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湖北新军中的反清革命团体群治学社改为振武学社。蒋翊武主持社务，他与詹大悲、刘复基、蔡大辅商定将振武学社再更名为文学社，以研究文学作掩护，继续反清活动。1911年正月初一日，蒋、詹、刘、蔡以新年团拜为名，约集振武学社各标代表，在黄鹤楼畔风度楼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文学社，遥尊孙中山为总理，以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以“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为实际宗旨，共推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蔡大辅、王守愚为文书员，邹毓霖为会计兼庶务。于武昌小朝街设总机关，于汉口、汉阳等地成立分机关。以詹大悲等创办的《大江报》为喉舌，积极“增进人群首先，提倡社会真理，灌输国民常识”，使湖北地区革命形势日趋高涨，文学社在新军中迅速扩展到三千余人，为武装起义打下了雄厚基础。
与之同时，共进社亦在湖北新军中积极活动。
时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黄兴致力于在南方发动武装起义，屡不得手；同盟会东京本部因人事、意气和宗派纠纷，日趋松散。一些同盟会会员，如四川张百祥，湖北刘公、彭汉遗，湖南焦达峰，江西邓文翚等，倡议另行组织一个革命团体，以结纳会党为主，谋在长江发难。于是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参加者有川、鄂、湘、赣、皖、浙、粤、桂、滇等省人士百余人，绝大多数是同盟会会员。宣言称：“共进会者，合各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制定红底十八星军旗，张百祥、邓文翚、刘公相继任会长，居正任参谋，彭素民任文牍，何庆云、潘鼎新、孙武、袁麟阁、陈兆民、温尔烈分任交通、党务、参议、理财、调查、纠察各部部长。共进会自称为同盟会的“行动队”，但实际上自行其是。多数场合基本上没有接受和奉行同盟会的指示和部署。
1908年冬，孙武、焦达峰等先后返国，于1909年春设立共进会湖北分会，积极联络长江两岸会党，秘密编成五镇军队，由孙武任正督统，每镇设副督统分别统率。焦达峰嗣后返湘，在长沙设共进会湘部总会，并亲往浏阳、醴陵及江西萍乡等地与会党扩大联络，也仿湖北的作法，分别编成几镇。江西共进会则由邓文翚主持。共进会联络会党虽进展迅速，但孙武等领导人感到会党散漫难制，不易成事，遂将联络重点转向新军。
1911年春，共进会在湖北新军中的活动取得长足进展，与文学社并称新军中的两大革命团体。
本期四大政治要闻之四
权臣下野
——清廷罢免袁世凯
决定罢免袁世凯时，初拟谕旨中本有“跋扈不臣，万难姑容”八字，以革职编管处理。军机大臣世续入见，力为袁世凯解脱，遂改为后来公开的免职谕旨。军机大臣张之洞入见，也为袁世凯说情，并力陈袁世凯之才可用，弃之可惜。摄政王载沣称：“我亦知其有才，但不忍用之，如用之，我无颜以见皇太后。”（因酝酿罢免袁世凯在1908年，故归本年要闻）要闻报道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清廷罢免袁世凯。
光绪病危之时，慈禧曾密召世续及张之洞入内，谕立溥仪为嗣。袁世凯未能参预定策，自知失势，伪称足疾，由两人扶掖入朝。此时，监国摄政王载沣在皇族亲贵的支持下，顺水推舟，以足疾为辞，罢免袁世凯。并以宣统名义颁布上谕，称：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酌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要闻内幕
清末，袁世凯的权势已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
1901年，李鸿章病死。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1902年初，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并在保定创立北洋军政司（后改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且抓住了清朝京畿的警权。此后袁世凯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号称一人身兼八大臣，势力从军事急剧扩张到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形成“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的局面。
权倾朝野的袁世凯为何会遭遇被逐的厄运，事情还得从清末新政说起。
清末改革维新的极致，是倡导立宪。袁世凯起初是支持立宪的，还奏请朝廷“考求各国宪法，变通施行”。
不久，清廷颁布上谕，宣布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军机大臣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绍英等五大臣携带随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袁世凯带头从直隶拿出白银十万两，充为出洋考察经费，并允诺以后为之每年筹款十万两。
五大臣启程时，发生了革命党人制造的爆炸事件，出洋考察被迫改期，这时，袁世凯的态度变得有些暧昧。载泽即说：立宪“小阻盛宣怀，大阻袁世凯！”袁世凯实际上是在紧张掂量立宪派、革命党等各方面的力量，奏对曾说：“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
