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大集合
尽管后院起了大火，但考虑到夜长梦多、日久生变，多尔衮并不希望统一事业就此停滞。由于大部分满八旗军队都在山西“救火”，多尔衮只好让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王”再辛苦一趟。
前面说过，金声桓“易帜”后，进剿湖南的“三王”军队奉命撤回汉阳，卡住上游。谭泰大军进入江西后，金声桓已经翻不起什么大浪，“三王”军队便撤回辽东休整。
这就奇怪了，既然江西警报解除，“三王”军队应该继续进剿湖南才对，为什么一溜烟撤回辽东呢？
其实不奇怪，看看“三王”剩下的人马便一目了然。永历三年（1649年）四月，“三王”奉诏从辽东赶赴北京，兵力如下：孔有德三千一百人，耿仲明二千五百人，尚可喜二千三百人，这还是在辽东休整过后的。
现在明白了吧，从岳州打到全州，“三王”军队已经从“高富帅”打成了“矮穷矬”。不是“三王”不想进剿湖南，而是不想送死，好歹留点种子吧？
由于“三王”的队伍太寒碜，连多尔衮都看不下去了。在兵员极不富裕的情况下，多尔衮还是命兵部七拼八凑地对“三王”的军队进行补充。孔有德补充到两万人，配属线国安、曹得先、马蛟麟三位总兵；耿仲明补充到一万人，配属徐得功、连得成两位总兵；尚可喜也补充到一万人，配属许尔显、班志富两位总兵。
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条件只有一个——南下！
兵部还在酝酿作战计划，最初打算是孔有德负责福建、耿仲明负责广东、尚可喜负责广西，一人一省，搞“劳动竞赛”。
计划尚未定稿，探到口风的尚可喜最先跳出来“举手投降”：换别人吧，我干不了！
尚可喜说的也是实情，打广西跟打福建，难度都不在一个数量级。
——打广西要经过湖南，湖南又是济尔哈朗留下的“烂尾楼”，必须先完工再说；打福建只需要从浙江翻过仙霞岭，或者从江西翻过杉关便可到达。
——广西是永历朝廷的老巢，好几支能打的部队都龟缩在桂林一带；福建早被“浙系”、“闽系”搅成了一锅粥，而且水战见长，陆战偏弱。
总之，打福建的“水货”可以说是手到擒来，打广西则是“买一赠一”，必须连着湖南一起打。
照此分析，整个作战计划便是：孔有德带着两万人去福建“捏柿子”，尚可喜带着一万人去湖南、广西“啃树皮”（比“啃骨头”还要惨）。——就算多尔衮是孔有德的干爹，也不能这么干吧？
尚可喜不干，孔有德又想过点嘴瘾，一再耻笑尚可喜是“娘们儿”。尚可喜怒火中烧，直接向朝廷上疏：南下可以，但不跟多尔衮的“干女儿”孔有德一块儿混！
“三王”还没出门，互相就掐了起来。多尔衮正被山西的事情搅得头大，没时间理会这些烂账，只想早点把三个人打发走。
最后，兵部对南下作战计划进行了调整，孔有德经湖南打广西，耿仲明、尚可喜经江西进攻广东。“三王”在补充兵员的基础上，再配属浙江、湖广调集的部队，开始向南方进发。
湖南，“烂尾楼”
永历三年（1649年）六月，孔有德率军抵达湖南衡州。按照惯例，孔有德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避暑。
过完“暑假”，孔有德着手做第二件事情——修“烂尾楼”。
湖南这个“烂尾楼”确实烂得可以。自从济尔哈朗大军退却后，除了焦琏收复广西北大门全州外，湖南的地方势力也纷纷钻出来，坚决贯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术，很多地方又成了南明的天下，特别是靠近广西的永州地区。
