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里儒冠
中国文人有一缺点，不得志时往往喜欢从外部找原因，找来找去，最后的结论是读书太多了，于是往往生发“儒冠误身”的慨叹。其原创者为杜甫。
杜甫在24岁（735年）时在洛阳应进士试落选，11年后跑到长安另找出路，本想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己也好“立登要路津”。不承想，忙活了三年，没人答理他。“诗圣”觉得窝囊，于是写诗发牢骚，诉说对于“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气恼，同时宣布再没人答理，便要归隐江海，“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此话调门虽高，底气却是不足。须知，文人比不得白鸥，单靠打野食是活不下去的，除非祖辈多有良田美宅，否则只有傍着明君或昏君，忠臣或奸臣，写两篇有滋有味或是不咸不淡的文章，如此才能安身立命，养家糊口，不致成为“路倒儿”。
儒冠，原指尚未踏上仕途或是已经脱离仕途的儒生所戴之冠，杜诗中则用来作为读书人的代称。古人之所以借冠喻人，是因为冠在礼仪制度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位置。《礼记·冠义》云：“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表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可见，人们脑袋上如果没有合适的玩意儿顶着，简直就要天下大乱。这种理念一直影响到后世。
冠之地位如此重要，因此古代稍有脸面的男子，年甫满20便要举行冠礼，以此昭告世人：兄弟已经成年，有事尽管招呼。唐朝时，从皇帝直到庶民，均有严格的冠礼仪轨，其中最为隆重的一幕就是“加冠”。根据官方规定，加冠时要相继戴三种冠，初为缁布，次为进贤，此两样属大路货，从皇帝、太子到百姓都可用之。大家好歹男人了一场，于生理上并无大异，因此成人仪式对此应有所体现。至于第三种冠，则是区分各人社会等级的关键，花样也就多起来。皇帝、太子、皇子及一品官之子，加衮冕；二品官之子加鷩冕；三品官之子加毳冕……六品官以下之子则用爵弁。因此，冠礼之上，只要看看当事人脑袋上的花色品种，便可明了其家庭出身，发展潜力，无需再搞什么干部考察。
标准儒冠什么模样？对此似无权威答案。就连孔老夫子都说不明白。据《礼记·儒行》记载，鲁哀公曾经问孔子，穿的戴的是否就是儒服，回答是：“小时候住在鲁国，穿的是大袖衣服；长大以后住在宋国，戴的是章甫的帽子。我听说，君子的学问要渊博，所穿的衣服要入乡随俗。我不知道什么是儒服。”不过，他老人家倒是提出了一项基本原则：“儒有衣冠中”，即儒者衣冠装束要合乎礼度。至于这个礼度是什么，各人慢慢琢磨去吧。这样其实最好，为后代儒士随意发挥预留了空间。
当年刘邦和项羽干仗时，对儒生可谓极端蔑视，甚至把他们的帽子摘下当尿盆。这当与他出身混混，并无资格举行冠礼有关。对此，司马迁曾以曲笔道出：“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时时冠之。”当上芝麻官后，才用竹皮编个篓子顶在头上过瘾，可见刘邦以前确实属于“无冠族”。因此他在当了沛公之后，立马拿儒冠“放水”以泄心头之忿，也属正常现象。此种人物，今亦有之。
