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杨晳子度，王壬秋先生大弟子也。昔卢斯福演说，谓欲见纯粹之亚美利加人，请视格兰德；吾谓欲见纯粹之湖南人，请视杨晳子。顷晳子以新作湖南少年歌见示，亟录之，以证余言之当否也。“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积翠何重叠；五岭横云一片青，衡山积雪终年白；沅湘两水清且浅，林花夹岸滩声激；洞庭浩渺通长江，春来水涨连天碧；天生水战昆明沼，惜无军舰相冲击。北渚伤心二女啼，湖边斑竹泪痕滋；不悲当日苍梧死，为哭将来民主稀；空将一片君山石，留作千年纪念碑。后有灵均遭放逐，曾向江潭葬鱼腹；世界相争国已危，国民长醉人空哭；宋玉招魂空已矣，贾生作吊还相渎；亡国游魂何处归，故都捐去将谁属；爱国心长身已死，汨罗流水长呜咽；当时猿鸟学哀吟，至今夜半啼空谷。此后悠悠秋复春，湖南历史遂无人；中间濂溪倡哲学，印度文明相接触；心性徒开道学门，空谈未救金元辱。唯有船山一片心，哀号匍匐向空林；林中痛苦悲遗族，林外杀人闻血腥；留兹万古伤心事，说与湖南子弟听。于今世事翻前案，湘军将相遭诃讪；一谓彼当年起义师，不助同胞助胡满；夺地攻城十余载，竟看结局何奇幻；长毛死尽辫发留，满洲翎顶遍湘州；捧兹百万同胞血，献于今时印度酋。英狮俄鹜方争跃，满汉问题又挑拨；外忧内患无巳时，祸根推是湘人作。我闻此事心惨焦，赧颜无语谢同胞；还将一段同乡话，说与湘人一解嘲。洪杨当日聚群少，天父天兄假西号；湖南排外性最强，曾侯以此相呼召；尽募民间侠少年，誓剪妖民屏西教；蚌鹬相持渔子利，湘粤纷争满人笑；粤误耶稣湘误孔，此中曲直谁能校？一自西船向东驶，民教相仇从此起；此后纷纭数十春，割土赔金常坐此；北地终招八国兵，金城坐被联军毁；拳民思想一朝熄，又换奴颜事洋鬼；国事伤心不可知，曾洪曲直谁当理？莫道当年起事时，竟无一二可为师；罗山乡塾教兵法，数十门生皆壮儿；朝来跨马冲坚阵，日暮谈经下讲帷；今时教育贵武勇，罗公此意从何知。江彭游侠时惟耦，不解忠君唯救友；意气常看匣裹刀，肝肠共矢杯中酒；江公为护死友骨，道路三千自奔走；曾侯昔困南昌城，敌垒如云绕前后；彭公千里往救之，乞食孤行无伴偶；芒鞋踏入十重围，大笑群儿复何有。桂阳陈公慕嚣述，湘乡王公兵反侧；大势难将双手回，英雄卒令吞声没。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衡；曾胡却顾咸相谢，先生笑起披衣下；北入燕京肃顺家，自请轮船探欧亚；事变谋空返湘诸，专注春秋说民主；廖康诸氏更推波，学界张皇树旗鼓。呜呼吾师志不平，强收豪杰作才人；常言湘将皆伧父，使我闻之重抚膺。吁嗟往事那堪说，但言当日田间杰；父兄子弟争荷戈，义气相扶团体结；谁肯孤生匹马还，誓将共死沙场穴；一奏军歌出湖外，推锋直进无人敌；水师喷起长江波，陆军踏过阴山雪；东西南北十余省，何方不睹湘军帜。一自前人血战归，后人不叹无家别；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逾烈；但闻嫁女向母啼，不见当兵与妻诀；十年断信无人吊，一旦还家谁与诘；今日初归明日行，今年未计明年活；军官归为灶下养，秀才出作谈兵客。