孔有德在湖南到处用兵，一点没有进军广西的迹象（没办法，抽不开身）。十一月，孔有德率军进攻永州。攻守持续了一个月，到十二月十二日才攻克，足见永州兵力之强盛。
尽管孔有德在湖南攻城略地，但仍然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城池到手了，明军却不见了。很明显，各地抗清势力又开始“敌进我退”钻山沟了。
湖南是这种态势，孔有德哪里还敢南下广西，万一背后被捅上一刀，麻烦可就大了。
一直熬到永历四年（1650年）二月，清廷才调山东的沈永忠部进驻湖南宝庆，并配属图赖麾下的总兵张国柱、郝效忠，接替孔有德在湖南修“烂尾楼”。
孔有德解除了后顾之忧，方才放心大胆地挥师南下。三月，孔有德率军向湘、桂交界的镇峡关发起进攻。
镇守镇峡关的，依然是曾在此拦截堵胤锡残部的曹志建。曹志建被何腾蛟训练成了“草包”，但打清军还是不含糊的。看到清军来袭，赶紧率兵出关迎战，激战了一个多月，实力不济的曹志建被干掉一万多人。
主力被干得差不多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跑啊！
曹志建一溜烟跑到弟弟曹四驻扎的灌阳，继续坚守。清军随即占领镇峡关，折返湖南境内“关门打狗”，先后拿下武冈、靖州、新宁等地。
转眼又是夏天，孔有德继续放“暑假”，坐等秋高气爽。
在湖南折腾了一年多，孔有德终于可以大踏步向广西进发了。九月，孔有德兵分两路南下，一路由董英、何进胜率领，清剿灌阳的曹志建兄弟，孔有德亲率另一路向全州、兴安、严关一线进攻。
九月十二日，灌阳的曹志建弃城而逃，在恭城青塘窝宿营。次日，清军进攻曹营，桂林东南门户恭城失守。此时，另一路清军也顺利拿下全州，向桂林的东北门户兴安、严关逼近，对桂林形成南北合击之势。
孔有德大军压境，作为广西省会的桂林也在积极准备中。——“总指挥”瞿式耜准备应战，赵印选（驻严关）、胡一清、杨国栋、王永祚、蒲缨、马养麟等将领准备逃跑。
十一月初五，赵印选联合其他将领将“准备”付诸行动，带着军队、家眷、财产，浩浩荡荡向西逃窜。手无寸铁的于元烨也微服出逃，结果被乱兵所杀。
主要将领纷纷弃城而逃，桂林城中一片大乱。瞿式耜痛心疾首，却无可奈何。
永历建政四年有余，曾经意气风发的瞿式耜已是心如止水。“二祖江山人尽掷，四年精血我偏伤”，瞿式耜不想再跑了，他决定留下来，为自己跌宕的一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殉国是门技术活
作为拥立朱由榔的最初动议者，瞿式耜算是一个另类。在浊气熏天的永历朝廷里，瞿式耜只希望独善其身。他既看不惯陈邦傅、马吉翔等人的颐指气使，也对堵胤锡“勾结”农民军颇有微辞。
几年下来，瞿式耜最大的感受应该是孤掌难鸣，他对腐败不堪的永历朝廷和只会逃跑的朱由榔已经彻底死心。让瞿式耜感到些许欣慰的是，当其他人纷纷逃亡之时，有个人却主动走进桂林城。这个人，便是瞿式耜的门生——张同敞。
张同敞，湖北江陵人，“一代帝师”张居正的曾孙，崇祯时期荫补中书舍人。隆武建政后，授锦衣卫指挥使，受命赴湖南抚慰堵胤锡及忠贞营。返回途中，闻知福建失守，张同敞辗转到两广投奔永历政权，授翰林院侍讲。永历帝在武冈遇险之时，张同敞逃亡于贵州境内。与朝廷重新取得联系后，在瞿式耜的举荐下担任广西总督。
桂林告急，张同敞从灵川返回桂林，问瞿式耜怎么办。瞿式耜的回答很坚决：“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身将安往！” 张同敞见恩师如此大义凛然，也决定留下来共赴死难。当夜，两人在淅淅沥沥的雨声陪伴下，“呼酒对饮”，“遥望城外火光烛天，城内寂无声响”。
