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梁中进士后，任过京师大学堂提调、内城警厅知事、奉天旗务总办、新民知府等职务，级别最高不过四品，由此可断定，他戴着珊瑚四处显摆时，已然是民国了。如果皇上还能管事儿，老金若在官帽上用珊瑚顶子，也是掉脑袋的罪过。有清一代，什么品级的官员能用什么样的顶子，有着严格规定，绝对不得僭越。
以朝冠为例，协办大学士、六部尚书等一品文官的顶子为红宝石；侍郎、内务府总管、外省督抚等二品官，左右副都御史、顺天府府尹等三品官，顶子皆为红珊瑚；道台、知府等四品官，顶青金石，因其不透明，俗称乌蓝；五品顶水晶；六品顶砗磲；七品素金顶；八品阴文镂花金顶；九品阳文镂花金顶，九品以下之未入流官员，顶子同于九品，也算是精神安慰吧。
七品芝麻官以下的各式金顶，其实都是铜制的，值不了仨瓜俩枣，但是高官帽子上的零碎儿，水就深了去了。乾隆时的礼部侍郎庄存与，一次奉命到浙江主持乡试，录取举人。浙江巡抚见京城来了高官，照例送上些银子意思意思。庄存与为官素来清廉，不要，于是巡抚改送了一顶二品冠帽。回京路上，随从告诉他：“冠顶真珊瑚也。值千金。”庄存与闻后大怒，斥责随从为何不及时汇报，并立即下令，“驰使千余里返之”，总算是保住了清名。
庄存与这样的二品大员，额定年薪不过白银155两，外加俸米155斛。后来雍正皇上觉得标准太低，下令将俸银、俸米加倍支发，另外每年下拨礼部5000两困难补助即养廉银，分到侍郎手上估计能有个千八百两。庄侍郎的正当收入也就是这些，养家糊口尚可，但要想在官帽上弄出玻璃翠、孩儿面之类的名堂，没门儿。
由此不难想见，能弄出这类名堂的高官，为官执政都会有哪些名堂。这其实也好理解，做官者既为民之父母，让子女们勒紧裤腰带供其好吃好喝好穿戴，岂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是，别让子民的裤腰带勒大发了，否则未免有些危险。玻璃翠、孩儿面，告诉人们当官的收益绝不止明面上的几斗红高粱，只要不像庄侍郎那般迂呆，获利空间大了去了。立山死后，八国联军杀入北京，将其家财抢掠一空，仅朝珠便有365串，各种文物价值200万两白银。尽管立山有些冤枉，因为他是主张“抚夷”才被老佛爷砍了脑袋的，但从中却可看出当官油水有多大。因此，一些聪明人总要千方百计挤入官场，甚至不惜花大价钱买个顶子戴上一戴。
清代的某些官职可以买卖，而且实行按职论价，是为捐纳。买京官最高可到郎中，正五品；地方官则可买到正四品的道员，相当于地厅级。乾隆年间，捐个道员需白银13120两，买个郎中也得7680两，以后由于官多职少，收费还可打折。花个万八千两银子，换个乌蓝或水晶顶子，然后尽情享受“子女们”的孝敬，这买卖实在合算。于是买官者越来越多。清末《京华慷慨竹枝词》云：“中华土大物丛茸，江南江北到处逢。二十年来出产货，道员应占第一宗。”官员一旦成为可以买卖的大宗土特产，这个社会也就走到尽头了。
贵贱花翎
凡物但沾官气，往往一步登天。
就拿公孔雀屁股上的翎毛来说，其功用本为勾搭异性，但是一旦脱籍进入官帽序列，便成了至尊至贵之物，非皇上恩准，贵戚勋臣也不得擅用。一般人更是想也别想，否则脑袋就得搬家。
帽插花翎，最初只是爱新觉罗氏“过家家”的把戏。据《清史稿·舆服志》记载，贝子可戴三眼孔雀翎，镇国公、辅国公可戴双眼花翎。此外，固伦额驸即皇后的女婿可戴三眼花翎，和硕额驸即嫔妃的女婿可戴双眼花翎。清朝宗室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等不同等级，贝子多为皇上的子孙辈。也就是说，只要有个好爸爸好爷爷，或是巴结上个好丈母娘，花翎便可跃上帽端，很省事儿。此外，五品以上的内大臣、前锋、护军统领、参领，可戴单眼花翎。这些铁杆儿亲信虽非皇上血胤，关系却如同家人。