不过，仇儒的刘邦身旁，还是有一帮儒生打转转，因为此处好歹还有饭碗可端。其中一人便是秦朝的博士叔孙通。叔孙通为了出头，换下了儒服儒冠，又找了件刘邦热爱的楚地短袄套在身上。此举颇有效，没多久老刘便让他当上了自己的博士。等到刘邦坐上了龙椅，看着老战友依然在自己面前“饮酒争功，拔剑击柱，醉或妄呼”，实在是烦。于是，叔孙通亮出看家本事，撺掇高祖制定仪礼，整饬朝纲，并自告奋勇担任写作班子组长。礼成之后，数百名诸侯大臣列队于朝廷之上，随着口令进退有序，安静肃然；喝酒时也无人再敢喧哗闹事。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让刘邦尝到当皇上滋味儿的叔孙通，也跟着当上了掌管宗庙礼仪的奉常，并被赐金五百斤。估计够他搬一阵的。以后他又当上了太子太傅，进入决策层。只可惜，该人不会写诗，不然看看也有意思。
再看杜甫，尽管读书破万卷，其实还是迂。如果他能活学活用叔孙通等前辈的经验，也就犯不上再说“儒冠多误身”之类的丧气话了。不过如此一来，世上便会少个大诗人，所多的到头儿也就是个御用总撰稿。
还是由他迂去吧。
冠冕名堂
几场秋雨过后，凉意顿生，北京街头又到了帽子亮相的时候。
如今，帽子只是遮阳御寒的寻常家什，并无太多名堂。除了军官、警察这些因职业需要必须戴大盖帽者，其余人想一年四季让脑袋瓜裸着经风雨见世面，悉听尊便。搁在从前，可不能这样，因为只有罪犯才可享受光头之待遇。
中国古代对项上之头十分看重，将其称为“元”或“首”。科考第一名为状元，军队主将为元帅，就是由此引申而来的。能够挣蹦成一国之老大者，自然非等闲之辈，单称什么“元”或什么“首”都不合适，于是便将两者合一，变成了元首。犯上作乱或是被元首认为犯上作乱的人，则要“枭首”，即将脑袋砍下后悬于木上，以示惩戒。据《史记》记载，始皇帝当政时，曾将20个大臣一齐枭首，场面颇壮观。明末的辽东统帅熊承弼更是惨，由于内部不和吃了败仗，又得罪了熹宗朱由校，结果被“传首九边”，砍下脑袋在九个边防重镇巡回展示。专制时代，即便能混上个“元”五“元”六的，脑袋也总有些不牢靠。
民间习俗亦如此。明代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载：“浚县王都宪越之父，既葬被发，而丧其元，求之不得，乃刻木以代而葬之。后食酱至瓮底，其元在焉。王以是终身不食酱。”简直比恐怖小说还要恐怖。
脑袋地位既如此之崇高，让它光秃秃的自然极不合适，必须好好包装才是。于是古代便有了关于头衣、元服的详细制度，其中名堂之多，可称世界之最。
中国古代的“中产阶级”，一生之要事便是在20岁时“行冠礼”：将头发束起盘在头顶，用布包住，加上一个由冠圈和冠梁构成的冠，以簪笄固定于发髻。冠圈两边还有名为“缨”的丝绳，可在下巴处打结，使其在头上更加牢靠。男子一旦加冠，便正式进入成年行列，虽则谈不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可以娶媳妇生儿子，传宗接代，还可以进入官场开始混“元”生涯，实惠很不少。因此，一些人把脑袋顶上的这个玩意儿看得颇重。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路在卫国做官时，宫廷之中发生动乱。子路仗剑参加武斗，被对手砍断了缨，头上之冠便有些摇摇欲坠。子路大喝一声：“君子死，冠不免！”连忙放下武器去“结缨”。其结果，当然是不免冠的君子死翘翘了。迂！
脑袋上包装物名堂最多的，自然非一国之老大莫属。其级别最高者则为冕冠。冕冠的基本形制是在一个圆桶形的帽卷上面，覆盖一块冕板，也叫延。这个广八寸、长尺六的“延”，还要呈倾斜之状，后面比前面要高出一寸。这里面有讲儿，象征君王应该仔细倾听百姓呼声，治理好国家。冕板以木为体，上面涂黑代表天，下面涂红代表地。这块木板还得是前圆后方，以象征天圆地方。木板前后各悬十二串零碎儿，是为旒。每串旒贯以十二块彩玉，按朱、白、苍、黄、玄的顺序排列，间距一寸，以此象征五行生克和岁月运转。悬旒还有提醒君王须办事稳重的含义。因为一不稳重，这些个零碎儿便要左摇右晃，不成体统。冕冠帽卷的内胎也是木头的，左右两侧各开一个孔纽，用来穿玉笄，以使冕冠与发髻连在一起。玉笄两端还各有一条黄色丝锦，顶缀玉石，长及两耳，名为“充耳”，其作用告诫君王明辨是非，多听真话，少信谗言。这就是充耳不闻的原意。
