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从金声桓“易帜”开始，多尔衮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固然是此消彼长，永历的“中兴”便是清廷的危局，多尔衮面临着入关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由于永历政权腐败无能，金声桓、李成栋又先后出现重大战略失误，加上何腾蛟的严重错误，直接导致南明在江西、湖南两大战场失利，“中兴”的局面化为泡影。
对于多尔衮而言，永历“中兴”的终结，并不等于清廷的危局得以化解。虽说“大国泱泱”，但正如《红楼梦》里王熙凤说的，“大有大的艰难去处”，地盘太大有时候不一定是好事，比如“遍地是贼”的时候。这样的局面，偏偏就让“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江山换老板”的多尔衮赶上了。
在数得上号的几大抗清势力中，永历政权是最不经打的，多尔衮根本就没太重视。真正让清廷感到很难对付的，是东南沿海那一团浆糊。当然，这伙人时时刻刻都没有消停过。
早在永历元年（1647年）十一月，多尔衮便任命礼部侍郎陈泰为靖南将军，统率大军南下，会同新上任的浙闽总督陈锦（原总督张存仁调任直隶、山东、河南总督），向福建发起反攻。
在永历二年（1648年）初，福建的基本态势是这样：清军与鲁监国领导的“浙系”和以朱常湖、朱继祚为代表的“地方系”形成相持局面，福州被围成一座孤城；郑成功领导的“闽系”在泉州战役失利后转入守势，继续在金门、厦门一带休整。
南明、清军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后，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南明方面却在暗流涌动。倒不是“浙系”、“闽系”又开始掐架，而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鲁监国、郑成功此时都有烦心事。
在“浙系”内部，郑彩向来以“元勋”自居，妄图做鲁监国政权里的马士英、郑芝龙，但朱以海的“登位”轨迹跟朱由崧、朱聿键有本质的区别。他不是被权臣抓出来当“摆设”的，而是浙东地区抗清势力需要核心领导，被张国维等人请出来当家的。
郑彩想飞扬跋扈、一手遮天，身经百战的朱以海偏偏不吃这一套，两人的矛盾愈演愈烈。
永历二年（1648年）正月十七日，郑彩擅自杀掉大学士熊汝霖，“浙系”元老郑遵谦（曾在绍兴率先起义）愤愤不平，又被郑彩指使属下诱捕，被逼跳海自尽。
郑彩如此胆大妄为，鲁监国不禁大为光火。但是，郑彩敢这么做，当然也是有底气的。今非昔比，鲁监国朱以海不再是当年浙江的“精神领袖”，而是寄人篱下的“丧家之犬”，他也不敢拿郑彩怎么着，否则可能会无处安身。郑彩为所欲为，朱以海无非是以死相逼，说几句气话表个态，（杀忠臣以断股肱，生何益耶？）然后两手一摊，不了了之。（辍朝五日，不敢问。）
朱以海希望通过示弱的方式缓和君臣矛盾，但郑彩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又百般排挤刘中藻。作为“浙系”的元老级人物，时任大学士、兵部尚书的钱肃乐实在看不下去，在与刘中藻的通信中指责郑彩滥杀忠臣。不想两人的书信被无孔不入的郑彩耳目截获，钱肃乐遭到郑彩频繁的“精神打击”，于五月呕血而死。
眼看“浙系”元老一个个成了郑彩的刀下之鬼，有心无力的朱以海却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以“多行不义必自毙”来安慰和麻痹自己。
郑成功虽然没有朱以海的这种尴尬处境，但他的日子更加艰难。朱以海苦于无权，而郑成功正苦于无粮。
