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三观”
时间进入永历二年（1648年），“逃跑帝”朱由榔依旧在广西上演着“亡命天涯”。尽管郝摇旗在全州痛击了耿仲明，但一场局部战役的胜利并不足以改变广西的颓势。对于北京的多尔衮而言，清军进攻全州受挫算不上什么，荡平两广、一统天下已经指日可待。
新的一年，朱由榔压力山大，多尔衮志在必得。但是，北京和广西所有的预感与猜想，即将被一桩足以“毁三观”的事变彻底颠覆。
永历二年（1648年）正月二十七日，清军江西提督金声桓在没有任何策反、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易帜”，反清复明！
事发突然，令全天下之人大跌眼镜！——曾经的“死硬分子”金声桓到底出了什么情况？
要搞清楚这场惊变的来龙去脉，还得从金声桓这些年的传奇经历说起。
金声桓（？～1649年），字虎臣，辽东（今辽宁辽阳）人，世袭军户。清军攻陷辽东后，金声桓只身入关，投奔总兵黄龙麾下，后转入左良玉部，累功升任总兵。弘光元年（1645年），左良玉发动叛乱，结果半道病死。其子左梦庚被黄得功击败，率部投降清军。
左梦庚一投降，很快就被阿济格带回北京。上司做了“北漂”，一起投降的金声桓却有自己的算盘——军队就是生命，不能没有兵权！金声桓恳请阿济格让自己留在江西，为清廷开疆辟土。
阿济格本来就只想“擒贼先擒王”，如果什么芝麻绿豆大的将领都往北京送，多尔衮非骂娘不可：还嫌“北漂”不够多是不是？既然有人自告奋勇帮忙打江山，阿济格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命金声桓率旧部任清军的江西总兵。
为了防止金声桓坐大，阿济格还给他配了一个名叫王体中的搭档，担任副总兵。这个人原系大顺军白旺部的将领，李自成遇害后，他将白旺杀害，率部降清。此时正好没地方安排，索性两人做个伴，以达到相互牵制的目的。
虽然金声桓名为江西总兵，但在江西的十一府中，清军控制的只有最北面的九江府。更重要的是，多尔衮似乎忘了江西这一茬。阿济格大军已经回撤，南京的多铎大军也正在准备回去避暑，金声桓、王体中的“空头衔”估计要多顶一阵子。
不过，金声桓、王体中都是名副其实的牛人，至少比南明的将领强很多。清廷尚未考虑出兵江西，他们却着手准备给新领导一个惊喜。
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下旬，金声桓、王体中派人前往南昌搞“讹诈”，谎称二十万清军不日将进攻南昌。
说这样的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谁信？
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有一个重要人物信了——南明江西巡抚邝昭。邝巡抚不仅信了，而且一溜烟跑了。眼看邝巡抚成了“邝跑跑”，南昌军民更无守城之志，于六月初四派代表前往九江迎接“解放大军”。金声桓、王体中率部一路观花赏月，于十九日抵达南昌。
兵不血刃占领南昌，信心倍增的金声桓打起了新的算盘——江西好像是我的地盘，关王体中屁事？
在金声桓看来，己欲达而灭人，最该灭的就是搭档王体中。
想法很独到，但金声桓未必有这个能力。原因很简单，王体中手下有几千人，而金声桓的所谓“旧部”，只有区区几百人。
兵力如此悬殊，怎么才能拿掉王体中？
硬拼肯定是不行的。在单兵素质、作战协同能力基本相当的情况下，大家都在南昌城做隔壁邻居，又无险隘可利用，几百人想PK过几千人，基本上不可能。
唯一的办法显然只能是智取。
金声桓不愧是军中“老油条”，很快就想到了两招：一是擒贼先擒王，二是策反内应。
闰六月，“剃发令”传至江西，金声桓的机会来了，因为王体中坚决不愿意变换发型。七月二十一日，出兵清剿抚州的王体中返回南昌，金声桓暗中串通王的部将王得仁（江湖人称“王杂毛”），于七月三十日将王体中暗杀，并一举扫除其亲信势力，“王家军”从此改打“金”字旗了！
统一旗帜之后，金声桓开始大踏步进军江西。八月，金声桓率部先后攻克抚州、吉安、广昌（今江西上饶）、袁州（今江西宜春）等府，俘获永宁王朱慈炎、江西巡抚“邝跑跑”，并击溃逃窜至江西境内的黄朝宣部。至此，除了南部的赣州、南安两府，江西大部尽入清军之手。从五月下旬算起，金声桓只用了不到五个月就横扫江西大部。在此期间，清廷并没有派出一兵一卒支援江西。
凭此功绩，金声桓有足够的底气傲视群雄，更有足够的资本向清廷讨封求赏。隆武二年（1646年），金声桓向清廷上疏，请求朝廷准许自己在江西“节制文武”、“便宜行事”。在金声桓看来，自己凭一己之力便拿下江西，多尔衮自然是大喜过望，有功者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自己的要价也还算公道。
但是，朝廷的回复让他很失望，多尔衮当即驳回请求，金声桓仅升任江西提督之职，总兵由王得仁接任。
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官升一级也不错。金声桓没有想到，后面竟然还有一道任命：章于天任江西巡抚、董学成任江西巡按。这是一个什么关系呢？简单地说，金声桓归他们两人管。
金声桓彻底怒了：打完江山就让我当孙子，亏你们做得出来！
