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要在队务会议上汇报他去上村李七姑处“取经”的情况，他很想跟秋眉嫂一路去中村，又觉得不大方便，特地等她走了一阵才动身。但是一个人走在沟边小路上，他又悄悄地后悔，为什么不跟秋眉嫂一同走呢？他很早便来到中村队部办公室门前等着。中村的清晨和下村一样死寂，这里人口比下村还少些，好半天连一点声响都没有，只有一个上上下下无边无际的、灰蒙蒙的、黄色的、静悄悄的、狭窄的世界。王良等得实在无聊，只好在院子里踱步。他把队部院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都仔细观察过，包括墙角处堆放着的几块烂牌子，那不知什么时候作废了的，上面的仿宋字写着“李家沟生产队卫生室”、“供销社李家沟生产队代销站”、“李家沟生产队爱国卫生委员会”等等。这些大概原先都存在过，或者计划过，现在全没有了。
李山梁是从坡上来的，他一大早便上山兜过一圈。他扛一把锄头，走到哪里就干到哪里，随处看到不顺眼，就修整一下，他每天都这样跑一趟。薛永革组长睡到九点才起床，他来时已快十点了。李山梁利用这段时间对王良讲述了下村每一块耕地的历史和现状，远比李明贵那天在地里介绍得仔细多了。李山梁对李家沟的每一块土地，都像对自己那两个亲生孩子一样了解，也充满着信任、爱护和希望。薛永革一到便开会，就他们三个人，李江玉老师也应该来的，但他这两天肝痛得厉害，就请假不来参加了。哪里是开会，实际上是李山梁和王良两人听薛组长训话，接受他的一条条传达和指示，让王良生动地体会到李山梁头天一见面对自己说的那句话：现在“他是这里的领导”。“议程”有好多项，不过也进行得快。反正薛组长咋说咋办，这是李山梁对待领导的原则，而王良当然是没有发言权的。王良奉命首先汇报了李七姑的碾粮新方法和昨天的成绩。薛组长说十斤原粮出六斤粉还是太低了，公社传达过，外县经验是一斤出一斤，这样每天每人就有三两多粮。李山梁插话说，那怕是小麦包谷吧，就那也出不了一斤，燕麦就更不行了。除非往里添土，听说有的地方为完成任务就是这样干的。薛永革说，添土不添土不管，反正有原粮分量在，碾出来的粉也得要这个分量。他说，依他看是做得到的。现在做不到，可以逐步做到嘞。他说，李七姑就是能干，她已经比别人多出好些，叫这女人把过了罗的燕麦糠再下锅炒，炒完再碾，一遍遍地炒，一遍遍地碾，不就全都变成粮啦？李山梁把薛组长的这项指示记下来，说叫三个食堂都尽量去做。这个议题到这里结束。关于群众议论李永旺家孩子吃豆种死掉的事，薛永革气愤地说：
“这些人有没有组织观念嘞？是公社布置叫拌药的啦！”
薛永革的指示是：用“忆苦思甜”的办法来反击这种怀疑领导的行为。问他们是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要是共产党好就听党的话，在李家沟里也就是听他的话，他说的话要一切照办，不许反对！至于怎样具体开展这种“忆苦思甜”的教育，他没有再说，只说反正一切照他布置的办。他说，做好这项工作，就说明李家沟党的领导是坚强的，就是社会主义在李家沟取得的伟大胜利。这项议题便就此结束。县里有个文件，叫各队追查去秋谎报产量的责任。薛永革那时还没来，他因为自己对此没有责任而感到轻松。李山梁说，是大队刘书记叫他和满坡两人把数目“往大里闹闹”。他们报过三个数，刘书记都嫌少，最后报了三十万斤，平均全队每亩要产一千多斤，比实际数目大四五倍。刘书记还不满意，说：“人家《人民日报》上登的，‘湖北麻城出现天下第一田’，每亩产四万斤粮呢。