一个脑袋上顶着的木头板儿，竟然有如此多的说道，简直比时下的某些理论还要周全，有些匪夷所思。个中原因其实也简单。中国过去的元首并非民选，执政根基本不牢固。老大们为了江山永固，防止有人动不动就像项羽一样要“彼可取而代之”，必须找些说道，其要点就是受命于天，同时加点以民为本之类的点缀。冕冠就是这些说道的物化形式。正因如此，尽管冕冠戴着未必舒服，但历朝历代的老大，逢到践祚登基，接受尊号，祭祀天地祖宗等重大场合，一定要将这块木头板儿顶在脑袋上。以证明其掌权的合理性。从民国总统改行当皇帝的袁世凯，称帝时也曾制作过一顶冕冠，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头戴冕冠的帝王，其实是想干什么照样干什么，不会因为脑袋上的那些零碎而有所忌惮。东汉元帝即位后按例要祭拜宗庙，去时非要坐船，就为图个新鲜。御史大夫薛广德认为不妥，力谏皇上还是乘车从桥上走。为了老大的安全，薛大夫不惜摆出玩儿命的架势，不但免冠顿首，还宣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最后，元帝虽然勉强听了劝，但心里很是恼火，没过多少时候便把这个不知好歹的薛广德免了职，让他回家养老去了。理论与实践之脱节，往往是老大们的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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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帽说道
京城从来官员多。有人编排，坐公交遇上急刹车，脚一挪动就能踩上仨处长。
这当然是从前的事儿。如今处长们有私车可开，有出租可坐，更有关系单位的公车可借，早已鸟枪换炮。这对非处长们其实也好，省得乘公交让这个那个“长”硌了脚，自己还不知道。因为大家穿戴都差不多。早年间，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官员都有官服官帽，草民一目了然，自然会离得远远的，绝对撞不上挤不着。不过，其时还无公交车。
中国古代官员头上所戴之物，讲究实在是多。西汉时，仅官帽就有十好几种，什么冕冠、长冠、委貌冠、通天冠、爵弁、高山冠、进贤冠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冠，形制不同，用途各异，有专供皇上和大臣们祭祀天地戴的，有只准王公勋臣用的，有文官脑袋上顶的，有武将锛儿头上扣的，就连唱歌跳舞的皇家文艺战士，也有特制帽子，名曰建华冠。
不少冠还各有说道。像武冠又称武弁大冠，原本是一般武官的官帽，后来级别较高能够贴近皇上的侍中、中常侍，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便在冠的前面加上蝉形的黄金珰作为装饰，旁边还挂了一条貂尾。说是金取刚强，百炼不耗；蝉居高饮清，口在腋下，不会搬弄是非；貂内刭悍而外柔缛，品格也很高尚。因此，佩戴此冠者为人行事自然也差不了，比经过组织部考察还要可靠。汉初中常侍之类的官职本由士人担任，东汉之后则由宦官专其职，后人根据此帽形状，遂将手握重权的宦官称为大珰。不过，这些大珰之所作所为，和那顶帽子的诸多说道，绝然对不上号。
中国一向讲究学而优则仕，对许多文人来说，当官是一生中最大追求。但直接把这个词挂在嘴边未免有些“那个”，聪明人于是根据当官就不能光脑袋这一特征，以“冠”代“官”。谋个一官半职，可称“弹冠”，懒得在官场上混了，便要“挂冠”。这样说似乎稍雅。杜甫在《梦李白二首》中曾写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看似慨叹李白之时运不济，其实也是夫子自况。因此清人评说：“次章纯是迁谪之慨。为我耶？为彼耶？同哭一声！”诗圣到了无冠可弹时，也要哼哼两声，虽说未能免俗，但比起时下不择手段一味要求“进步”者，其艺术水平到底高得多。