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茫茫回部几千里，十人九是湘人子。左公战胜祁连山，得此湖南殖民地。欲返将来祖国魂，凭兹敢战英雄气。人生壮略当一挥，昆仑策马瞻东西；东看浩浩太平海，西望诸洲光陆离；欲倾亚陆江河水，一洗西方碧眼儿。于今世界无公理，口说爱人心利己；天演开成大竞争，强权压倒诸洋水；公法何如一门炮，工商尽是图中匕；外交断在军人口，内政修成武装体；民族精神何自生，人身血肉拼将死；毕相拿翁尽野蛮，腐儒误解文明字。欧洲古国斯巴达，强者充兵弱者杀；雅典文柔不足称，希腊诸邦谁与敌？区区小国普鲁士，倏忽成为德意志；儿童女子尽知兵，一战巴黎遂称帝；内合诸省称联邦，外与群雄争领地。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做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做普鲁士。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埃及波兰岂足论，慈悲印度非吾比。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家人仗剑东西去，或死或生无一居。我年十八游京甸，上书请与倭奴战；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相杂半；十载优游湘水滨，射堂西畔事躬耕；陇头日午停锄叹，大泽中宵带剑行；窃从三五少年说，今日中原无主人；每思天下战争事，当风一啸心纵横。地球道里凭空缩，铁道轮船竞相逐；五洲四入白人囊，复执长鞭趋亚陆；探马惟摇教士钟，先锋只著商人服；邮航电线工兵队，工厂矿山辎重续。执此东方一病夫，任教数十军人辱；人心已死国魂亡，士气先摧军势蹩。救世谁为华盛翁，每忧同种一书空；群雄此日争追鹿，大地何年起卧龙。天风海潮昏白日，楚歌犹与笳声疾。惟恃同胞赤血鲜，染将十丈龙旗色。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全国。破釜沉舟期一战，求生死地成孤掷。诸君尽作国民兵，小子当为旗下卒。
梁启超笔下全部抄录了我杨度少年时写的这首长诗，诗中涉及湖南地理人文，从屈原、宋玉、贾谊写到王船山，从曾国藩写到王湘绮，从俾斯麦、拿破仑、说到埃及和波兰，最后说到个人的爱国心情和远大抱负。梁启超对我的长诗没加多少评语，但说读我这诗可以看出我代表了“纯粹的湖南人”。我这诗里“群雄此日争追鹿，大地何年起卧龙？”以“追鹿”骂军阀混战，而暗暗以诸葛卧龙自许，真是抱负不凡，寄托遥深。这是点睛之笔，也可能最引起卓如的共鸣。
在该书八七段又写到我，晳子复赠余一诗云：
志远学不逮，名高实难副。古来学者心，栗栗惟兹惧。噫吾新会子，夙昔传嘉誉。德义期往贤，流风起顽锢。曩余初邂逅，讲学微相忤。希圣虽一途，称师乃殊趣。（原注：戊戌春在长沙论春秋公羊传，各主师说，有异同。）杨朱重权利，墨子尊义务。大道无异同，纷争实俱误。（原注：余尝谓湘潭王先生援庄入孔，南海康先生援墨入孔，实为今世之杨墨，而皆托于孔者也。）茫茫国事急，恻恻忧情著。当凭卫道心，用觉斯民寤。古人济物情，反身先自诉。功名岂足宝，贵克全予素。君子但求己，小人常外骛。愿以宣圣训，常与相攻错。”诗末复媵以小札云：“近以国中青年子弟，道德堕落，非有国粹保存之教育，不足以挽狂流，如前数次所面论者。因时取旧书温阅，思欲有所编述。乃每一开卷，则责人之心顿减，责己之念顿增。时一反省，常觉天地之大，竟无可以立足之地。自治之道，其难如此。因思古今社会风俗，其能致一时之醇美者，必由于二三君子，以道相规，以学相厉，流风所及，天下效之；以躬行为之倡，而因以挽一世之颓俗，此必非口舌论说之功所能比较者。古圣贤之为学，必求其返躬自省，而无丝毫不歉于心，乃为有得。若夫名满天下，功满天下，会于吾身无一毫之增损者，常人道之，君子不计焉，以其无关于求己之道也。今同处异国，于众人之中，而求可以匡吾过而救吾失者，无如足下，辄以其意成诗一首。知足下亦无取乎便佞，故自附于直谅之末，亦以托于先施而求诲迪，特录以奉呈。诗中追述往事者，欲以纪实，著其离合之迹；君子之道，不贵苟同也。而又必称师者，薄俗忘本，非度等所当出。足下担任一世之教化者，倘以予言为言乎？若能俯赐酬答，而无辜我嘤鸣，是所幸也。”呜呼！自万木草堂离群以来，复生、铁樵宿草之后，久矣夫吾之不闻斯言也，吾之疚日积而德日荒也，十年于兹矣。风尘混混中，获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觉其情之移也。
