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目光沿着纸板往下滑，看见粗壮的手臂、人头、呢子大衣，呢子大衣的下摆盖住一颗人头，被盖着的人头下面是棉衣、棉裤、大头皮鞋、水泥地板。这块纸板之所以举得如此之高，是因为它是由两个人共同举起来的。举纸板的人坐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当他看见我们时，立即从另一个人的肩膀滑到地面，突然矮了一半，迅速由高大变为平凡、普通。他先付给驮他的人20元钱，等那个人走开了，才转过身来跟我和牛红梅握手，说我叫边鼓，欢迎我们到北京来。我是苏超光的朋友，昨天下午，为了那部冲刺金鸡奖的影片，苏超光被导演临时拉到保定去补拍镜头去了，预计今天晚上或明天赶回北京。你们的吃、住和游览由我负责。
这个名叫边鼓的人身高不足1米6，比牛红梅还矮半个脑袋。如果你把他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分开来看，没有一处不优秀，但是当它们组装到他的脑袋上时，却夸张变形了，好像有一个重量长期压迫面部，而那些被压迫的肌肉正期待着重量消失，期待某一瞬间突然恢复到正常位置，而这一瞬间似乎永远不会到来。
他拦了一辆黄色“面的”，把我们拉到电影制片厂附近的一家宾馆。我和牛红梅分别住进三楼的两个单间。房间里有暖气，我们把身上的棉衣脱了下来。边鼓坐在牛红梅的房间聊天，说他是从陕西来的自由撰稿人，每天靠一把剪刀加浆糊为各地的晚报、小报提供影视拍摄动态和电影明星的照片，以及介绍影视明星的文章，偶尔也与别人合作写写剧本，现在苏超光他们正在拍摄的电影《唱遍天涯》，就是他和另一位北京的作家合编的。他嘴巴里吐出来的名字，常常会把我吓一个大跳。那些我在电视里或报纸上看见过的明星，现在就在他的嘴里滚动着。他每说一个演员的名字，就用右手拍打一下左边的胸膛。他的胸膛像一面鼓，被拍得咚咚地响，仿佛拍得越响，他说的话就越真实。
为了陪我们，他在三楼也订了一个单间，说钱都是苏超光留下来的，不花白不花。我遵照他的指示，在共进晚餐时点了几个好菜。他说点吧点吧，反正苏超光有的是钱。
用罢晚餐，我们仍然回宾馆牛红梅的房间。边鼓坐在沙发上没有离开的意思，不停地说演员们的逸闻趣事，嘴角堆积了两团白色的泡沫，我都为他感到累了，可是他还在说话。我说如果你有事的话，可以走了，你陪了我们半天时间，也挺累的。他说不累，一点儿也不累，苏超光反复告诫我要陪好你们，我怎么能不陪好你们呢？
牛红梅从她随手携带、有备无患的坤包里，抓出一把红豆递给边鼓，说我们什么也没带，就带了一口袋红豆。边鼓双手接过红豆，说这就是王维诗里写过的红豆？牛红梅点点头。边鼓说这就是用来表示爱情的红豆？牛红梅又点了点头。我们以为他拿到红豆后，会知趣地走开，谁知他又以红豆为话题，说了两个多小时。他离开牛红梅房间后，我们累得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
第二天，边鼓带我们去颐和园。我们爬了佛香阁，荡了昆明湖的舟，晚上回到宾馆，边鼓去找苏超光。苏超光还没回来。我对边鼓说，他怎么能够这样？把我们骗到了北京，自己却溜了。边鼓不停地搓着他的手掌，说他也有他的难处，得听导演的。你们再耐心等一等，或许明天他就回来了。如果他不回来，我陪你们去游长城怎样？边鼓用讨好的口气征求牛红梅的意见。牛红梅说你问我弟弟。我说他再不回北京，我们也不玩了，我们回去。边鼓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拍脑袋，一会儿摸下巴，说怎么能够这样呢？你们刚来就想走，连长城和故宫都还没有玩，怎么就想走了？
