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几年前的一个夏天，王良在北方海滨的一个果园里劳动。半夜不眠，一连几个小时听到一家西方电台轮回不断地用英语、俄语、汉语广播着同样的内容，说的是他们国家钢铁产量每年多少千万吨，说中国人的“大炼钢铁”运动是“二十世纪的东方炼金术”，说中国人嘴里念着他们奉为神灵的人教给他们的“鼓足干劲，多快好省”的咒语，拿一块破铁锅用锤敲七下，便想让它变成一块钢，并且想用这种“钢”去建造他们的“共产主义”天堂……听到这些恶毒的攻击，王良气得把那架矿石收音机砸在墙上。心潮澎湃中，他点起灯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厌恶那个造谣诬蔑的黄色的世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建成我们的共产主义新中国。但是，在我们生活中，我至今对有些东西还有看法，还想不通。我想改造自己，但不能在每件事情上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和根据……”他原本希望从妻子那儿得到帮助，让自己虔诚的改造决心得到支持。然而这封信却成为后来他抗拒改造的最佳证据。他因此又被送到了大西北，来到这个山沟里……不过，他知道，这不怪他的妻子，她是被迫交出这封信的，当时……王良心里非常苦恼。他想起自己现在是妻离子散家破，前途茫茫，浑身酸痛地躺在这个黄土沟里的一张土炕上；想起自己如今一无是处，动辄得咎，得不到信任，得不到应有的工作、生活和供养父母子女的条件，得不到人与人之间的爱。长此以往，将会如何？
王良想起他的妻子，他已经离婚的妻子，已经是别人的妻子的他过去的妻子。他们曾怎样的相爱！他们从天南地北同时来到北京的一所大学。他们像古典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一见钟情地相恋了九年。他们在北海同划一只小船，直到公园的值勤人员全体出动来搜寻并“打捞”他们的夜半时刻；他们两人带上三只鸡蛋、一本英语书，就可以一同窝在城郊农家的草堆中乐悠悠地过上一天；他们才认识不多时，她一度被调去参加“抗美援朝”的后勤外语工作，尽管他们两年多不得见面，可一旦重聚，他们立刻如胶似漆地拥抱在一起……相遇的第六个年头，他们结婚了。有了第一个、第二个孩子，他们仍然如初恋时那样纯情地相爱。每到晚上，如果谁外出没有回来，另一个会坐在楼下门口的台阶上直到深夜，不管邻居们会怎样嘲笑（当然是善意的、充满嫉妒和羡慕的嘲笑）。他们家庭的收入，都随手放进书橱当中的一只抽斗里，他，她，他的父母亲，甚至家里雇用的保姆，都在需要支出的时候随意去拿；在任何一件事上，她从来都不会让他感到她不是他最可靠最坚强的支持者和后盾；他从来没听见她对他的任何要求说过一句“我不”、“我不肯”、“我不愿意”的话；她更是从来不曾勉强地黑着脸为他做事，一边做一边摔东西、发脾气……他曾多少次为自己家庭的幸福而快乐得流泪，觉得上帝赐给他的比世上一切人的更多……然而，一声惊雷，天翻地覆了，他们像两只狂风暴雨中的小鸟，从此分飞。人家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两分飞”。说这话的人不知道，并非这两只鸟自己愿意分飞，而是不得不分飞啊！如果不肯分飞，那将……王良的回忆转到他们夫妻二人去北京东四区人民政府办离婚手续的那一天。头一天夜里，她到他临时住的集体宿舍来，说：“去吧，去办手续吧，只有这一条路好走了。”他们约好第二天一同去区政府，但是，再想想，又重新决定，各走各的吧。去离婚，又不是去逛公园、看电影、泡书店……他们约好九点钟在区政府门口见面。他们一同走进了民政科那间婚姻登记室，那位办事的科员呆呆地瞪了他们一眼，不肯把手里的两张表格马上递给他们，他好像觉得，这一对要分手的人跟每天前来办这个手续的许多人不大一样。表格填好，再交到这个办事人员的手里去的时候，他反复地打量了他们一阵，才指出：“离婚原因是什么？”原来他们竟把这个最主要的栏目忘掉没有填。怎么填呢？填“打架”？没有过。
