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主人迎上一步和沈端先握手。
方脸型青年补充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这话是示意给主人，可以充分信赖这位新的联系人。
主人请客人坐下吃茶。
沈端先不由思忖：这位神秘主人是何许人？同伴不介绍他的姓名，显然有保密性质，这更增加了几分神秘感。
他听他们随便说着话，神秘主人总对同伴叫“汉年兄”，看来他和潘汉年是相当熟悉的。
临分手时，神秘主人取出一盒雪茄烟，边交给潘汉年，边说：“汉年兄，你带上这个！”
潘汉年脸上漾着笑，连一句“谢谢”的话也不说，就收下了。
沈端先明白了：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
辞别了主人，走到街上，潘汉年才告诉沈端先：“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他会提供许多有用的情报，你可绝对不能怠慢他啊！”
“既然都是党内同志，为什么他不称你‘同志’，还叫你‘汉年兄’呢？”沈端先提出疑问。
“他这人和官场人物往来多，尽管政治思想转变了，在交际场合的一些老习惯却改不过来。”潘汉年说着又补了一句，“这也是他处的环境造成的。”
路旁的法国梧桐已经黄叶飘零，他们踏着落叶并肩走着，潘汉年回头瞥一眼那座小洋房，低声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到这里捕人，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沈端先“嗯”了一声。
这个神秘主人是谁呢？
沈端先和他来往半年之后，大概，主人对这位单线联系的忠诚战士充分相信了，才坦然笑着对沈端先说：“你大概还不知道我的真姓名吧？告诉你，我叫杨晳子，杨度。”
沈端先大吃一惊。
会是他？一个经常把搜集到的情报，放在一盒雪茄烟里，或者放在一个火漆封印的大信封里，或者用其他方式送到党的手上的革命同志，会是一个曾经捧袁世凯做皇帝大开历史倒车的人？一个常常把敌人追捕的同志留在他的住处的地下党员，会是当年的一个帝制余孽？
他再打量一下眼前这个富有神秘色彩的人物，见他眼光中有高傲也有和蔼，言谈举止上既潇洒又见真朴，他没有半点不良嗜好：不吸烟，不打牌，不涉足花街柳巷。在他身上，早已没有了老政客的影子，虽有绅士风度，更多的却是正直纯朴一介书生的本色。
不敢相信的事，终于被这个可信的形象证实了。
后来，他逐渐了解了杨度的情况：杨度来上海后，先是参加了鲁迅、田汉、胡鄂公等所组织的“自由大同盟”，旋又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接着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后由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潘汉年介绍，由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批准，正式加入共产党，成为出入龙潭虎穴的革命战士。
这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杜月笙的挂名秘书。
他走进杜公馆，是他的老朋友章士钊从中促成的。
章士钊这时是杜月笙的法律顾问，他受杜月笙的嘱托来到白利南路兆丰别墅——杨度原来的住所，向杨度说明杜月笙准备有所借重的盛意。
杨度听了，开始有些反感，难道一向自命不凡的自己，竟堕落到在一个流氓头子的手下讨生活？接着又转念：为什么不利用杜氏做一面挡风墙呢？杜氏和国民党政府的上层人物、特务、金融巨头都有密切关系，为什么不通过他多了解一些反动集团的内幕情况呢？
他将自己的想法向党组织汇报，取得党组织的同意，应邀来到华格臬路杜公馆。
