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文学创作以外，我现在最感兴趣的就是地理、民族、东南亚的华人世界、农林水土、乡村生物和国际关系等等。这些领域里蕴藏的东西，决不比表面上华丽的文学、电影等领域少，我一定要好好地去探究探究。活到老学到老，随时准备从零开始，任何时候开始都不必言迟，这是我现在时常念叨的几句话。我想照着我的这一想法走下去，看看人生的路途上还有些什么未曾得见的新花样。我一定要做到我想要做的这些事。
我的父亲母亲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以前是不重亲情的，至少在表面上，至少在我青少年的记忆里。小时候父亲从来没有抱过我们，这是我们长大成人工作后，母亲在餐桌上当着父亲的面说的。母亲还一连声地逼问父亲：“你说你可抱过？你说你可抱过？”那时父亲已经六七十岁了，他红着脸，支支吾吾地应付着，看上去，也真有点难为他了。确实，父亲可能是严肃的，也可能是大男子主义的。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级别较高的干部了。他不太跟我们说笑。我脑袋里还有他夹着文件包下班的情形：那是一条现在早已不在了的老街，也许我真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正好父亲下班从街那头走来，我脸上“啪”地挨了父亲的一巴掌。这一巴掌就成了少年时期父亲留给我的总体印象。
但显然父亲是极其疼爱我的。从他四十二岁才有我，从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小男孩这样的事实看，他不可能只对我怀有一般的感情。这种感情到我长大了而他慢慢老了、离休了之后终于暴露了出来。起点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的暑假我一个人到大别山里去。那时候还正在讲阶级斗争的后期，山里的形势给一般人的印象还是复杂的，险峻的。到了山脚下的县城霍山，在母亲一个朋友的朋友家里住了一晚之后，我一个人进山了。我当然没有忘记给家里写信，我把信投到胡家河公社邮电所的信箱里。但是直到我二十多天下山回到家里后又过了半个多月，那封信才姗姗来到。母亲说，我在山里时父亲急坏了，因为他看的文件多，对复杂的社会有“更多的了解”。但也许是长年的习惯使然，父亲还是不会亲自过问的。他先是催着母亲多次打长途电话到霍山询问，后又多次跟母亲商量要请霍山县广播站广播找人，直到霍山县打电话说我已经下山了才作罢。
从那以后，父亲的变化越来越大，而我（或我们）则离家越来越远。当我在一年里回家一趟两趟时，老父母激动和不知怎么疼爱才好的心情难以掩饰。他们会早早起床兴师动众地去菜市买我最喜欢吃的羊肉，并且买回来一大堆鱼、猪肉、鸡、水果（这些他们大部分都不能吃，即使吃也只能吃很少）。吃饭时父亲还会主动问我喝不喝酒，我知道他是希望我喝一点，这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他疼爱我的心情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喝一两盅酒，到临走的时候他再给我几瓶带上。我尽量不当着他的面吸烟（因为以前的印象是他一直用一种干脆的态度不准我吸烟的，到了近四十岁我还是在乎他以前的态度），但是他主动给我香烟，成包成包地给。他的烟自然都是好烟，我一点都不想拒绝，虽然我吸烟很少。