次日清晨，清军进入桂林城（不是攻入，因为根本没人守），活捉了这两位等候已久的“醉汉”。孔有德耐心招降，但瞿式耜、张同敞态度坚决。孔有德有点舍不得杀这两位前明旧臣，便将二人软禁在靖江王府。靖江王朱亨歅父子也没有逃跑，孔有德也是以礼相待。
对于瞿式耜、张同敞而言，软禁的生活还是比较惬意的，管吃管住，还能吟诗作赋。但是，这并不是两人想要的，他们只有一个目标——殉国！
瞿式耜、张同敞死也不投降，但孔有德并没有动手的迹象。稀里糊涂过一个月，瞿式耜急眼了：老孔，你是养猪过肥年，还是钱多没处花？
瞿式耜最担心的是，长期这么与世隔绝地活着，势必会谣言四起，对自己的“清白之身”很不利。“愿作须臾刀下鬼，何妨慷慨殿中狂”，瞿式耜迫切地想做个了断。
十二月，瞿式耜给原驻平乐府的焦琏写了一封密信。在密信中，瞿式耜让焦琏率部向桂林靠拢，并承诺自己可以做内应，里应外合干掉孔有德。——老瞿未必太天真了吧？焦琏能有几号人，敢打桂林？
收复桂林的可行性倒还在其次，最重要的问题是——焦琏，在哪里？
这恰似一个南明版的“把信送给加西亚”的故事，瞿式耜派出的使者最终不辱使命，第二天便顺利地将密信送到了孔有德的手中。
等等，怎么跑孔有德手里去了？没错！瞿式耜向使者交待的“加西亚”就是孔有德！
于是，使者揣着密信招摇过市，被清军查获，上交给孔有德。孔有德看完密信，大吃一惊，做出了一个瞿式耜等待许久的决定：行刑！
十二月十七日，瞿式耜、张同敞心满意足在桂林慷慨就义！
那年头，殉国都是一门技术活！
出师未捷身先死
孔有德率军“买一赠一”，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平定湖南，拿下桂林，可以说是历尽艰辛。不过，对比一下耿仲明、尚可喜的遭遇，孔有德的心理应该比较平衡。——居然有人比我还惨！
永历三年（1649年）十一月，孔有德还在永州啃城墙，耿仲明、尚可喜刚刚抵达江西，耿军驻扎在吉安府，尚军驻扎在临江府（今江西樟树临江镇），两人约定十二月初三南下。
约定的时间还没到，麻烦便自己找上门了。随军的满洲贵族向朝廷揭发，说耿仲明、尚可喜一路上私自收留“逃人”一千多人！
这可是“要你命三千”的重罪！
清军入关前后，还处于封建农奴制阶段，八旗的王公贵族拥有大批农奴、奴仆，普通兵丁也有一些。这些农奴和奴仆主要来自于俘虏、买卖、罪犯家属和失去土地的投充之人。清军入关之后，大量农奴、奴仆逃脱，成为所谓的“逃人”。
作为清军将领中的汉人，耿仲明、尚可喜私自收留“逃人”，还达到一千多人，长十个脑袋也不够砍！
满洲贵族的“诉状”上达天听，北京很快做出反应，下令严查。十一月二十七日，心虚的耿仲明畏罪自杀。
“出师未捷身先死”，耿仲明死得有点冤枉。倒不是罪名冤枉，收留“逃人”确有其事，作为利益相关方的满洲贵族也没有诬告。耿仲明的冤枉在于，多尔衮并不打算严惩。
清廷正值用人之际，需要靠耿仲明、尚可喜平定广东，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按律处治，斩杀令一下，相当于是逼着正率军驻扎江西的耿仲明、尚可喜做第二个金声桓、李成栋。
多尔衮决定宽宥，不砍头、不削爵、不革职，一人处罚四千两银子了事，也算是给告状的满洲贵族一个交代。
查也查了，罚也罚了，可耿仲明挂了，他手下的一万大军怎么办？
为了安抚军心，多尔衮指派耿仲明之子耿继茂作为尚可喜的助手统率旧部，两万大军统一归尚可喜指挥。
这么一折腾，尚可喜一万变两万，于十二月初三挥师南下。十六日，大军抵达赣州，南赣巡抚刘武元派部将栗养志为前锋兼向导，带着尚可喜的两万大军，于二十七日抵达毗邻广东的南安府。
打到南雄过大年
