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你父亲对我无话不谈，心里有什么烦恼都对我说。你父亲因为家贫，没有参加高考，选择了返乡务农。”杨伯伯接着说，“我考大学所进行的专业考试，似乎与这次下乡有关。在你家住的那段，你的一个伯母，正在缝制一个小孩裹肚，裹肚上要绣上‘五毒虫’图案，民间有这样的风俗，说是小孩在阴历五月穿上可以辟邪。你伯母知道我喜欢画画，便让我画一个五毒虫的画样给她……专业考试的题目是‘抗美援越’，考试时，你伯母左手抱着孩子，右手在刺绣的形象忽然给了我启发，我便画了这样一个农村妇女，绣的内容不是‘五毒虫’，而是‘保家卫国’四个字。当时国家正在抗美援越，这幅画很是吻合时事，主题切入的角度也很巧妙。”
“这幅画很关键吧？”
“当然了。老师们都给予很高评价。”杨伯伯还说，文化考试中的“作文”一项，也要求以“抗美援越”为内容，于是，他把专业考试的绘画过程用文字表述出来，照样考出了好成绩。
杨伯伯顺利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在河南美术出版社做编辑，直至退休。
嵩山笔会后，杨伯伯短时间内创作了系列嵩山山水画，分别是嵩山之月、之树、之路、之溪、之石。关于嵩山，他已写生多次，自然胸有丘壑。
伯母端详着杨伯伯的大作，会幽幽提出自己的见解：“太黑了，不该画这么黑。”伯母希望他画得眉清目秀。
杨伯伯不以为然，依旧温和地笑，但有自己的坚守，“我的画可能看起来没那么好看，不像市场上流行的画好卖，但我坚持自己的画法，不会为了迎合市场而去改变自己。超市里的顾客很多，那只是大众商品，有人买不能说明那些商品全是精品”。
他在一篇文论《砚边余言》中这样表白：“很多很高水平的画家的画，往往从一般审美者看来，其画面并不美，甚至是粗、黑、野、怪，例如黄宾虹、李可染、李苦禅等。然而，他们的作品却体现了中国画最高层次的美的本质与表现性。由此，在画面的形态的把握上，我选择了并不被常人喜欢的画面感。”
尽管他一直痴迷绘画，但编辑始终是他的主业，绘画始终是他的业余。白天他以一个编辑身份出现在出版社，尽职尽责，选题，组稿，看稿，设计书籍，忙着一个又一个程序。晚上，则在自己的画室里泼墨挥舞，恣意丹青，畅意抒怀山水之间。这时，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与山岳观照，与江河对话，驰奔在天地万物间，这样的工作与创作状态一直持续到退休。
由于常年在出版社当编审，广泛涉猎历史、哲学、文学、美学等门类，他的画给人以哲思和诗意。在他的书房，四屏野趣禅意画令人玩味。
那位独居千峰顶上的老僧，清雅安然，与云为伴，却比云还心定闲适。还有一幅画的是一方水田，三两低首插秧的农人，背后是笼罩在云雾中的山峦。题款是首禅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杨伯伯说：“这幅画是我读禅诗时有感而作，中国的许多古诗词都具有禅意，本身就是一幅画。这些诗表达了古人专注淡定的生活态度，抒发了胸中的逸远之气。”
伯母讲，杨伯伯在编辑岗位上默默耕耘数十载，毕生专注于做事、作画，心无旁骛。其间曾有提拔升职机会，他却不似别人闻之则喜，而是闻之惶恐，生怕担任了行政工作而影响绘画，忙托人“辞官”。
他的这个举动让一些想做官的人不解，但从杨伯伯一心治画的态度上，从“退步原来是向前”的释义里，他的人生寄托就变得清晰起来。
杨伯伯退休后，没有了工作的挂碍，再加上淡泊心志的淘洗，画风有了大变。他说，作画，要追求一种看似平淡无奇，而越看越有深厚味道的画感。有的画纵有张狂瑰丽之状，却贫乏而无任何回味之处。要有一部分画家从热闹的展厅走出来，选择这种平淡的境界。