其实，多尔衮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其一，“以文制武”是朝廷制度，金声桓不过一员武将，要是在江西一手遮天，养成李自成怎么办？其二，金声桓有功，但大不到哪里去，不过是走在老虎前面的那只狐狸而已，给个提督已经很给面子了。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再说好歹官升一级，金声桓勉为其难地表现出一丝坦然。隆武政权如此衰颓，也只能跟着清廷混了。因此，面对黄道周、万元吉的策反，金声桓一概置之不理。
金声桓想做“死硬分子”，但事情正在起变化。
章于天、董学成到任后，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原因不言自明，金声桓本来就看两个“下山摘桃”的“猴子”不顺眼，更重要的是这俩“猴”跟金声桓一副德行——贪财！
金声桓、王得仁每次出征，都要顺带着抢掠一番，章于天、董学成也想跟着分赃。金声桓、王得仁当然不干：你们不出工不出力，凭什么还要记工分？当个公务员就想白吃白喝白拿？
不给！
到了永历元年（1647年），江西的文武之争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章于天亲自出马，找王得仁追缴三十万粮饷，王得仁忍无可忍、无须再忍，当场给了章于天三十军棍。章于天屁股肿了，但手没肿，回去就与董学成联名上疏，弹劾金声桓和王得仁。
巡抚、巡按联名上奏弹劾提督、总兵，更何况受弹劾的还是“降将”，金声桓、王得仁用脚趾头都能想到：咱哥俩肯定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多尔衮心情好一点，两人最多就是逮往北京，要么吃牢饭，要么做“北漂”。如果赶上多尔衮正在抑郁，麻烦可就大了，说不定脑袋当场搬家。
与其受制于人，不如奋起反击！清廷的最终裁决尚未到达，金声桓、王得仁决定先发制人，于永历二年（1648年）正月二十七日率部斩杀江西巡抚章于天、江西巡按董学成、江西布政使迟变龙、湖东道成大业，正式宣布“易帜”。
江西变天了，一场足以扭转天下局势的大地震爆发，拉开了南明“中兴”的序幕！
起义后，金声桓力邀赋闲在故里的东林党元老姜曰广出山，主持大局。由于不知隆武政权消息，刚开始还奉隆武为正朔，后来得到消息，方才改奉永历为正朔，并派人乔装前往广西，向永历朝廷报告情况。
南昌高举义旗，吉安、饶州（今江西波阳）、袁州等府纷纷响应。二月，王得仁率部进抵九江，九江总兵冷允登开城迎接，九江知府吴士奇也归附了起义军。至此，除了南赣巡抚刘武元、南赣总兵胡有升、副将杨遇明等据守赣州、南安两府，参将康时升据守广昌府外，江西其余府县像变魔术一样，奇迹般地回到了南明的怀抱。
上一次将江西“变色”用了五个月，这一次“变天”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金声桓堪称“速度体”。不过，此时的金声桓必须考虑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接下来，该怎么办？
事实证明，“革命”成功之后选择走哪条路，不见得比“革命”本身容易。起义成功的金声桓还没有心思欢呼胜利，因为他面临着五种选择，简而言之就是“东西南北中”：
东——进取福建、浙江，接应郑成功、鲁监国等部；
西——收复湖南，向永历朝廷靠拢；
南——拔除盘踞在赣南的“钉子户”，伺机入粤剿灭李成栋；
北——从九江出发，顺江进取南京；
中——蹲在家里，什么也不干。
我们先结合当时的形势，通过排除法替金声桓分析一下。
“西方案”应当最先被排除掉，其一，地皮不熟、后勤补给困难的金声桓未必是“三王”的对手；其二，湖南是何腾蛟的地盘，即便能打胜，账也不好算。
“东方案”也不靠谱，福建、浙江早就被“浙系”、“闽系”、“地方系”搅成了一团浆糊，如果再加一个“赣系”，就算是祖冲之、刘徽灵魂附体，恐怕也扯不清这笔烂账。
“中方案”相当于等着挨揍，不符合金声桓的性格。如果想挨揍，早就等着多尔衮下诏令拿自己开刀了，何必等到现在？
“南方案”似乎也不妥，先不说易守难攻的赣州能否顺利拿下，即便占领赣州，筋疲力尽的金声桓未必是李成栋的对手。想指望广西的永历军队配合，抄李成栋的后路？没睡醒吧？
“北方案”更扯，拿着一口奶锅，就敢烙大煎饼？不过仔细琢磨琢磨，也不是没有创造奇迹的可能。
其一，清军此时主要在湖南、福建用兵，从没有想到江西会有麻烦，因此长江沿线防守极其薄弱，能否凑出一万人还要打个问号。除了留守江西以外，金声桓还能派出多少人呢？保守估计，二十万！
其二，金声桓在江西搞大动作，上游的湖北和下游的安徽响应相当积极，抗清义师活动频繁。
其三，极具政治意义的南京一旦被攻破，南明的感召力将呈指数级增长，江南的形势极有可能发生逆转，大量的降清军队纷纷倒戈并非痴人说梦。
总之，“北方案”的风险低于“西方案”和“南方案”，高于“东方案”和“中方案”，但预期收益与其他方案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当是“风险投资”的首选方案！
幕僚胡澹虽然不懂什么“风投”，但同样看到了夺取南京对于扭转江南局势的重要意义，极力向九江的王得仁建议顺江而下，直逼南京。胡澹还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战术：“以清兵旗号服色顺流而下，谎称章于天求救者。”
