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下村的路上，王良想着薛永革说他“嫖娼”的事，愈想愈觉得可笑，愈想愈觉得薛永革不是个东西，他这不明明是反咬一口吗？但是王良又能把这位薛组长怎样？薛永革有权管他，他无权管薛永革。在李家沟，姓薛的就是皇上。他越想越心烦，越想越有点害怕，甚至一度后悔给过李秀秀那两个馒头，但是再想想李秀秀的可怜遭遇，倒把自己的事渐渐看轻了。而且他想，无论姓薛的怎样颠倒黑白，事实总是事实，难道他薛永革真能代表共产党？真能一手遮天？想到这里，王良得到了一些自我安慰，他便开始去想下村的工作。下村的确问题很多，不想则已，一想他又着起慌来。
自王良来后，李明贵便事事向王良“请示”，实际上是把责任推给王良，自己则经常借故不上工，出外去找食。王良是个外来人，这里的事情所知甚少，生产上的事更是外行，他拿李明贵一点办法也没有，而李明贵却能够指挥和摆布他。薛永革要王良冒充好人，让他心里很虚，处处表现得过于小心谨慎，这引起李明贵的怀疑，时常用一种注意追究的目光观察他。王良在炕上撒炒面的事，李明贵也发现过。李明贵还几次有意追问王良过去的经历，甚至在别人面前打听王良说过和做过些什么。王良拿钱给李山青家买盐的事，李明贵不久便知道了。他住在李明贵家，却把钱给李山青，李明贵为此很不高兴。王良想：李明贵是一个不满于现状、努力要使自己过得更好些的人，这当然不是什么缺点，然而，他觉得李明贵实在太自私了，不讨人喜欢。李明贵千方百计要在领导面前讨好，显示出身上有太多的奴性，那天不把李秀秀直接送中村，而是送到薛永革手里，结果闹出这场事情，从李明贵来说，正表现出这一点。李明贵调查王良的情况，很可能是为了去向薛永革汇报，这令王良讨厌。王良认为，李明贵对自己妻子和过去情人的手段也是卑劣的，尤其是对秋眉嫂，让王良简直不能容忍……但王良不愿再去想李明贵了。这几天伤脑筋的事还多着呢，比如，食堂收菜的数量天天在减少，李山青虽是靠得住，但也“难为无米之炊”。有一天，王良提了篮子跟几位妇女孩子上山去挖菜，才知道山上苦菜已经不多，时令已过，苦菜渐渐抽薹开花，叶片也就薄了，难挖到从前的分量。面粉也出了点问题，李七姑把燕麦先炒黄再碾的办法行不了几天，因为柴草也缺。又有两户的女人和一户的孩子病倒了。王良怕出现新的死亡，他决定再向薛永革作一次下村情况的全面汇报。目的是什么？他扪心自问，不得不向自己承认，并非为了求得问题的解决，而是为了万一出事，自己的责任轻一些。王良为自己的想法自觉有愧，但他又能怎样做？
两天后，李秀秀那件事的风波过去了，薛永革又神气活现，他到下村来检查工作，上午十时左右就来了。王良正在食堂帮李山青做午饭，煮菜、挤水、捏团子、滚面粉，这些事王良现在已经做得很顺手，只是下沟挑水还不行。王良去挑过一次，实在没办法挑着水桶踩着陡峭的沟壁上那些脚磴爬上来。一见薛组长，王良放下菜团子便跟他回到住处，抓紧机会向他汇报。
薛永革说，他对王良的工作很不满意，下村虽然没出过什么大的问题，但是王良来了这么久，未能使情况有什么起色。对薛永革的批评，王良没作任何分辩，也不容他分辩。王良给李山青钱的事薛永革也知道了，定是李明贵汇报的。这件事薛永革意见也很大，他说：“这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事，而是一个国家干部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的大事。”
薛永革一本正经地教训王良说：“小恩小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嘞，要从根本上找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啦。要树立党的威信，毛主席的威信，不能自己去讨好落后的群众嘞！”薛永革言下之意是王良“别有用心”。王良不得不说明一下，他说：“我认为这对我个人影响不大，却有可能避免新的死亡。”薛永革听他解释已经很不高兴，又听他这样讲，便抬高话音说：
“你呀你，要想想自己的政治前途嘞！”接着，薛永革便来教育这个右派知识分子了，他搬出一句成语来：“你们不是常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吗？你不能不考虑你的行为对你自己在政治上会有什么后果呀。我这是为你着想嘞！”这位薛组长在运用这个成语时，显然是给前后两段安上了不同的主语。在他嘴巴里，这句话变成“人家饿死事小，自己失节事大”了。其实薛永革也正是这个观点。王良发现薛永革逻辑并不混乱，只是文化水平太低，也就不去和他争论。