官帽也有一统天下的时候，宋代的幞头似乎就是如此。据《宋史·舆服志》记载：“幞头。一名折上巾，起自后周，然止以软帛垂脚，隋始以桐木为之，唐始以罗代缯。惟帝服则脚上曲，人臣下垂。五代渐变平直。国朝之制，君臣通服直脚，乘舆或服上曲焉。”幞头原先只是一块包头巾，后来有人在头巾加上带子，包头时将带子扎结后置于脑后，于是便成了时髦玩意儿。再后来，又有人将头巾包裹脑袋的部位外面涂上生漆，使之坚挺，将下垂的两脚以铁丝固定使之平伸，就成了直脚幞头，即乌纱帽的前身。宋代直脚幞头有一大特点，两脚特长。据说左右各伸出尺余甚至数尺。脑袋上顶着个这么个玩意儿，拨浪拨浪的，出门在外，旁人肯定踩不着脚。但其功用并不在此，把幞头的两脚展长，是为了防止臣僚在朝仪时离得太近，窃窃私语。皇上做报告，下面开小会，确实有些不成体统，管制一下也是必要的。
官帽上零碎儿最多的要数清代。除了有功之臣可插花翎外，所有官员的朝冠都必须缀上玉石顶子，以此来区分品级。文官一品，顶红宝石；二品三品顶子都是红珊瑚；四品，顶青金石；五品水晶；六品砗磲；七品素金；八品，阴文镂花金顶；九品，阳文镂花金顶。九品以下属未入流，和孙悟空被封的弼马瘟一样，其顶子与九品相同。能混到珊瑚顶子，便是真正高干了。
《蛰存斋笔记》中有一个关于顶子的故事。说是乾隆皇帝当政时，一日由勤政殿往南书房，见值班的翰林朱某因独处无聊，正在写诗自嘲，遂拿来翻阅。这翰林的日子十分清苦，竟然达到“勒窄箩儿没米淘，勒窄锅儿没草烧，还有几家份子，典当没分毫”的地步。乾隆读罢，又见朱翰林外套尚称整齐，内衣则破敝不堪，便说：“你们京官真是很苦了，你可再作一片京官自慰的文字，明天给朕看看。”第二天早朝，乾隆特召见朱翰林索阅文稿，见文末有“撤金莲送归院，御灿灿生花。天恩普及，帽顶换山楂”之句。乾隆大笑说：“很好，很好，结句尤有兴致，给个山楂顶子戴戴吧。”随即赏加三品卿衔，月增饭银三十两。
以山楂形容珊瑚顶子，颇形象。六七品之翰林，单凭老大一时高兴，顿时帽顶换山楂，撞上了个大奖，这让多少官场苦熬者羡煞。只可惜，大奖从来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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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戴名堂
清代的父母官们，官帽之上，大都顶着白花花的银子。说起来，帽子的制作成本其实并不算高，无非是冬用毛皮夏用藤草，主要是上面翎管、顶子之类的零碎儿名堂太多，若讲究起来，花钱就海了去了。
翎管是官帽上用来安插翎子的部件，粗细如旱烟管，长二寸许。下端略粗，中空，翎子即由此插入；上端微细，有鼻，鼻上有孔。将细绳穿过小孔系于帽顶，大小官员便可脑袋后面拖根“鸡毛掸子”四处招摇大耍威风了。
别看这官帽专用旱烟管只两寸来长，用料却是不一般，有碧玉、白玉、碧玺、珐琅、象牙、名瓷、料器……最名贵者，则属翡翠。
据《燕京岁时记》记述，光绪年间北京琉璃厂的火神庙专售珠宝文物，“红货之内以翡翠石为最尊，一扳指、翎管，有价至万金者。”据说当时的军机大臣荣禄，便有一翡翠翎管，从外面可看清管中花翎上的纤毫，故名“玻璃翠”。这小小的玻璃翠，值一万多两银子！
这类玩意儿荣禄还有不少。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进士金梁在《光宣小记》中说，他有一个玉翎管，为荣氏故物，曰“烧猪皮”。“烧猪皮”是将脂玉外面的皮子保留，一并琢磨成的玉器，因其色泽类似经火烧燎后的猪皮，故有此名，也是价值连城之物。金梁说自己还有个官帽上的珊瑚顶，是庚子年间被太后老佛爷砍了脑袋的内务府总管立山的遗物，“偶一饰用，光彩逼人，众自不期而皆趋视”。这个珊瑚顶子是淡红色的，故名曰“孩儿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