第三天，牛红梅早早就起床了，把口袋里的红豆散发给宾馆的服务员。那些年轻的服务员抓住红豆，就像抓着爱情那么兴奋。我听到边鼓的敲门声，故意没开门。他叫服务员打开房门，走进来，掀开我的被子，说快起床，我带你们去找苏超光。
我们跟着边鼓出了宾馆，进了电影制片厂，左拐10米，再右拐20米，再往前走30米，来到一排低矮的房屋前。边鼓指着一扇破烂的门板说，这就是苏超光的宿舍。边鼓拍了一下门板，同时叫了一声苏超光，屋里没有任何声音。我们估计里面也不会有什么声音，边鼓只是拍给我们看一看，以此证明苏超光真的不在北京。边鼓抬起右脚，开始踢门板，他每踢一下，就骂一声他妈的苏超光。门板摇摇晃晃，差不多被他踢破了，一些粉尘和朽木脱落到他的皮鞋上。我说走吧。边鼓说他真的不在，我们与其在这里踢门，还不如去逛一逛天安门，去逛一逛故宫。
这天晚上，边鼓拿着苏超光发自青岛的一份电报给我们看。苏超光说他们摄制组已被导演拉到了青岛，为了赶镜头，他恐怕一两天还回不来，特委托边鼓照顾好我们，并保证在春节前赶回北京。我们只好听边鼓的。去长城游玩的那天，牛红梅忘了穿棉衣。出门时谁都没注意，一直上了旅游车，边鼓才呀地叫了一声，说牛红梅你怎么没穿棉衣？牛红梅也是这时才发现自己没穿棉衣，她望了望车窗外的雪花，再看看自己的身子，说不冷，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冷，哎？我怎么一点儿也不觉得冷。也是从这一天起，我才知道牛红梅不怕冷，她穿着一件薄毛衣在八达岭的长城上走来走去，没一点儿冷的感觉。她甚至扒开砖头上的雪花，去辨认砖头上的字，去看谁谁到此一游了。
游完长城，边鼓又接到苏超光的一份电报，说他们摄制组已飞到上海，希望我们玩得开心。再过一天，苏超光又来一份电报，说他们已飞到福州，恐怕要在福州过春节了。他让边鼓为我们买了两张返程的火车票，打算在福州拍摄完毕后，即赶到南宁与我们见面。我和牛红梅要在北京过春节的想法就此破灭。边鼓想尽办法用高价为我们买了两张卧铺，坚持要送我们上火车。我对他说了许多感激话，当然也骂苏超光不是个东西，是大骗子，狼心狗肺。边鼓说骂得好，苏超光他不是个东西。
临上火车时，牛红梅把她口袋里的红豆全部倒到垃圾桶，说南宁有的是红豆，我不可能再把它们背回去。边鼓放好我们的行李包，把车票交给我们，便下了火车。他站在车窗外，跟我和牛红梅说话。我看了看手表，火车要30分钟后才开。我说你回吧，天气怪冷的。他双手抱在胸前，双脚跺了跺，说没什么，我陪你们说一说话。我一时找不到话说，该说的话也已经说了。他张了几次嘴巴，想说什么也没说出来。
上车的人愈来愈多。边鼓望了那些跑动的人群一眼，又跺了跺脚，说红梅，其实我就是苏超光。他说这句话时，有许多热气从他的嘴里喷出来。我被他的这句话吓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看牛红梅，她基本没作出什么反应。边鼓低下头，说明天就是除夕了，我真不忍心把你们送走，真希望你们能跟我在北京过一个春节，可是我再也骗不下去了，我不想再骗你们。我知道你们看不中我，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跟你这么漂亮的女人说过这么多话，相处这么长的时间。她们总看不上我。我能写文章，边鼓是我的笔名。我也有钱，家里没任何负担，可是她们就是不愿跟我结婚。我起码谈了二十多次恋爱，但没有一次是成功的。我知道我们也不会成功，夫妻不成朋友在，就算是我请你们来北京玩了一趟。如果你们不认为我是骗子，愿意跟我在北京过春节，现在我仍然欢迎你们下车，过完春节后，我再买票送你们走。我知道我说也白说，你们不会看上我，你们不会下车……
