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醒来，床上的唐兰不见了，我揉着眼睛爬起来。走出房门，看到信哥的两个孩子在吃香蕉皮。老方和王易可能还在睡觉，信哥的房门大开，可能出去办事了。我无事可做，就坐在两小孩边上。小孩叽叽咕咕说着话，还时常发出笑声，香蕉皮满天飞。
我打开电视，一大半的频道都是蓝色的，还有一小半是黄色的，另外的一些频道全是些一层层往上展开的波纹。小孩见我打开电视，都聚精会神的盯着电视看。小孩说：看黄色的，看黄色的。
生怕别人听到这话产生误会，我就只好如他所愿。电视的画面停留在黄色的频道上，两孩子认真的看着。我对黄色的画面没有兴趣，倒是孩子认真的样子有些许可爱。不多久孩子也对这单一的黄色失去好感，又开始互相玩耍。累了之后，他们就坐在椅子上啃手指，啃完了手指，他们又啃椅背。我这才注意到这里所有的椅背全都被啃过了。
老方从房间里出来，走到我身边小声说：昨晚什么情况？
我说我也不知道。
老方不再询问，坐在我身边。
信哥回来了，手里拎着一把水果刀。我以为上面可能鲜血淋漓，事实不是这样。水果刀像是新的。信哥走进屋刚准备和我们说话，看了一眼孩子就一把夺过椅子说：说多少遍了，不要学我爸爸，多学学你们爸爸。
信哥让孩子一个个张开嘴巴，给他们检查牙齿。
检查完之后，我以为信哥至少要问一下昨晚唐兰的事。而他根本不当这事存在，检查完孩子的牙齿之后就给我们讲工作上的事。我们的工作上不了台面，甚至上不了黑道的台面。我们的工作是去火车站打劫，而在香港的电影中，黑道的人怎么也不会抢穷人的钱，更不会去火车站抢劫，劫火车倒是可以。想劫火车还得买火车票，再不济也得买张月台票吧，万一没劫成功，那岂不是白搭。
真正去火车站打劫是几天之后的事，虽然我鄙视这项事业，不过相对于D城的事业，它显然更像个事业。好歹我们从偷窃敲诈变成了抢劫。如果哪天我被绳之以法，我告诉人们我是黑社会，而我最重的罪名却是偷窃，那将是件多么丢人的事。
现在我却开始对这个组织产生怀疑，因为我实在看不透信哥和白哥。他们所处在的环境根本不像是黑道，至少不像我想象中的黑道。更重要的是，直到现在我也没见到除王易之外的黑道成员。如果他们只是想表现的讳莫如深，那么他们已经如愿了。
我和王易讨论过这个事，他的回答是不知道。
如果当时的情况是他想了很久之后再说“不知道”，我就会相信他，可是他想都没想就坚定的说不知道，不得不让我怀疑。我甚至在想他们会不会是搞传销的，那时我就躺在唐兰的床上想这些事。
唐兰的床极软，床下不知道垫了多少个海绵宝宝。午休的时候我也睡在那儿，日久天长，我们便越来越随意。不过我总是会别过头尽量不去看她。
有一天，我见到了信哥的爸爸。
我在清理唐兰房间的时候看到一个门，我将其撬开，看到里面有个老年人，他被绑在一个椅子上。我鼓起勇气，走到他身边，他不知是死了还是睡着了。他睁开了眼睛，我们同时被吓了一跳。
他张开嘴巴就要咬我。我仔细一看，椅背上全是牙印，想到可能这就是信哥的爸爸。
一次中午吃饭，信哥对唐兰说：快去喂我爸吃饭。
唐兰一脸不悦：每次喂他吃饭他都要咬住勺子不松口，昨天勺子终于被他咬断了。
信哥说：你去不去？
唐兰说：等会儿再去。
我站起来说：让我去吧。
我端着准备好的饭菜走近那个小房间，不小心一头撞在墙上。老头竟咯咯的笑了。本以为喂他吃饭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却进行的异常顺利，老头并没有咬勺子。我窃喜，心想可能我比较特殊，在别人看来很难做的事，在我手中变得简单。
事后我回到饭桌上，信哥对我说辛苦。
我说：不辛苦，老头很听话嘛。
他表情一变，说：不可能吧。
我得意的说：真的，你看，勺子不仅完好无损，还变得更亮了。
信哥跟我说起他的爸爸。老头很早就这个样子了，全身都有问题，唯一好的地方就是牙齿。如果你全身上下只有一个长处，那你就应该努力发挥这一特长。老头就发挥了自己牙齿好的特点。他终年只能坐在椅子上，咬椅背就是他最常做的事。不仅如此，他还发现咬勺子也是一大乐趣。
我说：可是我喂的时候他真的没有咬。
信哥咬着筷子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晚上睡在唐兰身边我也在想这件事，那头的唐兰踢了我一脚说：在想什么呢？
我说：我在想老头子为什么没有咬我的勺子。
她在那头说：你进去之后做了什么吗？
我想了想说：没有。
其实我想到了，我进去之后曾经撞在了墙上，而且被老头看见，他还笑了。觉得正是这个原因，他才没有咬勺子。
后来每次吃饭我都主动请缨，去喂老头吃饭。每次进到小房间的时候我都先用头撞墙，听见老头笑，接着喂他的时候就不会被咬勺子了。我为发现此事高兴了好久，并且沾沾自喜。
我到疤庄的时候刚好又是一个夏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些蚊子苍蝇总喜欢往我身上凑。起初我以为是我肉太嫩血太香，后来想到苍蝇就喜欢往脏东西上凑就打消了这个看法。疤庄的蚊子和别处的不一样，反正和我家乡的蚊子不一样。这里的蚊子咬人很轻盈，被咬了很久之后才感到瘙痒。而且这里的蚊子飞行技术极好，它飞在空中你很难拍到它。不过在蚊子很多很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疤庄的蚊子多起来的时候也很壮观的，它们飞在空中不用你拍，只要一招手那些蚊子就会吓得互相撞上。我常常半夜被蚊子咬醒，终于有天忍不住装上了蚊帐。装上蚊帐之后我觉得和唐兰之间显得更加亲密，这不是我想要的。
