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是，去卫生室，和撞三次墙。当然我还总是会想起王蓓，我真的很想她。
卫生室的那个姑娘叫沈思思，每次在卫生室里见到她的时候她总是笑语盈盈。我在一旁看她给别人买药和扎针。她对我说过：我每天都要给人扎针，每个人都不止扎一针，我都快麻木了，现在看到别人的手臂都想拍几下。
不过现在我得说说我们的正事儿了。
火车站是个好地方，比公交车上有意思多了。我们不敢进到车站里面作案，因为里面装满了监控，而且由于疤庄的治安太差，车站出口还有荷枪实弹的武警把守。在这里作案除了我们几个之外，还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台湾人，他叫阿明。阿明一脸的雀斑，他自己却非说那是没长成熟的痣。他说话嗲声嗲气，起初我还以为他是装的，后来听说他是台湾人，才理解。王易是爱国青年，这点无需我多说。他总是爱缠着阿明让他说些台湾的事，逼到最后让阿明吟诵那首余光中的《乡愁》他才罢休。跟对待韩国佬不同，王易对待阿明显得温柔得多，毕竟大家是同胞。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不必为了争中秋节而闹的不愉快。
阿明不喜欢跟王易说这些事，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干吗非得讨论那些乱七八糟的事。阿明年纪不小，个头不高，不过下手狠。我们作案的对象大多是些老年人或者妇女，信哥告诉我们，一定不能抢别人的证件，不然别人就会报警。一般人知道疤庄治安不好，通常都会把小钱放到口袋或钱包里，别人来抢，老实配合就好了。
在我们行业里，不把“作案”称为“作案”，而是一个很诗意的称谓：嘘嘘。
这个在别人听来是上上厕所的意思，在我们眼里异常神圣。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字来代替“作案”，“嘘嘘”有两个意思，一个表示搜别人的裤子，一个表示脱自己的裤子。
有阿明和信哥在，我们的嘘嘘就会进行的很顺利，要是有时候他们不在，可能就会遇到麻烦。
我的工具是匕首，是单刃的匕首。因为刚来到疤庄的时候我们被劫过，所以就算信哥不教，我们也大概知道如何嘘嘘。除了匕首之外，我们还有一样工具，是一个写有“住宿”两字的牌子。我就不解释它的作用了。
车站外面集结了大量的人，他们都是些没有表情的人，就像不敬业的群众演员一样。纵观整个车站，最有活力的只有我们了。我们看准了一个目标，他走出车站，提着重重的箱子，这种人也常常成为我们作案的目标。我们举着住宿的牌子走向他，他不耐烦的摇着头，我贴近他，用刀背挨着他。他立即举起左手，右手提着箱子。他说：哥们，同道中人。
我心想，以前我被劫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这样说。老方和王易才不管这些，往手心吐了口口水就搓着手走上去搜身。
那人把肚子往前一顶，刀口划在我的手上，我觉得自己流血了。他说：这是嘘嘘人的弊端，总是习惯把刀口对自己，怕伤到别人。
老方王易停止了动作，我抬起手，鲜血顺着我的手臂往下流。时隔多月，我再次晕倒。
需要解释的是我并不晕血，晕倒的原因可能是太热了。但是他们却以为我晕血，后来拿刀子的事就不让我干了。
拿刀的任务就交给了老方，他做了改善，把刀背对向自己。
目标从远处走来，我们早就开始注意到她了。她看起来年纪不大，但也不能用“小姑娘”来称呼她，一脸的浓妆，眼影都画到眉毛上了，拉到片场就能演科幻片。另外小腿很粗，大腿和小腿一样粗，从远处看就像两根柱子。两根柱子支撑着一副复杂的躯体，极有节奏的走出车站。一般对付女性目标我们都不会用到那个写有“住宿”的牌子。
目标出了车站，我们扔掉烟头，像斯巴达将士走向波斯军队一样坚毅的走向她。
等她注意到我们时，老方已经把她拎到一边，边上的人虽然全都川流不息，却都跟没看见似的，因为这种事在疤庄的火车站太常见了，有时候走出车站没看见抢劫的还会觉得不习惯呢。女子被吓懵了，老方已经把刀架在她脖子上。我都害怕老方会一不下心杀死她。
老方说：钱拿出来。
我们这行有个规矩，绝对不能搜女人的身，因为在疤庄不能容忍猥亵罪蔓延，更重要的是犯猥亵罪会被同行耻笑。在看守所里，最高等的是杀人犯，最低等的是******，最最低等的是强奸犯。
我们围在女子四周，她脸都吓白了。