无权，大不了做个摆设；无粮，是要死人的。
郑成功虽然继续垄断着海上的生意，但金银不能当饭吃。金门、厦门地方太小，郑成功一般是派人到福建、广东四处买粮，勉强维持生计。
如此看来，朱以海和郑成功的日子过得都比较凄惨，清军大举南下，无异于雪上加霜。
三月，陈泰、陈锦率清军进入福建境内，并于四月初四攻陷建宁府，朱常湖、王祁阵亡，清军拉开了扫荡福建的序幕。四月间，清军主力进入福州，并击溃了活动于福州外围的刘中藻部，眼看南明军全线溃败，刘中藻在阵前自杀殉国。
在此期间，深受粮食问题困扰的郑成功发起了同安战役，击溃出城迎敌的清军后，于四月十八日进抵同安。同安知县张效龄弃城而逃，郑军顺利占领同安。
绍武政权的广东总兵林察辗转逃到福建，郑成功这才知道广东已经建立了永历朝廷。此时的郑成功一受“浙系”掣肘（旁边躺个监国，浑身不舒坦），二因出师无名（朱聿键已死），三被粮食困扰，迫切地需要找一个名义上的靠山，因此赶紧派部属携表文赴广东朝见，承认永历政权的领导。
七月，陈泰、陈锦率清军进攻同安，郑军守城部队寡不敌众，但依然顽强抵抗。郑成功自铜山（今福建东山）救援，半道上遭遇风浪，五日后才抵达金门，此时同安已经失守，郑成功怅然返回铜山。
由于郑成功粮食匮乏，又遭遇清军进剿，只得舍近求远，派船队前往高州等地，打着“同为永历臣子”的旗号找陈邦傅买粮。“闽系”的大部分战船成了武装运粮队，郑成功只有龟缩在海岛上等粮食。
鲁监国领导的“浙系”军队失去“闽系”的策应，渐渐陷入被动局面，福建恐怕很难再待下去了。
永历三年（1649年）正月，鲁监国移驻浙、闽交界的沙埕。六月，张名振攻克三门附近沿海的健跳所。次月，鲁监国移驻于此。
后来，郑彩因驻守厦门的郑联遭到郑成功袭击，向鲁监国求援。朱以海、张名振等人早就对郑彩憋了一口恶气，大家同仇敌忾，配合郑成功痛打落水狗。郑彩在鲁监国政权混不下去了，只有通过郑芝龙母亲黄氏说情，得到郑成功的宽宥，闲居厦门，终老于此。
虽然摆脱了清军的追剿和郑彩的控制，但朱以海不希望困在小小的健跳所苟延残喘，福建显然是回不去了，还能往哪里走呢？朱以海、张名振翻开地图，两只手同时指向了一个地点——舟山！
偌大的东南沿海，也只有这么一块弹丸之地足以安身了。但是，“浙系”能否在此立足，关键还要看“舟山王”黄斌卿的态度。
世事变迁，但黄斌卿依旧没有任何改变。接下来便上演了一出“舟山版”的“林冲水寨大并火，晁盖梁山小夺泊”，人物对应关系如下：
“白衣秀士”王伦——黄斌卿 饰；
“托塔天王”晁盖——朱以海 饰；
“智多星”吴用——张名振 饰；
“豹子头”林冲——王朝先 饰。
如果对《水浒传》比较熟悉，下面这段可以跳过。如果不怎么熟悉，请接着往下看。
当张名振提议迎接鲁监国上岛时，黄斌卿跟“白衣秀士”王伦一样，编出一大堆借口，说自己奉隆武为正朔、舟山“地窄粮寡”，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们还是另寻别处吧，小弟这里庙太小，难容各位大佛。（《水浒传》中的王伦对晁盖等人说：“感蒙众豪杰到此聚义，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
张名振怒了：扯什么淡，不就是多你黄斌卿一个吗？
九月，朱以海、张名振决定诉诸武力，并策反了黄斌卿手下相当不得志的部将王朝先。在王朝先的配合下，黄斌卿及其铁杆亲信全部被秘密剿灭，“浙系”完全控制舟山。
至此，舟山成了“浙系”的抗清中心。
打内战，反饥饿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百姓曾喊出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对于郑成功而言，这个提法显然是不现实的，要反饥饿，就必须打内战！
为什么？
