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赢政统一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当时第一流的贤才，如王翦、王贲、蒙恬、李斯、尉缭、姚贾等。他们有的是军事家，有的是政治家，有的是外交家，他们都不是秦人，却在尽心竭力地为秦国效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固然离不开秦国本身已经取得对山东六国的明显优势的吸引，然而众多杰出人才来到秦国以后，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才干，为秦国制定和实施克敌制胜的谋略，最为关键的还在于秦王赢政知人善任，海量容才，以卑恭谦逊的态度和豁达的胸襟对待臣下和纷至沓来的宾客。正是一代雄主过人的眼光和胸襟，激励着大臣为秦的统一运筹于帷幄之内，武将也为之驰骋于千里疆场。尉缭、李斯等文武大臣都竭忠尽诚地为秦国效力，来报答秦王赢政的知遇之恩。尉缭根据自己的反间计设想，同时综合他人类似的建议，并借鉴秦国历史上施行反问计的成功经验，为秦王制定出统一天下的总战略方针：用间与用兵相结合，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相结合。根据这一总的战略方针，秦国相继灭掉了韩、赵、燕、魏、楚、齐六国，在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王朝。在统一过程中，秦王赢政折节纳人和知人善任，充分调动了文臣武将为秦效力的积极性，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为秦的统一发挥自己的才干，为秦的统一大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治理国家确实需要贤士，但更根本的还需要依靠民众。“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家的兴亡决定于民心的向背，这是亘古未变的真理。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为政者如果不以人民为念，轻则亡身，重则亡国。因此古代一些英明的执政者为赢得民心，获得政治资本，也能做出一些示范。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率军猛攻荆州（今湖北江陵）。当时正以客卿身份居住荆州数年的刘备受命负责御敌之事，不过接到曹操领军来袭的报告时，敌军已经迫在跟前。在当时的情形下，只有撤退而已。结果，无数仰慕刘备仁德的百姓都跟着他走了。带着一大堆碍手碍脚的非战斗人员，使得行军速度缓慢下来，如此下去，被曹操追上，是旦夕之间的事情，有人建议抛弃随军的百姓，刘备却以凛然的态度说：“要完成大业，必须以人民为根基，这么多百姓由于仰慕我而跟来，我怎么能丢弃他们不管呢？”刘备所强调的民本主义，当然和近代的民主主义不同。然而，在绝对专制政治统治形态的当时，以保护人民为优先的君主，可以说是对民众力量的正确认识。
另外，像刘备“三顾茅庐”，力请诸葛亮的故事也是人人皆知。我们前面提到的台湾企业家王永庆效先人之行，五访“茅庐”，方请得当今台塑集团的首席顾问丁瑞铁先生。丁瑞铁在台湾金融界颇有地位。1964年，台化公司成立前夕，资金短缺，经企业家陈逢源介绍，王永庆认识了丁瑞铁。当时丁瑞铁任大同公司协理，因而婉言谢绝了王永庆邀他到台塑的诚意。但是王永庆没有放弃，他深深知道人才难得，于是效刘备之法，先后五次盛情邀请丁瑞铁。在真诚的感动下，丁瑞铁终于答应了王永庆。决定赴台塑效力。丁赴任后，就创下了民营企业直接向国外取得长期低息贷款的先例，台塑所需要的资金就此解决。目前，在丁瑞铁的鼎力相助下，台塑创下了台湾化纤纺织第一位、民营制造业第三位的成绩。
求才贵心诚意挚。王永庆的成功莫不归因于他求贤若渴的执著，这也反映了一个明星企业家应有的风采。
在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也十分注意集中有才能的人的智慧和力量，因为它是领导者重要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否则“单枪匹马”是做不成大事的。1956年6月，李光耀出任新加坡总理，尽管他有雄才大略，但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新加坡，他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创建大业，首先需要有一大批第一流的经济专家和其他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为此，李光耀以他那博大的政治胸怀，为创建一个现代化的新加坡而广泛地招贤纳土。
李光耀首先起用的是吴庆瑞。此人毕业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是当时新加坡较有名气的经济博士。李光耀十分欣赏他的才华，于是任命他为财政部长，负责全面的经济整顿与改革。后来李光耀两次遇到经济难题，都是这位得力助手帮助他排忧解难的。除了吴庆瑞之外，李光耀所选拔的内阁人员中，个个都是专家里手。原国家发展部部长林金山，在助手侯永昌、郑章远的协助下，成功地解决了新加坡最严重的房荒问题。对此李光耀深有感触地说：“正是这三位身居要职的杰出人才把几乎失败的事业化为成功！”