王得仁认为比较靠谱，一面派人前往南昌请示金声桓，一面派兵攻打上游的蕲州，为顺江而下做准备。虽然蕲州不克，但王得仁的部队已经控制了九江上游的黄梅、广济（今湖北武穴），令自顾不暇的湖北清军不敢贸然进犯。在九江下游，安徽的太湖、宿松、潜山、英山（今属湖北）等地义师活动频繁，可以沿路为金声桓的大军提供作战支援、地形向导和后勤补充。
天赐良机，准备开始！
没文化，真可怕
就在踌躇满志的王得仁准备出征之时，突然接到南昌传来的消息——“北方案”被金声桓否决！
王得仁囧了：什么情况？
如此大好机会，为什么金声桓选择放弃呢？
或许只有一种解释：没文化，真可怕！
南昌举事时，江西掌印都司柳同春下落不明，估计是潜逃到南京“报案”去了。既然清军已得知江西的情况，想穿着清军制服浑水摸鱼已然是不可能了。当然，这只是战术上的因素，手握二十万大军，穿着明军的制服强攻也未为不可。
真正让金声桓决定放弃的，是战略上的考虑。不是他自己的考虑，而是部将黄人龙的考虑。黄人龙认为，只要大军从江西走出去，无论攻上游的武昌，还是攻下游的南京，都是死路一条，因为赣州还在清军的手里。
赣州有这么重要吗？不是重要，而是相当重要！
黄人龙讲了一个典故：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造反，时任汀赣巡抚的王守仁只用了四十三天便平息叛乱！
金声桓大惊失色，原来“速度体”并非自己独创！
王守仁当年能如此速度地平乱，天造地设的因素很多，如果只准用一句话来归纳，那就是——因为王守仁是明朝第一牛人！
黄人龙却不是这么总结的，他的归纳也是一句话——因为王守仁占着赣州！
这话要是传出去，再多的牙科医生都供不应求，因为天下人的大牙都笑掉了。但如果只是为了忽悠金声桓这个大老粗，倒也足够了！
这正验证了那句话：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金声桓不仅没文化，而且把记忆掉了一地。当年他投靠清军，江西变色，赣州依然在明军的手里，据守赣州的万元吉还是比较牛哄哄的人物，却没能把南昌怎么样，最后自己被灭了。就从这一事实来说，黄人龙的结论极不靠谱。
黄人龙、金声桓所忽略的，恰恰就是最重要的两点。
其一，从赣州沿赣江而下进攻南昌能否得手，关键要看下游的吉安在谁手里。如果在自己的手里，一路便可顺风顺水，至少增加三成把握。如果在对方的手里，那就麻烦了，成功的概率至少打个对折。
其二，地盘还在其次，关键要看对手是谁。如果对方是个草包，重兵守着天险也不足为惧。
江西目前的形势：吉安在金声桓的手里，以赣州的刘武元、胡有升、杨遇明等人的作战水平，万元吉都让他们难以望其项背，更别扯什么王守仁了，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
清军靠赣州攻陷南昌？想多了吧？
如今分析得再正确也没用了，被忽悠的金声桓选择了“南方案”，浩浩荡荡杀向赣州。三月十九日，金声桓亲率二十万大军抵达赣州。经招降无果后，金声桓开始大规模攻城。
二十万大军轮番攻城，由于地方太小、施展不开，虽屡次变换战术，但结果始终如一：攻不下来。
前面提到过，赣州的地理位置相当独特，三面临水、视野开阔，对付北犯之敌，简直就是固若金汤。当年还属于清军的金声桓吃过这个亏，后来是绕到赣州的南面，在消灭了从南安府增援的罗明受舟师后，从没有河水阻隔的南门攻入赣州城。
金声桓的记忆，果然掉了一地，一直就带着二十万大军在北面死啃。一帮人啃不动，换另一帮人继续啃；还是啃不动，就调坐镇九江的王得仁南下帮着啃。
王得仁一撤，麻烦可就大了！
金声桓起义时，绝大部分江西官员被杀，但时任江西掌印都司的柳同春侥幸逃脱，径直奔往南京“报案”，江西“易帜”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
江西一旦丧失，南方形势可能将发生逆转，多尔衮登时警觉起来，先后下达三道命令：
第一，授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为征南大将军，会同镶白旗固山额真何洛会，以及降将刘良佐，从北京率大军赶赴江西平乱。
第二，命固山额真朱马喇、江南总督马国柱率军从南京逆江而上，在安庆与谭泰大军会合。
第三，命进取湖南的“三王”军队退守汉阳，防止湖北发生连锁反应。
闰四月下旬，谭泰大军抵达东流，开始兵分两路进攻江西。谭泰率主力进攻九江，何洛会率偏师进取饶州。由于镇守在九江的王得仁已南下帮忙去了，至五月初一，饶州、九江相继失守，江西的北大门洞开。
五月初七，清军前锋逼近南昌，金声桓、王得仁被迫从赣州撤退，赣州守将趁机出城追击，在金声桓的屁股后面打了一顿“太平拳”。十九日，金声桓、王得仁退守南昌城内。
开创南明“中兴”局面的江西，因大老粗金声桓的一念之差，瞬间演变成了危局。
“毁三观”2.0
永历二年（1648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既是让“逃跑帝”朱由榔意外惊喜的一年，也是让多尔衮颇感头大的一年。
江西这档子事还没完全摁住，广东也发生了2.0版本的“毁三观”事件。——永历二年（1648年）四月十五日，李成栋在广州宣布“易帜”，反清复明！