你们一千斤都不敢报，实在太不像话！”薛永革听到这里，思忖了一下，便决定说：那就压一压，先不管它，上面再问了再说。他说有些事一拖就过去了。下一个议题是缴纳本年度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工农文艺报》《农业机械化报》《中国妇女报》《中国儿童报》、省报、县报和其他许多上面派下去叫订的报刊的费用问题。去年已经拖欠了，今年仍是交不出，要是再不交，下个月邮局就不给了。李江玉有过一个意见，主张只订几份主要的，费用请公社统一垫付，以后再还，他认为报纸杂志非订不可，否则不了解国家大事和党的各项政策。薛永革快刀斩乱麻，一句话：全都不订。他说：
“没有钱，看啥子报，党的政策自有我传达，看报纸干啥。要看报，叫看报的人自己掏钱！”
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下一个议题是：牛庄大队的邮递员一向是七个生产队共同支付工资的，李家沟每月要付两块钱，已经欠了人家几个月。这个问题也好解决，薛永革命令：“谁信多，叫谁付。”全队就李江玉老师一个人信多，他哪拿得出这两块钱？李山梁不知怎样办才好。薛永革便又做了决定：那就不叫邮递员到李家沟来了，把信留在牛庄，谁想收到信，自己去大队部看。卫生工作也是一个议题，省卫生厅下来文件，要各县逐级上报近亲婚姻的数字和人口中由此造成的痴呆、低能、畸形的具体状况，要求填一份极为详尽的表格。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人口质量的问题，政策性很强，县委也很重视。而李家沟历来有近亲婚姻的习俗，畸形人除了半年来已经死亡的几个，现在村里还有三四个，光李山青家就两个，他女人是他的表姐。薛永革把那张表格拿在手里正反两面看了看，稍稍考虑一下，便叫李山梁这样办：就说李家沟解放前有过近亲结婚的事，现在绝迹了，畸形人也死光了。现在没有问题，今后也不会再有。说到这里，他又说一句：“反正上头的人也不会到这个山沟沟里来调查的。”下一个议题是县里要召开歌颂“三面红旗”的赛诗会，规定每个生产队都要派人去参加。薛永革一听是到县文化馆剧场里比赛，县长和县委书记亲自当评委，他眼珠一转，嘴角一翘，居然说：
“那我去啦！”李山梁说：
“薛组长代表李家沟去当然最合适不过，就去两个选手吧，叫江玉陪你一起去，他会写诗的。”
“咋？我跟他去？”薛永革瞪着眼睛说。李山梁连忙回答：“江玉诗写得挺不错，报上也登过。”薛永革脸色马上不好看。两三分钟冷场之后，他说：“那我不去啦，叫他一个人去嘞。”李山梁怕薛永革生气，又连忙说：
“那就薛组长一个人代表李家沟去参加吧。”“不，我不去啦，叫他一个人去嘞！”
“这……”李山梁怕是自己一句话得罪了领导，心里直发慌，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薛永革大方地为李山梁解脱了顾虑。他说：“叫他去吧，是我自己不高兴去啦，不为别的。我要是要去，还不是我一句话嘞，谁能跟我争？我是组长，是全队的领导，他十个李江玉也争不过我的嘞。好了，就这样决定！”
讨论这整个问题时，王良头也没抬，生怕万一眼神流露点什么，引起了误会。最后一个议题是关于李树旺女人在坡上哭喊的事，李山梁说：“薛组长咋说咋办，只是要设法让她快些下山来。昨天又哭了一整夜，人家说，山那边都听见了。”“好不好试试别的法子？先跟树旺谈一次？”李山梁试探地问道。“谈啥？咋个谈法？”薛永革说。“给他说哭也哭不转个全尸首来。再哭，惹得全社全县知道了，要闯大祸的，他们负得起责任吗？”李山梁说话时胆怯地望着薛永革，生怕自己说错了话。薛永革没说话，望着他。“这只是吓一吓他，要紧的是叫他把女人喊下山来，要不，弄不好再搭上一个……”李山梁又补充说。