卓如在这里称自己是他十年来“风尘混混中”的“良友”，实际上我也把卓如看做良友。
杨度不由回忆起，在戊戌政变前，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时，两人就有交往。这就是诗中提到的共同讨论春秋公羊之学各主师论。一九〇二年，杨度到日本后，交往更为密切。一九〇三年，杨度再到日本时，两人的政治思想进一步靠拢了。这首五古就是那时写的。诗里说的“大道无异同，纷争实俱误”，承认两人的争论实在各有迷误，最后希望“愿以宣圣训，常与相攻错”，表示愿以孔子的教诲为指导，你我互相指出错误，共同前进；这正如他的附言中所说“以道相规，以学相厉”，所说“于众人之中，而求可以匡吾过而救吾失者，无如足下”之语，可以互相发明。
回忆像一面布满灰尘的镜子，有些地方模糊，有些地方却十分清晰。他又想到，清朝末年，自己狂热地宣扬君宪主张，认为成立政党，开国会，行责任内阁制，是救国的唯一有效途径。中间可减少无数军阀混战，人民涂炭，可减少独裁专制之祸，正因为这点，当时把卓如看做同样主张宪政，同样有学问根底，又同样是文章高手……
想到这些，他又顺手翻出自己的旧稿，那是他为载振、端方等五大臣赴国外考察宪政，回国后他当枪手代写的考察报告。一九〇六年九月，清政府为了挽救日趋崩溃的专制统治，下诏预备“仿行立宪”；一九〇七年成立宪政编查馆，袁世凯、张之洞两人联名保我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我以四品京堂做了宪政编查馆提调后，于一九〇九年便上奏清廷，请特赦梁启超（当时梁还在被通缉，逃亡在日本）加以擢用。
在奏折中，我说，梁启超自戊戌政变逃亡国外后的十年间，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坚持论战，“独持君主立宪，以日本宪政为规，力辟其非”的功绩，奏折：
且启超之获罪，以戊戌倡言仿形各国宪政故耳，十余年中，宗旨如一，不为异说所摇。不以负咎之身，忍死须臾，悲号奔走，卒致皇上为立宪之神圣，国人为立宪之臣民，孤孽之心，亦云苦矣。今朝廷立宪之期已定，海内延颈以望太平，而当日违众建议，负罪效命之人，使独窜伏海隅，憔悴枯槁；睹故国之旌旗，痛生还之无日；抱孤忠而莫白，将槁死于殊乡。是则庶女之怨，不达于彼苍；文王之仁，不及于枯骨，此臣所为欷歔而不能自己者也。臣闻处事不以恩怨，用人不以亲疏者，人君之德也；穷达不变其道，荣辱不易其心者，臣子之义也。别嫌明微，表不白之忠，以告于君父者，朋友之责也。臣自戊戌以来，即与启超相识，因学术各分门户，故政见亦有参差。其后游学日本，相处数年，文字往来，于焉日密，亲见其身，屡濒危殆，矢死不变。每日臣谈往事，忠爱悱恻，无几微怨悱之词。是以深识其人，性行忠纯，始终无贰。倘蒙朝廷赦用，必能肝胆涂炭，以报再生之恩，此臣之愚，所能深信。倘启超被赦之后，或有不利于国家之危，唯乞皇上诛臣，以为臣子不忠之戒。臣因知朝廷宽大，必不容党禁之长存，宣统五年颁布宪法之时，凡在道逃，必蒙赦宥。唯以启超学识深邃，冠绝群伦，方今筹备宪政之初，正为登用人才之日，以其故赦于后，不若用材于先。昔晋襄求士会于秦，齐桓赦管仲于鲁，以今拟古，事或不伦，然片壤尺流，亦宜不为圣朝所弃。