李成栋我们应该很熟悉了，从投降清军开始，李成栋就成了响当当的名人。嘉定三屠、剿灭隆武、铲翻绍武、进逼广西、镇压“三忠”，桩桩件件都是这位仁兄干的好事！
毫不夸张地说，李成栋为清军平定江南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的“死硬分子”居然反水了，到底在搞什么飞机？
李成栋在这个时候突然宣布“易帜”，当然主要是受到金声桓的影响。但是，任何事情的变化，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从吴胜兆到金声桓，再到李成栋，虽然各自反水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总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我们隐约感觉到，这些事变的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
这只黑手，便是清廷入关初期对待汉人的“潜规则”。
清军问鼎中原，一路摧枯拉朽，汉人纷纷归附。清廷在壮大力量的同时，也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如何区别对待纷至沓来的归附者？
一视同仁？——幼稚！大家一起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会卖力干活？
论功行赏？——看上去很公平，其实更幼稚！战争时期的功勋，当然是胜仗打得多。打胜仗，需要实力；打胜一仗，实力渐长，如果级别也跟着长，你信不信，只要谁打遍天下无敌手，枪口一转就要打进紫禁城。
或许有人会说，等平定天下再挨个收拾不就结了？要么残暴一点，像刘邦对付韩信那样兔死狗烹，要么温和一点，像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换作其他朝代，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是这么干的。但到了清朝，情况就大不同了，因为它是少数统治多数的“异族”。
动一个汉人将领都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更别说动一窝了，满八旗就那几号人，经得住几个人捶？后来康熙以“削藩”之名玩“兔死狗烹”的把戏，“三藩之乱”（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便搅得清廷不得安宁。若不是人心已定，叛乱势力不占主流，最后的结果还真是很难预料。
平起平坐不妥，论功行赏也不行，按姓氏笔画为序就更扯淡了（聪明的立即改姓一，更聪明的连姓名都不要），那该怎么办呢？有办法！——按“投诚”时间排序，同一序列按功绩封赏。
第一等汉人是清军入关之前“投诚”的，武将归入“汉八旗”，文臣基本享受满族官员待遇（通婚不行，但可以担任掌握兵权的总督），统称为“辽人”，如范文程、洪承畴、孔有德；
第二等汉人是清军进京之前“投诚”的，功高者可以封王，如吴三桂；
第三等汉人是清军过江之前“投诚”的，封王是指望不上了，总督也免谈，如刘泽清、刘良佐、李成栋；
第四等汉人是清军过江之后“投诚”的，极少数得以苟延残喘，大多数等着挨刀，如郑芝龙、丁魁楚。
这个“潜规则”看起来纯属变相的“血统论”，其实还是有点道理的。如果将“投诚”当做风险投资的话，那么时间越靠前，冒的风险就会越大，得到的收益理应越高。
更重要的是，按这个规则排列，能打的人投诚时间比较晚，因而层次较低，层次较高的人大多实力不济，反而对清廷死心塌地，这太符合当权者的期望了！
吴胜兆、金声桓不适应这个“潜规则”，他们天真地认为功劳越大理应封赏越多，却不知道清廷还打这种“血统论”的小算盘。心里憋屈，又遭遇相当无耻的文臣压迫，大腿一拍就反水了。
李成栋也一样，凭借多年战功，他认为自己是当之无愧的两广总督。但等到任命下来，李成栋傻眼了：当初跟自己平起平坐的“同僚”佟养甲成了总督，他连巡抚都没能混上（佟养甲一起兼了），只得到一顶两广提督的帽子。
凭什么？就凭佟养甲出自“辽人”世家，是正儿八经的汉军正蓝旗人！
干活少不了，封赏靠边站。——这就是金声桓、李成栋人生的宿命，也成为他们奋起“易帜”的内在原因！
光有内因也不行，不然李成栋早反了。他虽然心里憋屈，但环顾一下四周，西面的“逃跑帝”一直在跑，东面的福建是一团浆糊，北面的湖南朝不保夕，南面的大海浩淼无垠，李成栋最后还是决定忍气吞声。
李成栋“易帜”，缺少的不是理由，而是勇气！
李成栋决定“易帜”，因为他找到了勇气。这份勇气，来自“岭南三忠”前赴后继的抗争，来自金声桓掷地有声的倒戈，来自何吾驺矢志不渝的策反，来自爱妾赵氏的以死相逼。
勇气，终于在李成栋的内心中化作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
于是，“毁三观”2.0横空出世！
李成栋的选择
李成栋“易帜”后，盛情邀请永历朝廷返回广东，移跸省会广州，但遭到瞿式耜的激烈反对。他担心朱由榔从自己的地盘上溜走，变成别人的傀儡，因此极力主张移跸桂林（朱由榔已逃到南宁）。
