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自为战
永历时期，朱由榔率领的“逃跑朝廷”与东南沿海相距甚远，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少有交集。这种复杂的局面，给叙述南明的历史增添了一些困难。
为了确保情节的完整性，我只能通过频繁“换台”的方式，分开阐述永历朝廷和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
这种方式可能会给读者造成一些错觉，比如前面发生过的事、死掉的人，后面可能又会提及，所以先提前说明一下。
好了，现在开始第一次“换台”。
相比于“正面战场”的顺风顺水，清军在福建、浙江等“敌后战场”却屡屡受挫，鲁监国朱以海、郑成功、黄斌卿纷纷点燃抗争之火，搅得东南沿海不得安宁。
敌后抗清的主战场，自然非福建莫属。隆武二年（1646年）下半年，博洛带着投降的郑芝龙走了，鲁监国在郑彩的护送下来了。这一退一进，特别是佟养甲、李成栋在辜朝荐的忽悠下进军广东，福建的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扭转。
清军在福建防守空虚，南明残余势力得到喘息和补充，并逐渐恢复元气，开始轰轰烈烈的抗争。不过，福建的形势远比广东要复杂得多，因为在福建巴掌大的地盘，南明的抗清势力分成了三大派系：
——“浙系”，“核心”是鲁监国朱以海，驻地长垣，主力是建国公郑彩的部队，主要将领还有定西侯张名振（驻舟山）、同安伯杨耿（提督）、定远伯郑联（总兵）、闽安伯周瑞、平夷伯周鹤芝、荡湖伯阮进（驻舟山）等。
——“闽系”，“名誉老大”是郑鸿逵，刚刚二十岁出头的郑成功负责具体作战指挥，驻扎在厦门、金门地区。虽然郑芝龙曾经手握重兵，但大部分跟随主子投降，又被郑彩、郑联分走一部分，所以郑鸿逵、郑成功撤到金门时，并没有带走多少人，基本上是白手起家。
——“地方系”，主要是指各地官绅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师，将他们单独归成一类是有原因的。首先，这些人“反清”是必须的，但反了之后服从谁的领导很难说，鲁监国、隆武（郑成功代表）、永历都是可能的选择。如果觉得选谁都不合适，那就自己领导自己。其次，即便选择其中一个投靠，也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还是单打独斗。
三大派系的关系比较微妙，鲁监国指挥不动郑成功，郑成功也不敢拿鲁监国怎么样，地方义师更是抓瞎。尽管抗清的武装遍地开花（清浙闽总督张存仁曾向朝廷奏报福建“遍海满山，在在皆贼”），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好在大家还比较能够顾全大局，互不干扰，只是缺乏统一的指挥调度，作战计划随心所欲，相互协同就更谈不上了。
有人说，福建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极大地削弱了抗清武装的战斗力，为清军进取福建提供了便利。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统一指挥是否能够提高战斗力，关键要看是否有人能够胜任。湖南倒是何腾蛟一个人说了算，结果大家一起大踏步溃败。后来的事实证明，凭朱以海、郑成功的战略眼光和战术水平，都不足以指挥“大兵团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打乱建制、各自为战，不仅清军看着乱，自己都觉得相当乱，福建才有可能撑得更久。