广东的南雄府近在咫尺，但一向谨慎小心的尚可喜并没有贸然行动，他需要做一些准备，具体来说是三个方面：
第一，派人到前线侦察对方兵力部署，做到知己知彼。
第二，安排间谍潜入南雄府城，伺机而动。
第三，准备在南安过大年。——当然，这是做给对方看的。
趁着尚可喜准备空当，我们来看看南明方面。
南明军队在南雄府的布防有点意思，这得从三月份开始说起。
当时，金声桓、李成栋打赣州相继败北，赣州、南安依然在清军的手里。特别是金声桓在南昌殉难后，广东北面的军事压力剧增，永历朝廷特意派李成栋手下的悍将阎可义镇守南雄府。
南明的将领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逃跑型”、“死守型”、“找茬型”。
“逃跑型”是弘光、隆武、永历三朝的主流门派，特点是怕被人打，所以望风而逃，代表人物包括刘泽清、何腾蛟、陈邦傅等。
“死守型”比较少见，特点是怕背骂名，于是守着城池死扛，拼了老命也要与城共存亡，代表人物有史可法、瞿式耜等。
“找茬型”简直就是凤毛麟角了，特点是怕没仗打，迎头撞树也要踢三脚，代表人物——阎可义。
南雄府是广东的北大门，与江西的南安府仅隔着一道梅岭，相距不足百里。要是换作“逃跑型”将领镇守，听说清军逼近梅岭就会望风而逃。换作“死守型”将领，情况稍微好一点，赶紧收缩兵力，退守孤城。
阎可义镇守南雄，情况就大不同了。自从来到南雄，老阎便三天两头派人去梅岭打探：清军怎么还不来？
从三月等到七月，一转眼就是夏天。此时，耿仲明、尚可喜还在路上，阎可义实在没耐性了，你不来是吧？我去！
七月，阎可义带着手下人马翻过梅岭，直抵南安。清军守将撑不住，赶紧向赣州求援。南赣巡抚刘武元派栗养志增援，阎可义大败，梅岭失守。
不久之后，爱找茬又不经打的阎可义病故。杜永和、李元胤决定派罗成曜镇守，罗成曜打死也不去，理由很直白：你们享福，让我受罪，凭什么？（尔等俱安享受用，独苦我邪？）
杜永和百般劝说，又承诺重赏，罗成曜这才勉为其难地上任了。不过，罗成曜将调令打了个对折——自己驻韶州，派部将江起龙与总兵杨杰守南雄。
这就是南雄府目前的部署情况。先前的阎可义爱找茬、不经打，罗成曜则是既不找茬也不经打。对于尚可喜而言，从梅岭俯冲而下，夺取南雄，跟玩儿似的！
十二月二十八日，尚可喜率大军悄悄出动，逼近南雄。三十日，潜入南雄的清军间谍纵火焚烧城中的鼓楼。正忙着过除夕的南明军赶紧救火，间谍趁乱打开城门，迎清军主力入城。
江起龙、杨杰本以为清军会在南安过大年，自己也能在南雄过大年，没想到清军想跟他们一起在南雄过大年。由于守城军队近日忙着筹备年货，此时又忙着救火，没功夫搭理入城的清军，结果被打得大败。
清军占领南雄，一面开始屠城，导致“城内居民，屠戮殆尽”；一面继续向南进发。
永历四年（1650年）正月初六，尚可喜率大军抵达韶州，罗成曜弃城而逃，清军顺利接管韶州府城，并派人招抚府属六县，广东的北大门落入清军之手。
跑路，还是跑路
南雄、韶州的消息传到肇庆，永历朝廷上下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围绕何去何从的问题，群臣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马吉翔主张向广西撤退，打不赢就应该跑，这又不是第一次。驻扎在广州的杜永和则认为，韶州距肇庆还有一段距离，广州也还在我们的手里，有什么好怕的？朝廷如此贪生怕死，必然引发人心瓦解，无异于将广东拱手送人。
杜永和貌似做起了第二个瞿式耜，其实也有自己的算盘，他不希望“逃跑帝”朱由榔脱离“广东系”的控制。因此，杜永和的意见得到金堡、彭佺等“广东系”官员的支持。