永历朝廷这下热闹了，皇帝在南宁，首席文臣瞿式耜在桂林，最有实力的武将李成栋在广州，稀里糊涂就成了三个“首都”一起办公。
不过，这种混乱的局面很快就有了改观。经反复协商，掌握军队的李成栋占了上风。八月初一，朱由榔搬回了原点——肇庆，未能如愿的瞿式耜愤然留在桂林。
朱由榔原本已经对未来失去了信心，但金声桓、李成栋的“义举”让他看到了希望。特别是李成栋反清归明，“三王”军队悉数撤出湖南，广西东面、北面的军事威胁荡然无存，无疑是永历朝廷的最大利好，曾经作恶多端的李成栋也算是立了一次大功。
李成栋被永历朝廷封为广昌侯，不久又封惠国公，但还没有来得及庆祝，他发现有点不对劲：怎么陈邦傅也因“护驾有功”封了庆国公？——老子都反水了，他护哪门子的驾？
让李成栋感到更加凌乱的事情还在后面，马吉翔向李成栋索要广东官员封赏的名单，结果朱由榔一字不改，照单办理。——与其说是“皇恩浩荡”，倒不如说是对马吉翔言听计从！
陈邦傅搭“顺风车”，马吉翔锋芒毕露，让李成栋感到无比寒心，他得出一个结论：“我弃老母、幼子为此举，惟望中兴有成，庶不虚负，今见权奸如此，宁有济哉！”
能被初来乍到的李成栋一眼看穿，永历政权的透明化、公开化建设确实相当到位！
尽管对无可救药的永历朝廷有些灰心丧气，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李成栋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广东“易帜”，给江西的金声桓减轻了很大的压力，但南昌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六月初三，王得仁率部出城迎敌，遭清军击溃。七月初十，清军包围南昌，开始以挖沟的方式断绝南昌与外界的联系。金声桓、王得仁屡次出城作战，虽有一些战果，但终究没能改变清军围困南昌的既定计划。
金声桓的日子不好过，此时的李成栋也很头疼，他同样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多重选择。
留在广东保护朝廷？——永历朝廷水太深、人太黑，李成栋已经失去兴趣了。
去湖南？——“三王”军队虽然撤了，但跟何腾蛟扯不清楚。
去福建？——那里就是一团浆糊，更扯不清楚。
唯一的选择——北上江西！
实事求是地说，李成栋的战略选择是正确的，但不完全正确。从南方的形势来看，李成栋北上江西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战略成败的关键在于：他去江西干什么？
这还用问？当然是支援金声桓！——其实未必！
李成栋率部于八月出发，进抵广东、江西边境的南雄府，接着就做了一件事：招降清军赣州守将。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李成栋率军进入江西，一点也不像是去支援金声桓。此时的金声桓、王得仁正在南昌苦熬，能熬多久很难说。如果李成栋真想支援，必然会绕开赣州，直抵南昌，跟清军抢时间，哪里还有闲工夫坐在南雄府跟赣州的顽敌磨嘴皮子？
其实，李成栋进入江西有且只有一个目的——扫清赣州清军对广东的威胁！
可以说，李成栋的选择既是葬送金声桓，也是在自掘坟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如果金声桓没了，即使拿下赣州，李成栋在广东又能守住多久呢？
接到李成栋的劝降书后，据守赣州的刘武元等人假意接受，以此拖延时间、早作准备。九月下旬，自以为得计的李成栋率部慢慢吞吞翻过梅岭，兵分两路开进，于十月初一抵达赣州城下。
李成栋原本是来“受降”的，结果还没站稳脚跟，就被出城迎击的清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被迫撤到南安，李成栋自己一溜烟跑回了广州。
李成栋从没想过支援南昌，金声桓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南昌被死死围困了半年，已经陷入“杀人而食，拆屋而炊”的悲惨境地。
永历三年（1649年）正月十八日，清军对南昌发起总攻。次日，南昌失守，金声桓自尽，姜曰广、王得仁阵亡，坚持了近一年的江西起义被彻底镇压。
金声桓殉国，李成栋依然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再次兴兵北上，翻越梅岭进入江西境内，目标依然是赣州。
不过，李成栋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先分兵扫清赣州外围城池的清军，再合兵围剿赣州之敌。
战术不成问题，但李成栋没有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金声桓已经被灭了，围困南昌的清军正在日夜兼程地赶往赣州。
李成栋尚未完全扫清赣州外围，清军援军已经抵达，并于二月十六日向李成栋所在的信丰推进。二十八日，阎可义部遭清军袭击。次日，李成栋所率部队在城外与清军遭遇，李成栋大败，退入信丰城中。
三月初一，清军向信丰发起总攻，军心已乱的李成栋慌忙逃窜，在桃江渡河时不甚坠马溺亡。
