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决定在牛庄大队牛庄生产队搞一块示范田，当做全公社施足农家有机肥的样板。选中的一块地，肥还不足，还要突击追施三万斤，并且赶在端午节前办好，为召开一次现场会作准备。牛庄生产队缺劳动力，要大队所属的每个生产队各派一个人去支援一天。王良万没有想到，薛永革决定派出的李家沟的人是他。薛永革的理由很充分：“组长”亲自出马，说明李家沟对这项任务的重视；而就王良来说，又是一次劳动“锻炼”（薛永革嘴说“锻炼”，其实是说“改造”，他表面上照顾王良，用了个人民内部的词语）的好机会；并且薛永革对王良说，全李家沟现在找不出一个比王良身体更好的人。薛永革还举出王良拉犁的事例来证明他在体力上是最适当的人选。王良当然只能表示他“感谢党的信任”，“坚决完成这项领导交付的光荣任务”，但是他心里是很害怕的。一天之内，要把三万斤重量的东西由牛庄村里搬到几里路以外的那块地里，由六七个肚皮吃不饱的人来干，劳动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王良答应承担这光荣任务后，万万没有料到，薛永革又向他宣布一条纪律：不许吃牛庄一顿饭，也不许比本队社员多吃一口粮。薛永革说，这才是真心真意、忠诚老实的支援。薛永革说：“让其他生产队看看我们李家沟人的风格。”他只许王良带两只野菜饼子，还吩咐王良在牛庄劳动一天后，就在大队部里睡一夜，第二天一早赶到东驿，参加公社召开的各队下放人员会议，中午回李家沟吃午饭。薛永革这明明是想借机会整一整王良。那样重的活，一整天干下来，睡不好觉，第二天再来回走四十多里路，还要听一个报告，一共只能吃二两粮食和一斤苦菜。但王良只能从命，他和薛永革的关系近来变得愈来愈坏了。王良发觉，薛永革一般不喜欢知识分子，自己又是个戴“帽子”的知识分子，因此薛永革更不喜欢他。秋眉嫂接近王良躲避薛永革，是薛永革心里特别恨王良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李明贵个溜须拍马的坏蛋又不知在这位薛组长面前说过些什么话。上次薛永革说他给李秀秀两个馒头是他“嫖娼”，要他交代，这是明目张胆的诬陷，后来不再听薛永革提起，但是这家伙很可能偷偷给上面打了报告。反正是，王良觉得自己已无法跟薛永革搞好关系。对这他也不觉奇怪，这几年来，他头上戴着这顶右派“帽子”，无论在哪里，他的顶头领导人往往都爱做出讨厌他这个人的姿态，他们都用整他、卡他、给他吃苦头来表现自己立场的坚定，即使薛永革没有秋眉嫂这个因素，也不会例外。
第二天一早，王良用毛巾包上两只野菜饼，便动身到牛庄去。其他生产队派来的人都是老弱病残。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一个十岁不到的娃娃、一个驼背、一个瘸子和一个气喘病人。冯万利秘书代表大队部和党总支向他们六个人宣布“光荣任务”：必须在一天之内，把牛庄街上几个绝户人家里一共十只土炕拆掉，砸碎，撒进地里，这就是“三万斤有机肥”。公社特地从东驿生产队调来两头驴跟他们一同来支援。冯万利指示：两个人拆炕，其余的人能挑的挑，不能挑的用背篓背。其中一个还必须一边挑担，一边赶两头毛驴子。这本来是不可能的事，赶驴的人从来不兼挑担，因为驴子要装要卸，这已经很累人，而且沿途还需要管着它们。但是冯万利说今天是“特殊情况”，要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革命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他宣布这个光荣任务由王良执行，而且要求王良用两只大箩筐，每次要挑足一百五十斤，两头驴子每头每次要驮二百斤。王良和两头驴子，要完成全部任务的一半以上。
牛庄不在山沟沟里，太阳出得比李家沟早，开始干活时已经有点热了。王良不敢过早地吃那两只救命的野菜饼，把它们装在衣袋里保藏着，因此再热他也不敢脱衣服，怕万一让别人把他的野菜饼子偷去了。
两头瘦驴怎样也不肯把驮子装满，王良也实在担不动一百五十斤。那头比狗大些的小灰驴比那头大黑公驴乖，它一点麻烦也没给他惹。有一次到地头，王良掀驮子时用力不足，把它拖倒在地上，这个长耳朵的善良的畜生竟然毫不计较，爬起来算数。那头黑驴有点脾气，不过它一整天也只踢过王良一脚，并且不怎么疼。它们对他比薛永革和冯万利更仁义，它们大约知道王良是生手，又是“一身而二任焉”，而且是一个被称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那种人。这样的人既不能算得是人，那么正好接受它们畜类的关心和同情。它们沿铁路在王良面前稳稳地走，他只要挑着担子跟上就行。这种同志式的配合为王良省了不知多少力气，半天下来，他们三个已经搬运了几千斤。中午，王良给它们吃草料，自己吃那两块滚过一点燕麦粉的野菜饼，其实也是草料，他和这两个驴子同志完全平等。他不知不觉一顿把两块野菜饼都吃下肚去。