尚未封爵的皇室弟子，到了12岁能舞刀弄枪弯弓射箭的，也可赏花翎。乾隆五十六年八月，高宗皇帝弘历外出围猎，九岁的孙子居然射中了一头鹿，“高宗大喜，赐黄马褂、花翎”。此孙子名旻宁，后来也当上了皇帝，年号道光。只可惜，道光皇帝尽管弓马娴熟，在鸦片战争中却被洋人的洋枪洋炮打得稀里哗啦，只好割地赔款。
花翎从“过家家”转入官场，似乎有些偶然。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八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平定台湾，圣祖喜闻江山一统，立封施琅为世袭罔替的靖海侯。这个“世袭罔替”可值钱了，从此施琅的子孙后代都能承袭爵位，干拿银子。谁知，这个施琅不要银子要面子，提出用爵位换根花翎戴戴，结果让大臣们驳了回去。皇上家里玩儿的东西，你一个外人瞎掺和什么？最后，还是康熙拍板，靖海侯，施琅继续当着，另赏戴花翎一根，“以开疆海外，削平僭伪之元勋，赏翎弗及，以泽延后世”。平定了台湾，就是让天下孔雀都变成秃尾巴鹌鹑，也值。
康熙到底是聪明人，看到臣僚如此看重这根翎毛，遂决定因势利导，索性在孔雀臀部多操练两下，赏给功臣。由此，花翎便有了例戴和赐戴之分。虽没有好爸爸，只要为朝廷卖力，脑袋顶上也能风光，大臣们为获得这样的机会，无不感激涕零。乾隆的大臣刘统勋，被赐花翎后写过一道谢恩折，其中的“顾影惭深，举头恩重”八个字，因为道出了受赐者的共同感受，曾传诵一时。让一根羽毛承载浩荡皇恩，像跑狗场的电兔子一样勾着大臣们拼命向前，圣祖此举实在是高。
赐翎也分三六九等，单眼，双眼和三眼。眼，就是孔雀尾羽后梢上的彩色翎斑。获赐花翎的大臣，多为省部级以上干部，同时要为朝廷立下大功特别是战功，因此其比例并不高。像林则徐，当了几十年官才得赐单眼花翎，而且与查禁鸦片全无关系，是因为后来任云贵总督时平定了边疆动乱。至于双眼和三眼，受赐者更是少之又少。据清人笔记记载，有清一代，大臣被赐双眼花翎者仅20余人，现今在电视剧中常露面的年羹尧、隆科多、曾国藩、左宗棠、荣禄等人均在其列；获三眼花翎者仅七人，其中有个李鸿章。此外，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国际友人”，先后担任过“常胜军”统领的华尔、白齐文和戈登，也都被皇上赏过黄马褂和孔雀翎。这些洋人的洋枪洋炮今番瞄准的是乱民，朝廷的大敌，自然应该大大褒奖，无须再讲华夷之防。
花翎在首，并非万事皆休。如果文臣武将办差不力或是吃了败仗，皇上随时可以将其收回，改正错误或另立新功后再行发还。《清史稿》中，有关大臣花翎之赏、夺、复的记载，比比皆是。就连李鸿章的三眼花翎，也都被夺过，叫你没了面子再去挣蹦。比起时下一些单位有奖无罚的仁政，此做法要高明得多。花翎名额有限且不搞终身制，更逗引得众人想方设法而得之。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皇上巡幸路过保定，在家养病的前大理寺卿尹嘉铨接驾时忽然求赐花翎，说是出门前曾向小老婆夸下海口，皇上如不赏，将影响家庭关系。如此荒诞的理由让乾隆大怒，下令将该人交部议处，定罪绞刑。最后，还是皇上宅心仁厚，只是将其训斥一番，免了死罪。
尹嘉铨是生不逢时，如果再晚上几十年，想戴个花翎就不用拿小老婆说事了。道光之后，由于朝廷开支日增，财政困难，于是打起了花翎的主意。先是有广州洋商伍崇曜、潘仕成因报效朝廷十几万两银子而被赐花翎，一时荣耀无比；咸丰九年更立下捐翎章程，7000两银子可换一根孔雀尾巴毛，明码实价，绝不打折。此风一开，花翎价值自然江河日下，直至大清覆亡。
一项制度，一旦变成了买卖，初衷再好也得砸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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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翎溯源