此时的福建，确实已经成了一团浆糊！
“浙系”方面，鲁监国趁着清军兵力空虚，于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底在长垣誓师，着手准备收复失地。誓师之后，率先动作的是驻扎在海坛岛的周鹤芝，这可是一个传奇人物。
周鹤芝，字九元，福建福清人，海盗出身，早年在福建沿海劫富济贫、闻名乡里。在此期间，周鹤芝与倭寇打过交道，并让儿子拜倭寇首领撒斯玛为义父。崇祯时期，周鹤芝接受朝廷招安，昔日的海盗摇身一变成了“缉私警”。隆武时期，周鹤芝被任命为水师都督，调往舟山，协助黄斌卿防守舟山。
撒斯玛后来做上了倭国的大将军，周鹤芝就想凭借自己的“海外关系”去倭国借兵抗清。黄斌卿不同意，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没必要引狼入室。性情刚烈的周鹤芝愤然离去，返回福建。郑芝龙决意投降清军，周鹤芝以死相谏未果，率部撤守海坛岛，继续跟清军死磕。
长垣誓师后不久，周鹤芝率兵攻占福清的海口镇，一度占领了近五个月。六月，清军攻陷海口，驻守在此的参谋林籥舞、总兵赵牧战死，周鹤芝被迫退守海坛火烧屿。
周鹤芝出师不利，急于求成的朱以海想“擒贼先擒王”，于二月初八派兵进攻福州。清军虽然兵力空虚，但留守部队也不是吃素的，更何况朱以海也没多少军队，省会福州根本就啃不动。
福州失利，朱以海只能退而求其次，先后派兵进攻兴化（今福建莆田）、福清。朱以海认为，驻守两地的都是前明降清将领，兴化是张应元，福清是张心裕，应该比较容易策反。
事实证明，朱以海还是太天真。张应元、张心裕比正儿八经的清军还要狠，铁了心地当叛徒，“浙系”军队再次败北。
七月，鲁监国决定亲征，调集郑彩、周瑞、周鹤芝、阮进等部，进攻福州，结果再遭败绩。
两次直取福州败北，朱以海认真吸取了教训，意识到凭自己手上的兵力，想打大城市是不可能了，搞“农村包围城市”才是王道。九月，朱以海出奇兵袭击福州外围的沿海地区，先后攻占罗源、连江两县，次月又光复了长乐、闽清、宁德等地。至年底，清军盘踞的省会福州稀里糊涂地成了前线，频繁遭到南明军队的“骚扰”。
鲁监国带着“浙系”军队（其实主力还是福建的郑彩），在福建毫不客气地攻城略地，大有喧宾夺主的气势，郑成功率领的“闽系”当然也没闲着。
永历元年（1647年）二月初一，郑成功率军攻克海澄，次日向漳州进攻，但兵力有限，没能攻下来。清军没让郑成功在海澄多待几天，二月初五便攻占海澄，郑军被迫撤退。六月，郑成功率军再次进攻漳州，还是没攻下来。
郑鸿逵、郑成功脱离郑芝龙的控制撤到金门，手上兵力不多，几个月来主要是制造战船兵器、募练兵勇、筹集粮草，守不住海澄、拿不下漳州实属正常。
看到朱以海的“浙系”越战越勇，自知实力不济的郑成功开始坐不住了。
八月，郑成功将“闽系”军队集结于桃花山，并联络御史沈佺期、光禄寺卿林桥升等起兵响应，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泉州战役。
驻守泉州的是清军提督赵国祚，还有溜石寨参将解应龙配合防守。郑成功的军队一攻城，解应龙就率军从溜石寨钻出来，袭击郑成功的侧翼和后路。
攻了几次城没攻下来，郑成功发现不对劲，怎么侧翼和后路总是被抄？郑鸿逵、郑成功商议，要想拿下泉州，首先得把解应龙干掉，省得他总是出来捣乱。
