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我母亲说，父亲第一次想喝那茅台是1971年的春天，那时他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干了十几年的革命工作，兢兢业业教书，夹起尾巴做人，向党组织递交了十几份入党申请书。从他工作的那一年开始，他每年都写申请，决心不停地下，内容不断地变，可是他总有一些缺点让党的领导看不顺眼。终于1971年春天，云开日出，他在党旗下举手宣誓，并流下两行热泪。当天晚上，他炒了两碟好菜，把茅台酒从箱子里拿到餐桌上，说今晚我要喝掉这瓶茅台。但是他吃了两碗饭后，还没有把茅台酒的瓶盖打开。他的手在瓶盖上滑来滑去，母亲问他今天高不高兴？父亲说怎么会不高兴？我盼了十几年，眼睛都快盼瞎了，才盼到今天，我怎么会不高兴？母亲说那就把酒开了喝了。父亲茫然的眼神落到母亲的脸上，说真的喝了？母亲说喝了！你盼了这么多年，终于成为一位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现在我命令你把它喝掉，这样才对得起党。父亲又摸了摸瓶盖，说我还是舍不得喝，说不定今后还有比这更高兴的事。母亲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父亲说难说，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前途会越来越光明，怎么会没有高兴的事。父亲只是摸了摸瓶盖，又把酒锁进箱子里。
父亲第二次动了要喝那瓶茅台的念头，是在1974年的秋天。那个秋天的气候和现在的任何一个秋天的气候大同小异，作为人民教师的父亲因咽喉发炎引发支气管炎，甚至还有可能引发肺炎。父亲每天生命不息咳嗽不止。他咳嗽的时候，双肩不断地往上耸，粗短的颈脖被他耸立的双肩埋葬。白天他站在讲台上咳，夜晚他坐在床沿咳，像一只木质愈来愈干燥共鸣声愈来愈好的音箱，把咽喉咳得像太阳一样通红。在校长刘大选，也就是你父亲的命令下，我父亲住进了市医院。医院给他吊了几天青霉素之后，他的身上冒出了一颗一颗的疙瘩，过敏了。
那时候他一边用喉咙咳嗽一边用双手抓他的皮肤，他的皮肤多处被抓伤，他感到呼吸困难。你可以想一想，当一个人呼吸都成为问题的时候，会是怎样一种情形？父亲那时万念俱灰，对母亲说我快不行了，我真傻，还傻乎乎地留着一瓶茅台，想等到最高兴的时候把它喝掉，我还能高兴吗？我快死了，还有高兴的日子吗？如果我还活着，那么出院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喝那瓶茅台。
40天后父亲康复出院，他把那瓶茅台又拿到了餐桌上，用手指玩弄着酒瓶盖，自言自语，说只有大病一场的人才知道生命的可贵，区区一瓶酒还舍不得喝，我还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碧雪，我可真的喝啦。碧雪是我母亲的名字。母亲说你想喝就喝，关我什么事？母亲对这瓶酒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少让父亲有些伤心。父亲捏着瓶盖的手突然散开，说我的病刚好，是不是不宜喝酒？母亲说不知道。父亲说酒对咽喉有刺激，我还是不喝为好。父亲把酒又放回箱子。我看见父亲当时不停地咂嘴巴，不停地吞食口水。
1975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母亲已经做好饭菜，我们全家人都在等待父亲归来。父亲从来都是一个按时作息的人，很少让我们这样饿着肚子等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围坐餐桌先吃，吃得肚子快饱的时候，天已经全黑，父亲骑着他那辆破单车回来了。父亲一踏进门就嚷着要喝酒，我们全都感到莫名其妙。
父亲打开箱子，取出那瓶他几次想喝而又未喝成的茅台，准备开怀畅饮。我敢肯定那一瞬间，父亲的每个细胞都活跃到了极点，他的喉咙他的食道他的胃都已经张开双臂，进入倒计时状态，期待茅台的到来。但是细胞呀喉咙呀食道呀胃呀，它们仅仅是做了一场梦，父亲手里的酒瓶被母亲一把夺了过去。母亲质问父亲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喝酒？这个时候你高兴吗？你为什么高兴？你不是说等到最高兴的时候才喝这酒吗？我今天被厂里扣了奖金，你还想喝酒！
母亲因为上班时打了一个盹儿，没有及时接好织布机上的断线，所以被扣发了一个月的奖金。母亲每天要在近十台机子间走来走去，实在是太困了，就一边走一边打盹儿，多年来她已练成了这套打盹儿的本领。厂领导对我母亲说，因为你的一个打盹儿，吹了一桩生意，外商说我们的断线太多，所以不再买我们棉纺织厂的布匹。厂领导还说我一看那些线头，就知道是你何碧雪弄的，那些线头上简直就写着你何碧雪的名字。试想一想，正处在如此状况下的母亲，怎么会让我父亲喝酒？