“谁去找他谈？”薛永革自言自语道，并不理睬李山梁。说着说着，他朝王良看一眼，马上定了主意，“老王去！”
“我？”王良有些不知所措。“对，你们知识分子能说会道。这回看你的啦。”薛永革说，他很为自己这种当机立断的领导才能而得意。“王组长去也好。生人去，树旺兴许肯听些。这边我叫我女人也上后山去，劝说树旺女人下来。她俩平时谈得来。”李山梁接着说。会议到此结束。
李山梁要回家一趟，便跟王良一道走，去上村要过他家。经过头天王良看见李江玉老师放荠菜的那个院落，王良又看见那里放着一堆菜，是新鲜的，叶片绿茵茵的。李山梁也看见了，但他只扫了一眼，并没觉得奇怪。李山梁回家喊他女人了，王良一个人往上村走，没走多远，回头看见一个衣衫不那么破烂的中年妇女跟上来，他知道是山梁嫂子。王良到李树旺家，不需要敲门和寒暄。李树旺披件蓝布破单衣，一个人像头石狮子似的蹲在他那间土墙草顶的房子门前，一动不动。从敞开的房门望进去，王良看见桌上掷着几只菜饼子，上面叮满了苍蝇。夫妻俩大约几天没进食了。
远远地还能听见李树旺女人在后山的呜咽声，想起那天早上看见的那半截紫红色的孩子，王良的心缩成了一团。他走过去蹲在李树旺身边，李树旺没有闪开。
王良听见山梁嫂从院边走过，后来又隐约听见后山的呜咽声在渐渐中止，这些李树旺也听见了。过了大约二三十分钟，李树旺先开口说话，他叫王良一声：
“王组长。”“我是新来的，叫王良。”“知道，听说了。你给咱碾过粮食。”
相对无言。又是一阵沉默，王良觉得这样比说些什么也许更好点。又过一阵，李树旺才再说了一句：
“这可咋活啊！”“怎么不能活？定要活过去才行！”王良立刻接着他的话音说。“能活过去？唉……”李树旺生存的信念被现实中一个又一个无情的浪潮冲得不得不动摇了。“怎么不能？这开春以后，死人不是少啦？”“嗯啦，可是娃娃--”“再生一个嘛！你们还年轻。”“生不出啦！哪个女人还生得出个娃啊。”“怎么生不出？”
“人都蔫啦，蔫啦。跟那秋后的藤蔓一样，挂不住果了。”王良再也找不出话来反驳了。两人又沉默一阵。王良一转头，看见李树旺脖子上，耳根后边，有好大一块伤疤，亮堂堂的红皮肤，不长毛发，僵成一团，显眼得很。他便问：
“你受过伤的？”“嗯啦。四九年炮弹崩的。打省城时候。”“你也是模范吧？真了不起！”“我就背过几十箱炮弹，没做啥。”
李树旺从没想过要从自己过去的光荣中为现在寻找点什么，他叹口气说：“吃娃子的事也听说过。咋吃到我头上了！我家几辈人没造过孽呀！”王良不知怎样才能使他宽慰。过了一阵，李树旺又说：“我们姓李的要断子绝孙啦！”这似乎是他心头最最关心的一件事。“你怎么这样说！队里娃娃还多得是，再说，不是还有肚里怀着要生的吗？”“活的娃没几个啦！王组长，你数数看。没娃娃，我们活着为个啥哟！”“会有的，会有娃娃的。你们两口子也会有的。”“我？不会有啦。”李树旺摇摇头断然说道。接着是一阵深沉的停顿，过了好久，才听他又说：“唉，那顺子媳妇肚里的娃，可要生出来才行啊！”
王良和李树旺之间就这样谈通了。这项任务并不难完成。李树旺这人不坏呀，而且也不难弄，为啥薛组长那么讨嫌他？王良心中这样一闪而过地想了想，没有多思索。过一小会儿，王良见李山梁女人已拥着李树旺女人远远地向院里走来，其实是她为王良完成了任务。山梁嫂子把树旺嫂子送进屋里，转过身去抱柴火烧炕。在这山间，即使六月里，炕也是每天要烧的，否则会返潮。山梁嫂子点燃炕，又顺手拎起一只沙锅，去装满窖水，煨在炕洞上。这两件事她做来不消几分钟，好一个利索女人。