群臣各怀鬼胎很正常，最终还是朱由榔来拍板。不用怀疑，此时的“逃跑帝”朱由榔比谁都想早点开溜！
朱由榔想跑，但“占人地盘受人管”，杜永和的意见不能全当放屁。为了顺利跑路，朱由榔派刘远生、金堡前往广州，向杜永和解释“转移”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
一句话：不跑路，我死了你负责？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杜永和还能说啥，只是发自肺腑地向朱由榔表明自己的保留意见：“上西去，则竟弃广东，付之还虏，诸忠义士随成栋反正者，亦付之还虏，令其杀戮。为皇上画此谋者，亦何其惨也！”
“广东系”官员跟着李成栋“易帜”，让广东失而复得。如今大军压境，就把这些人撂下不管，朱由榔多少有点于心不忍。杜永和说得如此恳切，朱由榔决定豁出去一次，留在肇庆观察一段时间。
朱由榔“良心发现”，一个叫夏国祥的死太监却死性不改。看到朱由榔犹豫不决，夏国祥擅自将皇太后送到行宫门外，又以皇太后懿旨的名义催促朱由榔赶紧上船。朱由榔倒是会顺坡下驴，赶紧以妈的名义跑路，于正月初八登船，沿西江而上，二月初一抵达梧州暂避。
离开肇庆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朱由榔或许还心存侥幸，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返回自己登基的原点。但是，历史并不打算再给“逃跑帝”朱由榔这个机会。
正月二十七日，尚可喜、耿继茂率两万大军从韶州南下，两日后占领英德。尚可喜派总兵许尔显率一路兵马沿水路攻取清远，自己亲率大军主力逼近广州外围的从化。
三月初四，从化失守。两日后，尚可喜、耿继茂大军进抵广州近郊。
死守
此时固守广州的，是李成栋死后强行接管广东的杜永和。
前面说过，南明将领有三种类型，而杜永和属于第二种——“死守型”。史可法、瞿式耜都属于“死守型”，但相当不经打——史可法血战了一天，瞿式耜痛饮了一晚上。杜永和却是相当经打的“死硬分子”。
尚可喜兴致盎然地攻城，结果被杜永和收拾得灰头土脸，一上去就被干掉近千人。照这个速度损失下去，不出一个月，两万大军便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硬啃广州，不是崩坏牙的小问题，而是难保命的大问题。尚可喜决定改变策略，从两个方面入手做好充足的攻城准备。
一方面，对广州形成合围。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是让两万大军站成一圈这么简单，需要做的工作非常多，具体包括：
第一，分兵扫清广州外围府县，并运用剿抚并举的方针，控制广东其他地区。
至六月，惠州总兵黄应杰投降，潮州总兵郝尚久受到尚可喜“统一大军”、郑成功“抢粮大军”的两面夹击，宣布归附清军。
第二，征民夫在广州北、东、西三面挖壕沟，断绝广州与外界的联系，困死杜永和。
第三，以水师封锁广州南面的珠江，这个工作有点麻烦。清军千里迢迢南下，哪儿来的水师？
没有水师没关系，有人就行！
尚可喜一边安排人赶造战船、募练舟师（在九月完工一百多艘），一边派人在沿海四处招抚，终于在四月招降了梁标相、刘龙胜等率领的“红旗水师”。“红旗水师”投降得相当坚决，先纵火焚劫了杜永和的水师，接着封锁江面，配合尚可喜、耿继茂大军对广州形成“铁桶合围”。
另一方面，清军抓紧赶制攻城的重武器——红衣大炮。至十月，清军总共配备了七十多门大炮，每炮又配发四百枚炮弹。三万枚炮弹，足够了！