后五大臣考察归来，一致奏请实行立宪。袁世凯见实行立宪已成铁定之局，又改消极为积极，向政务处建议：中央五品以上官员均应参议要政，预立上议院基础；各州、县有名望的绅商俱应参议地方政务，预立地方自治基础；预备立宪先在一省试办，逐渐推广，并自报奋勇，提出将直隶作为试点之省。他面奏慈禧太后，立宪应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他逢人即称：“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有敢阻立宪者，即是吴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制造爆炸事件的革命党人）”，“即是革命党”！清廷宣布“仿行宪政”、设立载泽主持的编制馆后，袁世凯将自己的亲信孙宝琦、杨士琦、张一膳、金邦平等安插进去分别任编制馆提调、起草员，控制了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不久，袁提出设立责任内阁的方案。按此方案，皇帝发布谕旨须经内阁副署，否则无效。具体而言，则是由总理大臣、副大臣代行皇帝大权。袁世凯的野心和美梦是继控制京津军警力量后，进京与庆王奕匡共同组阁，拥奕匡做国务总理大臣，自己做副总理大臣，夺取皇权，控制朝政，防止光绪帝在年迈的慈禧一旦故去之后，对其出卖戊戌维新之举进行报复。
清末新政，实质是政治权益的再分配，牵涉到所有政治集团和官员的切身利益。袁世凯的做法招致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
守旧派以军机大臣铁良为代表，纷言立宪之非，猛烈攻击袁世凯等人，并要求撤销编制馆，饬令袁世凯速回本任。立宪派以御史赵炳麟为代表，揭露了袁世凯假立宪、真专权的野心，尖锐地指出“中国现在一时难以成立下议院”，责任内阁没有下议院监督，便成了“二三大臣专权”，“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这不是君主立宪体制，而是“大臣专制政体也”。“恐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虚位，议院无期成立，下民莫敢谁何，颠覆之忧将在眉睫。”宗室贵族得知袁世凯提出不让他们干预政事，气愤填膺。据传，一次会议上，醇亲王载沣竟致从腰中拔出手枪，抵住袁世凯胸膛，厉声道：
“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太监听说袁世凯提出要裁去太监，也恨之入骨。据传，一天刚下朝，百余名太监便截住了袁世凯，越聚越多，围攻不放，有的出言谩骂，有的愤怒欲饱以老拳。袁世凯急得团团转，经奕匡百端劝解，并担保绝对不裁太监后，众太监方撤围而去。排袁之声一浪高于一浪，纷传袁世凯权高势重、居心叵测，将步曹操、刘裕后尘，不利于皇室。
袁世凯觉察气氛不对，接连上疏，朝廷均未理睬；又奏请守旧大臣退休，遭慈禧太后严厉斥责，并示以参劾他和奕匡的奏章。此时，袁世凯方感处境危殆，恐惧万分，借阅新军秋操为名，急急请训出京。物议大哗，一片“袁世凯宵遁”之声。
慈禧太后怕君权旁落，加之对袁世凯已生疑忌，不同意设立责任内阁，仍旧保留了军机处。袁世凯没有捞到副总理大臣，反于1906年因中央官制改革被迫辞去兼职，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
1907年，又被清廷以明升暗降之法调离北洋军，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1908年11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故去，宣统帝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载沣当政以后，对袁世凯势力的过分膨胀心有余悸、深感不安。1909年1月以袁世凯“患足疾”，将其开缺回籍养病，剥夺了他的一切军政大权。
但是，袁世凯已利用新政时期急剧扩张的军事政治实力，将其“爪牙布于肘腋”、“心腹置于朝列”了。
关于袁世凯被罢免的细节，说法不一。多说皇族亲贵中的少壮派本想置袁世凯于死地，或至少予以重惩，但军机处元老均反对，故借“足疾”之名将其开缺。
据当时在清廷任职的恽毓鼎密函称：
决定罢免袁世凯时，初拟谕旨中本有“跋扈不臣，万难姑容”八字，以革职编管处理。军机大臣世续入见，力为袁世凯解脱，遂改为后来公开的免职谕旨。军机大臣张之洞入见，也为袁世凯说情，并力陈袁世凯之才可用，弃之可惜。摄政王载沣称：“我亦知其有才，但不忍用之，如用之，我无颜以见皇太后。”张之洞乃不敢置词，惟云：“袁本有去志，可否使乞骸骨，因而允之。”载沣不悦道：“公不要再哓哓不休，奉行制书就是了。”
袁世凯既闻罢职之命，长子袁克定又忽对其说，听说是要诛杀父亲。袁世凯大惧，立即微服往天津投奔亲家杨士骧，并准备乘轮船赴日本避祸。世续恰往袁宅慰问，仆人称袁生病不见客。世续推门而入，仆人没办法，方吐实情。世续大惊，道：“若如此，大祸真要临头了！”急打电话催袁世凯还朝，称：“决无后命。”奕匡保其无事，杨士骧亦劝回京，袁世凯才于次晨返京。
四天后，挈家离京。
载沣之弟载涛回忆道：
载沣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匡又是叫袁拿金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有虚名。至于传闻之说，如光绪临危拉着载沣的手，叫他杀袁世凯；又如隆裕面谕载沣，杀袁给先帝报仇等等，载沣生前并没有向我说过，或许是他保密的缘故。因此，是否真有其事，我也无从判断了。