王良要走了。李树旺没移窝，只眨巴着眼睛望望他说：“去啦？”“去啦。”王良说。“往后常来。不嫌弃就常来。”李树旺这简单的话是亲切的。王良觉得李树旺这人是不会随便说话的。“我会常来的，把嫂子照顾好，你自己当心。”
王良向两位嫂子告别，请山梁嫂子多辛苦一阵。他去向薛永革汇报了完成任务的情况，便回下村去。
走过中村时，王良远远便望见李山梁跟那个头发灰白、把李秀秀从牛庄找回来，又在别人门前放菜的人在路边争论。他知道这人就是小学教师李江玉，王良今天才头一次正式见面。李山梁给他们作了介绍，他们算认识了。李江玉热情地紧握王良的手，说是早知道他来了，说要为李家沟的社员感谢他的支援。他们好像一下子便熟悉起来。李江玉今天因病没去开会，听说了会上的意见和决定，从床上爬起来找李山梁争论。他们此刻正争的是豆种拌药的事。王良来李家沟这几天，天天都听见人们在议论这件事。有些人，像山梁嫂子，每天上山下地，两个娃总不离身。有些人把娃娃用绳子拴在桌腿上，自己才敢出门。王良想，往地里下种为啥？为了让庄稼生长，收粮，吃饭，生存，发展。但是现在一切都乱了套：种下地的种子拌了药，进了娃娃们的嘴，药死了他们，断了人们生存发展的希望；农药是为多打粮食给人吃的，现在成了害人命的毒；地里下的种是要它生根发芽的，又被人从土里刨出来。他真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了。
李江玉叫李山梁把公社发的那瓶该死的剧毒农药“1059”丢进茅坑里，永世不去用它。李山梁说这是上级布置的任务，他只能照办。李江玉叫他想想李永旺一家三口是怎么死的（这时王良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宿命的“咚──咚──咚咚”声），服从命令要紧，还是保住人命要紧。李山梁有些委屈，说他又不是存心害人。两人争个没完。王良建议是不是请示一下薛永革同志。李江玉一听这话立刻坚决反对，他说：“他管啥，他只管完成任务，别人死活关他什么事？他能在李家沟住多久？”李江玉要李山梁不要事事听从薛组长，要自己动脑筋想想。王良隐隐感到，李江玉老师这几句话也是说给他听的，他想到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而想起自己的身份，又觉得他不配说话，还是不说为好。但是，看看面前两个真诚的人，王良又觉得不说话对不起他们。心里矛盾了一阵，他终于说：“凡事都有个目的。拌药为啥，为防鸟兽虫糟害吧，现在这里好像都没有。还是给薛组长说说，就不拌吧，不必照公社的统一布置做。”可李山梁和李江玉两人都不同意向薛永革汇报。李山梁说薛组长催他几回了，叫拌完种给公社填表送上去，他不会听这个意见的。李江玉气呼呼地说：“他会管我们是不是断子绝孙？”
最后是，李江玉硬要李山梁答应他不拌药，才悻悻地走去。李山梁望着他转入那条小巷的背影对王良说：“这人啦，一辈子吃这个亏，就是不肯改一改。动不动发脾气，还动手打人。为李秀秀的事把人家冯秘书可打得不轻。”王良马上想起李山梁自己那天打李二狗的事，他忘了自己也是个坏脾气，也要打人。这时李山梁又接着说：“江玉冲是冲，耿直还是好的。再说，他这人心善着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