粮食要么在清军手里，要么在南明军手里，你觉得郑成功打得过谁？
永历二年（1648年）八月起，广东揭阳爆发了一场历时半年的内战。内战的双方，一边是率船队买粮“反饥饿”的郑鸿逵水师，一边是驻守潮州的李成栋部将郝尚久。
一个买粮，一个守城，既然李成栋已经“易帜”，郑成功也奉永历正朔，为什么还能打将起来呢？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其一，潮州是传统产粮区，这让致力于“反饥饿”的“闽系”军队垂涎三尺。
其二，“闽系”与李成栋的成见极深。
“闽系”将领随郑芝龙降清后，都归属李成栋的领导。昨天还在战场与李成栋厮杀，今天就成了他的部属，因此饱受李成栋及其亲信的刁难甚至暗算。即便是广东“易帜”，李成栋态度依旧，原“闽系”将领纷纷回到福建投奔郑成功（施琅也在其中）。
郑鸿逵来到“老冤家”的地盘上买粮，明码实价、童叟无欺，郝尚久偏偏从中作梗。刚开始就把粮食当成切糕卖，郑鸿逵当然不干。后来不管老郑怎么开价，郝尚久就是两个字：不卖！再多说两个字：滚蛋！
买不来粮食就得挨饿，没饭吃的人什么事儿干不出来？郑鸿逵就跟郝尚久杠上了：不卖是吧？爷还不买了，直接改抢！
就这样，双方从八月打到十二月，谁也没占谁多少便宜。十二月十七日，郑成功亲率主力开赴潮州，以“征粮”为名在潮州外围大肆抢掠。郝尚久率军“自卫”，郑成功随即宣布“郝虏助逆”，开始大打出手，先后占领海阳（今广东潮安）、揭阳、潮阳、惠来、普宁等地，将郝尚久围困在潮州城内。
由于“浙系”、“闽系”内讧不断，陈泰、陈锦对福建的进剿十分顺利。仅仅一年的时间，“浙系”、“地方系”占领的福建各地便纷纷沦陷。
永历三年（1649年）三月，陈泰奉命率军北上回京，福建又成为“半真空”状态。
九月，清军千总王起俸因对上司——云霄营副将张国柱不满，前往铜山向郑成功投诚。次月，郑成功趁机杀到云霄港，击杀张国柱，俘获姚国泰，攻占云霄。
随后，郑成功派出一部兵力扼守盘陀岭，率主力围攻诏安。漳州总兵王邦俊率军救援，于十月二十八日攻下盘陀岭，郑成功被迫取消攻城计划。
尽管未能趁机扩大战果，但王起俸投诚、姚国泰被俘，郑成功已经赚大了！
打仗，重要的不是一城一地，而是人才！
郑成功跟清军较量，最大的优势是有强大的水师，最大的劣势是缺乏骑兵部队，因此每次都能从容退往海上，但陆战方面总是吃大亏。为了能够长期坚持，郑成功急切地需要一支骑兵，而王起俸、姚国泰恰恰就是杰出的骑兵将领！
随后的几年里，王起俸、姚国泰帮助郑成功训练出了一支战斗力十分强悍的骑兵部队，让清廷感到越来越难对付。
后院起火
此时的多尔衮还考虑不到那么远，他也没有精力去预测几年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
对于多尔衮而言，永历二年（1648年）是极不容易的一年，金声桓、李成栋突然“易帜”改变了南方的力量对比，给清廷带来了诸多麻烦。好在南明各派势力不太给力，除了暂时失去广东以外，清廷并没有太大损失。
时间进入永历三年（1649年），多尔衮发现真正的危局与考验才刚刚到来。他坐在紫禁城里心急火燎，急得脚下生疮、嘴上起泡；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多尔衮到底在急什么？
这里面还涉及另外一个疑问。
济尔哈朗大军收复湖南全境，并打开了广西的北大门，可迅速挥师南下，荡平两广。陈泰大军也平定了福建，可以直入广东，配合济尔哈朗的作战行动，对永历政权构成两面夹击之势，完全能够置朱由榔于死地，最起码也能把朱由榔打成海漂。
但是，两支大军先后接到多尔衮的命令，放弃战机撤回北京，让永历政权得以苟延残喘。这么好的机会，多尔衮为什么选择放弃？
直觉告诉我们，多尔衮的后院起火了！
纵观整个南明时代，能把清廷打急眼的南明将领有两个人，多尔衮在有生之年只遇上了一个。正是这个人在多尔衮的后院点了一把火，而且这把火越烧越旺，初来乍到的清廷倏忽之间成了“铁板烧”。