填“虐待”？不可能。填“财产纠纷”？他们根本没有可以称为财产的财产，他们最有价值的财产是他们的爱，而这个他们并无纠纷。填“第三者介入”？怎么编得出这样一个虚构的人物来？那么填“右派问题”吧？也不行。据说，宣布过这样的表示关怀的政策：夫妇双方一方是右派者，不鼓励离婚。然而，事实上，他们这对恩爱夫妻，这时正被一股汹涌的波浪推到了这个办理离婚手续的办公桌前。他们正在想该怎样填，人家不耐烦了，皱着眉头问他们是不是到这儿来开玩笑的。于是，由王良拿起笔，写上了“性格不合”四个字，一边写，一边抬眼去望他的妻子。她点一点头表示了同意。她大约还像过去九年里一样，在欣赏她所爱的人是多么善于“急中生智”呢。终于，两张表格在他们各自签名和办事人员盖章后，分交到他们各自的手中。
同时，王良听到那位办事员如同命运之神一般，用他低沉的郑重而严峻的声音向他们宣布了最后一句话：“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知道吗？”说完，他便转身走开去决定另外一对夫妻的命运了。
王良永远记得这位命运之神所作的这个庄严的宣布。记得他的声音、目光、面色和表情。现在，当王良躺在这个黄土深沟中的这间屋子里的土炕上，仰望着屋顶的椽条，他好像又见到这个人的面孔，听见他的声音：“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他们从区政府的大门走出来，各自手里捏着的那张纸让他们不便再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但他们仍是一同走着，默默地走着，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他们一同走出了东四头条的胡同口，走上大街，走到电车站，立刻有一辆二路电车（王良记得很清楚，是二路电车），他们又一同上了车。要买票了，还是她习惯性地去掏钱。但这时，她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好像猛地意识到今天不同于从前，便问了王良一句：“你去哪儿？”王良一时没反应过来，但他立刻理解了这话的含义：如今，他们不可以再去一个地方了，他们已经“各不相干”了。没等王良回答，她已经作了最恰当的处理：“两张一毛五的，到终点。”这样，那位售票员便不会因为起什么疑心来不停地观察他们，而他们也可以在这整个的距离上按照“各不相干”的原则，各自随意在哪一站下车了。他们默默地坐在座位上，都没有说话。王良不知道他的半小时前的妻子在想什么，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至少是现在，他回忆不起当时他在想什么。车快到东单了，她站起来，做出要下车的样子。“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了啊。王良只能抬头望望她，不能说任何话，也不敢立起身来跟随她。在电车刚要停稳、她正要向车门口走去的顷刻间，她敏捷地把一个东西塞进他手里，说一声：“这给你！”便迅速地下车了。王良只顾低下头去看那个东西，这时，车开了，他再回头张望，她已挤进了人群中，他已经看不见她的身影了。
她塞给他的，是一个活期储蓄存折，是她的名字，其中共有一百七十五元五角。王良算了算，他在农村劳动改造的这两年中，她每个月要给两个孩子和他的父母亲寄一百多元，每个月余下的只有二三十元钱，她居然还存下了这些钱。这两年她怎样过来的，他真不知道。王良捏着那个存折，呆坐着，直到电车达到终点。当车上已全无一人、那位女售票员催他下车时，他垂着泪水的双眼大约是令这位年轻的女同志惊异了。不过，也许没有吧。那些年，像他这种人多得很呢。王良感到，这一个空闲的下午对他真是多余的！如果不是一个人躺在这里，他哪来这些回忆和苦恼啊！他怎样才能使自己头脑迟钝些，不再去想过去的事，不再有对过去的记忆，不再有这些苦恼？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每一言每一行和每一次选择都符合掌握他命运的那些同志们的心意？