章士钊陪着他，来到第一进大厅。
大厅正中放着紫檀木八仙桌，两旁是镶着文石镂花的八仙椅。镂花紫檀木条几上放着三尺高的福、禄、寿三星细瓷彩像，旁边是落地大自鸣钟。这一派陈设有些庸俗，但很有气派。大厅正中朝南墙上挂着一副黑底金字的对联，特别引起杨度注意。联语是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写的，联语是：
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
这副对联烘托了杜月笙富埒王侯、食客三千的流氓声势。
杨度稍一玩味，嘴角流露出一丝轻蔑的笑。
章士钊向杜公馆的听差叮嘱了两句，听差便进去禀报杜月笙。
听差回来，便请他们到第二厅相见。
杜月笙站在石阶上表示欢迎。
这里是十分富丽的西式陈设：华美的地毯，几套大皮沙发，墙上挂着巨幅油画。
杨度端详杜月笙这人。他不过四十出头，修长身材，骨瘦如柴，满脸烟色，长袍马褂，举止倒也落落大方、彬彬有礼。
听差端来咖啡和水果，宾主随便谈着。
杜月笙很会交际，也和杨度亲切谈话，却又处处不忽略章士钊的存在。他先望一眼章士钊，转向杨度笑道：“行严兄几次和我谈起晳子兄，我也早就闻名，晳子兄真是名满天下的宪政专家呵。”
一句信口恭维的话，却在杨度思想上搅起了波澜。蓦然间，袁世凯的影子在他脑海闪过。他弄不清这是恋旧意识还是偶尔出现的感伤情绪，只觉得胸中涌起一丝朦胧的辛酸。
他已是共产主义先进战士，但是旧思想感情的残余泡沫还是有时泛起。他的脑中又闪过一种对眼前人物的批判意识：袁世凯的官气、张宗昌的匪气、杜月笙的流氓气他这种气倒是不外露的，算得是各有特色；而自己周旋于官气、匪气、流氓气之间，依然不脱书生气，还是一介书生呀！自己不无感慨的是，过去已有一个“帝制余孽”的臭名，今后倘再有人送一个“流氓势力的走狗”的新头衔，可真造孽啊。那样，自己前边走，背后会有人指着脊梁骨骂。一个革命者为什么要背这样的恶名？
但他又想到，古代哲人侠士，或混迹于屠钓，或混迹为版筑、击柝之流，甚至佛家也有吃狗肉，鼻涕拖得很长的有道高僧。作为革命者，为了革命的利益，又为什么不可以忍受罪名呢？
他的脑细胞里有不少古代人物和宗教人物的思想烙印，而这些，像经过反刍一样，草变成了乳汁。为革命，又值得计较什么？个人的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只有这时，他才感到自己的人格得到了净化，思想境界变得超脱了，精神面貌也越来越走向昂扬。
杜月笙当然不会了解杨度此时此际的复杂心情，他微笑地望着客人，对杨度冷漠而高傲的神情，自以为非常理解。杜月笙认为，凡是失意的政客，或者曾经阔气过的大老官，总是惯用表面的傲气来掩盖自己的狼狈相。杨度一定也是如此。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做自己的法律顾问，袁皇帝的宪政专家做自己的秘书，自己的身价不是比皇帝和总统还高出一筹吗？自己正是名流之上的名流，闻人之上的闻人上海报纸称杜月笙为“闻人”！
杜月笙得意地想到，既然杨度目前处境穷困，自己更应该照顾他的面子，于是笑道：“听说晳子兄很重友情，兄弟也很爱交朋友。不瞒老兄说，兄弟为人处世有一本‘三字经’，就是做人要吃三碗面：一是情面，二是体面，三是场面。这是三碗难吃的面，可是为了朋友，都要吃。”说罢朗声大笑。
杨度正要回答，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一个老枪——这是上海对吸食鸦片、又黑又瘦的烟鬼的称号——坐在角落里。这时老枪搭腔道：“杜先生一向是行侠仗义，对朋友一向是急人之难，慷慨乐施。有人说，杜先生是朱家、郭解一流人物，其实，朱家、郭解，哪能和杜先生相比！”
杜月笙更得意了，他知道杨度在北京时，住的是袁世凯送他的房子，自己身为名流之上的名流，闻人之上的闻人，怎能输给短命皇帝袁世凯？因笑对杨度道：“听说晳子兄住处狭小，我在薛华立路有一所房子，虽然不大，但还整洁，愿奉送晳子兄，请万勿推辞！”
