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向沙发背上靠了靠，像是在梦幻中喃喃自语，说：“我在病中想了很多很多。”
“噢，想些什么呢？”胡鄂公问。
“一些梦话罢啦，你乐意听我唠叨吗？”
书橱后面忽有人应声说：“好呵，梦话，也可能正是最清醒的话。”
杨度听声音好熟，只见那人从屏风后笑吟吟走出来，原来是李大钊。
“嗬，守常先生原来在这儿！”杨度感到惊喜，急忙起身让座。
李大钊笑着说：“这些天我是东藏西躲，眼下躲到这儿来了。”
胡鄂公戏谑地对杨度说：“这排书橱就是盾牌呀。”
李大钊也笑道：“胡先生既是政府的官，又是革命家，我选的盾牌不错吧？”
三人笑着，重新坐好。
李大钊催促道：“快讲讲你的梦话吧！”
杨度抿抿嘴角，做了个自我嘲弄的表情，说道：“我在病中做了三个梦：第一个梦，我骑着骆驼在沙漠上行进，黄沙接天，道路是艰难的。我想：在这沙漠上，只能骑骆驼，坐汽车火车都不行，好像半沙漠的中国只能骑骑君宪的骆驼呀。我忘了，我一直满足于骑骆驼，就永远不能改造沙漠。第二个梦，我单枪匹马走在草原上，狼群围着我嗥叫，我想赶开狼群，可是做不到。结果只好避开狼群，骑马逃走。第三个梦，我坐着一条小舢板，在海上漂流，夜雾茫茫，不辨东西，远远望见灯光，是灯塔吧？那光总是闪闪烁烁，明灭不定。它引起我的希望，我又苦于不能靠近它。你看，这不是梦话吗？”
胡鄂公摇晃着瘦小的身躯笑了，李大钊摸摸浓黑的短胡子，笑道：“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
杨度的脸上开始闪动着兴奋的光彩，热切地说：“一旦那光，那光明照亮海面，就一切都好了。”
“一切都好？”李大钊冷静地反问。
“我想是那样。”杨度病后虽然面色微黄，双颊有些凹陷，但说到兴头上依然神采飞扬。“那时候，没有黑暗，没有贫困，没有军阀，没有官僚机构，没有一切犯罪现象；而是生活富裕，人人平等，人人可以在科学、文化、经济建设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人人自觉地讲公德，守法纪，敬老爱幼，还有——”
胡鄂公没等他说完，笑着拉长声调说：“你真是‘书生襟抱本无垠’啊！”
李大钊先是静静听着，这时也点头道：“的确是美妙的憧憬呵。可是，怎样才能接近这一步呢？谁代表你说的哪种光明呢？”
“守常先生，这不说你也知道。你记得在北大红楼那次谈话吗？你的谈话使我心里亮堂了许多，所以我决定跟你走。”
“是我们共同前进。”李大钊笑着补充说：“还有，也别把明天的光明理想化了。没有对明天的美妙设想，便没有革命动力；但对明天设想得太美妙了，受到挫折也容易失望。要真是一切黑暗现象都不再存在，那么共产党本身也失去存在的意义。不错，共产党反帝、反军阀、反封建最坚决，也有实现未来理想的远大目标，这是共产党比其他政党伟大之处。同时也别忘记，共产党是和一切黑暗现象斗争才存在的，既要和反动势力斗争，也要和内部的不良倾向斗争呀。”
“哦，我懂了，什么事都不能一蹴而就，要分阶段是不是？”
李大钊笑着点点头。
胡鄂公不喜欢谈论这种抽象问题。他一面给客人倒茶，一面建议说：“谈谈眼前的事吧，我知道晳子的脾气，他认清了目标，就要行动，他不会置身事外的。”
李大钊亲切地望着杨度说：“你在政府上层人物中熟人很多，是否可以恢复和他们的社交往来，那样多了解一些政情内幕，对我们的工作会有帮助。不知尊意如何？”
“行！”杨度深深地点一下头，表示接受李大钊交给他的这一特殊任务。
）第七节 营救李大钊
转眼已是一九二七年四月，杨度换了件新布袍，到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女儿的婚礼。
礼堂张灯结彩，布置华丽。走进去，衣香鬓影，暖洋洋的气流直扑到脸上。胖墩墩的熊希龄站在礼堂入口处迎接客人。
他迎上一步，握住杨度的手，亲热地说：“晳子，听说你最近在写《中国通史》呀，写得怎样了？”
“你还有财力办办香山慈幼院，我穷极无聊，只好闭户著书了。”