他还想把各种能给我的东西都给我：他送各种食品给我，让我带回家。他还问我要不要袜子，那种草绿色的纯线袜。起初我还有点不好意思要这么多东西，我就拒绝了。第二次回家临走时父亲又问我要不要，他还拿给我看，是那种已经不时髦但质量很好的类似军袜的那种袜子，我又很随便地拒绝了。回到自己的家把这件事讲给妻子听，立刻被她狠训一顿。她的道理很浅显：袜子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想表达他的感情，我的拒绝肯定会让老人家难过的。我恍然大悟，下一趟再去，一到家我就张口向父亲要袜子，我说我没有袜子穿了，现在街上卖的袜子质量都很差。父亲立刻从衣柜里把一直给我留着的一摞抹子拿了出来。袜子真不错——当然这不仅仅是父子情，袜子本身也结实耐穿，而且一点都不显得土气。我当天晚上就穿上它并且在各个房间里来回走动，以便让父亲能不时看到，并且直到现在我还是一直穿着它；穿习惯了，就穿出了多种感情。
每次我离开时，父母亲都会提前花费很多时间给我捆扎好一个装满了吃食的纸箱。后来父亲又开始给我钱。给钱是从晚辈开始的。逢年过节，父母亲一改以往不给压岁钱的旧习，开始给起压岁钱来了。起初是孙辈一人十块、二十块，渐渐（随着收入的提高和货币的贬值）增至五十块、一百块，有时（当他们得到一笔额外收入，例如增补工资时）他们就会非年非节地给孩子们发学习费；但当然还是以过年时最正规：孩子们一个一个走到二老跟前，像在班里上课发言一样严肃地（也略带拘谨地）说一两句祝福的话，比如：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等等；这些话在我听来一点都不像是某种客套话，它一方面是我们的心声（当然是通过孩子们的小嘴表达了出来），另一方面我也相信这必然是真的。
于是在这种固有的节日氛围里，“年”总是过得圆满而欢乐。“年”每年都有一次，在心底偶尔会泛起一丝短暂的惊慌的基础上，我现在完全感觉到“年”总会这样过下去的。会一直过到一个我们连想象都想象不到的远方的。
给大舅寄报纸
1999年９月18号深夜，正在合肥住院治病的父亲，病情突然急转直下，咯血不止，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单：梗阻性肾病，大咳血，随时有生命危险。父亲咯血直到19号凌晨才止住，当时我们姐弟几个都在合肥，只有二姐在宿州，于是赶快打电话叫她过来。
当天下午两点，二姐到了，我担心二姐从宿州来会引起父亲对自己病况的猜疑，于是事先告诉二姐，让二姐说是为了儿子的事情来的，顺便也来看看父亲。母亲也事先把这个谎言告诉了父亲，使父亲有个思想准备，不至于太突兀。因此父亲见到二姐，好像没有什么不妥，倒是很平静地跟二姐说了话。又让二姐明天就抓紧时间回去，说家里事情多，不要在外面多耽搁。
第二天下午二姐回去之前，我们都在，父亲突然对二姐招招手说：“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二姐赶忙走到父亲床头。父亲说：“你回去替我办两件事。第一件事，我每过二十天就给你大舅寄一次报纸，这段时间耽误了，你大舅该急了，你回去就寄；第二件事，你回去以后，专门到×老和×老家里去一趟，告诉他们，我现在合肥治病，时间可能会长一些，没有什么。”二姐说：“俺爸，你放心吧，我回去就办。”父亲说：“你重复一遍给我听听。”二姐重复了一遍。父亲看来很满意，对二姐挥挥手说：“早点回去吧，早点回去吧。”
父亲去世后，我心里很痛苦，有一段时间一个人沉寂地待在家里，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想想在泗县农村的大舅，现在连给他寄报纸看的人都没有了，我就把手里刚看过的报纸收拾收拾，装进信封里，给大舅寄了去。从邮局里出来，我的心情好了一些。
连续给大舅寄了几次报纸以后，大舅来了一封信：
幼连（我小名）：
寄来的报纸收到了，谢谢。我最喜欢读报纸，你父亲过去按月寄参考消息等报纸给我，痛心他走了！
大舅书1999年10月23日