尚可喜在广州城外张罗了半年多，忙得不亦乐乎，要换作阎可义守广州，一天能出去骚扰七八次。但是，杜永和不喜欢找茬，几个月来一直趴在城墙上看“西洋景”。
客观地说，尚可喜敢这么干，既算准了永历朝廷只会逃跑，顾不上派援兵支援广州，也算准了杜永和魄力不足、瞻前顾后，不敢出城冒险。
清军分兵清剿外围，大营兵力空虚，杜永和不动；清军开始挖沟设卡，广州成为孤城，杜永和还是不动；清军赶制船只大炮、封锁江面，杜永和依旧“岿然不动”。
什么叫“死守”？这就叫“死守”！——瞪着死鱼眼，死愣着防守！
杜永和脑筋不开窍，但总有人脑筋开窍，他们不希望看到广州就这么耗着。驻守在肇庆的总兵马宝、郭登第率军进攻清远，“广东系”元老何吾驺也组织总兵陈奇策、张月水陆并进，在三水迎战清军。
悲剧的是，禁打的人脑筋不开窍，脑筋开窍的人又不禁打。马宝、郭登第没能攻下清远，却被清军揍得七荤八素。何吾驺这一路更别提了，仗没打赢，三水也丢了。
广州，已经危在旦夕。
尚可喜没有想到的是，广州城里竟然有人暗中联络准备投降清军。要知道，这些人都是跟着李成栋“易帜”的，投降必然也是一个死。既然是死，何必背个骂名投降？
历史终归有一些偶然，问题就出在驻守西外城的主将范承恩身上。根据史料记载，范承恩原来是淮安府的皂役，后来跟随李成栋四处征伐。由于此人目不识丁，被起个绰号叫“草包”。杜永和是李成栋的部将，对范承恩知根知底。
十月初十这天，是朱由榔的生日，众将领借此机会搞聚会。老杜也是损，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口一个“草包”，将范承恩呼来唤去，将老范弄个大红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事后，范承恩越想越来气，索性暗中勾结清军，给口无遮拦的杜永和一点颜色看看。
十月二十八日，清军准备就绪，开始攻城。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又有相当意外的内应，拿下广州必然是手到擒来。
十一月初二，清军攻入广州，杜永和登舟逃亡，前往琼州府继续抗清。
从十一月二十四日开始，尚可喜命令清军屠城，广州迎来了最黑暗的十天。根据史料记载，这是一场堪比“扬州十日”的大屠杀，广州城“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
屠杀之后的惨景，时人王鸣雷有这样一段血腥的描述：
“血溅天街，蝼蚁聚食。乱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便房已朽，项门未枯。欲夺其妻，先杀其夫；男多于女，野火模糊。羸老就戮，少者为奴；老多于少，野火辘轱。”
有一位紫衣僧人不忍目睹尸横遍野的惨状，大发慈悲之心，将遇害者的尸体收拢在一起焚烧。冲天的烈火过后，“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这是清军犯下的又一桩滔天罪行！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这笔血债，是尚可喜、耿继茂两个汉奸的杰作！
逃无可逃
“逃跑帝”朱由榔在梧州待了不到一年，又接到广州、桂林相继陷落的消息，这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巨大危机！可想而知，永历朝廷的乱象，比任何时候都要剧烈。朱由榔力挽狂澜、一锤定音：两广的省会都丢了，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跑啊！
