郑成功似乎对广东兴趣不大。
郑成功到底怎么想的，李定国并不清楚，但肇庆就在眼前，不打一打，实在对不起如坐针毡的尚可喜。
三月二十六日，李定国大军开始攻城，清总兵许而显据城固守，双方展开攻防激战。
肇庆的许而显比辰州的徐勇还要难对付，他不仅兵力较强，而且鬼主意多。看到南明军架梯攀城，许而显暗中派精兵出城迎战，主要的任务是抢夺南明军的云梯。
梯子被“收缴”，李定国另出妙计——“上天”不行，咱就“入地”。于是，数万南明军成了“工程兵”，除了少数警卫以外，全都忙活着一件事——挖地道。
虽然李定国在“工地”四周都拉上了帷幕，但城墙上的许而显站得高看得远，很快就发现了南明军的新战术。许而显见招拆招，也开始在城墙内挖拦阻沟。
许而显的“工程”有城墙挡着，李定国看不见，继续搞自己的“人防工程”。两支“施工队”在肇庆干得不亦乐乎，广州的尚可喜却坐不住了。他不知道许而显能撑多久，更不知道自己能否撑得住。孔有德、尼堪都成了“战神”李定国的刀下之鬼，尚可喜不希望成为第三个。
心虚胆寒的尚可喜一面向清廷请援，一面亲自带着援军前往肇庆。耿继茂没跟着来，而是在三水设防，阻击李定国派出联络郝尚久的部队，谨防兵力空虚的广州遭到偷袭。
尚可喜抵达肇庆后，于四月初八命大军杀出城去，迅速击溃李定国的警卫部队，占领各地道口，接着以烟熏的方式消灭地道内的南明军。此时，李定国的“施工队”还在地道里专心作业，出又出不来，有力没处使，很多都被熏成了“腊肉”。
李定国被迫率部撤退，距离肇庆五里下营，尚可喜乘胜追击，一举冲破南明军的临时阻击阵地，大获全胜。南明军败局已定，李定国见夺取肇庆已成泡影，只能撤回广西，整军再战。
大军一撤，郝尚久就惨了。
五月，驻防南京（清廷更名为江宁）的昂邦章京哈哈木、梅勒章京噶来道噶奉命率军增援广东。
援军显然来晚了，肇庆战役早已结束。
总不能白跑一趟吧？李定国撤回广西，哈哈木的“牛刀”只能用来“杀鸡”了。八月十三日，耿继茂、哈哈木会同南赣的孔国治包围潮州，郝尚久恐怕难逃此劫。
其实，早在李定国肇庆兵败时，郝尚久就预感到形势不妙，病急乱投医，赶紧向“老冤家”郑成功请援。郑成功倒是很积极，于六月应邀而至。
但是，老郑“三招不离本行”，他不是来帮忙，而是来“征粮”的。——饿死鬼投胎，没办法。
八月，郑成功的“援军”满载粮食返回福建，郝尚久被彻底抛弃了。九月十四日，潮州失守，郝尚久自杀。
“战神”再战广东
第一次进军广东失利后，李定国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并积极筹备第二次进军广东。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南明实现“翻盘”的最佳时机！
其一，前面说过，广东是永历政权实现“三南并举”的最关键一环。
其二，常年从事海外贸易的广东经济发达，税赋是广西的十倍以上，可以为抗清提供更加雄厚的经济保障。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从双方的态势来看，广东虽然不至于唾手可得，但也并非难事。
我们先分析一下清、南明双方的力量对比情况。
——清军方面。
哈哈木、噶来道噶毕竟是来帮忙的，剿灭郝尚久之后，十月份便离开广东。尚可喜、耿继茂有多少人呢？两万？你以为他们带的都是“不死鸟”啊？
现实的情况是，尚可喜、耿继茂的老部队加起来还剩下不足五千人。尽管在当地有所补充，勉强招募到两万多人，但大部分“皆游荡之辈，俱非经战之辈”。换句话说，不是老油条子，便是新兵蛋子。
——南明方面。
李定国入湘时的十万大军还剩下四万多人（有些部队没有从湖南跟随李定国到广西发展，另有一些战斗减员），很多都是大西军时期的“老革命”，经验丰富，英勇善战。
郑成功更猛，这些年在福建沿海“闷声不响发大财”，兵力达到十万以上，战船上千艘，水师实力绝对是全国第一。难怪他总是找郝尚久“打秋风”，海上又不能种地，靠着金门、厦门一隅之地，养活这么多人，实在是饿啊！
