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我觉得今年的报潮来势甚猛，到街头的小书报摊看看。花绿斑杂，蔚为大观，星期刊、月末版，工商金融、社会新闻、足球、读书、世界信息、种花养草、棋牌垂钓、药膳旅游等等等等，渐有了眼花缭乱之感。
关于报纸，以前有两件事我始终弄不明白。一件是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来国外和国内解放前的工商金融经济类的报纸怎么会有人看？怎么会有订户。往常为了考试老背政治经济学，觉得特枯燥乏味，现在非但不觉无聊，反觉有趣、必须。大家都在讲商品经济，讲市场经济，强调商品的内容和市场的形式的和谐统一。不关心不行啊，不关心说不定哪天就窝囊了。就掉在赤贫线以下，成为社会发展的负面教材和累赘了，这件事亲身体验算是明白了一些。
第二件事是三四十年代的“小报”怎么会那样赚钱、好销？“小报”后来转化成贬义词了，但我想，除去那些黄色低级的部分，小报的赚钱、好销必然有它的规则。现在街头零售的小报，多为四开四版，也有四开八版、对开四版的，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我愿意买四开四版或四开八版的。因为这种报版面多，内容的选择余地大，信息面广、中小型文章多，标题醒目提神，适合我的“全景式浏览”的需求，这就叫适销对路吧。这些小报不像一些正经严肃的大报，它们的面孔比较温和、主动、大多施了淡妆，为读者着想，使人轻松愉快、赏心悦目、疲乏顿消，所以它们掏顾客的钱爽快，顾客掏钱给它们也爽快，两厢情愿，真有一拍即合、相见恨晚之感。
我对小报的“疯颠”，近来似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和公费订书订报完全不同，这是拿自己的钱上自己的“当”、买自己的东西。开始是偶尔地买一张两张，翻翻看看，形不成气氛，有时还不以为然呢。小报日见增多，自个也逐渐“上瘾”，竟致“走火入魔”。
现在如果我不出差待在合肥，每日必上街一到两趟，远远近近各书摊报摊去搜购小报。少则三五角，多则两三元。这可叫“报疯”吧。
自个“疯”了，就想为“疯”劲寻一些存在的道理。首先觉着这些小报是润滑剂，它给社会机器的很多地方上了油，使它们不那样干燥、枯拉、不长粮食。另外，它使我们周围的生活时时充满一些小小的刺激、小小的悬念、小小的兴奋，使我们有一种处在“时代”中的真实感觉。所以每次看完报纸，我都情不自禁地想用动画片里小女孩那种嗲乎乎的腔调说，我真的学到不少东西哎！
人有各种各样的活法，找一样“疯”事，陶冶陶冶性情，钻研一些学问、增加一点收入，为自己和别人发些光热，未必不是个上好的选择。朋友，你也去“疯”一回呗！
做事
前一段时间日子过得很单调，也很有规律，特别是夏秋季，天亮得早，每天早晨早早就起床了。快速地刷牙、洗脸，然后到小饭厅里吃早饭。
吃早饭的时候不想“闲”着，就开收音机来听，逮到什么听什么。有时是流行歌曲，有时是广告，有时是卖药治病的直播。反正不管什么，对我来说，听一听似乎总是有益的，感觉上就不是那么闭塞了。
早饭后碗一推，就进书房开电脑。如果能写到中午，一般就在近十二点时关机，一个人做简单的午饭吃，边吃饭边看电视里的新闻。
新闻结束，饭也吃好，抓紧时间往地板上一躺迷糊一会儿。一点多两点不到醒了就赶紧爬起来，三下两下洗好脸，再开电脑。如果还能写得顺利，就一直写到下午五六点她们风尘仆仆地回来。
在外面心急火燎地跑了几年，起初有点安静不下来，觉得这种无欲的生活似乎跟“火热”的社会不合拍。别人都在煞有介事地忙着，开会啦、赚钱啦、出国啦、旅游啦，总之是升官发财吧，你在家里慢慢地“做”，你是在做什么呢？
一位朋友打电话来约我上节目，我说不去了，怕分心，想一门心思把手里的活做完。于是她问我近来的一些情况，我大致说了一遍。她说，你好像过起老年的退休生活了，早上听听收音机，中午睡个午觉，晚上早睡早起。不过这样也好，毕竟人已到中年或快到中年了（按不同的标准），要注意保养。我说，谢谢。
说老实话，我自认为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虽然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
我喜爱生活，不管是阴晴冷暖，还是刮风下雨，总的来说，我都十分喜欢。刮风能做刮风的事，下雨能做下雨的事，阴天有阴天的心迹，晴天有晴天的感觉。
我也珍惜自己的生命，因为像每一个生命一样，我这个生命能来到世上，必定有许多的经历，也可能会有许多的取舍和牺牲，不是那么简单说来就来的。
所以我想我不会轻易就浪费这种来之不易的命运，也不会轻易就能放弃什么要做的事情的。
人过了四十岁，我的感觉，人生最有味道的季节来到了。许多事情都有了经历，哪怕只是皮毛，心境是那么踏实，精力是那么充沛，思路也比以前开阔一些了。想要做什么事也是完全可以就此开始的，连“野心”也变得实实在在和不那么遥不可及了。
二十多岁时在大学的教室里瞎想，给自己定下了不可能实现的两条人生标准：“既要在事业上有极大的成功，又要享受人生的一切乐趣”，并且用蜡纸钢板刻印，装订成册，广为散发。