章士钊忙插话说：“杜先生和晳子兄真是一见如故。”
杨度想到，住杜月笙送的房子，对革命工作也有许多方便之处，因拱手谢道：“初次相见，就蒙厚爱，真是愧不敢当。”
杜月笙嘿嘿笑着，便唤账房办理交割房产的手续。
听差走来禀报：又有客人请见。
杨度见他忙，便起身告辞。
杜月笙送到大厅门口说：“以后是一家人了，随时可以谈谈，恕不远送了。”
杨度和章士钊来到前厅，账房追上来说：“杨先生要是到薛华立路去看房子，这里派人陪着去，需要什么家具，可由这里代为置办。杜先生还关照下来，以后每月送月敬五百元给杨先生。”
不知是巧合，还是出于杜月笙的有意安排：现在“月敬”五百元，恰和杨度在袁世凯时代担任参政时月薪五百元的数目完全吻合。
章士钊笑着问账房：“杜公馆单送月敬一项开支，怕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吧？”
账房是杜月笙早期所谓“出窝弟兄”之一，总管杜公馆的银钱出入，人称杜公馆的“财政部长”。听到章士钊的问话，他便带点夸耀的神气笑出了声，说：“正是啊！杜先生手头阔绰，对很多人都送月敬。送给报馆好多记者的月敬是每人二百元，送上海市长的月敬是每月五万元，送给法国驻沪总领事的也算月敬的话，是每月十八万元，还有……”
杨度与章士钊交换着目光，似乎同时在说：你看，给我们的“月敬”，不过是奉献给洋人和大官僚之后的一点残汤剩羹罢了。他们也知道，杜月笙送给洋人和党国要员那么多钱，正是他开设赌台，包运鸦片能够通行无阻的原因。
杨度从此做了杜月笙的挂名秘书。
大官们拿女秘书当花瓶，杜月笙也拿杨度当客厅的珍贵摆设，他接见重要人物时，有时叫杨度陪着他。
杨度的接触面宽了，向党提供的情况因此更具有重大价值。
）第九节 太阳照着他
杨度的母亲李老太太已经去世，他把妻女接来上海同住。
他对家里人绝口不提自己入党的事，这是纪律，是严守党的秘密；同时，他也不愿让家里人对他的安全担心。
他曾设想过，如果被捕，在法庭审讯时，他也要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员，那样，敌人即便杀了他，连敌人自己也得不到捕杀了一个革命者的满足。
一天，上高中的女儿下学回到家里，谁也不理，一头扑到床上哭了。杨度走过去关切地问她，“怎么啦？”
女儿不吱声，依然抽泣。
“是谁欺负你啦？”
“同学欺负你？”
这一问像碰到了痛处，女儿伏在枕头上哭出了声，肩膀颤抖着，像受了无限委屈似的。
他更不放心了，走近床边怜惜地问：“为什么欺负你？哦？说话嘛。”
女儿使性子，翻身朝里，没好气地说：“还问咧，人家都骂我！”
“骂你什么？”
女儿猛地坐起来，眼泪汪汪的：“骂我是——先是骂你，骂你是袁世凯的奴才，又是杜公馆的走狗，骂我是你的臭闺女！”说到后来，女儿的声音哽咽了。
杨度不禁老泪纵横。过了大半辈子，什么酸甜苦辣都尝过，受女儿的严词责备才真不是味儿。
女儿立即觉得对爸爸太无礼了，话说得太重了，等待着爸爸的大声呵斥。室内沉寂着，阴云密布却听不见雷声。
女儿一扬头，瞥一眼爸爸，那带有几分鄙夷恼怒的眼睛立即闪动着怜惜的光辉。她结结巴巴地说：“同学，还有广大民众，都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反对新军阀。爸爸，你就不能站在民众一边吗？”女儿的声音又哽咽了，哽咽中带有央求。
女儿的话听来还是火辣辣的，但做爸爸的一点也不生气，相反，倒为女儿的要胜好强要求进步感到宽慰。不无懊恼的是，他不能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能找话安慰女儿：“你该相信爸爸，爸爸的爱国心，绝不比别人差呀。”
“空话！”女儿心里暗骂，可是她没说，也不忍心太逼爸爸。
他也觉得是空话，而实际情况又不便讲，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心情出现了。不过，他又觉得，落了女儿的埋怨，也不值得伤心。这种埋怨，倒可以说是一种鞭策，鞭策自己献身革命事业。只要对革命事业有利，个人痛苦也算得到了补偿。