九月初三，郑成功以攻城为饵，引诱解应龙出击，并在半道上设伏，将解应龙的军队一举歼灭，并乘胜捣毁了溜石寨。
没有溜石寨的支援，泉州俨然成了一座孤城。赵国祚突然警觉起来，一面严密布置城防，一面紧急探查内应，几天时间就抓出了不少被郑成功策反的“眼线”。
泉州被围困，赵国祚密调漳州守将王进前来救援。王进倒是不敢抗命，但手上只有一千五百人，他必须掂量一下，到底是去救援，还是去送死？
王进灵机一动，谎称自己带着数万潮州援军，要直捣郑成功的老巢安平。为了将戏演得逼真，王进率军向安平方向一路狂奔。
“眼线”都被赵国祚干掉了，郑成功彻底抓瞎。得知潮州有数万人要杀到自己的老巢，郑成功果然中计，赶紧分兵撤守，留下郑鸿逵继续攻城。
郑成功率主力往安平撤，王进突然转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抵泉州城下，与赵国祚里应外合，夹击郑鸿逵的攻城部队。郑鸿逵还没搞清楚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一帮人，便全线溃败，撤回金门。后来，郑成功得知王进的援军只有区区一千多人，肠子都悔青了，恨不得拿脑袋往墙上撞。
尽管“浙系”、“闽系”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地方系”的抗争却搞得如火如荼，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郧西王朱常湖等人率领的义军。
永历元年（1647年）七月初四，活动在闽北地区的郧西王朱常湖与王祁、李长蛟率义军攻克建宁府（今福建建瓯），清总兵李应宗、副将曹胤吉、建宁知府高简战死。义军占领建宁府后，又连克建阳、崇安（今福建武夷山）、松溪、政和、寿宁等地。
朱常湖所率义军在福建北部地区的活动，让浙闽总督张存仁如坐针毡。前面提到过，仙霞关是浙江进入福建的主要通道，穿过仙霞关之后可以直抵福建的浦城。朱常湖义军占领的这些县城，恰恰是在福建境内给浦城来了一个“半月形包围圈”。
浦城一旦被义军占领，从浙江通过仙霞关进入福建的主要陆路通道将完全中断。清军想从浙江进剿，刚进门就得挨踹。海路就更指望不上了，就清军水师那点家底，朱以海、郑成功、黄斌卿收拾起来都不费力气。
如果浙江与福建的联系被切断，任其自生自灭，那么南明军队拿下整个福建不过是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一旦福建失守，等于是将广东的佟养甲、李成栋扔下不管（当时“三王”正在避暑，尚未打通湖南）。
一座小县城关乎华南的局势，杭州的张存仁不敢有丝毫懈怠与侥幸。
眼看浦城危急，张存仁一面向多尔衮奏报，说福建“遍地是贼”，一面砸锅卖铁地调兵遣将，好不容易抽出一千兵马，于七月下旬驰赴浦城。
八月初九，义军进攻浦城，被张存仁的援军击溃，李长蛟阵亡。朱常湖、王祁决定调整进攻方向，往沿海地区推进，以图联络“浙系”和“闽系”。十月十三日，义军围攻福宁州（今福建霞浦）。
清军分巡福宁道潘映娄负隅顽抗，义军将福宁州围困了四个月，福宁城内“士民饿殍过半”。次年二月初五，弹尽粮绝的清军被迫出城讲和，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增援。结果，时间倒是拖延了，但是援军迟迟不到。没办法，张存仁也是“光杆司令”一个。
四月初五，义军攻陷福宁州。