行走的诗意
金秋飒西风，我儿将远行
鸿鹄一冲起，从此万里征
…………
人本神兽体，善恶有两性
中人和西人，心理乃相通
谦谦与人处，急急勿互争
…………
学习艰又艰，在乎深邃精
中西都学会，法理皆溶融
国家有用材，凤凰栖梧桐
…………
身为母亲的我，不止一次被诗人高治军笔下情深挚浓的亲情所打动。爱孩子是一个连母鸡都会做的事情，但如何爱又是一个复杂的哲学命题。
爱子即将出国求学，诗人作为父亲，内心自然涌动着诸种强烈的情感，国外生活能否很快适应，学业能否顺利完成，孤独之感如何排遣。孩子年轻气盛，遇事会不会鲁莽冲动，还有时时刻刻的“安全”也萦系在诗人心头。隐隐担忧，切切叮嘱，谆谆教诲，布满了字里行间，阅之让人为之动容，共鸣。《示儿远行》诗近三十行，读后仍有不尽之意，浓厚的儒家思想加上深沉的中国式父爱，成为叩动心灵、充满哲思的教子佳篇。那天，得到治军兄的赠书《天籁之音》后，迫不及待地翻阅起这本厚厚的诗作，看到《示儿远行》，不由脱口吟诵起来，忙呼来孩子和家人共同赏读。私下以为，这是一封令人深受启益，以诗为简的现代经典家书。
这两年，常常跟一帮写诗的朋友搅和在一起，作为缪斯的孩子，大家忘记了年龄，诗词唱和，快意如歌。几位诗兄性情各异，在我印象中，出席在各种场合的高治军先生总是那么低调，言辞不多，但又分明给人厚重之感。他有着领导与诗人的双重身份，白天他处理着繁重驳杂的公务，晚上埋首在寂寂星空下耕云种月，收获着灵光乍现、翩然而降的优雅诗章。“勿负平生志，愿做一书郎”，“若问人生何为美，夜雨闭门读诗书”，更多时候，他把读书写诗当作自己的日常功课和心灵归宿。
2012年，他获得“河南诗人年度奖”，主办方的颁奖辞是“机智敏锐，平淡自然，凸现着才思和学养，这是高治军诗、人合一的真实写照。他的写作充满自觉和率性，不仅富有个性和想象的智慧，也显现出他很好地达成了诗人和社会人这两重身份的契合与互融。诗无新旧，只有好坏。打破形制，推陈出新，这是高治军‘新古体诗’的生根之壤”。颁奖辞十分精准地道出了他作为诗人和社会人“这两重身份的契合与互融”，以为他一向坚守的诗观。
在诗歌圈里，高治军是大家公认的劳动模范。数量之多产，意境之纯美，为同道甚为推崇。至今出版了《我手写我心》《沐春踏歌行》《大河飞歌》《微雨燕子飞》《明月清风吟》等八部诗集、千余首诗，几乎每年都有诗集问世。写诗不是马拉松赛，但在日日的坚持中却有了输赢分晓，如果把写诗比作一场马拉松赛，那么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诗歌日记”，日有诗篇，年有诗集的高治军必定是当之无愧的冠军。他获得了诗神的桂冠，同样也获得了诗友的尊重。
高治军是带着自觉的使命意识去写诗的，他曾讲，游览时如果只是沉醉于风光，疏于思考创作，到此一游后印象全无，什么东西也不会留下。“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苏轼），及时记录思想的闪电灵光，是他生活中首先要做到的。在快节奏的今天，手机自然成了他随身携带的“文房四宝”，随时随地用手机记下脑海中涌现的清诗丽句，是他的创作习惯。他还以“手机”为题吟诗一首，赞赏它的得心应手与奇妙神通。
候车厅里，观赏途中，宴会间隙，当别人在高谈阔论，或是推杯换盏之时，都可能是他创作的良机和佳地。可以说，他几乎每天都沉浸在诗的氛围中，用诗记录生活，生活在诗意中开花，用“诗意人生”来形容他最恰当不过。