老方以为女子没听懂，于是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了一遍：把钱拿出来。
女子不说话，眼珠往上转，然后倒在地上。我们三人立即互相看了看，接着低头看地上的女子。她先抽搐了几下，翻了个身，然后口吐白沫。他们两人互相看了看，我没加入进去，因为我很早就认为面面相觑不是好事。我说：怎么办？
老方说：空手而归是个大忌，一次失手，步步失手。
一个行人走过来低头看女子，然后问我们：怎么回事啊？
我说了声“没事”就把他往外推，他看起来并不胖，我使了一个足以令一个胖子往后退三步的力气，但没能使他退后。我再次发力，他还是纹丝不动，我心想这是高人。再一细看，他背后竟然站满了人，四周也围满了人。我挪了一步，差点踩到地上的女子。而老方和王易早就离开了人群，并且消失在人海。
我的四周围满了人，他们嗡嗡嗡的说着什么，我恨他们一如鲁迅笔下的看客。黑压压的一片，我的阳光被遮住了，没有了阳光我就觉得自己快要窒息，并且想到自己快要晕过去了，接着我就真的晕过去了。
醒来时我的身边一群护士在摆弄针管，窗子外面就是云彩。我在想自己是升天了还是马上要被这些护士送上天了。一个护士看到我，惊奇的说：呀，你醒了。
这群护士纷纷扭头看我，药水顺着手上的针管往下滴。我突然觉得自己左手挺疼，具体哪里疼我也说不上来。我想看看自己的左手，但是抬不起来它。我想扭头但是觉得头顶上也很疼。只好用右手摸我的头，一摸就觉得不对劲，头发居然没了。我说：我的头发呢？
护士们不说话，咯咯地笑。
再仔细一看，旁边柜子上全是用过的针管。我说：怎么回事啊？
一个护士坐到我床边，装作很可爱的样子，掀开我左手上的被单。我吓了一跳，因为多多少少我都有些密集恐惧症，左臂上居然全是针孔。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她说：我们都是实习生。
我说：然后呢？
她说：我们看你血管粗，就在你手臂上实习了。
我说：我的头发呢？
边上站着的一个护士说：有些孩子需要在头顶上扎针，我们就剪了你的头发借用了你的头顶。
这个护士左手拿着针管，右手上拿把剪刀，上面沾满了头发。我问她：你也是护士？
她脱掉护士帽，然后扯掉护士服，一头黄发落在肩上，说：哦不，我是理发师。
我说：你也扎我了？
其他人还在咯咯地笑，她轻声说：我只想试试。
我想说话，又觉得有地方不对劲，便用舌头舔了舔自己的牙齿，少了好几颗。我大声说：我的牙齿呢。
又一个小姑娘颤颤巍巍的走向前来：对不起，我是学牙科的。
我准备起床，腹部感到一阵疼痛，一个戴着口罩的姑娘连忙过来扶着我，她眨巴着眼睛说：你还不能起床。
我说：你们又做了什么？
她说：我在边上看她们扎你，就一时短路觉得你是刚从福尔马林里捞出来的，破开你的肚子顺便割了你的扁桃体。
我摸了摸喉咙，她往前一步说：不对，我割的是阑尾，这两样东西我老是分不清。
我说：那我的肾还在吗？
她低着头说：我没找着，刚计划着给你切****的，你就醒了。
我不敢再跟她们说话，只好换掉衣服准备走人。临出门，那群姑娘叫住了我。戴口罩的姑娘快速眨着眼睛，我还以为她要跟我说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结果她说：你刚开完刀，这卷胶带你拿着吧。
她手上是一卷很厚的透明胶带，我从来没在医院见过这种东西。她说：先缠几圈吧，万一伤口没缝严实。
说完，那群护士就冲上来扒光我的衣服给我缠胶带，在我的肚脐眼四周缠了一道又一道。戴口罩的姑娘说：千万不要做剧烈运动，要是真得运动的话，你就再自己多缠几圈吧。
我说：我到底得了什么病？
戴口罩的姑娘说：反正你不是阑尾炎。
我不愿久留，穿上衣服就走了出去。走出院门时我回头一看，疤庄县医院。
回到信哥家，他们已经开饭了，两小孩正试着啃碗，唐兰坐在角落里默默落泪，其他人全都抬头看着我。我一言不发，走进唐兰的房间。
不一会儿信哥冲进房间，焦急的说：我爸还等着你呢。
伺候完老人家吃饭，出来时桌子已经清理好了，信哥和他们坐在桌子边看着我。他们做了个手势，让我过去坐。我坐在信哥旁边，老方最先开口说话：你没事吧？
我笑说没事。
王易说：我们真不是有意丢下你，当时你已经被人群围住了，我们看不见你，以为你跑出去了。
我说没事。但是我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当时肯定还能看见我。
回到房间时，唐兰已睡熟，她的大腿露在外面，我知道她只穿着内衣睡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