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来了。他挥开众人，和董健吾单独谈了几句话，便叫儿子过来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笔钱，交给董健吾。董健吾又在床前俯身安慰病人说：“老师很快会好的，明天我再来看老师。”病人微微点一下头，脸上还掠过一丝微笑，像是说：“我的事情都办完了。”学生走后，他又安详地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
）第十三节 尾声
第二年早春的一个早晨，夏寿田和方表来到万国公墓，到老朋友——杨度的墓上凭吊。阴沉沉的天，地面上还有一层袅袅升腾的雾气，远处看不清。他们沿着一条碎石子路走进墓园，找了好久，才找到那座墓。
他们带了一个花环，恭敬地安放在墓碑前面，低头静默后，夏寿田转向方表说：“去年七月，我和晳子还做了一次畅谈，想不到分手后，他没害什么大病，竟作了古。”他的声调是凄怆的，眼睛有些潮湿。他向四周望望，突然发现墓前新栽了一棵柏树，他惊异地问：“去年我们前来送葬时，这里没有这棵树呀。”
“这棵树可大有来头哟！”方表四顾无人，低声说道，“我是听晳子的一个学生说的。晳子葬后，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陈赓曾来墓上凭吊，同时栽了这棵柏树。”
夏寿田有些诧异地望望柏树，转问方表：“你说，晳子是和共产党有联系，还是本人就是共产党？”
方表摇摇头，表示并不知情。“不过，”方表还是开口了，“晳子对我说过，一个人不能没有理想而活着。他的理想是什么呢？他没说。”
“我也记起来了。”夏寿田接话说，“他对我说过：‘前清时候是封建皇帝的天下，民国初年是军阀的天下，现在是洋人、新军阀、流氓三位一体的天下，将来必然是人民大众的天下。’看来人民大众当家做主，就是他的理想吧。”
他们像破译密码似的，你一言，我一语，似乎找到了结论：“这么说，他大概是共产党吧？”方表说出了还是不怎么确定的结论。
这一提醒，两人由于和死者的情谊，进而理解了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敬意油然而生。
两人都不再说话，似乎什么话都是多余的，两人都以深含敬意的眼光打量着柏树。在这一派荒寒乱草枯黄的墓园里，只有这柏树却分外青翠，像是茫茫沙漠中唯一的绿色生命，像是黑暗山谷里唯一的一片彩霞。它是死者晚年人格的象征，是党对他的晚节高风的最大褒奖。
夏寿田绕着柏树巡视，从各个角度审量树的姿态和风貌。这时雾气渐消，柏树枝叶上缀着水珠，更显得苍翠异常，生机勃勃。
阴沉沉的天空偶尔漏下一线阳光，使美好的事物和丑恶的事物同时纷呈于视线之下。这时可以看到坟墓垒垒，生前贤愚忠奸，死后都在这里比邻而居。方表逐墓看去，看有没有熟人的墓。他蓦地发现靠西北角是杨士琦的墓。
他走回来叫夏寿田去看，夏寿田“啊”了一声，说：“杨杏城也葬在这儿呀。”夏寿田想起了杨士琦一段奇闻，他由方表引路，边走边说：“杨杏城是袁世凯的头号智囊。他的死也曾轰动上海。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他的语调平和，像局外人谈一件社会新闻似的。“他纳小菠菜小白菜为妾。一天，家里晒箱笼衣物，毒药水也在箱内。你知道毒药水的故事吗？传说当年毒死光绪皇帝的就是这毒药水。杨杏城关照家里人说，这药水有一点入口，人会立时毙命。他把它移放在高柜上，禁止家人动它，随即外出拜客。杨杏城回家时，推门直入卧室，发现小菠菜小白菜和儿子在床上调笑；他气昏了，大骂儿子是‘畜生’，两妾是‘贱货’‘非统统处死不可’。他气得站立不住，便歪在沙发上气哼哼地骂。小白菜偷偷把毒药水滴入茶中，叫丫头送茶给他。他喝了，一会儿就呜呼哀哉了。”他一口气说完，已来到杨士琦墓上。
“这事我也略有所闻。”方表说。他们说着话，见这里的大理石墓石墓碑，很有气派，比杨度的墓阔气得多。方表冷冷地笑道：“杏城的儿子很孝顺嘛，为老子造了这么一个安乐窝！”
夏寿田无语，他在想：凭吊老朋友，根本不该来看杨士琦的墓。不过，他们生前同在袁政府共过事，死后又葬在一个墓园里，善恶美丑往往同住在一个容器里，像鲜花和狗尾巴草长在一个花盆里，有什么办法呢？
两人又谈到和杨度生前有过关系的其他人。夏寿田说：“在袁政府时代，有人有‘财神’之称，一生三次受通缉，今天依然是百万富翁，经常往来于香港、上海之间；有人拜老袁做干老子，受老袁豢养过，今天却成了‘党国元老’。有什么公理可说呢？”
方表知道他指的是梁士诒和汪精卫两人，也摇摇头，表示无声的同感。
两人又回到杨度墓前，夏寿田深有感慨地说：“晳子一生才气纵横，虽然走过弯路，但始终是个正直人，是个爱国者。历史上有些人，动机并不好，却来个歪打正着，成为历史的功臣。另外有些人，动机并不坏，却走错了历史的房间，弄得名誉扫地。晳子一生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真该有人写写他，还他的本来面目才好。”
两人慢慢走出墓地。已经走出老远了，夏寿田仍然带着依恋的心情回头望望，见云雾中漏下一线阳光，正好照射在那棵柏树上，使它在苍翠中泛着一层耀眼的晴晖，比近处看，树形显得更美丽更葱郁了。在这一刹那间，他觉得眼前一晃，在那棵柏树前面忽然闪现出老朋友杨度微笑的面影，幻象立即消失，柏树依然反射着金灿灿的阳光。他眨眨眼睛，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那幻影同样真实。
）第十四节 后记