除了朱常湖的义军以外，兴化府也在七月爆发了王继忠、王时华等人组织的绅民起义，并于八月将兴化重重围困。十一月，清福宁道彭遇恺、巡按御史周世科赶来救援，义军被迫撤入山区。由于福州遭到朱以海的“浙系”军队“骚扰”，周世科率军回援，义军再次出山围攻兴化，一直相持到次年春天。
永历二年（1648年）初，被郑芝龙胁持降清的隆武大学士朱继祚获得清廷批准，从北京返回原籍福建莆田。朱继祚一回来就“原形毕露”，坚定支持义军的抗清斗争，并秘密策反了彭遇恺作为内应。义军会同“浙系”杨耿的军队发起总攻，里应外合攻取兴化，守将张应元溃败，逃往仙游。
至此，福州已完全处于“浙系”、“地方系”朱常湖义军和朱继祚义军的包围之中，几乎成为一座孤城。
吴胜兆的反水
几股错综复杂的势力将福建搅成了浆糊，陷落已久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也不消停，同样上演着“激情燃烧的岁月”。
永历元年（1647年）四月十六日，投降清军后担任苏州、松江提督的前明降将吴胜兆宣布“易帜”，掀起了长江下游南岸抗清的新高潮。
一个地方军事主官反水，总得有原因吧？
民族大义？——狗屁！要是有大义，当初直接成仁拉倒，投哪门子的降？
嫌官小？——清廷挺够意思了！吴胜兆以前在明军中不过是担任指挥之职，属于下层军官，能够升迁苏松提督（相当于苏州、松江军分区司令员）已经很不错了。要不是因为他的“辽人”身份，又跟随多铎大军南下屡立战功（由于弘光军队一触即溃，功也比较容易立），想做提督？做梦去吧！再说了，吴胜兆在弘光政权垮台后就担任此职，如果真嫌官小，早撂挑子不干了，何必苦苦等待两年？
到底是什么逼反了吴胜兆呢？——答案：自找的！
隆武二年（1646年）正月，吴胜兆奉命开赴吴江围剿太湖义师。吴江是他的辖区，吴胜兆自然义不容辞。不过，正因为在自己的地盘上动武，吴胜兆更加恣意妄为、肆无忌惮，他一边剿贼，一边抢劫。最后义师要么被剿灭，要么被吴胜兆收编，江苏、浙江边境被搅得鸡犬不宁、民怨沸腾。吴提督把人赚来了，把钱赚来了，把邻近的浙江给赚进去了。
时任浙闽的张存仁看不下去了：吴胜兆你个王八蛋，你是去剿贼，还是去做贼？张存仁奏疏一上，吴胜兆被罚俸六个月。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处罚已经相当轻了，对于吴胜兆而言无关痛痒。他在吴江抢了一大堆财物，六个月的俸禄连零头都赶不上，全当“上个税”了。尽管如此，挨了罚的吴胜兆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毕竟钱财事小，面子事大。
倒了一次霉，吴胜兆心里还没消停，闹心的事又来了：驻节苏州的江宁巡抚土国宝向南京的洪承畴上疏，密告吴胜兆意欲谋反。
躺着也中枪，吴胜兆抑郁了！
别忙着委屈，江宁巡抚土国宝是有充分证据的！
土国宝和吴胜兆，一个文臣，一个武将，一起待在苏州，有点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土国宝不服气的是，吴胜兆仗着有兵权，全然不把他这个巡抚放在眼里，分赃也没他的份。这还了得？尽管还在战争时期，但清廷学习明朝“以文制武”的制度还是相当到位的。土国宝觉得自己没有享受到制度的“红利”，原因只有一个——吴胜兆飞扬跋扈、藐视上司，他这种态度只有一种解释：想造反。
土国宝言之凿凿，但洪承畴不是傻子，这种同地为官、文武不和、相互掐架的事情，都是前明官员玩剩下的把戏。吴胜兆谋反？给他八个胆，他也不敢！
话虽这么说，洪承畴也不能坐视俩人的矛盾日益激化。事情闹大了，万一捅到北京去，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为了息事宁人，洪承畴做起了“和事老”，既不采信土国宝的告发，又同时命吴胜兆移镇松江。