高治军是一个崇尚创作自由的人。所写的诗，大多不受格律限制。他在诗论中说，对于新古体诗，诗意、诗格永远是第一位的。诗很大程度上乃造意、命格而已。诗力求着意，无意则无魂。有了上佳的诗意、高尚的诗格，看似寻常的诗也是好诗。诗是诗人人格情操的外化，有什么样的人生境界，就有什么样的诗歌表达。几年前，他与老诗人贺敬之交往时有一段佳话，贺老器赏他创作的新古体诗，并收下他的诗集《大河飞歌》。与贺老的接触，再一次使高治军确定了自己的诗路和诗观。
“夕阳西下时，布谷声声里。亲朋三五个，伸手摘李子。”观眼前物，道心中诗，诗句来得寻常自然，它就像树上的李子，举手可得。还有一类诗则十分机巧，“但闻故人一一去，始觉新颜个个来。”写出贺知章《回乡偶书》的未尽之意。“谁说相距咫尺间，却翻心事万重山。”就像午夜里的小提琴，不适合白天的喧闹，只有在暗夜里独自聆听。“天上一玉轮，世间万颗心。不知今夜月，是否照莱茵。”这首思儿之作近乎白描，却情思丰沛，气息畅然，呼吸之间，出口成章。儿子求学地为异国莱茵，诗人仰望明月，思儿心切，于是，一首飞至海外的越洋诗诞生了。这首诗让人想起唐诗《春怨》中的思妇形象，“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两首诗的后两句，一个写“月”，一个写“黄莺”，都以独特意象成就了诗篇，在构思、韵律与节奏上多么相似，实乃异曲同工之妙。
“伊水奇兮，源自山央。伊水潺兮，汇入我乡。伊水远兮，悠悠古长。伊尹生兮，深山凤凰。伊阙开兮，龙门之旁。石窟成兮，举世无双。伊水秀兮，乐天诗香。伊水丽兮，多出佳娘。伊水伊人，在水一方。伊水涟兮，清波微扬。”整首诗一咏三叹，音节铿锵，韵味悠长。诗人出生于洛阳偃师，伊河与洛河在偃师交汇，交汇处恰在作者家乡的地头处。伊水是作者的母亲河，它孕育了先贤、诗香、佳人，充满了妩媚、斑斓和圣洁的形象。面对伊水清潆的波纹，诗人怀想古今，情感跌宕。
读高治军的诗，能够感受到一条贯穿古今的诗歌之河，诗歌的源头是诗经、楚辞、唐诗的古典神韵，中间流动着儒家的敦厚和道家的空灵，流转的光波里，又闪烁着现代精神意蕴的勃发与创新。
正如清人沈德潜所言：“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高治军的诗，或触景生情，或托物言志，或借古喻今，大都格调明亮、立意高远，展现了他内心的超拔和高标，带给人美的享受和哲理的启迪。“世上纵然黄金贵，怎及一片明月情。”“天上人间都寻遍，天堂原本人心间。”诗行间充满大道之美，大美之道。
“人生应有梦，无梦无人生。若有心中想，此梦终会成。”对梦的咏叹是他对诗歌追求的隐喻。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梦就是诗之所在，写诗始终是追梦的美好过程。
“诗歌在远处，梦在远处，在游走时彼此才会相遇。”这是他的名言。不痴不成魔，在他平静敦厚的外表下，有一颗为诗而狂的诗心。这颗澎湃的诗心是他人生潮涌的动力，他因此而一次次远行，一次次手携诗囊而满载而归。
“诗词本系浮生事”。对于一位歌者来讲，他远行的不仅仅是脚步，而是一颗背负自由与理想的心灵。
激情、率真、坦荡，是高治军诗词的风格。他的诗里，没有纤弱、暗淡的情感粉尘，有的是洁荡、明亮的情感流波。他的情感，以流水的形态在诗里翻涌，他的诗，便也有了河流一样开阔的境界。他的人生旅程，是与众不同的快意的“踏歌行”。
晓白、简约、自然，也是高治军另一诗词风格。诗里有温度可感，有奇景可赏。正如他的人，没有一丝做作的派头，却蕴含着不寻常的情感。其实，人们对高治军致敬的原因，除了他多产瑰丽的诗作，更深层的还有他本身待人作诗的至善至诚。因而，人们愿意走进他的诗，更愿意走近他的人。
中庸姿态