载沣摄政不久，即下谕罢免袁世凯。据我所知，促成其事的为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他两人向载沣秘密进言，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善耆主张非严办不可，可是载沣哪里有康熙擒鳌拜的决断和魄力呢？奕匡尚模棱其词，不过说：“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再加审度。”张之洞则明白地说出什么“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力为反对。彼时，凡是谕旨非经军机大臣副署不能发表。载沣处此僵局之下，竟自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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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6月14日的《纽约时报》上刊载了特约撰稿人托马斯·密勒之文《袁世凯审慎揽权心怀机谋》，如下：
袁世凯当上大清国的直隶总督后，行动谨小慎微，并且总是随身带着双胶鞋。与此同时，他的军官们也在稳步扩充和训练着“北洋六镇”，或称新军。这支新军是袁世凯向慈禧太后做出担保，并因此获得许可创建的。接着发生了日俄战争，泛东方主义的浪潮开始觉醒。大清国的新生力量也开始崛起。袁世凯注意到了。他在审慎地估量着这股新生力量的强弱和走向，并给自己设想了一个可能发挥领袖作用的合适位置。然而，他同时也一直都预备好，那就是当遇到哪怕是一丝反对的迹象时，就迅速横跨一步以躲避打击。一方面，他使用着慈禧太后赋予他的权力（她曾依靠他逃脱了1898年的宫廷阴谋）；而另一方面，他又在鼓励着进步的因素，并费尽心机地招揽更多有才干的人加入其中，以便让这些人为他自己的个人前程效力。
袁认识到国内外舆论会造成各种政治机遇，并聪明地利用了它。而此时，比他职位更高但却是更加胆小的官员们还在犹豫不决。袁明智地勇往直前，直到在大清国里除了慈禧太后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争锋。袁在帝国上下正形成越来越大的势力和影响。时值中国的国际处境越来越趋向危急，满族皇室需要他的足智多谋去抵抗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所以，袁被调任为军机大臣，并被任命为外务部尚书。
袁世凯的性格是很有趣的，他的素养也相当全面。他是在如下情形下来负责清国对外关系的：大清国有可能依靠其外交关系而带来国家命运的转折，也寄希望于外交关系能有助于推动清国正发生着的并切实可行的改革进一步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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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能掌握清廷大权，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掌握了军权。
1895年末，袁世凯奉命赴天津小站接任训练新军。他以胡燏棻定武军十营为基础，派人到河南、山东、皖北、苏北招募步兵两千人；到奉天招募骑兵二百五十人并购置大批马匹，加上“定武军”原有的四千七百五十人，全军共计七千人，改名为“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采取德国和日本建制，分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以步队为主，炮队为辅，马队巡护，工程队供临时调遣。新建陆军的武器装备全部使用从德国购置新式划一的曼利夏步枪、马枪、手枪和格鲁森速射炮，并配备外国帆布制造的帐篷、行军电台、洋表、双筒望远镜和指南针。官长配备督队腰刀、手枪；兵士配备洋制雨衣、雨帽和洋毯。
新建陆军在军事组织机构方面，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袁世凯自任督练官。下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以及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教习处（后改为洋务局）等，负责训练、运输、军械、辎重、军法和研究西方军事等。制定了各种章程，使军队的组织、制度和规模逐渐完备。
新建陆军聘请了十多名德国军事教官，另有日本、美国军事教官。全军一律习洋操，按照德国陆军教条进行训练。并在军营中设立德语学堂教授德语。
除此之外，又在小站营盘设立速成武备军官学校，后改为讲武堂，聘请前述德国人汉纳根为教官，另设步兵、炮兵、工程兵等随营军事学堂及学兵营，教授兵法、枪炮、算学、测绘、地理、战阵攻守等，培养造就新的军事人才。
新建陆军每年开支军费白银几十万两，另有杂支费二百万两。所谓杂支费专为袁世凯个人向当朝权贵行贿、送礼、应酬以及犒赏部下所用，由袁世凯亲自掌握。
新建陆军的军官骨干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袁世凯的个人亲信，如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是袁世凯年轻时在老家河南的故交，得袁世凯资助进京应试，连中举人、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智囊和军师，人称“水晶狐狸”。另有不少袁世凯在“庆军”驻朝鲜时的老部下。最后是袁世凯为消除清廷满族权贵疑心，特请陆军大臣荫昌推荐的军事骨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