他是严守党的秘密的，但他又是爱讲话逞雄辩惯了的。现在也不甘心缄默，对女儿也确实有好多话要说，他便对女儿说些不涉及那个秘密的题外话。
他说：“在三国时代有个关云长，你知道吗？知道，那好。关云长身在曹营心在汉，一直传为佳话。难道爸爸就不能这样吗？”
他从女儿的疑惑眼神中，知道这并没有说服女儿，便说：“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吧。”
女儿用手帕擦擦眼角的残泪，用几分好奇几分疑惑的神情，望着坐在藤椅上的爸爸，听爸爸说道：
“在上海还没有租界之前，有一支英国船队从上海出发，准备入侵苏州。因为这一带水网密布，湾汉纵横，他们摸不清航道，便抓了一个中年渔民，强迫他领航。中年渔民看看躲不过，就说：‘好，这一带我熟。’他果然站到船头上指点航向。有几次，他要英国船队绕过险滩躲过暗沙，航行在水流深处。你看，他多么像一个为虎作伥的坏人呀！岸上看到这一情景的人，谁不骂他呀！”
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可是，当那支船队快速行进时，一下子搁浅了，船陷进了浅滩松软的泥土之中，活动不得，像飞蛾跌落在灯油里，扑打几下翅膀，不动了，连马达也像被胶住似的，哑了。中年渔民准备跳水逃走的当儿，被英国兵开枪打死了。他死了，他的爱国心迹终于大白。”
女儿默默地听着，意识到爸爸的故事是有所指的，但她还是要问故事的结尾：“那外国船队，后来怎样了？是不是到了苏州？”
“好就好在这浅滩芦苇丛生，有一支农民武装在这里活动，中年渔民是了解这一情况的，所以故意把鬼子船队引进伏击圈，农民军一声呐喊，直杀得鬼子兵丢盔卸甲，死伤无数。”
女儿听他讲着，忽然意外地发现，爸爸眼睛里闪耀着某种新奇的闪光的东西，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她意识到那是富有正义力量的光芒，是高傲纯洁、充满自信的心灵的反射。这个发现，使她觉得既陌生又熟悉。
停了一会儿，爸爸又开口了：“后来，人们追念这位爱国的中年渔民，在上海的老城隍庙特意为他塑了一尊像，供人瞻仰。可是，外国侵略者不答应，强迫官府把塑像拆掉了。从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到今天的南京政府，都是‘爱国有罪’啊！可是，爱国的中年渔民却活在人们的心中。”
他的语调平静，但平静的表层掩盖的愤慨情绪，女儿还是感觉到的。她有些醒悟了，她终于谅解了爸爸，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爸爸。
他离开女儿，回到楼上书室里，取过一本书，读了几行。思绪很乱，集中不到书上。眼前又闪动着女儿哭泣时那委屈的神情，还有说话开始时那种不信任的目光；渐渐地不信任的目光消失了，许多信任的目光浮现了。那信任的目光，来自一群革命同志：潘汉年、沈端先、柳直荀……他印象最深的是那位批准他入党又和他有过多次接触的党的领导人。
领导人的亲切形象浮现在眼前：宽广的前额，两道浓眉，一双大而明亮锐利的眼睛，光芒四射。他神采奕奕，举止儒雅，处处显示着富有理智而机警过人。他说起话来，逻辑力强，具有直接抓住人的心灵的惊人力量。一次相见，自己曾向他吐露了一种担心：“我可是一个帝制余孽呵，你们不嫌弃吗？你们真会把我引为同志吗？”领导人爽朗地大笑起来，他说：“历史的污点是污点，但早已成为历史。古人说：‘观过知仁’。从过去的错误中更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和心迹。晳子先生毅然摆脱旧营垒，追求真理，献身革命，我们欢迎还来不及，怎么会不引为同志呢？同志，革命不分先后，对每个革命者，我们都会完全充分予以信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