我虽以身家性命向清廷保举梁启超，但因慈禧一党对康梁余恨未消，廷臣中的顽固派也极力反对，御史胡思敬更秉承顽固派意旨，揭举我过去的反清言论和与梁的关系，提出劾奏，引起一场风波。清廷对我的保举虽未加罪责，梁启超也没有得到赦宥和起用。
这都是后话了。
我和梁启超在政见上有同有异，互相支援过，也互相争辩过，但总的来说，友情是不错的。他一变再变，由保皇党转为进步党。我则坚持我的信仰始终不变。梁不惜“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我则认为昨日之我未必错，只是客观形势变化太快，我没有紧跟形势而已。我信仰过王闿运老师的帝王学，但我也对帝王学有过质疑。我信仰过佛学，但对佛学提出过“四不法门”，认为佛教中净、律、密、禅等八大宗，皆有可议，提出一种“新佛学”。也曾著文批判过共产主义，认为贫富太悬殊，社会必然不能稳定，而经济上人人平均，似乎合理，其实也不合理。人有贤愚勤惰，贡献有大小，如经济绝对平均，则生产必然停滞，社会必然不能进步。但是与李大钊接触之后，认识到共产党既不会贫富悬殊，也不会绝对平均，错误认识才逐步改变了，这就是今天的新觉悟。
夜深了，他想起“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古训，不禁襟怀洒然。
杨度着了一点凉，病倒了。
服了两剂药，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更沉重了。咳嗽，痰中带有血丝，和当年在北京患病时症状有些类似。躺在床上，只觉得浑身无力。朋友来看他，他总笑着说：“不妨事，我很快就会好的。即便现在死去，也可以无憾了。”他像个看破生死关的人那样达观。
有时昏昏沉沉，似睡非睡，开头觉得胸口很闷，像有什么堵着透不过气来。可是，一刹那间，又觉得身体内部化为一片空虚，无依无傍，倒有一种摆脱了一切病痛的轻松感。突然，一个清晰的面影出现了，啊，是他！他头戴平天冠，身穿滚龙袍，脸上的表情像是愠怒，又像是颓丧。怎么他还没死？他的脸像在烟雾中半明半暗，噢，并不是他呀，那是谁呢？是不是还有他的徒子徒孙？这不是做梦吧？是病中出现的幻觉？还是我已经死了？
仿佛有风，凉丝丝吹到脸上。又有一个面影在眼前出现，是戴眼镜，留八字胡的一位烈士，正站在亮光中微笑着。他模糊地记起这位烈士是早已牺牲了的，怎么还活着呢？他心情有些恍惚，便喃喃自语：“我大概已经死了。”
“不，你还活着！”有个声音说。说话的是谁呢？那面影很熟，却又记不起姓名来。那个声音继续说：“本来你早就死了，洪宪帝制一开始，你就死了。后来，你倒开始活着了，而且活得很好。今后，你还会在人的心中活下去。”
他听到远处有人呼唤他，像是喊“爸爸”，又有喊“哥哥”的声音。那声音十分遥远。声音越来越近，他张开了眼睛。
他从围在床边的家属的脸上，捕捉到几分悲戚混合着欣慰的奇异表情。自己是不是死而复苏？他弄不清楚。他这时是敏感的，从医生和儿子低声说话和相互交换的眼神中，从少姬含含糊糊对女儿的答话中，他意识到自己正徘徊在生死界上，他头脑很清醒，立刻想到有两件事要马上办。
一件事：他要儿子去找他的学生董健吾来。董健吾是“中国互济会”成员，是共产党员。他想由董健吾经手再向“中国互济会”捐助一笔钱他曾向“中国互济会”捐助过一笔可观的经费，同时也由这位学生经手交最后一次党费。再一件事：他要写一副自挽的挽联，他已在枕上打好了腹稿。
他向少姬轻轻说：“你，拿纸笔来！”
少姬知道哥哥想写下点什么，忙取来纸笔，见他不能执笔，便说：“哥哥说吧，我来记！”
他用非常低微的声音口授道：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少姬噙着眼泪写好，让他逐字看过。他含着笑，微微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