除了这两只正规武装以外，广东各地的义师相当活跃。钦州、廉州有邓耀等部，高州有周金汤，阳江沿海有李常荣，恩平有王兴，台山沿海有陈奇策。这些义师的前身大多是永历政权的正规军，普遍接受大学士郭之奇、南明两广总督连城璧的指挥。虽然实力有限，但由于地皮熟、人脉广，作为“民兵”协助主力作战还是绰绰有余的。
如此看来，真是天赐良机！
套用一个英语句式：这个机会如此绝妙天成，以至于只会逃跑的朱由榔都看出来了！
永历七年（1653年）九月，朱由榔派兵部职方司员外郎程邦俊赶赴广东，向节制各地义师的郭之奇、连城璧宣谕，阐明“藩臣定国，戮力效忠，誓复旧疆”，严令郭之奇、连城璧务必联络广东义师做好接应。
李定国派人联络郑成功之后，于永历八年（1654年）二月从柳州出发，经横州、灵山进抵廉州，清总兵郭虎弃城而逃。南明军相继占领高州、雷州，广东西部顺利光复。
尚可喜、耿继茂惊慌失措，一面向清廷求援，一面收缩兵力在广州布防。广东清军并不经打，远水又解不了近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第二个孔有德即将在广东诞生。
悲催的是，意外的事情再次“意外”地发生。四月，李定国患病，一直到八月才基本痊愈。在此期间，既定的作战计划受到一定影响。
不过，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进医院的“战神”李定国身体有恙，脑子却不残，依然在坚持指挥。
真正致命的意外，是郑成功似乎“脑残”了，居然没动静！
六月，稍事停顿的李定国大军继续向前推进，意图夺取与郑成功约定的会师地点——新会。同时，李定国再次派人前往厦门，催促郑成功赶紧出兵参战。
六月二十九日，新会战役爆发。由于李定国身患重病，不能亲临一线指挥，南明军的作战士气受到很大影响。另外，南明军缺乏水师助战，打起来相当被动。一个月过去了，近在咫尺的新会依然纹丝不动。
八月，李定国终于盼来了厦门的消息，但却不是好消息。郑成功使者姗姗来迟，言辞闪烁，李定国明白，援军是彻底没指望了。
郑成功两次“爽约”，看起来令人匪夷所思，其实理由很简单。
其一，郑成功一心要做福建的“土霸王”，不想插手广东、帮别人打架，损耗自己的实力。
其二，郑成功正在假意与清廷“和谈”，趁机解决粮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想贸然出兵，打乱向清军“征粮”的原定部署。
李定国缺乏后援，局面越来越被动。尽管陈奇策率舟师于八月参战，控制广州出海口，切断了广州与新会的联系，但义师实力有限，南明军的形势依然在继续恶化。
新会牵制着李定国的大军，郑成功又按兵不动，尚可喜、耿继茂可以放心大胆地待在广州固守待援。
十月初三，病愈的李定国亲率大军向新会发起新一轮猛攻，地道战、炮战都用遍了，新会守军依然负隅顽抗。
新会确实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但城中的守军日子也不好过。
由于被围困了几个月，城中的粮食已经消耗殆尽，饿着肚子的守军开始向百姓伸手，“搜粟民家，子女玉帛，恣其卷掠”。到了十二月，百姓也断了炊，从“掘鼠罗雀”到“食及浮萍草履”，将能吃的、不能吃的全吃了个遍，就差抱着城墙啃了，实在是惨不忍睹。令人发指的是，丧失人性的清军无粮可掠，竟然戕杀居民为食！（兵又略人为脯腊，残骼委地，不啻万余。）
十二月初十，朱马喇率援军抵达广东，十四日会同尚可喜、耿继茂向南明军发起总攻。四天激战后，李定国全线溃退，除了留下几千人镇守罗定外，大军主力悉数撤回广西，第二次进军广东以失败告终。
次年正月，罗定守军撤回广西。二月，李定国在清军的追击下退往南宁，南明“三南并举”的重大转机化为泡影。
失去孙可望的支持和郑成功的协同，闪耀在“战神”李定国头上的光环，也开始黯然失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