大舅的钢笔字坚实有力，信也写得极言简意赅，我是极为佩服的，读过信后就马上拿给夫人和女儿看：“你们看大舅这信写的，你们看大舅这信写的！特别是许尔茜，你真该好好学学。”“学什么？”“学写信的艺术呀。”
大舅已经八十多岁了，解放以前他教过私塾，思想开放，接受新事物特别快。农村时兴养殖时，他大批量地养过小鸡，农村时兴特色养殖时，他还养过黄鳝、泥鳅。
我记得七八十年代农村才刚刚有几辆自行车时，他就早早学会了。从此他赶集、上街、走亲戚，就快捷方便多了。我上中小学时经常到大舅家过暑假，那时我正在长身体，个子又细又长，村里人都说：“你看这孩子，长得像棵青庄稼。”大舅喜欢赶集上街，母亲说他是“逢集必赶”。我那时跟他赶过一些集，从泗县山头王沟庄往南翻过山头，就到山头镇了，或者再往南就到刘圩镇了。除了买些油、盐、酱、醋、煤油、火柴以外，大舅喜欢扎堆凑热闹。在供销社柜台前跟人说话，一说能说半天，在牛市羊市蹲着也能蹲半天。大舅还喜欢听戏听书（大鼓书），集上要是来了戏班子，或有说书的。他蹲在向阳的墙根，会一直听到人家收摊子，他才站起来，拍拍屁股回家。
收到大舅的信后，我给大舅回了一封信。后来，大舅为报纸的事，又来过几次信。
许辉：
春节前已收到你十五次报纸，给我精神生活上极大享受，尤其两岸关系和军工报道，还有法制案例，我最喜欢读！
大舅启元旦
许辉：
你好。从春节后到现在，我已收到你二十份报纸了，我对时事特别有兴趣，若不是你经常寄报纸来，我会闷坏的！
大舅农历六月五日
回宿州看望母亲时，跟母亲聊天，说起这件事，母亲说：“你这也算是按你爸的意思做了，你姐她们都哪有时间。”顿了顿，母亲又说：“给他寄吧，你还能给他寄几年？”
现在，我仍然每星期给大舅寄一次报纸。有时候寄两次，看报时如果有好看的文章，不自觉地，我就留下来了，因为要给大舅寄去。现在，我父母这边家里的老年人，除母亲外，也就只剩大舅一个人了，除了寄寄报纸以外，我还能帮他做点什么呢？
为别人写文字
为自己的文字淌得流畅，比如写述职报告，比如写某种小传申请，比如写可以换来稿酬的文学作品……这十分正常。为别人的文字，在我的印记里，流畅和激情甚至更超过为自己的文字──这就有点奇怪了。
印记很深的有两次。一次是下乡插队那年。刚下到生产队里没两天，队里开社员大会，批评（或曰批判）几位社员的资本主义思想；队干们开过炮以后，就点到知青们了，（之所以不先点名让别的社员上阵，是因为他们都并不以为真，让他们发言，他们插科打诨，大小通变，又老没正经，只能把事情搞黄）。我们因为在学校时受过各种各样的批判、批评锻炼，所以那时发言一点都不感到为难，站起来就干。反正是轻车熟路，背景相同，人物略异，改名换姓、新瓶旧酒而已。情绪激昂是当时的一大特色。发完言之后，第二天一早，大队干部就来通知，叫我把昨晚的发言写成批判稿交到大队去。我用了早饭时间的一个小时，把稿写出来，交到了大队部。当天，这份激情流畅的批判稿就上了大队部的墙报。我为此意气风发了好几天。
另一次是前两年有一次从淮北乡下回家，乘一趟慢车往合肥来。车上人很少，在我附近，只有一个老太太和一对中年夫妻。起程安然。快到武店时，车厢里上来五六个从十一二岁到十八九岁不等的男孩。他们大些的围坐在一起甩扑克，小些的则哼着歌，脱了鞋，在座位上跑着玩。车到武店，打住。那对中年夫妻突然互相埋怨：包哪包哪？你看着的，你拿着的。大伙掉头看去，那一窝孩子，已经下了车，已经离了站，正唱着歌，往站外的田野里呼啸而去。谁也不会下车撵的，大伙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去。