中国男人在某些方面很像外国女人。比如说，两者都曾喜欢在帽子上插两根羽毛，四处招摇。不过，这样做的终极目标却大不相同，后者为挑逗异性，前者为吓唬他人。因为中国男人帽子上有此零碎儿的，多为耍枪弄棒的武夫。
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帽插羽毛的武士形象便已经出现在青铜器上。汉代以后，此种装束逐渐制度化，“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皆冠鹖冠。”所谓“鹖冠”，就是在武冠的两边各插上一枝鹖鸟的尾羽。据说，鹖鸟是一种好勇斗狠的鸟，一见对手就往死里掐，让武将插上它，就是希望他们借此增添精神动力，像鹖鸟一样玩命却敌。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有资格在帽子上弄两根羽毛显摆的，多为“天子武骑”，担负着保卫皇室的重责。如果这些侍卫遇事退缩，天子便有些麻烦了。
不过，要想插羽毛先得弄清相关问题。这个鹖鸟虽然据说美德多多，但只存在于虚拟世界，书本上有描述，现实中无踪影。因此，考证出应该从现存的哪种鸟的屁股上薅下毛来，给皇家警卫插上才好使，便成了理论家的任务。
应劭《汉官仪》称：“鹖，鸷鸟中果劲者也。每所攫撮，应爪摧碎。”照他的说法，鹖应该属于鸷鸟即鹰雕一类的猛禽。而司马彪《续汉书》中则说：“鹖者，勇雉也。其斗对，一死乃止，故赵武灵以表武士。秦施之焉。”在这里，鹖又成了野鸡的一种。还有人说它像鹞子，更有人说像麻雀，实在是莫衷一是。最后，大概是根据孔老夫子“吾从众”的训导，专家们确定数量较多的野鸡为鹖，并报请最高领导批准，才算了却了这桩公案。《南齐书·舆服志》中便明确规定：“武骑虎贲服文衣，插雉尾于武冠上。”后世戏剧舞台上的武生、武旦，头盔上常常插着两根长长的山鸡尾羽，并发展出了一套专门耍翎毛的翎子功，这大约就是在鹖冠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以勇雉为鹖，其实未必稳妥。因为勇雉之“勇”，是在“斗对”，即同类相残，而两雉之所以会相斗，并非为了野鸡世界的公理正义或大是大非，而是争夺异姓——母野鸡。这个目的实在是不够高尚。如果真的以此去激励皇家侍卫勇敢战斗，非但皇上安全没有保障，后宫嫔妃更是危险。由此看来，古时理论家未免有些毛糙，只是想着如何讨好圣上，到头来却干了些顾头不顾腚的事情。
不知是不是某个高明领导发现了这个隐患，到了唐代，鹖冠之名虽在，但已经不怎么插野鸡毛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冠的前部缀一“鹖鸟”模型，其模样多不类野鸡而像家雀儿。既是模型，形状眉目便可弄得不太清楚，让人没法和现实鸟类挂钩。这样既保留了鹖的抽象美德，又免却了一旦实指可能产生的负作用，实在是高。以模糊方式对待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有时不失为上上策。就像“不争论”。
尽管出于宫掖安全考虑，野鸡毛不可再与皇家武士为伍，但是它们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到了元朝，蒙古贵族的冠帽上再度出现了雉尾的身形。不过，此番野鸡毛重返帽顶，已不再有外部强加的伦理色彩，而是恢复了其本来功能，成为纯粹的装饰物。元朝贵族贵妇都有帽插雉羽的习俗，其数量不等。有的是一根高高挺立于帽顶，有的则是一组置于帽后，流传下来的成吉思汗的画像中，就有这样的打扮。其时，蒙古贵妇还创制了一种独特的帽子姑姑冠，也译为罟罟、固姑或罟姑。据《新元史·舆服志》载：“凡后妃及大臣之妻，皆戴姑姑，高围二尺许，用红色罗，唐步摇之遗制也。”姑姑冠的形状像一个细长的花瓶。它以铁丝、桦皮、凉竹等材料为胎，外蒙红罗金帛，然后缀以珠玉等物，有的还要在顶部插上羽毛。周锡保教授推断，如果加上顶部的羽毛，姑姑冠可能在3尺以上。果真如此，此冠可称古今第一高帽了。现在蒙古族还有顶碗舞流行，女舞蹈家头上功夫很是了得，能顶着一摞十几个饭碗而翻转腾挪自如，这大概与其祖先常戴姑姑冠不无关系。沈从文先生认为，姑姑冠与唐代的金步摇无丝毫相同处，但这并未影响此高帽问世后所引起的轰动。当时有人赋诗云：“双柳垂鬟别样梳，醉来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这等盛况，绝不亚于今日的时装表演。