现在看来，人生由呱呱坠地，到大话连篇，再到心境平实，再到牵手余年，不管是吃饭、穿衣、睡觉、说话，还是有朋自远方来，还是企望在人间留下自己的智慧，都是那么有意思，有味道，值得回味。
电影《西游记之月光宝盒》里的人有一个月光宝盒，很灵验。可以通过它前生后世地生活，吃饭、说谎、恋爱。我们没有这个福气，拿不到月光宝盒，那就只有靠自己了。
做人就要做事——《合肥晚报》之《逍遥津》编辑先生打电话来叫我说说有关二十一世纪的事情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又能怎么样呢？不外乎还是要做事，做别人要我们做的事，做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最好是做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并且尽量把事情做好。
变化
不知是因为什么，我现在的习性有了很大改变，以前不喜欢的，现在逐渐都喜欢起来，比如下厨做饭做菜。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农村插队时，已经学会了基本的食品烹煮法，但那里食品单一，经济拮据，又完全不讲究不提倡美食，加上远离父母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标准仅仅维持在做熟的水平上。古人有句话叫“君子远庖厨”。或者我真是个君子了，或者我是想“当”个君子，或者只是想偷懒。
近十年来我一直采取“远庖厨”的政策，敬而远之，淡而远之，避而远之。也为之吵过架拌过嘴，或在某种压力和环境下勉强为之，但终究非出自愿，心情并不愉快。
但现在我的这一固习，却在不知觉中有了改变，其实真讲不出个缘由来。我经常在写作或读书的间隙到菜市去，买一些肉食回来（我喜欢吃肉食，说穿了也就是一种花钱的欲望），特别是鱼。买那种五、六两一条的，一次买回来五、六条，每天中午都兴致勃勃地下厨去烹上一条，由着鱼在油里煎炸。我却举目透过厨房的窗户，去看窗外明媚和暖的秋空，心里感觉这样的境界也甚是高远。
其中也有无数及无穷的内涵，也有无数、无穷的哲理的境况在里面，这正应了一种观点叫：思想无处不在。
我现在煎鱼已经很拿手，在饭桌上我感觉良好，自认我的烧鱼技术已经超过了妻子，真是不好意思。我是个现代人，古老的“君子远庖厨”的观念已经离我而去。
对于家庭养花养草，我以前也甚是不屑一顾，虽然我对农业、林果、植物一类的一直很感兴趣。但是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也许是因为我有了一个离地十几米高的阳台的缘故吧，我开始注意起家庭养花来，并且有一种疯狂劲。
当然我现在刚开始接触它们，水平还是很初级的，大都在草本的圈子里打转。我先是从熟人、朋友家里调剂余缺，到了朋友家里，我首先注意的就是阳台。如果可能，我总要搜刮一点，不论好坏、雅俗，一概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继而我又从花鸟市场购买，我碰到喜欢的总要想方设法买下来，但这只局限在我的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内。
有些花木售价五十到七十，一二百，我知道他们做这种生意都是大刀宰人的，我不去上大当，只上小当。好在我的爱并不专注，方向性也不强，不会死钻在哪一种植物上。我也喜欢买花盆，经常到花市去转，既然去了，出来时多少就得带一两个花盆回家。
这好像又是一种毛病，是想获得一种花钱的愉悦。
因为那些花盆有时并不需要，我们家放钱的抽屉也已告急，但我是真心地关注它们，对它们有兴趣。文人的这种陈腐，又被我沾染上了。
对秀丽风光、旖旎山水以及各文物保护区的文物、文字、建筑等等，我以前一律不感兴趣甚或反感。虽然每到一处我也去参观、观光或浏览，但那仅仅是为了“到此一游”的虚荣或为了某种礼貌而已。我觉着那都实在清软无当、毫无力度在里面。
现在我的这种观念也在迅速改变，对那些文字、文物、古建筑颇感兴趣，并必加以揣摩和观察，结合自己的一星半点儿知识，从中得到乐趣和收获。
它们现在很容易融化在我的血液里，被吸收掉，并且成为我的世界观的某种营养。那些山清水秀的所在，对我也产生了吸引力。秋天我到舒城县的晓天去，晓天在大别山里，老街犹存，也算是山清水秀了。我在那儿边休息边写作，没想到效果十分好，工作和生活都显得轻松多了，身体所承受的压力也小多了。
从上小学开始，我就喜欢读外国文学作品，后来上大学读得更多。大学毕业后也是只买译作，国内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当代的，所购甚少。看电影盼望有译制片，看电视钟情于舶来品。
从1990年夏我在杏花村读《水浒传》开始，我发现我的趣味正在发生极大的变化。先是重读《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继之又读《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镜花缘》、《老残游记》和《封神榜》。读来读去读上了瘾，虽然未必就是一口气从头读到尾，未必就能讲出什么来龙去脉，但那兴趣却提上来了。