李成栋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挂了，广东的形势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永历朝廷想任命兵部戎政侍郎刘远生接替李成栋，意图趁机控制广东。但是，李成栋的部将杜永和根本不吃这一套，他通过贿赂诸将，推举自己为“留后”，直接将刘远生撂在一边，私自代替李成栋接管广东事务。
朱由榔有心无力，瞿式耜、马吉翔也没兴趣插手，竟然也就这么默认了。不过，杜永和的位置是花钱买的，根本镇不住李成栋手下的这群“刺头”，广东依旧是一片混乱。
永历生命线
江西、广东先后“易帜”，几无翻盘可能的永历政权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或许是“逃跑帝”朱由榔早已习惯了亡命天涯的生活，天上突然掉下来的两个大馅饼，一下子把他给砸晕了。
从反水到覆亡的整个过程，永历朝廷除了甩几顶帽子过来以外，并没有向江西、广东提供实质上的支援，更谈不上统一的调度和指挥。金声桓、李成栋又是“狗肉上不了席面”，狐假虎威还行，真正需要独当一面的时候就露陷了，战略到战术一再失误，直接导致江西失陷、广东混乱。
实际上，永历朝廷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兴”，不过是搬回老家肇庆而已，局面比建政之初还要恶劣。
客观地说，永历政权长期积贫积弱，基本上处于“半身瘫痪”的状态，指望它对金声桓、李成栋提供支持，似乎有点不近情理。
不过，孱弱的永历政权并非没有借江西、广东“易帜”翻盘的机会。
就江西战场而言，在每一个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永历政权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其一，金声桓反水后，可通过据守湘西的堵胤锡与夔东义军联络，在襄阳、荆州一线积极作战，牵制撤回汉阳的“三王”军队，并下诏令至江西，坚定金声桓北上南京的信心。
其二，金声桓决定南下赣州后，果断派遣刚刚“易帜”的李成栋火速北上，夹击赣州，驻守九江的王得仁不必南下增援，可以有效阻止前来镇压的清军。
其三，金声桓固守南昌时，急令李成栋率部绕开赣州，驰援南昌。当然，李成栋听不听号令得两说，他已经通过陈邦傅的无耻、马吉翔的跋扈看透了永历政权的无可救药。
其四，南昌失守后，应及时阻止李成栋率部进攻赣州，令其在赣粤交界的梅岭布置防线，既能阻敌继续南下，又可避免无谓的牺牲。
遗憾的是，永历政权内部除了吵嚷着封谁什么爵位、往哪里搬家以外，什么正事也没干。
从全局来看，江西战场只是战术上的转机，即使没能实现，对永历政权的影响还不是致命的。真正决定永历政权能否翻盘，甚至关乎生死存亡的战略转机，是堪称“永历生命线”的湖南战场。
湖南失陷，“逃跑帝”朱由榔将被逼入万劫不复的死角；湖南光复，朱由榔倒还能有几分苟延残喘的本钱。
江西“易帜”给永历政权带来的最大利好，并非扩充了地盘，而是“三王”军队从湖南撤军。“三王”军队一撤，无论是躲在南宁的朱由榔，还是据守桂林的瞿式耜，明显感受到轻松了许多。这么完美的机会，如果永历政权都不能在湖南改善一下局面的话，还是早死早超生吧！
尽管朱由榔、瞿式耜令人失望，但归附永历政权的军队并非全是孬种。“三王”率军撤出湖南后，清军的留守兵力相当薄弱，先后有三支武装趁机发起了收复湖南的战役。
这场“永历生命线”的争夺战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永历军队的“绝地反击”。
永历二年（1648年）四月十八日，退守湘西的堵胤锡率马进忠、王进才部从九溪卫、永定卫前出，收复失地。堵胤锡亲率战斗力较强的马进忠部于二十四日收复常德，王进才部到辰州（今湖南沅陵）一带活动，先后收复泸溪、辰溪、黔阳（今湖南洪江）、宁远、新田、祁阳、安仁、耒阳、酃县（今湖南炎陵）、城步、新宁、安化、江华、麻阳、东安、沅州等地。
堵胤锡率部前出湘西前后，原来跟随刘承胤投降清军的陈友龙在湘黔边境地区宣布“易帜”，于四月十五日攻占靖州，贵州巡抚彭而述逃往宝庆。十七日，陈友龙部占领贵州黎平府。七月初一，陈友龙又折返攻占武冈，随后率军北上，于八月初五占领宝庆。
至此，堵胤锡、陈友龙两支队伍已然形成了对长沙的夹击之势。如果两支军队能够顺利拿下长沙，“永历生命线”便可得以保全。
何腾蛟的“拆台战术”
收复湖南的有三支武装，现在已经出场了两支，还有一支便是龟缩在桂林附近的何腾蛟。
这支所谓“收复湖南”的武装，还不如不来。
堵胤锡出山、陈友龙反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大义”，为永历政权收复失地。但作为曾经的湖南霸主，何腾蛟进军湖南的目的显得不那么单纯，说直白一点，他率领的是一只临时拼凑起来的“还乡团”。
五月二十一日，何腾蛟派曹志建攻克道州，二十七日，何腾蛟率赵印选、胡一清、焦琏等部攻克全州，打开了进军湖南的大门。清军驻守在全州的总兵李懋祖退守永州，何腾蛟亲率主力跟进，但在永州遭遇清军李懋祖、余世忠部的顽强阻击。何腾蛟实力不济，攻打永州显得相当吃力。
何腾蛟的这只武装有两个特点：其一，特别不能打；其二，羡慕嫉妒恨。
“还乡团”拿不下永州，堵胤锡、陈友龙却在湖南打得风生水起，让一心想夺取“首功”、继续经营湖南的何腾蛟如坐针毡。“还乡团”不给力，何腾蛟决定另辟蹊径——没有最操蛋、只有更操蛋的“拆台战术”！