从新加坡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李光耀就十分重视对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养提高，特别是对那些年轻有为、专业程度高而且能胜任国家高级领导的尖端人才，更是爱惜备至。从七十年代起，他就注意培养第二代接班人。他认为如果能有一批杰出的年轻人承前启后，国家领导层就能继往开来。1984年，人民行动党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首次自我更新的大改组，推选了20名30岁至40岁的中青年人进入议会，他还任命了一批30多岁的青年人担任各部的政务次长。1985年7月组成的经济委员会，李光耀大胆地让位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充分发挥年轻人的才干。李光耀曾在宣誓仪式上豪迈地讲：“1959年我当‘冲锋’，1981年转为‘中锋’，今天我们‘中锋’的角色让给年轻领袖。他们已经受到了各自角色的考验，我现在退当‘守门员’。”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光耀大胆起用年轻人的方略是正确的。
用人不当则天下乱
古人历来认为，任用人才必须得当，否则会危及天下。
我国历代军事家非常重视对军事人才的考核。在历史上有“考绩”、“考察”、“考课”、“考成”等记载。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吴起就强调要通过考核来“罢无能”，“废无用”，即罢免无能和不称职的官吏；“捐不急之官”即除掉那些无关紧要的官。管仲更明确地提出：“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意思是说，即使有才干的人，不经过考核和试用，也不能轻率地录用。我国三国时期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把考核作为军事人才官职的升降、赏罚的根据。如曹操说的：“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同时他还强调要做到公平合理地进行赏罚，就得进行有效的考核，没有正确的考核，就谈不上正确的赏罚，因而就不利于人们改错立功。这种考核观念发展到魏明帝的时候，逐渐形成了“考课之法七十二条”制度。
自古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然后百度修，庶绩凝，方夏安，奸宄消伏，戎狄不敢轻侮中国，百王由之，若出一轨。
贤者任之，奸邪者不任之，则任贤之道尽矣。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有功者进，有过者黜，无功无过者职其旧——如是可以劝而惩过。
秦始皇出游到沙丘病死，其幼子胡亥在赵高策谋、李斯支持下，矫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杀秦始皇遗诏要立的长子扶苏。胡亥登上皇位后，想的不是如何治国安民，而是如何才能享尽人间的富贵。他和赵高的一段对话，显示了这位“二世祖”的本色。
胡亥对赵高说：“夫人生居世间也，壁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可乎？”意思是说，人生苦短，既为皇帝，如何才能享尽人间富贵？赵高大为赞扬说：“此贤主之所能行也。”
赵高是个很阴险而有心计的宦官，他深知胡亥这个“花花公子”，所想的是如何能安坐帝位以尽情快活，便一切顺着他，使他沉迷于享乐，以达到孤立而控制之的目的。
赵高先是向胡亥提出“高枕肆意宠乐”的办法是：“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殊，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危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胡亥果听赵高之谋，尽除先帝旧臣，杀其兄弟十二人姊妹十人。
在达到孤立胡亥的目的后，便阴谋将胡亥控制在手里。他对胡亥说：“先帝临朝制天下久，朝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下称朕，固不闻声。”这是说，胡亥年轻，缺乏理政经验，上朝与君臣一起决事，错了会被群臣轻视。胡亥只想享乐，要他不上朝，当然乐得听从，于是处理朝政，只在禁宫中独与赵高商议决定。而胡亥这个“花花公子”没有理政才能，实际上朝政大权都操纵在赵高手里。赵高利用手中权力诬以谋反罪杀李斯后，被任为丞相。
赵高阴谋为乱，取而代之，恐群臣不听，便先试之：他献鹿给胡亥，说：“马也”。胡亥笑说：“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大都默然，有的说是马以顺赵高，有的直说是鹿，赵高则以他事将说鹿者杀了。从此群臣都害怕赵高，而赵高敢于指鹿为马，而群臣大都不敢吭声，说明他的权力已超过了胡亥。
胡亥穷奢极侈。尽情享乐。为满足其私欲听赵高用严刑峻法，横征暴敛，致激起人民造反，天下大乱。赵高却对胡亥说：“关东盗毋能为也。”及秦军主力于巨鹿被项羽军消灭。胡亥知情责备赵高，赵高怕被杀，便先动手杀胡亥。赵高恐被群臣反对，不敢自立。便立子婴为秦王。旋为子婴所杀。不久，刘邦攻入关，子婴投降，秦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