接到调令，吴胜兆火冒三丈：这不是拉偏架吗？凭什么滚蛋的是我不是他？
其实，洪承畴并没有“拉偏架”的意思，在不调整两人职务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选择。土国宝是文臣，虽然松江也归他管，但驻节苏州是朝廷圈定的，洪承畴没权力乱动。作为武将的吴胜兆就不一样了，哪里需要哪里搬，移镇辖区内的松江也还说得过去。
洪承畴没想到，吴胜兆一“误会”，麻烦可就大了。吴胜兆收编的原义师首领戴之俊、吴著趁机策反，怂恿吴提督“以民族大义为重”，奋起抗清！
吴胜兆最近相当倒霉，过得也比较憋屈，通过收编义师，自己掌握的军队也扩充到了四千人之众，但要在“敌占区”反水，与强大的清军为敌，吴胜兆还真没这个胆。
为了坚定吴胜兆的决心，戴之俊、吴著谎称钱谦益在苏州被抓了，煞有介事地说吴胜兆很快就会受到牵连。一旦被清军拿获，吴提督的项上人头可就不姓吴了！一番“讹诈”之后，戴之俊又给吴胜兆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可以利用陈子龙的关系，与舟山的黄斌卿接上线，寻求支援。
身处旋涡之中，性命堪忧，又有“后门”可走，反水有了底气，吴胜兆终于下定最后的决心——反他娘的！
“后门”陈子龙不用多介绍了，著名的“愤青”一个。弘光政权覆灭后，陈子龙在太湖地区组织义师抗清遭遇失败，此时正在故里松江闲居。戴之俊登门求助，陈子龙欣然应允，一面写信联络黄斌卿，一面派友人夏之旭去见吴胜兆，坚定其反水决心。
吴胜兆的计划是以所率四千兵马夺取苏州、松江，黄斌卿的援军布置到江阴、镇江一线，牵制南京的援军。苏、松得手后，两军会合，夺取南京。
清军忙着清剿福建、广东和湖南，南京的兵力十分空虚，这个作战计划还是比较靠谱的。但是，这次行动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尽管有陈子龙的来信，但一味只图自保的黄斌卿不想跟着瞎掺合，免得惹火上身。
清代文学家全祖望评价黄斌卿“怯于大敌，而勇于害其同类”，实在是一语中的！
幸运的是，舟山虽然是黄斌卿的地盘，但张名振、张煌言等“浙系”将领也驻扎在舟山，未必是黄斌卿一个人说了算。张名振、张煌言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苏松可以作为前沿基地，联络太湖一带仍在活动的义师，一举扭转长江下游南岸“敌占区”的力量对比，发展抗清运动。
黄斌卿难排众议，被迫同意派出水师响应吴胜兆反水，双方约定四月十六日举事，吴胜兆派部将詹世勋、高永义到江边接应援军。
在沈廷扬（时任户部左侍郎、总督浙直水师）、张名振、张煌言、蔡聪（黄斌卿小舅子）的率领下，舟山水师浩浩荡荡驶向长江口。
做“海漂”必须永远牢记一句话：天有不测风云！
四月十三日，舟山水师在崇明岛附近遭遇飓风，船只损毁比较严重，主要将领纷纷落水登岸。由于是在“敌占区”，除了张名振在一位僧人的暗中保护下返回舟山外，登岸的将领先后被清军俘获。张煌言运气比较好，据他后来回忆，自己“陷虏中七日，得间行归海上”，最终还是回到舟山。沈廷扬和蔡聪就比较惨了，被清军抓个正着，于七月初三慷慨就义。