母亲跟父亲僵持片刻后，做出适当让步，说你要喝也可以，但必须说出喝这瓶酒的理由，你心须说出一个让大家都高兴的理由。父亲吞吞吐吐，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母亲说是不是升官了？父亲摇头。母亲说是不是提工资了？父亲又摇头。母亲说除了这两样，还有什么值得你高兴？父亲说我不喝了，我不喝了还不行吗？母亲说不行，你非得说出一个原因不可，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相好了？父亲一拍大腿，从地上跳起来，说冤枉呀冤枉，这酒我永远不喝了。母亲说不喝了好。母亲把那瓶茅台锁进木箱里。
那瓶茅台就这样躲在木箱人不知，父亲到死也没有再动过喝那瓶茅台的念头，他也从不打开那只箱子。你肯定没见过那只木箱，那是装炸药的木箱……听到这里，刘小奇突然把他面前的茶杯碰翻了，那些茶叶洒在茶几上和他的拖鞋上。他问我真有这么一瓶茅台？我说有。他抬起沾满茶叶的脚背，在沙发上擦了一阵，然后用手拍一下我的后背，说走，现在我就去你家喝这瓶酒。
刘小奇穿着他那双沾满茶叶的拖鞋摇进我家，声音比他的身体先期到达。他说酒呢酒呢，快拿酒来。他的拖鞋好像存心不让他喝酒，在地板上滑了一下，他的身体向前倾斜大约三十度，他的双臂自觉地张开，平衡他风雨飘摇的身体。只一瞬间，他便稳住阵脚，身体弹回到本来的位置，垂直于地面。我领着他垂直的身体走进我父母曾经做过爱、曾经播种过我们的房间，指着那一只炸药箱说酒就锁在里面，但我没有钥匙，爸爸带走了一把，妈妈带走了一把，他们没有把钥匙交给我们。刘小奇大手一挥说，这好办，有锤子吗？我说有。他说拿锤子来。
我找出一把锤子递给他，他举起锤子砸木箱上的锁头。不管他多么使劲儿，锁头像一位久经训练的特工，始终咬紧牙关不开口说话，甚至在木箱上得意地摇晃，好像在蔑视我们。刘小奇急出一身汗，脱掉上衣，说我就不相信砸不开你。他运足全身的气力，对准锁头又砸了一下。我们都听到一声叮当。刘小奇说不能这么砸了，这样砸下去会震破里面的酒瓶，你们家有螺丝刀吗？这是什么牌的锁头，怎么这么传统、固执。他把眼睛凑到锁头上，把右手伸向我，说螺丝刀。我在他的手掌里放了一把螺丝刀。
他回头看我一眼，脱掉长裤。我想假如牛红梅不站在旁边，他很可能会连裤衩一起脱掉。他就穿着一条绿色的裤衩蹲在木箱前撬锁头，汗水像一层猪油涂满他的全身，就连他的裤衩也浸透了汗水。他以锁头为中心，不断变换方向和姿势，鸟仔从裤衩旁滑落出来，他全然不知。我和牛红梅看着他晃动着的鸟仔，竟然像看着一个木疙瘩，没有作出应有的反应。我们只觉得他撬锁头的声音，像雨夜的雷鸣覆盖我们的耳朵。我们不关心他的木疙瘩，只关心他能不能撬开锁头，今夜他能不能喝上那瓶酒。
嘀哒一声，锁头被他撬开了。他从木箱里捧出酒瓶，鼻子抽了抽，嘴巴咂了咂。为了防止滑倒，他踢掉拖鞋，赤脚走出卧室来到客厅。他把酒瓶放到餐桌上，围着餐桌转了一圈，从不同的角度看着那瓶带有传奇色彩的茅台。仔细地看，认真地看过之后，他像一只饿虎扑向酒瓶，猛地拧开酒瓶盖，往嘴里灌了一口。他的每一块肌肉都绷紧了，绷到极限，就像一根弦绷到极限，突然当的一声，弦断了肌肉松弛了，他张开血盆大嘴啊了一声，酒的香气扑向我们的鼻子，整个家庭没有一处不酒香。刘小奇说好酒呀好酒。他穿着裤衩坐在椅子上，不时地往嘴里灌酒，恨不得一口气就把一瓶酒喝掉。他的裤衩起伏着，他的眼里充满血。喝了快半瓶，他抬起头寻找我们，说你们都坐过来，我告诉你们关于牛青松的故事。我和牛红梅坐到餐桌边。他打了一个饱嗝，放了一个我闻所未闻的响屁，说牛青松，我知道他在哪里。刘小奇嘴里喷出的每一个字，包括标点符号都充满酒气，如果划燃一根火柴，从他嘴里喷出的每一个字都会燃烧。
下面就是从刘小奇嘴里喷出来的充满酒气的可以燃烧的关于牛青松的故事：
你们绝对想象不到牛青松手里有钱时的那副嘴脸，叫什么来着？叫反革命的丑恶嘴脸。大约是在去年夏天，他突然找到我，说一定要请你吃饭。我说我又不是领导，又不能给你安排工作又不能给你转干，干吗要请我吃饭呢？他的双手紧紧拉住我的衣袖，说真的，我要请我吃饭。我的衣袖快被他拉破了。我说你就直说吧，需要我帮什么忙？是借钱或是免费按摩？他说都不是，就是想请我吃一餐饭。天哪，都什么时代了，还从地球上冒出一个白白请人吃饭的。我说你别耍什么花招了，我喜欢直来直去，你别等我把你的饭吃完了，才给我出一个难题，到那时我可不认账。他说绝对不会。我说绝对不会？他说绝对不会。
他把我带到金马酒楼，点了几个好菜，有虾有鱼有蟹有一瓶酒。我问他你发啦？他笑而不答。我不知道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想只要把他灌醉，他一定会说出真相。你们都知道，自从牛青松从少管所出来后滴酒不沾，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儿坏习气，那一瓶酒是专门为我准备的。我劝他喝一口，只喝一口。他摇着双手说不喝。我当时就生气了，把酒瓶重重地拍在酒桌上，说你不喝我就走人，你不喝就是看不起我。服务员以为我们要打起来了，把餐厅里的音乐掐断，所有的吃客都看着我们。牛青松突然从餐桌边站起来，对着服务员吼道，干吗不放音乐？为什么不放音乐？音乐在他的吼叫声中再次响起。他以音乐为背景，脱掉衬衣，说你往我身上看一看。我看见他的身上布满大大小小的伤疤，它们像白杨树上的眼睛，全都注视着我。牛青松说我难道不想喝酒吗？我不敢呀。我说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