“写了多少？一定有些创见吧？”
“谈不到创见，只是经过洪宪帝制之后，以今例古，对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看清楚了一些，想借着写历史揭揭一些人的假面就是了。”
又有客人来了。杨度忙说：“你忙吧，以后再谈。”
在来客中，杨度遇到了汪大燮。汪大燮，杭州人，也是老君宪派。熊希龄组织名流内阁时，代替杨度做教育总长的就是他。两人相见，坐在靠角落的席面上，一面闲谈，一面望着在大厅中央举行的结婚仪式。
熊希龄以主婚人身份站起来讲话，他训示他的女儿要遵循“三从四德”的古训，要恪守妇道，等等。汪大燮皱皱眉头向杨度道：“对现在的女孩子讲这一套，不是废话嘛！”语气中带着感慨，因为他的女儿正搞自由恋爱，他为这事就搬用古训教训过她。
杨度暗笑对方满脑子封建观念，但他还是随便附和说：“现在女子动不动讲‘非孝论’，讲‘恋爱至上’，再跟她们讲‘三从四德’，还不是耳旁风！”
在家里受女儿顶撞的汪大燮，在这里找到了共同语言，他的话更多了：“老熊自己怕老婆，又怎么管得了女儿？嘴上说说罢了。”
“我知道他的夫人姓朱，但不认识。”
汪大燮努努嘴：“新娘子右手女眷中穿墨绿缎袄的就是。”他又想起女儿顶嘴时，自己的夫人也偏向女儿，不由叹道：“真是世风不古人心日下啊！”
杨度正打量朱夫人，见她大方文静，不像对丈夫大发雌威的那种女人，心想：社会偏见，可能把老熊从不拈花惹草、夫妻和睦的正常关系看做男人怕老婆。也不免叹气道：“这就是世道人心！”
各自感叹各自的，语言却是如此合拍，汪大燮顿时把杨度引为知己。他点头苦笑道：“还是咱们能说到一块儿。这世道人心，都是共产党闹的，不过，他们也长不了。”他有意在老同僚目前地位又不如自己的杨度面前炫耀一番，附耳告诉杨度：“张大帅就要对他们开刀了！”
说话的一时快意，听话的听得有心。杨度知道，汪大燮正为张作霖办秘密外交，这话有来头，忙问：“有什么动静吗？”
汪大燮深信这个老帝制派一定是“反赤”同调，便点点头压低声音说：“这可是绝密消息，绝对不能外传。张大帅分头和英美日三国公使接洽，已征得他们同意，日内就派兵进驻东交民巷使馆区。李大钊和路友于等这些共党分子都在那儿主持北方党务。他们的日子没有几天了。”
杨度一惊，不由打了个寒噤，但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忙点头含糊应道：“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是长不了！”
和汪大燮又敷衍了几句，杨度找到主人，假托有事，便匆匆离开太平湖饭店。
他连忙找到胡鄂公，把这个紧急消息告诉了他。
胡鄂公也大吃一惊，忙找到通信渠道，把紧急消息通知李大钊等人。
消息送走后，杨度和胡鄂公作了充分准备：等李大钊等人一出来，就马上协助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区。杨度还派儿子公庶和方表，轮流在东交民巷附近街口等候着。
杨度想到章士钊。前两年章士钊担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还镇压过学生的爱国运动。因他创办过《老虎报》，人便称为“老虎总长”。这时他已辞职，倒转而同情革命党了。杨度找到他，说明原委，他立即答应帮忙。
直到黄昏时分，方表回来说：“到现在不见有人出来，会不会消息没有送到呀？”
晚上八九点钟，杨度决定自己前去察看一下。
街上很寂静。
他和街角挑馄饨担的老头搭讪着，坐下来磨磨蹭蹭吃了碗馄饨。吃完馄饨，向东交民巷望去，仍是悄无人影。卖馄饨的老头喊着：“卖馄饨哟！”尾音拖得很长，不像喊，像唱，在这寂静又充满危险的夜晚唱着辛酸悲怆的歌。蓦地，街口出现了两个人影儿，长袍，帽檐低压到眉毛上，看不清脸庞，但脚步匆匆，显然是逃出来的。
杨度待他们走近，认出其中一人，便轻轻咳嗽一声，示意要他们跟上来。
他们会意，一同闪进一个僻静角落。
杨度问：“守常他们呢？”