现在每到一地，必去书店搜购这一类书籍。见到《荧窗异草》、《淮南子全译》、《尚书全译》之类，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买下，甚至又看过了头。连《麻衣神相真本》、《地理全书》、《白话神奇推背图》、《痣斑命相大会》、《中国古代民间方术》、《风水源流》等等等等不知为精华还是为糟粕的一类书也一概购进，充实我的书橱。
我正在一天天不知其所以然地改变着自己的喜好、兴趣以及观念，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老化了，也许是我逐渐改变了我以前的一些坏毛病了，也许是环境对我的影响占了上风，使我失去某一部分活力而得到另一部分陋习……但面对并且经历这些巨大的变化（对我个人来说），奇怪的是我并不困惑或者迷惘。人的变化、走向和延展都是自然而然的——这大概是唯一的深刻的答案了。
在家
“在家”，对我一直是一个挑战，也是我的福事。虽然别人都看出来我是一个好静的人，但我自己知道我并不那么安静。如果窗外有更吸引我的事，我会放弃家里的安静而投身于社会的洪流中去的。
在一般的情况下我每天都要上街一次，哪怕没有任何需要我上街的事，我必得在一天之中的傍晚（这是一天里的最后机会了，除了夜晚）穿衣套鞋走上街头，置身于人的海洋里，随着大流，或买一张报纸（一般是《参考消息》——它是我从正常渠道获取外部信息的最主要的媒体了），或采购各种零嘴于商场食柜前。其实这都不是生计的迫使而只是与外部交流的需要。
我跑到乡下写小说或者闲逛或者突然出现在某小城的一个熟人跟前，使他为此而惊讶好几天；我自己掏钱跑到北京或者广州住一阵子，然后又奇迹般地回到家中，回到原有的朋友中间，回到使我得到慰藉但也使我从心底产生莫名悲哀的生活中来；我不顾家里家外所有亲人的最后通牒式的批判而任性地接二连三打十数场以输赢为目的的麻将；我又跑出去把城市里所有的新旧展览通看一遍；我开始跑花市，然后抛弃花市进山（大别山）观察树桩的挖掘可能性；我突然喝起茶来了，于是把好几个半天耗费在整条商业街的茶庄茶柜前；一改前习我（有一阵子）热衷于集会了，于是所有的会邀（哪怕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我都积极参加；……确实，在家不是许多人能够接受的，“闷得发慌”“闲得无聊”也确有其实。但所有的诱惑、不适和吸引都还是抵消不了实践告诉我的“在家”的好处。这也许是职业的理性的告诫，也许是生命基因的一部分，另外这还也许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坦途。“周五工作制？”休闲在家的时间也还是太少了。上班显然并不是积累“财富”的最有效的手段，“休闲”在家使我们“创造”。有朝一日，我们只须推广和销售“知识产权”就可以食有鱼而高枕无忧了。
在家使我克制并可能对世事看得更明确一些，在家使我平稳而不必心如焦草，在家使我有一种长期的打算而不要求尽快进入，在家使我有可能明确地对待一个人、一件事、一种事态而不必模棱两可，在家使我有规律，这对延年益寿也是有好处的，在家可以使我博览全球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在家是一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至少它是一种享受，并且越来越不枯燥而成为一种生活的和精神的享受。除了读书、写画、音乐、暇想、哑铃、整理和电视之外，我们至少还可以玩电脑游戏、唱卡拉OK、听海外新片再往后还可以借终端以试图进行盗版试验吧？
这就是时事要求在家里工作的人的一般性的生活？它使我经常进入崭新的工作状态之中，虽然我还是经常经受不住门外世界的诱惑，虽然我还会心如焦草，还会出门寻找某种中性的娱乐……但我毕竟找到了一条自由之路，那就是适应了各种不同的环境。这就是我的“在家”。
床上
据统计，人一生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床上，除了夜间睡眠以外。这主要包括了婴幼儿期、老年期以及缠绵病榻等等。人在青壮年时倒未必如此，因为人一生的主要学习、工作、交际大都是在青壮年时期完成的，假如去除了青壮年时期，那么人差不多就是个床上动物了。
谁发明了床昵？相信说不出一个具体的姓名，应该是集体的合成和创造。自古至今，床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人们还没有床的概念时，床就已经有了。扯几根山草枯柴，剥几片兽皮鸟毛，那是像猪圈狗窝的床，那是人的动物本能的创造。
后来，又有了石床，有了竹床，有了绳床，有了木床，有了土坯床，有了棕绷床，有了铜铁床。
有了水床──怕夜晚被动物和他人袭击而以简陋木竹漂流于水上，就是后来船的先驱。
有了草秸床──七十年代的农村依然有不少这样的床，即以麦秸或稻草或山草或豆草厚厚铺成的床，或在简单的床上铺了麦草而成的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