飓风过后，尽管舟山水师的大部分船只还能作战，但主将纷纷落水，水师只有原路返回。到了约定的日期，吴胜兆派去接应的部队并没看到援军。詹世勋、高永义感到事情不妙，索性再次反戈，率兵拘捕了吴胜兆，戴之俊、吴著被当场杀害。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吴胜兆还没动起来就被逮了，实在是个十足的倒霉蛋。不过，与其归罪于天灾，倒不如说是人祸更贴切。黄斌卿先是首鼠两端，在张名振等人的压力下被迫派军，接着遭遇飓风，“浙系”将领纷纷落水，黄斌卿借坡下驴，不再派出一兵一卒。
黄斌卿不给力，吴胜兆内部也是危机重重，主要体现在保密和“政审”两个方面。造反的谋划应当在绝密的状况下进行，这个道理地球人都知道，唯独吴胜兆不知道。自从定下反水的决心之后，“表现欲”极强的吴胜兆四处“炒作”，唯恐他人不知自己很快就要“一鸣惊人”，还很不地道地将陈子龙、夏之旭等人一起“炒作”，搞得满城风云、人尽皆知。
吴胜兆决定反水，并变换发型，但詹世勋一直持反对态度，高永义虽然口头上赞同，却在行动上打退堂鼓，不愿割发。这些反常的举动，没有引起吴胜兆足够的重视，不但不搞严格“政审”，还将这俩意志不坚定的货派去接应援军。即便援军按期抵达，很难说他们会按作战计划引导援军开赴指定地点，说不定奔着清军大营就过去了。
尽管苏松反水的计划胎死腹中，但洪承畴觉得还是有必要到苏州稳定一下局面，虽然吴胜兆被逮，但残余势力未除。
四月二十二日，洪承畴派操江总督陈锦、镇守南京的满兵提督巴山率军抵达苏州，一面深入太湖地区清剿义师，一面在苏州、松江大肆搜捕反清义士。陈子龙被羁押到南京的吴胜兆告发，隐姓埋名逃往嘉定，又辗转逃到昆山，但还是没能躲过清军的抓捕。
五月十三日，一代“愤青”陈子龙在押解途中跳河自尽。经清军“地毯式”的大搜捕，太湖地区的抗清势力被剿灭殆尽。
“五君子”
永历元年（1647年）冬天，沉寂许久的浙江再起波澜，发生了“五君子”反水事件。
所谓“五君子”，只是一个概数，其实不止五个人。或许源自于中国人崇尚的中庸，太多了记不住（梁山泊人多，一百单八个，光是三十六天罡就够你背上半天），太少了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统称为“五君子”。
“五君子”的带头者是当年“六狂生”之一的华夏，他与董志宁（也是“六狂生”之一）、王家勤、屠献宸等人密谋，择机在浙江起事，一举拿下绍兴、宁波两府，以图恢复浙东的抗清态势。
虽然不止五个人，但最多不过十几个“愤青”，说委婉一点，知识分子势单力薄，说直白一点，一群书生，就算有成百上千，不会使枪，不会弄棒，能掀起多大的浪？翻翻墙也就罢了，敢造反？长十个脑袋也不够砍！
华夏等人是“愤青”不假，但事态还不至于以卵击石，做无谓的牺牲。“五君子”敢反水，当然是“肚子里有货”。不仅有货，而且货还不少。
其一，华夏与宁波城内的降清将领陈天宠、仲谟（原系史可法的部将）交好，可以策反。
其二，附近四明山中有王翊（原兵部职方司主事）、李长祥（原御史）率领的义军活动，他们愿意与“五君子”合作举事，下山抗清。
其三，可通过御史冯京第走“后门”，联络黄斌卿的军队登陆响应。
华夏的作战计划：王翊义军突袭绍兴，得手之后与前来响应的舟山军队会合，在陈天宠、仲谟的接应下攻占宁波。一旦占领绍兴、宁波两府，浙东的形势将发生扭转，从而建立稳固的抗清基地。
这个计划似曾相识，其实跟吴胜兆的反水计划差不多，但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王翊义军是抗清的老部队，而且长期活动在山区，保密和“政审”比较靠谱；
——宁波城内有内应，可极大地减少攻城阻力；
——宁波距离舟山较近，有利于黄斌卿及时响应。