这样他便有可能早日摘掉头上这顶可怕的“帽子”，重新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上。他想：我决不反对我的祖国和人民啊！我也不反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啊……丢开这些杂乱而痛苦的思想，王良横卧在炕上，仰面朝天，一根根数着这间土屋顶上的椽条，心里一下子空得一无所有。他忽然想到：我是一个人，我必须珍惜和尊重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我不能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活下去，自生自灭，虚度一生。我不能像一叶浮萍草一样，随风漂流。我必须有自己的根，我的根应该扎在哪里？我是一个大学教师，我要凭自己的知识和本领活下去，我不能到头来变成一个四肢累垮了、头脑也失去功能的无用的人！这时，他忽地想起了一位他所敬重的长者，在他离开北京去劳动的头一天，悄悄对他说的一句话：“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这位长者慈祥恳切的面容和他的四川口音这时活生生出现在王良的眼前和耳中。王良很喜爱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名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还能全文背诵。被划为右派前，王良正在翻译它，这位长者希望王良一定译完它。在这位长者的那句语重心长的叮咛中，也包含有督促王良不要从此自暴自弃的苦心。自他这句话以后，王良无论在怎样艰难的条件下，都坚持不懈地做这件工作。这时，一想到这句话，王良立刻不顾四肢和肩背的疼痛，从炕上翻身起来，从行李中取出他那几年随身携带的一个这部作品的袖珍本，打开笔记簿，便工作起来。
上次停止在第七章第十四节，那里描写的是女主人公达吉雅娜送走她妹妹之后，内心涌起的种种激情。王良聚精会神，利用这个下午还有的一段时间，让自己回到一个心爱的世界中去。他反复朗读那早已熟悉的诗节，使自己进入诗中的意境，又考虑了韵脚、节奏、字数的安排，便舒畅地写下去：“在那残酷无情的孤独里，/激情更猛烈地灼烧她的心，/她的心大声地向她提起，/那个远在天边的奥涅金。/……”王良译得非常顺利，由于全神贯注，他连浑身的痛楚也忘记了。肩头敷贴的狗尾巴草浆，不知不觉间溢满了衣襟，一团团落在炕上，他也不去揩拭，只顾流水般一行行写下去，不多时便译完了达吉雅娜探访奥涅金住宅的一大段，已经译到这一章的第二十节。当他写着：“……冷风飒飒。/峡谷里早已是一片漆黑。/丛林熟睡在迷雾的河岸，/月亮躲藏到山巅的后面，/年轻的女游客你应该走了，/早就该是你回家的时候了，/……”王良的心沉浸在悠悠然的劳动乐趣中。突然他觉得身边有响声，一抬头，看见李明贵夫妇两人都定定地立在炕前，仔细地看他写字。他们在这里已经好一段时间了，他却完全没有察觉。王良正要合上书，李明贵把那本原作伸手拿过去，翻来覆去地看，问王良这是本啥书，还问他这是在干啥。王良只得告诉李明贵，这是一部外国人写的诗，他在把它翻译成中文。“王组长还认得外国字？”李明贵惊异地问王良，“你还会翻译？真了不起！我们全县恐怕也没人会做这个！”王良笑一笑，没有回答李明贵，李明贵仍不肯把书还给他，拿在手里正反两面不停地翻弄，活像克雷洛夫寓言里描写的那只戴眼镜的猴子。秋眉嫂一言未发，但仍立在一边不走，她那张前几天刚刚洗净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多么欢愉的羡慕之情，她的眼睛在那本书和王良写下译文的小本子上不停地移转，让王良觉得她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她在赞扬他的劳动，并且鼓励他努力做下去。李明贵继续向王良提了好几个问题，问他是不是天天都写，写了干啥，这书里都说些啥，有没有说到中国的“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有没有说到毛主席……王良只好耐心地一一回答他。这期间，秋眉嫂去食堂领来了他们三个人的三只苦菜饼子，他们一边谈，一边吃起来。李明贵甚至要求王良把译出的诗给他看看，王良婉言拒绝了。他想，何必对牛弹琴。