点火之人，名叫姜瓖。烧起来的后院，是距离北京不远的山西。
姜瓖，陕西延川人，前明大同总兵。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投降大顺军，五月李自成溃败，姜瓖杀守将张天琳后归附清军。
姜瓖刚刚归附清军时，将清军“报君父之仇”的宣传信以为真，擅自拥立代王后裔朱鼎珊，遭到多尔衮的严厉痛斥。七月十五日，姜瓖上疏“引咎辞职”，由于正值清军初入中原、笼络人心之际，多尔衮采取了宽宥、怀柔的政策。
背负这个“前科”在身，姜瓖在十月被调遣跟随阿济格西征时，表现得相当卖力，希望能够挽回影响。但是，次年七月被召回北京后，姜瓖又受到刚林等人的百般责难，被扣上“拥立前明宗室”的帽子，俨然是一出卸磨杀驴、秋后算账的把戏，好在多尔衮又没有深究。
刚林唱白脸，多尔衮便唱红脸，姜瓖被搞得心惊胆战，一方面对清廷言听计从，一方面又保持高度警惕。
永历元年（1647年）三月，清廷向“投诚”的前明将领发了一道谕令：“派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多尔衮这是想通过扣留人质来驾驭这些政治立场不坚定的武将。
多尔衮认为，这既是一块试金石，又是关键时刻的杀手锏，可谓“一箭双雕”。但是，多尔衮没有想到，拿定主意要造反的人，哪里还顾得上儿子的死活？儿女情长、瞻前顾后，就算造反也难成大事。
这种把戏对铁杆投降分子比较管用，但对另外一些人未必适合，比如姜瓖。
其实姜瓖并不想造反，但苦于背着一个“拥立前明宗室”的罪名，又没有任何“结案”的迹象（一直“缓议”），随时都有可能被多尔衮提溜出来杀掉。
长期的恐惧，搞得姜瓖每天起床，都要先摸一摸脖子看看脑袋还在不在。这样的日子，谁受得了？但是，造反需要理由，确切地说，需要导火索。没逼到非反不可的地步，谁愿意提着脑袋冒风险？
姜瓖忍了，但多尔衮却不能忍。永历二年（1648年）十一月，喀尔喀蒙古犯边，直接危及北京的安全，多尔衮急调阿济格、博洛、硕塞（皇太极第五子）、瓦克达（代善第四子）、满达海（代善第七子）等皇亲郡王率军赴大同，加强北边防务。
多尔衮做这样的安排，属于正常的军事调动，主要目的是防止喀尔喀蒙古从背后捅上一刀，干扰清军统一全国的进程。但多尔衮没有注意到，大同的姜瓖已成惊弓之鸟，清军稍有风吹草动，他都认为是冲着自己来的。
得知阿济格、博洛准备率大批军队进驻大同，长期生活在“死亡边缘”的姜瓖得出一个重要判断：自己的大限到了！——横竖是个死，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大干一场、绝处逢生！
趁着八旗大军尚未抵达、宣大总督耿焞出城巡视之机，姜瓖于十二月初三紧闭城门，处死耿焞的家属和亲信，正式宣布“易帜”。得知消息，耿焞逃往阳和（今山西阳高），阿济格急率大军于次日抵达大同城下。
姜瓖在大同起义，推倒了山西的多米诺骨牌。在山西各地，万练、刘迁、姜建勋、胡国鼎、魏世骏、白璋、韩昭宣等纷纷率义师响应。那位崇祯时期极不靠谱的李建泰，也在故乡曲沃组织义师抗清，并策动了翼城等地的起义。短短十几天时间，遍地开花的山西全境打成了一锅粥，甚至波及到陕西、甘肃等地区。
出现这样一呼百应的局面，似乎只有一种解释：山西这个老“沦陷区”已经憋得太久太久！
几年来的怒气瞬间喷发，形成了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不出一个月，层出不穷的义师攻城略地，山西大部传檄而定。清军在省会太原的外围，只控制着榆次、平定、乐平（今山西昔阳）、崞县（今山西原平）、盂县等几个城池，太原几乎成了孤城，危在旦夕。
山西闹腾得再厉害，对南方的永历政权而言似乎转机不明显，但对近在咫尺的清廷而言，麻烦可就大了。