永历四年（1650）十一月十一日，朱由榔乘舟向南宁逃窜。这次危机不比往常，再加上几年来跟着这位“逃跑帝”亡命天涯，群臣已经没有什么信心可言了。除了大学士严起恒、锦衣卫马吉翔、太监庞天寿以及焦琏、董英等少数官员外，大多数臣属陷入一片迷茫与混乱之中，但都有一个共识：遇到这么一个主子，早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朱由榔刚出城，群臣便开始分道扬镳、自寻退路，“兵各溃走，永历呼之不应”。
大学士王化澄等人往容县跑，半路遭遇土贼，“弃妻失妾，亡子遗仆”，转眼间成了叫花子，被迫躲入山区避难。
曾经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官员僚属，如今惶惶如丧家之犬，生不如死。（向为鸳班贵客，今为鹄形丧狗，哀苦万状。）真可谓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
经过浔州时，麻烦找上门了。镇守浔州的是陈邦傅，他意识到永历政权已经无可救药，便准备做第二个刘承胤，图谋抓住朱由榔作为“投名状”，向清军投降。
眼看就要羊入虎口，朱由榔再一次发挥了“嗅觉特灵，跑得贼快”的优势，率领船队“冲雨而过”。事发突然，陈邦傅猝不及防，让朱由榔从自己眼皮子底下顺利脱险。
快煮熟的鸭子竟然飞了，陈邦傅火冒三丈，带着舟师去追，跟在后面的焦琏、董英等人成了替死鬼。
“逃跑帝”朱由榔只顾着逃跑，根本没有布置阻击防线的意识，群臣又是“树倒猢狲散”，梧州毫无防守，相当于拱手送人。
朱由榔有意“送出”梧州，负责进剿广西的孔有德却没空“收礼”。
一直到三个月之后，孔有德才派马骥接管梧州，次月又派麾下总兵马蛟麟镇守。也就是说，作为广西巡抚的驻节地，梧州居然“空城三月”。
这打的什么鸟仗？！
桂林、广州先后陷落，实际上挂起了永历政权覆亡的倒计时牌。两广官员显然也对这个政权基本上绝望了，没骨气的选择投降，有点骨气的选择隐居或者出家，只有极少数骨头硬的选择留在“敌占区”继续抗争。
此时，广东境内主要有三位永历官员在坚持抗清。一是广州失守后，逃往琼州府的杜永和；一是陈奇策，三水之战失败后，率舟师辗转活动于钦州沿海；一是李成栋之子李元胤，他不忍抛弃父亲“易帜”的故土，主动请缨在高州、雷州一带打游击。
陈奇策有舟师，打不赢就做“海漂”，清军拿他没办法，坚持的时间比较长。李元胤、杜永和就惨了，由于缺乏后援和周旋空间，时间一长就撑不住了。次年，杜永和向清军投降，李元胤在钦州防城被擒，押往广州被处死。
永历四年（1650）十二月，朱由榔率残破不堪的永历朝廷抵达南宁。
对于永历政权而言，广东已经没有指望了，广西南宁也因为桂林、柳州、梧州相继失守而岌岌可危。“逃跑帝”朱由榔还能往哪里跑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朱由榔已经逃无可逃，只能将目光投向西南一隅。此时，盘踞在云南的是前大西军将领孙可望。
因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西南地区一直都是南明抗清斗争的“大后方”（其实也是“死角”），基本上没有进入过我们的视线。历史发展到现在，聚光灯终于照到了这一片南明最后的“王土”上。
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又将发生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