我看见牛红梅的脚动了一下，好像是要下车的样子，迅速用手按住她的膝盖，不让她站起来。她的眼泪，她好长时间没有流过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边鼓吊着两只手，呆呆地站在窗口外面，说她怎么了？她为什么不骂我？她是被我吓怕了吗？我告诉边鼓，她这是高兴，我的姐姐她好久没这么高兴了。不高兴时，她常常发笑。高兴的时候，她常常哭。如果不是你真的长得难看，我百分之两百地愿意让她下车。边鼓说人总得讲一点儿感情，为什么要以貌取人？你让红梅自己表态，她的命运她可以自己选择嘛。红梅，你说呢？这时火车已启动，边鼓小跑着跟随我们的窗口，似乎想得到牛红梅的回答。牛红梅抹了一把眼泪，把眼泪甩出车窗，眼泪砸在边鼓的脸上。边鼓说红梅，你说呢？牛红梅说我听弟弟的。边鼓停止奔跑，车速愈来愈快，我看见他被抛在站台上，呐喊着，不停地用手扇自己的脸蛋。
从此，我再也不相信心灵美才是真正的美，外表美不是真正的美。有时，外表美实在是太重要了。
火车所过的城市或村庄，到处洋溢着春节的气氛。欢度春节的巨大横幅挂在高楼上，农村的孩童在收割后的稻田里点炮仗。我看见土墙上的春联，看见汽车撞死了一位中年妇女（她骨头被压碎的声音铺天盖地），看见夜晚的城市里燃放的焰火，看见一位坐在自家门前的老大爷，缺了四颗门牙。我和牛红梅都想不到，这辈子会在火车上度过除夕之夜，仿佛没有家的孩子。
第二天早晨醒来，已经是春节了，火车仍然在我们陌生的地盘上滚动。牛红梅从中铺伸出头来，说了新年里的第一句话。她说凡是骗子都有一个“光”字，杨春光、苏超光，他们都是骗子。他们为什么要骗我们？我说不知道。牛红梅摇了摇脑袋，头发像水一样从中铺飞流直下。忽然，她自个笑了起来，在她的笑声中，窗外闪过一堆小山和一排挂满冰雪的树木。
我刚走出南宁火车站，就被一双手抓住了左手臂。抓住我的手温柔细腻阴险毒辣，它的十个手指中至少有两个手指留着长长的指甲，指甲们深深地戳进我的肉里。这是一双愤怒的手，这是一双有话要说的手，它长在发誓永不嫁人的老处女牛慧的身上。牛慧是我的姑姑，我已经好久没提到她了。
牛慧抓过我的手臂，又去抓牛红梅的手臂，把牛红梅的手臂当话筒，说你们终于回来啦，我接了三天的站才接到你们。去北京也不跟我商量商量，你们的眼里还有我吗？我不明白，你们干吗跑到北京去谈恋爱？更不明白你们干吗要恋爱？干吗要结婚？没有男人你们就活不下去了吗？不谈恋爱你们就不是你们吗……从牛慧的嘴里一连吐出十几个问号，我们无法回答她如此深奥的提问，好像她在发问的时刻，根本不考虑听到什么回答，就像领导作报告，只顾不停地说，说过来说过去，始终没主题。绕了许多弯子，牛慧才告诉我们：他还活着！我突然感到脊背一阵阵地冷，我害怕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牛红梅似乎还没来得及明白，问牛慧谁还活着？谁？牛慧说牛正国，你们的父亲。牛红梅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牛青松都已经死了，他怎么还活着。牛慧说一个星期前，我收到他托人从东兴寄来的信，他现在在越南的芒街，要我代他向你们问好。牛红梅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