有时候蚊帐里还残留着几只蚊子，我就成了它的独食。第二天早上就能看到一只肥胖的蚊子，并且不惜一切代价要拍死它。还有更气愤的，一次睡觉时把膝盖贴在蚊帐上，蚊子竟隔着蚊帐咬我。第二天我膝盖上布满了几十个小小的山包。
说起蚊子，能让我想起两件事。
首先要说的是一件小事。那是高中军训，到了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学生全坐在操场上听教官们表演节目。教官们一个个上去表演，我们坐在下面一动不动。当时天朗气清黑夜漫漫，蚊子在耳边嗡嗡直叫，但是我们必须坐直一动不动。教官表演完之后沉默的走下台，没有掌声和欢呼声。最后是“连长”上台表演，他陶醉的唱了首日文歌，唱完之后等掌声。但是台下鸦雀无声。“连长”想了想说：可以拍蚊子。
这时台下才有了稀疏的拍大腿的声音，“连长”满意的笑了笑，潇洒的走下台。
还有一件事是在疤庄发生的。蚊子使我想起了离我们住处不远的一个卫生室里的一个小护士，因为她打针时找血管的能力还不及蚊子。当时流行性感冒泛滥，让你觉得自己不感感冒都不好意思出门。我也觉得自己头晕了，一摸额头觉得比开水都烫手。我赶忙去了那个小小的卫生室，只有那个小护士在给人打点滴。
我坐在长椅上等着，她穿着脏脏的护士服，对坐在面前的人说：啊呀又扎错地方了！
她面前的人咬着牙无奈的摇头。
护士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次我保证扎对地方。
后来每个迎上去的人都被扎了不止一次，我有些害怕，只好走到护士身边说：护士小姐，我感冒不是很严重，你给我配点药吧。
护士举着针抬头看我，针下流出一股股药水，道：你看你，脸都红了，至少四十度。
我说：真的，我吃药就行了。
她拉着我的手，放到眼前端详一番，指着我的手臂说：你看，你的血管这么粗，我闭眼都能扎进去。
她说话和拉我手的样子让我觉得她很可爱，她的面容姣好，不过我还是不愿意成为她的试验品，要知道她的扎针技巧比电视购物广告还不靠谱。
她接着说：你别走，我保证只扎一次。
我其实天生是个随和的人，况且这小姑娘看起来挺可怜，她心里肯定也很着急，如果这时候我站出来让她一针就扎对地方，会让她信心大增的。
我坐回到原来的地方，拍打自己的手臂让青筋暴起。她一直扎到夜深人静，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她坐到我身边仰着头休息，说：今天累死我了。
她看着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说：放心吧，你的筋最好扎了。
结果她还是扎了我三针。
打点滴并不是件痛苦的事，特别是当你身边坐着一个漂亮姑娘，她还觉得愧对于你。完事之后我们一起走出卫生室，她锁完门就和我一起走在路上，这一切都很自然。又是那条没有车辆的路，空旷而安静。恰好路灯亮起，我们的影子一次次的由短变长、由深变浅，灯下飞满蚊虫。
她开口说话了：今天蚊子多，不然路灯下面全都是些乘凉的人。
她的这句话让我不知道怎么接下去，我只好想着问她一些问题。以前以为回答问题很难，现在才知道提问题更难。我想了很久，当我想起一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先把它摆在脑海中的某个位置，然后再想一个问题，等我脑海中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就从中找出一个最适合的问题。说来可笑，我的问题居然是她的三围。
简直太不真实了，况且我是个保守的人，在女孩子面前总是有最基本的风度。这个只有体育老师问起才不算是无聊的问题听起来太不真实，她说了个问号：咦？
我知道我的声音足够大，而且吐字很清晰，四周也足够安静，她是不可能没听见的。虽然我不愿意让她觉得我轻浮，但是更不愿意让她觉得我虚伪，我只好前后统一，又把问题重述了一遍。
她羞红了脸，我的脸也红了。
我们接着往前走，一句话不说。
我以路灯计算路程，我们大概走过了几百个路灯。我问：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去。
她指着背后说：我家在那边。
于是我们就向后转，走过我们来时的路。
我们一直走了几百个路灯，再加上几百个路灯，天上的月亮都不见了。我说：你家到底在哪儿啊？
她跳了一下，说：呀，我们又走过了，还要往回走。
我们又转身，再走过我们来时的路。我对她说：怪不得你总是扎错地方。
她又笑了，笑的连话都说不清楚。当你觉得自己并没有在展示自己的幽默，别人在不可笑的时候对着你笑，就会感觉到别扭。但是笑着笑着，她就蹲在路中央没了声响。
我走过去，蹲在她身边说：对不起。
她哽咽着说：以后没人会去我那儿看病了。
我说：不会的，你这么漂亮，我都想天天生病去你那儿。
任何姑娘都喜欢被夸漂亮，她破涕为笑：那你就天天生病呗。
她伸出手，我拉她起来，我笑着说：行啊，我每天都去买药。
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王蓓。她说：你怎么了？
我说：我想起了一个人。
她说：是个姑娘？
我点点头，说：我送你回家吧。
她在路中央看着四周，又看看路灯，说：我不知道在哪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