那两人说：“守常得到消息后，马上开了个会。多数人认为，这消息也许不尽可靠。张作霖无此大胆，谅他还不敢践踏国际公法，破坏中苏邦交。即使消息可靠，只怕便衣侦探早已密布在东交民巷附近，要走也走不了，一走反去送死。因此多数人都没走，只有我们离开了那儿。”
杨度安排了逃出来的人，心中充满着焦灼惶惑、烦乱和不安。
第二天，他又派儿子公庶前去察看情况。
公庶来到东交民巷附近时，见这里已经军警林立，如临大敌，再不许路人走近了。在那年头，老百姓都是怕兵的。见到这阵势，谁也不敢看热闹，生怕把看的人也牵连抓走，附近居民都关门闭户，公庶也只好站得远远的。他见苏联公使馆围墙下面，停放着一些人力车，车夫们的衣襟上都系有红绳为记。奇怪的是，车夫们在军警面前都大模大样，有双手叉腰的，有坐着晃二郎腿的。这样的“车夫”太出格了，估计都是便衣特务。
忽然，军警和“车夫”都骚动了，同时围拢上去，饿狼般盯着捕获物。只见两个大兵架着一个被捕者，又两个大兵架着一个被捕者，从中东铁路办事处、俄款委员会及远东银行等房子里陆续走出来。被捕者的脸上，都扎着白布，一个个被架上汽车。汽车呼啸而去。
次晨，报纸登出消息：李大钊等三十五人被捕。
暴力向四周扩展，刀影和血光交织。眼前的不幸，不由勾起了杨度对两个著名报人被捕的回忆：
邵飘萍，《京报》主笔兼上海《申报》驻京记者。他被捕后，他的夫人汤修慧到处奔走求援。杨度也营救过他。当时人们认为军阀不敢处死他，因为公开处死一个新闻记者，是封建专制的清政府也没有干过的事。可是，他还是被军阀处决了，罪名呢？是亲共。
继邵飘萍之后，是《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捕。杨度和薛大可听到消息后，于清晨五时跑去向在京的张宗昌求情。张宗昌开始不答应，薛大可至于长跪不起，张宗昌才打电话给宪兵司令部，可是，林白水已在半小时前被绑赴天桥枪决了。罪名呢？依然是一顶红帽子。
两个著名报人一“萍”一“水”的死，相距不过百天，一家报纸作了一个标题：“萍水相逢百日间”。
他想到发生在上一年的这些往事，心房揪紧了，预感到李大钊等人的命运凶多吉少。
在横逆之中，方表总是以乐观情绪感染别人，他安慰杨度说：“本来‘使馆界不得侵犯’，军阀们这样干，是耗子舔猫鼻子，自找麻烦。苏联会抗议，各国公使会抗议，到后来他们会被迫放人的。”
杨度不相信方表过分天真的分析，他记起汪大燮的话，话中透露了他办秘密外交的内情。很可能是军阀受国际反共势力的唆使才这样干的。如果是那样，即使各国公使出面抗议，还不是装装样子？他做出这样比较清醒的判断，但在感情上又总希望方表的分析是对的，因为那总是一点希望的微光。
他和胡鄂公分头营救，章士钊也为这事到处奔走。
杨度把一笔私蓄交给了地下党组织，作为营救被捕同志和救济他们家属的活动费。
费用还是不足，他要卖掉他住的“悦庐”。一幢大四合院格局的房子，售价要五六千银元，一时不易售出。
薛大可从济南回来，他是从张宗昌手里弄到过一笔大钱的。可是，钱在赌棍手上是难得过夜的，他早已输得精光了。
薛大可便帮杨度兜售房子。他找到了夜壶张三。
提到夜壶张三这个绰号，可想而知这是个多么腌臜的人物。我们在叙述英勇战士和崇高事业的时候，提到这个龌龊人物，真觉得玷污笔墨。无奈那个社会就是那副样子：有鹰一般在天空翱翔的猛士，也有蛆一般在粪坑里蠕动着的卑劣人物。
夜壶张三名叫张汉举，也是办报馆的。因为满嘴下流话，胡同里的妓女给他起了这个肮脏绰号。他打着办报纸的旗号，上拍大军阀的马屁，下敲地方小军阀的竹杠。他的丑史不去提了。薛大可找到他，他也有意买杨度的房子，只是压价压得很低。杨度急于出售，便以四千五百银元卖给了他。
买卖双方换了文契，杨度拿到钱，全部交给了地下党组织。胡鄂公感动地说：“晳子可真是毁家纾难呵！”
李大钊被捕的第三天，《晨报》登出一则消息：
闻李大钊受讯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彼阐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未谈党之工作，但否认对北方有密谋。