其实，何腾蛟手中还有一支王牌，只是走得太匆忙，没来得及叫上。
在永历政权的军队中，公认战斗力较强的部队有三支，可以称作“永历三大劲旅”：李锦、高一功的忠贞营，马进忠部，还有郝摇旗部。
何腾蛟手上的王牌，就是与瞿式耜翻脸后，滞留在柳州地区活动的郝摇旗部。前面说过，郝摇旗跟随大顺军残部归附何腾蛟后，得到何腾蛟的大加笼络，因此对这位“慧眼识人”的“恩公”言听计从。
眼看湖南很快将被堵胤锡、陈友龙收复，何腾蛟急调郝摇旗部北上入湘。
好钢当然要用在刀刃上！
按照何腾蛟的计划，郝摇旗不是来帮忙的，而是来执行“拆台”战术的。郝摇旗接到的第一个命令是：去靖州偷袭陈友龙！
太损了！亏你何腾蛟想得出来！
何腾蛟拿陈友龙开刀，一方面拆堵胤锡的台，一方面也是为了“私仇”。原来，陈友龙跟着刘承胤投降清军时，曾奉命前往贵州黎平府抓捕何腾蛟的家人，何腾蛟一直记着这笔账。
陈友龙被郝摇旗在背后捅了一刀，因猝不及防而败下阵来。清军趁乱逼进，宝庆再次陷落。陈友龙亲自跑到广西“告御状”。朱由榔、瞿式耜不想管何腾蛟的烂账，一直置之不理。
何腾蛟横插一杠，直接导致堵胤锡、陈友龙“合击长沙”的计划流产。失去了陈友龙的策应，堵胤锡深感势单力薄，而清军留守部队主动撤守衡州，龟缩到湘乡、长沙一带固守，堵胤锡的处境更加艰难，湖南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战略相持”。
好在堵胤锡比较有战略眼光，从湘西出来时，便派人联络了活动在夔东山区的忠贞营，恳请李锦、高一功参与收复湖南作战。堵胤锡对忠贞营有“再造之恩”，重情重义的李锦、高一功没有拒绝的理由，当即率军开拔，前往湖南参战。
七月初一，李锦率前锋占领彝陵。九月，忠贞营在常德完成了集结，经短暂休整后挥师参战。十月二十四日，忠贞营占领益阳，随后分兵进取湘潭、湘阴、衡山、湘乡。
活动在湖南的何腾蛟也没闲着，终于在十一月初一攻克永州，接着重新夺回宝庆，马不停蹄地向长沙赶来，跟堵胤锡抢收复省会长沙的“首功”。
何腾蛟没想到，堵胤锡的速度更快，忠贞营在十一月十一日便完成了对长沙的合围。由于敌寡我众、兵力悬殊，堵胤锡完全不必拘泥于“围师必缺”的教条，果断采取不留缺口、不分主攻助攻的战术，就像李云龙打平安县城一样，几个城门都是主攻，大家一窝蜂全上，谁先打下来谁就是主攻。
从长沙城墙上望去，漫山遍野都是穿着各色衣服的南明军队，清军哪里见过这个阵势，早吓尿了。勉强支撑了五天，到十一月十六日，清军的守城将领损失殆尽，长沙已经朝不保夕。
值此千钧一发之际，何腾蛟以“督师”的名义向堵胤锡发出命令，急调忠贞营撤离长沙外围，开至江西“救援”金声桓。堵胤锡傻眼了：何腾蛟，你搞什么飞机？到底是朱由榔给你发工资，还是多尔衮给你发工资？
不必诧异，这显然是何腾蛟眼看长沙将被堵胤锡和忠贞营攻破，又玩起“拆台”的阴招。何腾蛟认为，长沙的清军已经被忠贞营打成了“植物人”，自己带着“还乡团”过去踩上一脚便可大功告成。
事实证明，何腾蛟未免太自信了。太过自信，往往还不如自卑。
堵胤锡不敢抗命，带着忠贞营开赴江西。何腾蛟的“还乡团”顶了上来，却始终啃不动长沙的顽敌，双方陷入僵持状态。
何腾蛟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因为清军的援军正在马不停蹄地驰援长沙。
早在忠贞营抵达湖南的同一个月，北京的多尔衮便任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侄子）为定远大将军，率军南下支援湖南的留守部队。不过，这支援军的速度稍微慢了点，忠贞营都撤围了，援军还没有抵达湖南。
不是济尔哈朗不想快，他接到的其实是两个任务：先平定山东，再支援湖南。做出这样的安排，并非多尔衮有先见之明，会预感到何腾蛟会瞎搅和，而是对湖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多尔衮战略上的失误，为堵胤锡伺机收复湖南提供了便利。但是，由于何腾蛟两番拆台，为清军在湖南的留守部队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喘息时间，搞得多尔衮都很想给何腾蛟加官晋爵。
十月，济尔哈朗大军抵达山东曹州（今山东菏泽），剿灭了刘泽清与“老牌流贼”榆园军策划的山东起义。
榆园军的历史可追溯到万历时期，从那时起，山东西部的饥民便组织起来，以榆树林为掩护，挖地道、打游击，声势相当浩大。
金声桓、李成栋“易帜”后，闲居在北京的前明降将刘泽清感到清廷国运渐衰，派亲信李化鲸在山东联络榆园军开展抗清斗争。义军在山东西部攻城略地，甚至波及到毗邻的山东巨野府、北直隶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河南归德府等地，令多尔衮十分震恐。
多尔衮调山东、北直隶、河南三省兵力会剿，义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李化鲸率残部据守曹州。济尔哈朗大军抵达后，会同进剿的三省清军攻下曹州。李化鲸被俘获，牵出了幕后主使刘泽清。十月二十五日，刘泽清、李化鲸等被处死。
完成了山东的这茬任务，济尔哈朗率军继续南下，于永历三年（1649年）正月进入湖南境内。何腾蛟率“还乡团”不战而逃，与马进忠部退守湘潭，湖南战役进入了第三阶段——“全线溃败”。