李明贵夫妇不久便离开了，王良仍不想下炕。天黑时，秋眉嫂给他送一碗开水来。她立住不去，王良问她：“明贵呢？”她说：“他上中村问山梁叔明天地里的事，刚走。”王良请秋眉嫂在桌边坐下，自己也起来坐在炕沿上。
他们交谈起来。“王组长，你写的这是诗吧？”“是的。”
“是把外国诗翻译成中文？这诗是谁作的？”“对，这就叫翻译。原作者名叫普希金。”“你这是从俄文翻的吧。普希金是俄国人呀。”“你知道普希金？”王良有些惊异地问。“我念过他写的一首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还抄过呢。”“还念过他写的别的诗吗？”王良立刻很有兴趣地再问。
“没有了。你翻译的这是……”
王良马上高兴地向她简略地介绍了《叶甫盖尼·奥涅金》，又说：“诗歌翻译是我喜欢做的一种工作。”秋眉嫂立刻接着他的话问下去：“王组长，你觉得外国诗跟中国诗一样吗？”
怎样回答她呢？而秋眉嫂热切的目光在等待一个回答。王良便说：“一样，都是描写人的感情的。”王良觉得秋眉嫂立刻就领会了他的意思，他是从她眼睛的闪光中看出的。秋眉嫂稍稍犹豫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地向王良提出了一个她自己觉得是过分的要求：
“你把这部诗，你翻译出来的诗，念几行给我听听行吗？求求你！”王良不会拒绝她的。他顺手翻到这一章的第十五节译文，他把它读给秋眉嫂听：“一天傍晚，天色渐渐昏暗。/甲虫唧唧叫，小溪静静流过。/跳圆舞的人群已经走散，/河对岸燃起点点渔火，/火堆烟气腾腾。/无边的旷野上，/达吉雅娜踏着银色的月光，/一心沉浸于自己的幻想，/独自一人长久地游荡。/走啊走，突然在她眼前，/呈现出一幢地主的房屋，/一座村落，山脚下一丛小树，/一条明亮的河边是一座花园。/她望了一眼──于是她的心，／便立刻跳动得更急更紧。”
“真美！跟画儿一样！”王良停下不念时，秋眉嫂先是失望地瞪着他，接着便兴奋地这样喊出来。
“不是我译得美，是人家普希金原来写得美。”王良说。“我能看得懂吗？我说我能看得懂你翻译出来的这些诗吗？”“当然能。”王良说。
他问秋眉嫂：“你以前还念过些什么诗？”“念过些中国的古诗，是自己偷偷念的。老师没教过。”“念过些什么？”王良好像很急于知道。“我背一首给你听！”秋眉嫂立刻含笑地说。她把黑黑的眼珠向上翻起不看王良，又把两只手捏紧来增加勇气，轻轻朗诵了这四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她读得字句清晰，有韵有调，充满着情感，两只向上翻起的大眼睛中显然浮动着美丽的幻想。只是由于羞涩，声音稍低些，结尾时也收拢得太急速。“对吗？”秋眉嫂抿嘴含笑地问王良，两只含露欲滴的眼睛坦诚地注视着他，等他的回答。
“对。你念得真好听呢！”王良这句完全真诚的赞美，让秋眉嫂快活得忍不住把嘴角咧开，王良真想把那天夜晚他写下的月亮诗再读给她听，但他压抑住冲动，没有这样做。
早就该是秋眉嫂回屋去的时候了，但是她还不走。她又向王良提出一个要求：“王组长，把你挎包里那个布娃娃给我看一眼好吗？”王良只得拿给她看。这只普通的红布娃娃，头发和脸面都是毛笔画上的。而秋眉嫂却那么喜爱，她像个小姑娘一样把这只娃娃抱在怀里抚弄着。“你喜欢，我走时就留给你。”“那怎么行！你想娃们时就看它几眼！”她多么理解王良的心。年轻的女主人你应该走了。秋眉嫂把娃娃双手捧着还给王良，叫他早些睡，便告辞出门。临下台阶，她回过头来又向王良提一个要求，她说：
“王组长，哪天空了，给我说说你的娃娃好吗？”王良说：“好！”
这时，王良想，这世界上除他自己之外，还有一个人关心着他的一双可怜的小儿女，他心中当然高兴。他送秋眉嫂到台阶上，不知怎的，在她的背影还没消失在厢房门边时，他便把房门紧紧关牢，而且还上了闩，又支上顶门杠子。他也不知道他在防备什么。大约是在防备他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