虽然优势明显，但黄斌卿到底是否同意出兵，还是比较让人揪心。半年前为了接应吴胜兆，结果仗还没开打，却落得个船翻人散的悲惨结局。按黄斌卿的品性，这一次应该打死也不愿出窝。
出人意料的是，黄斌卿居然非常爽快地同意出兵。黄斌卿如此反常，冯京第的游说只是次要原因，主要是他看到了切实的利益，在家门口“入股”至少比跳到江苏去凑热闹要靠谱得多。
如果能够顺利拿下宁波、绍兴，就华夏和王翊的实力来看，无异于给黄斌卿打工。黄斌卿不仅能够扩大势力范围，还能在“敌占区”与舟山之间增添一道屏障。另外，宁波与舟山隔海相望， 危险系数要小得多。
这笔一本万利的生意，谁不干谁是傻子！
得到舟山的积极回应，华夏与王翊、黄斌卿约定，趁浙江巡按御史秦世祯移驻天台之际，于十二月初四举事。
黄斌卿同意出兵，舟山到宁波这么短的距离，海上也出不了什么岔子。遗憾的是，“五君子”成了2.0版的倒霉蛋，这次举事还是以失败告终，不是黄斌卿掉链子，而是华夏那里出了纰漏。
吴胜兆的失败告诉我们一个教训：想造反，保密和“政审”是相当关键的！在这个问题上，王翊的义军不会有大问题，但到华夏这里，风险系数就比较大了。
前面说过，“五君子”不止五个人，掌握核心机密的知情人不下十个人。人越多，保密越困难。再加上又是一群书生，简直就是要老命了！
倒不是贬低书生，书生有两个特点：爱找同道中人、社会经验缺乏。总之，比较好糊弄。谁暗中骂清廷两句娘，就被他们当成自己同志了，口无遮拦地将整个作战计划娓娓道来、和盘托出。
一传十，十传百，结果传到谢三宾这儿来了。谁也没料到，谢三宾早就是降清的铁杆分子了。弘光政权垮台后，浙江掀起了抗清的高潮。当时，华夏奉命赴定海游说防倭总兵王之仁入伙，几乎同时来见王之仁的还有谢三宾，只不过是替清军策反的。最后，王之仁将谢三宾撂在一边，跟着“六狂生”一起抗清。
谢三宾虽然投降了清军，但一无功绩、二无背景，没能得到录用，此时正待在鄞县无所事事。得知华夏等人密谋“反叛”，谢三宾终于找到了立功的机会，赶紧向清军分守宁绍台道陈谟告密。
密谋暴露，华夏等人还蒙在鼓里，秦世祯立即改变移驻天台的计划，决定先发制人，调兵进攻四明山。毫无准备的王翊被打得措手不及，仓皇逃窜。
谢三宾知道作战计划，但未必清楚密谋者到底有多少人。不过，王翊补上了这个缺。由于事发突然，清军在王翊的老巢缴获了一批相互联络举事的密信。不仅铁证如山，而且有名有姓，清军按名字抓人，“大鱼”一个也不会漏。
十二月初二，华夏被捕。随后几天，除了董志宁得以逃脱，其他参与密谋者先后被清军捕杀。约定日期未到，举事的主谋、主力均被铲掉，作为内应的陈天宠、仲谟哪里还敢轻举妄动。
浙江发生的这一切，远在舟山的黄斌卿并不知情。当舟山水师按计划增援时，遭遇清军的强力阻击，交战整整一天，舟山水师损失战船数十艘，副将李让战死，被迫返航。
继吴胜兆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清行动再一次胎死腹中。
王光泰起义
敌后的抗清斗争并非局限于江南，清军在长江以北的日子其实也很难过。其中，比较大的是发生在襄阳、郧阳（今湖北郧县）一带的起义。
领导起义的人叫王光泰，但这次起义跟他的哥哥王光恩有直接关系。王光恩绰号“小秦王”，原是“流寇”的首领之一，崇祯时期接受朝廷招抚，驻守郧阳。弘光元年（1645年），王光恩率部降清，任襄阳总兵。