自从发生了李秀秀的事，这位薛组长已经在王良心中完全失去了尊严。他这样板起面孔又语无伦次地教训人，只能更让王良增加和他的距离。一个人就怕“打官腔”，凡是打官腔的人，肯定口是心非说假话。听薛永革这样胡言乱语时，王良低下头去极力不作出任何反应，以免被他抓住什么小辫子。“天下乌鸦一般黑”，像薛永革这样的“领导”，知识分子里也不是没有，只不过本领比这位薛组长更大些，不会闹这种乱用成语的笑话。负责把王良划为右派分子的那位颇有些名声的教授，就和薛永革差不多。现在王良跟薛永革谈话时内心的感受，就与他当年跟那位先生多次谈话时颇有些相像。那时，尽管那位教授嘴里讲得天花乱坠，堆满了马克思呀列宁呀人民呀党呀社会主义呀等等的名词，又堆满了范畴呀逻辑呀时间空间呀典型性呀等等的概念，却让王良心中准确无误地知道，他说的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他本人未必真相信。这位教授先生只相信一点：这样讲话不会使自己犯“右”的错误。王良当上右派，有他自己内在的种种原因，他罪有应得，但是也有这位领导人物的这个“外在”的原因。换一个领导人，王良也许不会被划为右派。那些搞哲学的专家们说，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外因也可能成为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真是一点也不假。王良记得有一回，他们开小会讨论一个纯学术的问题。这位教授先生的一套高调和空论让人实在不能忍受，王良不假思索地便说了一句：“你这是宁左毋右！”说得在场的人都好不痛快，也说得这位教授先生满脸通红，下不了台。当时王良就感到了自己的唐突，很想向这位先生道歉，又开不了口。不想半年工夫，他就被揪出来，落在这人手里，便有了现在这样的处境……王良沉入这些往事的回想中，有些神情恍惚。忽然听见薛永革说：
“还有什么要汇报的事？”他才清醒过来，抬起头，努力集中精神跟薛组长说话。听王良汇报李二狗那天在李明贵家茅房里的事，薛永革的兴致来了，要王良尽量谈得详细些。他问了他许多细节问题，还问他秋眉嫂当时脸红没有，王良因为没有看见，无从回答。薛永革同意王良对这件事的处理办法，就是叫村民们不许再提起。但是这位组长先生自己却像很有兴趣再提起似的，过了好一阵子，竟又自言自语地说：
“狗日二狗子倒有眼力嘞，挑了个全村顶漂亮的啦！”见王良没有反应，薛永革像察觉到什么，斜着瞟了王良一眼，不怀好意地说：
“听说这女人待你不坏嘞。”他这句话显然不是随便说的，一定是心里积累着对王良和秋眉嫂关系的什么看法。王良既没对薛永革这话表示同意，也没表示不同意，没有笑，也没有气，脸上没有表情，只抬眼望着薛永革。当薛永革感到无法说下去时，王良再继续汇报。王良觉得今天的谈话不大和谐，想缓和一下，谈完工作，他尽力引薛永革谈些其他的事情，但效果不大。
李山青不等吩咐，午饭给薛组长烙了个净面的饼子。王良去食堂照料发午饭，自己就在那里吃了。饭后王良随薛永革一同到中村队部去。薛永革说公社指示要造出开春以来几个月各户用粮数目和应交粮款的表册，准备夏收分配时扣回。“夏收分配”？“夏收”能收到什么？拿什么“分配”？王良心里这样想，嘴里没敢说。
在去中村的路上，薛永革跟王良谈起想让学校开学的事。他说：“李江玉这人靠不住，再这样搞，我另外找个人来办学校。”王良低头不语，薛永革又说，“我们都是外来人，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你尽量不要跟他们发展太深的关系，联系群众也要有个限度。”薛永革从最近的几件事，尤其是李秀秀那件事上发觉，王良和李江玉关系很好，他必须使王良不要和李江玉多接近。他说，大队刘书记讲的，李家沟的权不能落在李江玉这种人手里，“可见他是个有问题的人嘞”。薛永革不知道王良已经和李江玉有过上回那次亲密的谈话，王良也不告诉他。两人沉默地走了一段路，薛永革忽然说，他在考虑，是不是跟王良换个地方，叫王良去上村，他自己到下村来。王良想：果然如此！秋眉嫂那天说的话立刻浮上了心头。王良本来认为，薛永革好几天不提起这事，可能已改变了主意。但是现在却又提起了。
王良心中一转便明白了：前几天有李秀秀在薛永革那里，现在……王良没顾得这样想下去，只顾想眼前怎样帮秋眉嫂躲过这一关，决不能叫这家伙住到下村来！但是王良也知道，他不能调派薛永革。他便先说一句“好”，希望能慢慢想出对付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