不过，戴姑姑冠也有其不便之处，因为太高，“出入庐帐须低徊”，坐专车时，还得事先取下冠上的野鸡毛交给侍女保管，否则便挤压坏了。看来，高帽子其实也不是那么好戴的。
明清两代，野鸡毛淡出官帽领域，接替者为靛染天鹅翎和孔雀翎。此时有资格插羽毛者已不限于武将，不过女性却被打入了另册。于是中国男人只能与外国女人一争高下了。这一时期，也有不少故事。容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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雉之变迁
中国人很早就知道雉了。
《诗经》之中，涉及雉的诗篇很有一些。《国风》中的《雄雉》，表达了一女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雄雉于飞，上下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根据袁梅先生的译文，其意思是：“公山鸡，乱飞翔，缓缓飞，扇翅膀。我想他呀我念他，独守空房，他在天一方。公山鸡，乱飞翔，鸣声低昂又浏亮。我的人呀真是好，我思我想心惶惶。看那日月如穿梭，我的苦思长又长。道路迢迢漫无涯，何时他能回家乡。凡是你们那君子，哪能不知做好事？不嫉妒，不贪婪，为何不能得安善？”从全诗以雄雉起兴来看，雉在当时的民间形象还是很正面的。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已经指出雉有14种，有什么秩秩雉、海雉、翟山雉、韩雉、卓雉等等。由于没有画图，不知它们都长得什么样。
古人对雉了解得比较透彻，与其“政治地位”很有关系。从周代开始，历朝历代天子的冕服上往往要添加12种花样，其中一样便是华虫。华虫并不是华丽的毛毛虫，而是雉。雉之所以有此资格，是因为长得漂亮，还有一个长长的大尾巴。另外，雉还是“耿介之禽，应义气”，而且“雉不处下湿”，志向高洁。古人认为，雉一旦为人所获，则屈折其颈而死，这就是其耿介的表现。因此“上吊”还有一个同义词“雉经”。皇上们想向世人证明，自己不但有文章之德，而且有耿介之质，省得每天都得絮絮叨叨地自我表白。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时刻准备着“雉经”。
西汉时，雉又有了一个别号，叫“野鸡”。这都是让汉高祖刘邦的老婆吕后闹的。因为吕后姓吕名雉，掌权之后便不许人们随便用此“雉”字，于是雉只好在户口本上更名，成了野鸡。亏得吕后没顾上清理典籍，不然《诗经》传到今天，恐怕尽是野鸡了。
雄雉长而漂亮的大尾巴，在官场上也很出风头。唐代皇帝出行时，要有两两相对的各种扇子作为仪仗，其中唱主角的就是雉扇，并且还有雉尾扇、小团雉尾扇、方雉尾扇等不同级别。唐玄宗李隆基时，有一个叫萧嵩的上了一份折子，说皇上接受臣子朝拜时，过去是直不笼统地登上御座，显得不够酷，“乃请备羽扇与殿两厢，上将出，所司承宣索扇，扇合，上座定，乃去扇。给事中奏无事，将退，又索扇如初”。也就是万岁爷上台下台时，得先找几把羽毛扇遮挡着，让人看不着，最后来个亮相，显得有派头。此等让皇上露脸的事情，自然很快得到批准，此后遂为常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