王光恩镇守襄阳，郧阳巡抚潘士良也驻节在襄阳，同地为官、文武不和、相互掐架的事情再次发生。潘士良一直看不起王光恩的“流贼”出身，王光恩对潘士良更是瞧不上眼。你倒是进士出身（潘士良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还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不也照样投降吗？我王光恩投降还能升总兵，你潘士良投降，直接从中央滚到地方，还有脸在我跟前得瑟？
潘士良干不过手握枪杆子的“地头蛇”，便直接向北京密奏，诬陷王光恩谋反。多尔衮没有洪承畴的好脾气，直接下令把王光恩逮了，押往北京。
这种典型的文武相争，所谓谋反基本上都是子虚乌有，为什么多尔衮会信以为真呢？并非多尔衮好糊弄，而是他另有算盘。既然是“流贼”，现在不谋反不代表以后也不谋反。襄阳地理位置重要，万一王光恩被逼反了，麻烦可就大了，他可是掌握着近万的军队！
多尔衮决定，与其和稀泥，不如趁机收编，清除隐患。永历元年（1647年）四月，王光恩被押赴北京，多尔衮空降杨文富来接任襄阳总兵、漆尚友任右营副将。
这个无耻的意图未免太明显了，王光泰（绰号“关索”）、王昌、李世英等人忍无可忍，决定反水。四月二十九日，王光泰、王昌、李世英率八千人在襄阳起兵，斩杀了杨文富、漆尚友以及分巡下荆南道甘文奎、襄阳知府杨矿、襄阳府推官李实发、襄阳知县潘朝佑等地方官员。
五月初三，起义军转战郧阳，捕杀分守下荆南道刘开文、郧阳知府董有声、郧阳府同知刘璇、郧阳府推官孙阳声、郧县知县赵丕承、竹山知县童士勤、保康知县薛溥、郧阳行都司表捷等地方官员。
总之，襄阳、郧阳两府及各县的官员基本上被杀了个遍。
起兵之后，王光泰一面向湖南的何腾蛟通报情况并寻求支援，一面就地发布告示，招募兵勇，扩充力量。
且不说何腾蛟自顾不暇（“三王”此时正在大举进军湖南），就算有兵可派，以何腾蛟后来的品性，也不见得会施以援手。像王光泰这样的“流贼”，何腾蛟想挤兑走都嫌麻烦，怎么可能没事找事，往前凑热闹！
接到消息的永历朝廷思前想后，虽然派不出一兵一卒，但还是破天荒地甩过来三顶帽子：王光泰授郧襄提督之职、王昌授郧襄总兵、李世英授河南总兵。
王光泰气不打一处来：帽子能当枪使，还是能当钱花？别说郧襄提督，即使是授“招抚江北大学士”，又能有什么用？清军又不是吓大的！
接到湖北的报告，多尔衮最开始还是想和平解决，毕竟湖南正在打仗，湖北的阵脚不能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摁下去。为了安抚王光泰，多尔衮曾一度释放王光恩表示诚意，但是王光泰根本不吃这一套，照样在襄阳、郧阳“大闹天宫”。
多尔衮见这招不好使，一面处死王光恩，一面命湖广提督孙定辽从武昌率军镇压。六月十一日，清军前锋进抵距郧阳仅四十里的安阳口，王昌出城迎敌，将清军打得七荤八素，孙定辽当场阵亡，副将李显功被擒杀。
七月十八日，多尔衮又命吏部侍郎喀喀木率军前往湖北镇压。喀喀木还在路上，起义军便已开始向河南推进。九月十九日，王光泰率军进攻河南淅川，由于兵力不多（只有一千多人），又遭遇清军河南总兵张应祥、开归总兵高第的阻击，攻城没有成功。
不久后，喀喀木大军进抵河南，会同河南、湖广的清军向郧阳逼近，王光泰、王昌被迫撤回郧阳。李世英率部逃往兴安（今陕西安康），准备与米国轸率领的义军会合。他并不知道，米国轸已被进剿张献忠的博洛、吴三桂大军消灭。十一月二十二日，李世英部被清军兴安总兵任珍击溃，李世英阵亡。
由于清军来势凶猛，自知不敌的王光泰、王昌为保存实力，率部经房县入川，在夔东山区与刘体纯、袁宗第等人率领的大顺军残部会合，继续坚持抗清。
想灭我？没这么容易，等几年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