事情闹大了，多尔衮这才想起来安抚姜瓖，赶紧派人到大同做思想工作。使者向姜瓖解释，阿济格大军是冲着喀尔喀蒙古去的，不是冲着你姜瓖来的。如果你能悬崖勒马，朝廷可以既往不咎。
姜瓖又不是三岁小孩儿，他深知“开弓没有回头箭”的道理。什么“缴枪不杀”，恐怕是早上缴枪，中午被杀！既然已经被逼到这一步，只有死磕到底了！
招抚不成，只能诉诸武力。但是，山西的声势太浩大，仅凭阿济格、博洛那点人很难对付。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山西的局面如果不能尽快平定，势必引发北直隶、河南、山东的连锁反应。推到中原这排“多米诺”，北方便可通过夔东山区、安徽等“抗清游击区”与南方连成一体，全国的形势将发生逆转。
永历三年（1649年）正月初四，多尔衮派尼堪（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第三子）率军入晋，配合阿济格、博洛进剿各地义师。
一个月过去了，阿济格、博洛、尼堪的大军仍无明显进展，山西义师一个比一个难对付。当然，最难啃的还是固守大同的姜瓖。
多尔衮入关以来第一次急眼了，于是发生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多尔衮亲征！
亲征！亲征！
自从清军入关以来，多尔衮的身体便处于“亚健康状态”，又身为“皇叔父摄政王”主理朝政。因此，不管天下打得多热闹，嗜战如命的多尔衮一直都是待在北京运筹帷幄。
从消灭弘光政权，到进剿隆武政权，再到夺取湖南、两广，多尔衮无非是派几员大将，轻松加愉快地搞定。多尔衮没精力亲征，也没必要亲征。
如今，姜瓖想先这么耗着，但清廷拖不起。山西搞不定，北京就危险了，多尔衮没办法像以前一样稳坐钓鱼台等着听捷报。
多尔衮带着八旗精锐直奔大同而来，还真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很快便拿下浑源、应州（今山西应县）、山阴等地，切断了大同与山西中部义师的联系。
就在多尔衮准备一鼓作气拿下大同时，北京传来急报：多铎感染天花，生命垂危！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多尔衮拍了拍大腿，暗自埋怨：小十五啊小十五，你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这不是拆十四哥我的台吗？
埋怨归埋怨，多铎毕竟是自己的同母兄弟，如今时日无多，怎么着也要回去见上一面。三月，多尔衮从山西撤回北京。同月，多铎病死，多尔衮不得不滞留北京料理后事，山西只有暂时交给阿济格、博洛等人处理。
多尔衮第一次亲征山西，虽然历时短暂，但有效地切断了大同与其他义师的联系，为清军进一步围困大同提供了契机。
从四月开始，阿济格执行多尔衮临行前制定的作战计划，对山西事变的始作俑者姜瓖实施“铁桶战术”。
但是，山西的形势并没有因为大同被死死围困而有所改观。除了山西本地义师四处扩大战果以外，陕西王永强、王永镇义师也在夺取陕北广大地区后，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凑热闹。
四月底至五月初，义师先后夺取了汾州（今山西汾阳）、祁县、武乡、榆社、清源（今山西清徐）、徐沟等地，清军只控制着太原、平阳（今山西临汾）等少数几座孤城，山西的局势更加对清廷不利。
到了六月，山西的清军已经不够义师“吃”了，魏世骏所率义师又进入北直隶、河南境内，夺取了武安、林县（今河南林州）、涉县等地。刚刚料理完多铎后事的多尔衮抓狂了，决定再次亲征。