三四年前，曾一度想到用小说形式写写杨度其人，但立即感到很难写，一闪念也就过去了。去年春间，《解放日报》的同志向我约稿，问我有无兴趣写杨度；我认真考虑了一下，还是觉得很难写。最后经不住这个好题材的“诱惑”，决定试一试看。
之所以感到难写，因为杨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又处在政治风云急剧变幻的时代。他的经历是复杂的，思想也复杂，虽不是五颜六色，却也不像一个单色人物容易着笔。
杨度字晳子，湖南湘潭人，生于一八七四年，早年寻求救国道路，两度留学日本。他一直主张君宪救国，回国后被清政府以四品京堂擢用，参与立宪活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做了民国的大总统。这个大野心家还不满足，又梦想做皇帝。杨度仰承袁世凯的旨意，发起“筹安会”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名，为袁世凯做皇帝鸣锣开道。于是改元“洪宪”，改民国为“中华帝国”，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乌烟瘴气。在全国人民反对下，在蔡锷发动讨袁护国战争的军事打击下，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就垮了台，杨度也被指为洪宪帝制的“罪魁祸首”，受到北洋政府的明令通缉。从此他身败名裂，成为人们诅咒的众矢之的。他后来又和军阀头子曹锟、狗肉将军张宗昌厮混在一起，晚年又做了上海流氓势力代表人物杜月笙的挂名秘书，一直做到一九三一年逝世为止。
不光彩的历史带来不好的名声，也是十分自然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们还是照样骂他，一九七六年上海出版的《章太炎诗文选注》，在一条注释中，还照样说杨度是“臭名昭著”的“帝制余孽”。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看来他名誉扫地，已经盖棺论定了。
然而，从表面现象看人，以凝固眼光看人，是不可靠的，甚至会制造“冤假错案”。杨度确曾误入迷途，这有历史条件的制约，也有他本身的弱点。但他绝不是反面人物，他“背黑锅”背了若干年，差点儿含冤莫白，成为千古沉冤！
周恩来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派秘书关照王冶秋同志，要他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在“杨度”词目下要写上他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当时人们听到这个消息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个“臭名昭著”的老政客，怎么能和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联系起来？
后来王冶秋、夏衍这些革命前辈先后写文章，追述杨度入党的往事，人们才恍然大悟：杨度原来不是鬼，而是人，是勇于补过不断追求进步的人。
他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他走的道路相当曲折，经历相当复杂，甚至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要写他，确实不好写，不易写好。
有关他的史料也很庞杂。由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失败，他本人又遭通缉，墙倒众人推，和他同时的人写的笔记或回忆录，多半是骂他，表示和他“划清界限”。而杨度的同代人，如夏寿田和章士钊写到杨度时又说了杨度一些好话。悠悠毁誉，各执一词，我们该信谁的？更麻烦的是，同一件事的记载也互相抵触，甲说这时杨度是“扮红脸”，乙说这时杨度是“扮白脸”……但杨度只有一个，他不能既做“贼”又“捉贼”。这里就有个史料真伪杂糅的问题。如何区别真伪，去伪存真，又是一个难题。
最难处理的还是杨度前后判若两人的问题。从他大开历史倒车到站到推动时代巨轮前进的战斗行列，是个戏剧性的惊人变化，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不错，人是会变的，有人由革命阵营叛变出去，有人由反动营垒变而走向人民，这类事例俯拾即是。只要不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是会承认事物本来就是这样辩证地发展着的。这没有什么难解释的。问题是，要写杨度的变，必须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找到他变的内在根据，也就是说，要有他的思想、性格、品质、情操的连续性。丑陋的蛹变成美丽的蝴蝶，被母鸡嘲笑的丑小鸭变成冲天而飞的白天鹅，都有变的内在根据。
要把握杨度的变，既不能用现成套子去套，也不能用别的转变人物进行比附。杨度只能是杨度，不能溢美，也不应讳“恶”，只能让杨度自己说明自己。
我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写杨度的。
但是，写的毕竟是小说，不免有虚构，有剪裁，有夸张，这样，也就招来各种非议。
小说在《解放日报》上连载后，先是杨度的家属到报社抗议，认为小说丑化了杨度；后来又有读者认为不是丑化，而是美化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