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某出版社社长，他谈起刚刚出版的《我与父亲季羡林》一书，用倾慕的口气介绍作者季承，说他是搞物理的专家，与物理学家李政道有着长达三十年的亲密合作，并出版有《李政道传》。
后来，收到了他寄来的这本书。它给我的印象是，搞自然科学的季承，文字有着学者的严谨，叙述自然真挚。书中采用写实白描手法，披露了父亲季羡林为外人所不知的一面，个别细节令我印象深刻。
季老对外人宽厚大方，对家人苛刻小气。比如，他常年因病住在医院，与护士的关系很是融洽，过节还给她们发红包。对家人，却是另一种情形。女儿要给家里置一台洗衣机，他不肯，原因竟是嫌洗衣机费水，让人不可思议。
2010年6月初，我和季承先生有过一小时左右的通话采访，季承先生和蔼、通达，不避讳，无保留，十分善谈，有着山东人的坦诚和直爽。
读了他的书，再加上一些交谈，季承的家庭及季羡林的感情生活渐渐真切地呈现眼前。
季承从小没有父亲陪伴，所以自然在感情上对母亲更倾向一些。季承母亲虽然文化水平很低，但人很朴实，按照传统来思考做事，即便很长时间和丈夫分离，后来婚姻也不那么美满，但她对子女非常爱护。对婚姻的遗憾，季承母亲并没有很多的表露，但懂事的季承很能体会母亲的心情，他和姐姐在母亲面前，尽量少谈这些事情，觉得这样对母亲更好。
成长过程中父爱缺失，心理会不会受到影响？季承回忆，在童年时期也没有感觉到特别的不适，好像也没什么影响。但是，是不是有了父亲陪伴会有什么变化呢？也不好推测。季承和姐姐后来都考上了大学。母亲文化水平不高，家务劳动沉重，但她抚养的一双儿女很争气。
作为男孩，季承对女性隐秘的心理并无敏感察觉。相反，姐姐与他不同，姐姐对家庭的事情想得多，且会表现出一些忧虑。
季承童年的无意识与后来和父亲之间的风波形成对照。因为写这本书，他也因此受到人们“犯亲”的指责。
在《我与父亲季羡林》这本书中，季承毫不避讳地把笔触伸向父亲曾爱恋过的女性：德国“伊姆加德”、山东济南“荷姐”，让读者从中窥探到季老丰盈动人的感情生活。最有非议的是照顾季老、与季老在一起长达十几年的李玉洁，季承说她是“一个有图谋的女人”。“并且季先生在她身上也有感情寄托，季先生的文章也有很动感情的叙述……这个人也有变化，她开始可能是一腔热情地来照顾季先生，后来就变了，想占有季先生。”
季羡林出国后夫妇一直是分离状态。回到中国以后，两人又没有真正在一起，没有夫妻之实，双方没有健康的婚姻生活。那么，他回国后真正的感情生活是怎样的呢？
回国后季老还正值盛年。在季承的书中看到，季老采取的是保守态度，既不婚后恋，又不婚外恋，而是一头扎在学问里，真有点圣人的味道。他这样选择，内心实在是悲凉和绝望，对自己也是一种自虐。
季承说：像我父亲这代人，婚姻处理方式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忍耐，另外一种就是完全背叛，这是两种极端。我父亲由于各种原因，最后选择了忍耐。似乎，从那时他就给自己的婚姻宣判了死刑，不过是无限期地缓期执行罢了。
季承告诉我，最近研究了几个民国人物。一个是鲁迅先生，一个是胡适先生。“胡适先生的情况我觉得还不错。这三个人（包括季老）是三种类型。鲁迅那么伟大的人物，他就不理他那个夫人，虽然住在一起，也不和她同居。我父亲呢，是捏着鼻子，也生了孩子，也在一起生活，但就不是夫妻的正常关系。这三个人三个典型，其中高低大家可以分辨。还有郭沫若，也是一种类型。这四种类型哪个好，说起来可能还是胡适比较好一些。江冬秀很厉害，把胡适抓住了，这是她的本事，和个人的本能有关。”
“这也说明你父亲很倔强，你母亲在他面前是不是很屈让、示弱？”
“是的，我们都是让着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