李被捕时，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气概。同一天《世界日报》有一则消息：
李着灰长袍，青布马褂，满脸髭须，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一切行动，则谓概不知晓，云云。
杨度捧着报纸，读着读着，深为李大钊这样崇高气节所感动，揪紧的心转化为热血奔流。像李大钊这样才是真正的人，真正的革命家！在兽性的暴力面前是这样坚贞不屈，在死神威胁面前是这样镇定从容。是什么力量使他这样？一句话，是他的信仰！为了崇高的信仰，他的忠诚、勇敢、沉着、智慧和人格力量，凝聚成慷慨就义的行为。
杨度在营救活动中，得知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他赞成这个计划。后来听说李大钊坚决反对这样做，李大钊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做冒险事业，消耗革命力量；应当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再受损失。”这真是字字闪光的语言，句句千钧重！杨度对李大钊钦佩崇敬之情，像一种巨大牵引力，成为他的思想发生新的跃进的重要一环。
月底见报，知道李大钊已于前一日被杀害。报纸第一版，就登载了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女几个人的照片。
同时得知，李大钊被处绞刑，和他同时牺牲的烈士还有十九人，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左派。
郁积在心头的悲痛和愤怒，几天中使杨度苍老了许多。深陷的双腮和烙在额上的纹路，都蕴藏着新的更深的忧愤。这是革命先烈的鲜血第一次灌溉他的心灵，也唤起他新的觉醒。他带着无限悲怆的心情，读着从狱中传出来的李大钊在生命最后时刻写的一段话：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敢计。
这里披露的是拨正乾坤的夙愿，是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庄严誓言。烈士不计“功”和“罪”。这里的“功”和“罪”是具有不同内涵的语言。因为敌与我的“功”“罪”概念是互相颠倒的。革命者要立千秋之功，就不怕承担一时横加的“罪”名。
夜气如磐，只有烈士的血在黑暗中闪光。
胡鄂公依然是旋风般的脾气，他挥动着胳膊对杨度说：“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北方待不下去，我们就到南方去继续干吧！”
杨度望着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第八节 在杜公馆
上海薛华立路，有一座二层楼小洋房，楼上住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神秘人物。
一辆出租汽车在门口停下来。车上走下两个穿西装的人：一个中等个儿，方脸型，二十五六岁；一个身材瘦长，骨骼清奇，年约三十岁。
他们登楼和神秘主人相见。
这是一个陈设简单又十分雅洁的房间。靠墙两只书橱，一套沙发，靠窗口的案上堆着一些碑帖拓本；高脚几上放一只宣德铜炉，炉中燃着一炷香，篆烟袅袅。
主人穿一件淡灰色夹长袍，脚穿皮便鞋，仪表不凡，一副绅士派头。他见到客人，倒是热情的。
方脸型青年对主人也不寒暄客套，开门见山地对主人说：“过几天我要出远门，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身材瘦长的同伴说：“今后由他和你单线联系，他姓沈，叫沈端先，是稳当可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