红太阳火一般烤人，王良的肚里渐渐空空如也。担子越走越重。（冯万利中间来查看过，说王良挑得太少，不足一百五，骂王良偷懒。这个无赖准是跟薛永革串通好了要整一整王良。）不到三点钟，王良不仅饥肠辘辘，唇干舌燥，汗流浃背，而且简直抬不动腿了，但他必须咬住嘴皮拼命顶下去，否则人家会说他是“存心破坏”，并且报告给下放领导小组，那样他头上的“帽子”就更别想脱掉了。王良得儿嗒、得儿嗒地赶着他的两个驴子战友往前走，心中立即想起秋眉嫂和她那个美丽的故事。他不禁低声唱起：“得儿嗒、得儿嗒，我给哥哥种棉花……”他甚至幻想着他也会找到一个草丛中的小美人。（或许他已经找到了？）他和他的驴子战友沿着高高的铁道路基下一条小道走着，火车隆隆地在他们头顶上飞奔来去。但是，怎样美丽的故事和幻想也压不住肚子里火一样的饥饿。这时王良不禁低呼：坐火车的人啊，你们随便丢一点什么东西下来吧，只要是能进嘴的，我会感恩不尽的呀！馍皮、点心渣、李子核、面包纸、鸡骨头，什么都行……怎么偏偏我今天来了，你们却什么也不肯掷下来？再不补充一点食物，我的肚皮就要贴到后背了！在一次空担回程的路上，当黑驴低头去啃路边一株青草时，王良忽然在它的指引下得到灵感，他奔上去，把那株草抢拔在手中，送进自己嘴里。又涩、又酸、又苦，还割舌头，但是他尽力把它吞了下去，肚子立刻便有一种被充填的舒适感。对！驴子能吃的，一定没有毒！于是，每次回程时，王良都注意两头驴选中的草，它们一低头伸嘴，他便去抢拔来喂进自己的嘴里。就这样，他一下午靠吃青草维持着生存，而且完成了光荣的劳动任务。
冯万利叫王良晚上睡在伙房里，两条长凳一叠报纸是他的床铺，蚊子叮得他无法闭眼，苍蝇成群地在他身上乱爬。凳子上一定还有臭虫，在他腿上咬出几大块红斑来。肚子里的野草发出怪叫声，涌出一股股的臭气。胃壁被刺得好痛，他一定是嚼得不碎便吞了下去。肩头肿得像两个馒头，浑身上下的酸痛更是难以言形。这比他上次拉犁又苦了好多倍，多么“光荣”的任务啊！王良对自己苦笑。他虽然拼命完成了这任务，但他并不知道“光荣”在哪里，那些死人睡过的炕大多是头年新砌的，炕坯尚未熏黑，根本不能当肥料用。王良不知道，这样的“劳动”，除了供那些当官的摆些骗人的排场之外，还有什么价值可言。王良感到自己体力已经耗尽，如果再这样干两天，他会倒地而死的。但是否还是死了更舒服些？
一想到“死”，王良忽地警觉起来。他真的会在这个地方被折磨而死吗？他的生命如果这样结束，这合理吗？值得吗？自从头上戴了这顶右派分子的“帽子”，他这不是第一次想到“死”。现在，躺在这条长板凳上想着死与不死的问题，他脑海中又出现了两年前的一个场景：
两年前，王良在河北省的滹沱河边劳动改造。那一天，他要过河去办一件事情，碰巧遇上雨后的山洪。原先一条流沙河，现在宽阔得如同长江黄河一般，他坐在河岸上，无法过去，望水兴叹。脚下滔滔的泥浆水，夹带着吼声，向他宣示它可以吞没一切的威力。那时，他忽然想，每天那么累，又那么苦恼，还有永远也写不完的检查……倒不如一头跳下，随波而去，就一切麻烦都没有了。这个可怕的思想在那顷刻间占据了他的心神，但它没有强大到足以使他纵身一跃的地步，只给他心中带来一团理不出头绪的纠缠。王良在那里一动不动呆坐着，眼望着河水，头顶烈日，足足坐了有一两个钟头。不知怎的，当他心中还没有理出一个明确的思路来，他却刷地一下立起身，左手叉在腰上，右手一把摘下自己头上的那顶破旧的蓝色干部帽，一挥手把它甩入了河水之中。他面朝青天，嘴里大声地向空中呼喊：
“去你妈的，你去跳河，我不跳！”王良那天就这样度过了一道鬼门关。他事后告诫自己，从此永远不要想到死。然而今天，躺在这条长凳上，他又想到了死。王良深深地责备自己不该这样想。做人啊，尤其在这种境遇下，必须在关键时刻能够挺得住，否则会白白浪费了自己的七尺之躯。想到这里，他赶走了心中这些有关死亡的胡思乱想，闭上眼睛，让自己好歹能睡上一会儿，以延续明日的生命。
天亮前，王良迷迷糊糊地看见那个寿子娃娘，一手牵着她大肚皮的孩子，一手拿着那只破碗，直伸到他鼻子跟前，那女人的姜黄色的脸也向他脸上压来……王良一个翻身躲开她，跌落在泥地上醒了过来。太可怕了！他的心几乎要跳出口外。但那跳声是那么奇异，怎么是“咚──咚──咚咚……”的？跟李永旺给他孩子钉棺材的敲击声一个样呀！王良更加害怕了。他手摸着心口躺下，好一阵子才明白过来，他原来有心律不齐的病，这一天劳累过度，体力不支，这病又发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