不一会儿，事件引来了一位乘警。乘警看起来很年轻，态度也谦让，跟一般的警察不怎么一样。他先家常式地每人单位啦、住址啦问了一遍，然后就不见了。我们以为这件事情就此完了呢，没想他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纸、一杆笔，坐到我对面，态度诚恳地请我把事情的起末写一遍。这对我是新鲜的，是头一回。我趴在茶几上“唰唰唰唰”地写起来。老实说，这比写小说容易多了，因为这不需要虚构，再说稿子还没写出来，“版面”已经在那儿等着了，叫好的观众（那对夫妻）也已经发自肺腑地准备称谢了……这都能促进人的写作积极性。我使出全身功夫写完见闻，又详细地写明单位、地址、姓名、年月日，交给乘警，他们反复地谢过我，才离去。
为别人的文字，因为不是为自己的，所以就少了许多禁忌。“镜子都是照别人的”，看别人看得更清楚，容易写得激情、流畅、风流。为别人的文字，因为自认为是帮助别人的（有时甚至就是工作），而自己又不损失什么，何乐而不为？人在这方面都有豪侠气概，文挟豪壮，文章自然也就大气顺气，写起来自然也就如虎添翼了──那也确有一种非同一般的快感。但我的两次“为别人”，却不幸都是建立在别人的某种痛苦之上。
我在江淮大地的老家
“我在江淮大地的老家”，这是我一部长篇小说的题目。现拿来做这篇文章的名字，我觉得也是满贴合的。
我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于安徽珠城蚌埠的淮委医院。听上一辈人讲，解放初期，安徽分成几大片，皖北的行政中心就在蚌埠。五十年代中后期，皖北行政片分成宿县、滁县等几个专区，我们全家到了皖东北（淮北）的宿县专区。
对我父母来说，他们这是回到家乡了。因为我父亲的老家在泗洪（泗洪县梅花乡；泗洪县现归江苏），我母亲的老家在泗县（泗县山头镇），泗县及泗洪均为古泗州地。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的整个宿县地区（包括现已划走的五河县、固镇县、濉溪县等），历史上为著名战场，兵家必争，由陈胜吴广而刘邦、项羽而淮海战役，总有惊世骇俗、撼天动地之举。
而淮委医院呢，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我又去过。
那次是同合肥《希望》杂志社鲁胜宝、袁汝学等同事，一块去医院的朋友韩津淮家喝酒的。当晚在场的还有刘彬彬、陈东风、许凤慧、邵体萍诸友。
本来我酒量完全不行，那晚却不知为何，但喝无妨，又是主动出击，又是帮我同事带酒，而且飘虽飘矣，却头脑明白，没有一点要出酒的感觉。酒后一路瞎侃，又都是我主动的，找这个说一句，找那个说一句。当时自己知道此为醉态，心里清楚，却就是控制不了，高一脚、低一脚走回宾馆，躺在床上看电视。正好是那年学生风波结束，鲁胜宝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得，他笑对我说：“许辉，这下没劲了吧。”
第二天去蚌埠火车站回合肥，蚌埠火车站的站台里，大喇叭一直反复不间断地广播昨晚的电视录像，印象极深，亦是至今不忘。
疯
现在的人多少都有些“疯癫”。听一位朋友说，他单位里有个同事，是搞政工的，往常稳重得很，喜怒不形于色，宠辱皆不惊，但近来却大不相同了，换了个人一般，或超常兴奋，或沉默不言，所为何事？据说是买了股票的缘故，大约他的心路历程正在股市的风雨里转弯或升降呢，在股海里沉浮，想把感情完全遮盖住，那还真不容易。这叫“股疯”。
邮市现在不很热了，但这次在庐山开笔会，听朋友说，有一位作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乘隙而入，玩签名邮票玩疯了。此公不论大会小会何种场合，一律捧一本邮册，请人签名（只要稍有名气）。如此累积下去，数十年后，价不可估。这还不算签名者中有人突然窜红、有人暴卒等意外增值。这叫“邮疯”。
不知不觉间，我也染上了一样毛病，那就是买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