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这阵子，我对报纸的渴望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激烈。我一天往返于邮政所几趟。我兴冲冲的，有时甚至会站在邮电所旁，遥望着长沙方向的那条马路，希望班车如期而来。这条马路的多数时间是空荡的，宛如一条白色舞带，蜿蜒在起伏跌宕的矮山之间。肖芸说我傻了。对报纸如此着魔。我每天可从那些平实的不起眼的文字中读到大量的信息。这是我兴奋的由头。一些政策有改变的迹象。一些重要的人物又出现在政治舞台。
柯炎出来了，常出席一些文化方面的会议，也讲话。他是一名剧作家，是我发展的一名地下党员，最后是左翼作家的领导者之一。我想，他一定没忘记我，或是在找我打听我，或是为我雪冤奔跑。我们在上海时，曾是那样默契，几个月不见，约到地点碰面，却都不露声色，他跟着我上电车，上人力车，路上，他从不多问，只是跟着走。到了目的地，不是见重要的领导，就是开重要的会。我们谈事的地方都是公共场所，要么是咖啡馆，要么是浴室。在四面埋伏中，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有情况及时撤离，居然就一直相安无事。当然牺牲的同志无数。几十年的相处，我们更习惯彼此的沉默，那种只可意会的眼神交流。我被捕前，我俩有两次独处，也不怎么谈话，只是在一起抽烟喝茶，我几次想一吐为快，最终欲言又止。
就是这一念之间的决定，每每想起还有丝欣慰。某些政治问题越少人知道，牵连的人就会越少。在上海时，所有的地下特工都是单线联系。有任务时，上线会找你，你就只是执行。由我单独指挥的秘密下线，有几个特殊人物，潜藏在社会各界，他们在明处有身份有头衔，在暗处有使命有责任。可以说，他们的情报为新中国的建立是可载入史册的。这些年，不知他们过得怎样，而惟一能证明他们身份的人，我，也说不清，居然无人可以证明我。其实，我是由我党最高领导人直接领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