正月二十一日，济尔哈朗大军逼近湘潭，自知不敌又对何腾蛟失去信心的马进忠向南撤退。何腾蛟瞬间成了“光杆司令”，于次日被破城的清军俘获。二十七日，不愿投降的何腾蛟被清军处死。
私欲，葬送了刚烈汉子何腾蛟的身家性命和一世英名！
昙花一现
堵胤锡率忠贞营奉命撤出长沙外围后，但并没有打算去增援只剩下一口气的金声桓，而是南下郴州观望。
济尔哈朗清楚忠贞营的战斗力不一般，在分兵攻取宝庆、衡州的同时，亲率主力南下郴州。堵胤锡、李锦自知不是济尔哈朗大军的对手，主动弃守郴州，分别向广西撤退。
李锦率忠贞营南撤，准备驻扎梧州，但遭到永历朝廷官员的百般刁难和排挤，诬陷他们是“犯境之贼”。五月二十五日，总兵叶成恩出兵截击忠贞营前锋部队，所幸被忠贞营击溃，李锦率忠贞营经梧州前往浔州（今广西桂平）、横州（今广西横县）休整。
当时，永历政权的两支武装——陈邦傅部、徐彪部正在广西内地酣战，争夺对南宁府的控制权。双方从永历二年（1648年）九月打到永历三年（1649年）五月，政治手腕高明、作战指挥拙劣的陈邦傅渐渐处于下风。看到忠贞营南撤，陈邦傅便“盛情邀请”李锦出手相助。
走投无路又搞不清状况的李锦经不住陈邦傅的蛊惑，率忠贞营开赴南宁参加内战。不幸的是，李锦因不适应南方的“瘴气”，于七月病逝，由义子李来亨与高一功一起统率忠贞营。十二月，徐彪被忠贞营所杀，陈邦傅夺取南宁，忠贞营也在南宁暂且安顿下来。
堵胤锡带着一千余残兵从郴州南撤，准备经镇峡关进入广西。但是，镇守在镇峡关的曹志建认为堵胤锡是想与先期撤往广西的忠贞营里应外合，抢夺地盘。曹志建不仅不开关放行，还趁着夜色突袭堵胤锡残部。
在混战中，堵胤锡父子侥幸逃脱，经由贺县（今广西贺州）、梧州，于六月十五日辗转抵达肇庆。
来到朱由榔的眼皮子底下，堵胤锡也没有安身日子。瞿式耜、李元胤（李成栋之子）等人百般排挤跟“流贼”走得很近的堵胤锡，屡次以“丧师失地之罪”进行弹劾。百口莫辩的堵胤锡实在混不下去，于八月二十四日离开肇庆。临行前，堵胤锡向朱由榔上疏表明心迹：“臣决不敢逍遥河上，贻外人指摘，惟有廓清四海，以申此意。万不得已，当捐此身，以报皇上耳。”
堵胤锡没有食言，他想联络忠贞营北上，但适逢李锦病逝，李来亨、高一功不便出师。十一月二十六日，积劳成疾、心力交瘁的堵胤锡在浔州郁郁而终。
赶走堵胤锡、忠贞营后，济尔哈朗在湖南再无敌手。清军在洪江击溃袁宗第、刘体纯部，随后占领沅州、靖州，衡州、全州也相继失守，广西的北大门再次洞开。
驻守道州的焦琏兵分三路反攻全州，被勒克德浑所率清军击退。焦琏再次组织反攻，又被济尔哈朗亲率大军击溃，焦琏退守桂林，道州落入清军之手。
至此，在湖南作战的永历军队只剩下一支——何腾蛟派去执行“拆台”战术的郝摇旗部。郝摇旗是典型的一根筋，任凭湖南打得多热闹，他始终辗转于湘黔交界地区追剿陈友龙的残部。陈友龙“告御状”未果，返回湖南跟郝摇旗死磕，结果在混战中阵亡。
清军向西突袭正忙着“追穷寇”毫无防备的郝摇旗，郝部一路溃败至广西庆远（今广西宜山），清军一路打到贵州黎平府，湖南全境已尽入清军之手。
在收复湖南的问题上，永历朝廷一向秉承“不出工也不出力、坐等江山归自己”的方针。如今仗打成这个样子，永历朝廷上下的意见也高度一致：湖南惨败，得有个说法！
罪魁祸首当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何腾蛟，但“此人已死，有事烧纸”，上哪儿找他问责？想鞭尸也办不到，尸体在人家清军的手里，谁敢去要？
何腾蛟一了白了，得有活人出来背黑锅，首选当然就是堵胤锡。刚才说过了，堵胤锡一到肇庆，就背上了“丧师失地之罪”的黑锅。——“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上哪儿说理去？
“逃跑帝”朱由榔其实挺器重堵胤锡的，他既能干实事，又不拥兵自重，比瞿式耜、何腾蛟这帮人强多了。但是，朱由榔没有多少话语权，堵胤锡在肇庆过得相当憋屈，又让朱由榔左右为难，只能一走了之。
湖南惨败，只会“拆台”的郝摇旗也有份。瞿式耜等人早就对这些“贼性不改”的人咬牙切齿，唯欲除之而后快了！以前有何腾蛟罩着，瞿式耜也不好说什么，如今后台倒了，当然要破鼓万人捶。
永历朝廷给郝摇旗定的罪名是“挑起内战”，这还真没冤枉他，但也有替何腾蛟背黑锅的成分在里面。
客观地说，郝摇旗是坚定抗清的，主要的缺点是江湖义气太重，行事鲁莽欠考虑，对“恩人”何腾蛟言听计从。既然何腾蛟已死，永历朝廷理应对郝摇旗加以引导和抚慰，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郝摇旗的军队毕竟是一支战斗力比较强悍的部队，如此轻易放弃，对于风雨飘摇的永历朝廷而言，无异于自毁长城。
但是，瞿式耜等人出于“阶级成见”和个人好恶，硬是逼得郝摇旗在南方难以立足，辗转北上至夔东山区，继续抗清斗争。
永历二年（1649年）八月，济尔哈朗大军被紧急调回北京，“永历生命线”的湖南一夜之间又成了“烂尾楼”，进入权力的“半真空”状态。但是，除了焦琏、赵印选、胡一清伺机收复全州，守住广西的北大门以外，朱由榔、瞿式耜再也派不出像样的部队去收复失地了。
永历政权的“中兴”，不可避免地成为昙花一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