为了平定山西的局面，多尔衮可以说是倾巢出动、下了血本。在山西战场，满八旗中会打仗的将领基本上悉数到场，只有下狱后自尽的豪格、染病亡故的多铎和正在清剿湖南的济尔哈朗三人缺席。我们熟悉的阿济格、博洛，还有尼堪、硕塞、满达海、瓦克达等将领，此时都在山西跟义师玩命。在陕西战场，镇守汉中的吴三桂、李国翰（汉军镶蓝旗人，定西将军）奉命北上，与孟乔芳（汉军镶红旗人，陕西总督）会合，在剿灭王永强义师后，也转入山西配合清剿。
多尔衮第二次亲征历时两个月，战果并不明显，于八月匆忙返回北京。天下未定，主少国疑，朝中不能没有拿主意的人，多尔衮实在是身不由己。
真正对山西战局起到扭转作用的，是接替耿焞担任宣大总督的佟养量。
佟养量被多尔衮从山东调了过来，首先选择的进攻目标便是代州（今山西代县）一带活动的刘迁义师。
佟养量的这一招确实相当狠！
代州在大同的南面，中间隔着应州、山阴。多尔衮第一次亲征时，代州与大同的联系被切断。但是，对于围困大同的阿济格而言，代州的刘迁仍然是躲在自己背后的威胁。背着一颗“定时炸弹”，阿济格难以对大同的姜瓖放开手脚。万一刘迁在背后捅上一刀，跟姜瓖一起南北夹击，自己就真成对方嘴里的“三明治”了。
佟养量清剿刘迁部，义师寡不敌众，退往五台山区，又遭到清军的穷追猛打，被彻底剿灭。
阿济格没有了后顾之忧，对大同的攻势日益迅猛。另外，大同被死死围困了几个月，已经是“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形势对孤军奋战的姜瓖越来越不利。
每到严峻的时刻，总是不乏贪生怕死之徒。眼看大同的形势愈加危急，姜瓖手下的总兵杨振威决定叛变，并暗中与城外的清军接洽投降。
八月二十八日，杨振威暗杀姜瓖，举城叛变，再次上演了“堡垒从内部攻破”的惨剧。据说，大同不战而降之后，多尔衮曾咬牙切齿地下了一道谕令：将大同的城墙削去五尺！——他也不想想，以后就是自己守城等别人攻了，这不是帮敌人的忙吗？
或许，生死事小，面子事大，愤怒往往令人丧失理智！
愤也泄了，墙也削了，山西还得接着打。
不过，随着大同沦陷、姜瓖殉国，山西的形势发生了逆转。由于各地义师缺乏统一的指挥调度，很容易被各路清军分割包围，清军的进剿行动明显轻松许多。
大同失守前后，各部清军捷报频传。满达海剿灭宁武总兵刘伟部，攻陷朔州、马邑（今山西朔州朔城区）。博洛先后夺取平遥、辽州（今山西左权）、榆社等地。孟乔芳率领的陕西军队会同户部侍郎额色进剿白璋义师，攻克蒲州、临晋、河津、解州、猗氏（今山西临猗）等地。
进入九月，清军的攻势更加迅猛。博洛部与满达海部合攻姜建勋义师，于九月十四日攻陷汾州，太谷、沁州、潞安（今山西长治）相继失守。同月，陕西军队也在晋西南剿灭韩昭宣义师，夺取运城。
十一月，博洛率部取得“泽州大捷”，陈社、何守忠等义师将领被擒杀，泽州失守。李建泰见大势已去，在太平县（今襄汾县汾城镇）向清军投降，后被处死。
山西的局面基本平定，阿济格、博洛、尼堪等率满军回京，吴三桂、孟乔芳、佟养量等分别在陕西、山西境内收拾残局。
十二月，吴三桂在陕西榆林剿灭了刘登楼部，分兵渡河进入山西。义师总兵贺国柱投降，并充当内应，义师总督万练自尽。随着最后一支成建制的义师被消灭，轰轰烈烈的山西大起义也宣告失败。
山西大起义，绝对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抗争！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局，多尔衮如临深渊、胆战心惊。遗憾的是，由于义师缺乏联系与后援，又没有广阔的地盘周旋，起义必然归于失败，清廷危局终将得以化解。但是，惨烈的失败，掩盖不了正义的光芒！
现实不禁令人疑惑：
南方，地盘不小、军队不少，为什么清军能够欢声笑语、传檄而定？
山西，地盘不大、军队不多，为什么清军如此凌乱抓狂、倾巢出动？
原因或许很多很复杂，但我只想说——姜瓖，历史顶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