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普希金情结：华夏大地上的俄罗斯诗魂
在中俄文化的交往史上，普希金有不少令人瞩目的地方。在俄国作家中，他的名字最早为中国读者知晓；在俄国文学名著中，他的小说《上尉的女儿》最早被译成中文；在中国，他拥有除了其祖国以外的人数最多的知音。在中国甚至有"普希金情结"一说。这情结源于何时，起于何方，它反映了这位俄国诗人与中国文化发生的何种关联，这都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这里，我们不妨从中国初识普希金开始。
初识普希金
普希金的名字及其作品初入中国的时间可以追溯至清末民初。
19世纪末，由于中俄交往的日趋频繁，中国读者对俄国社会与国情已不陌生，在当时出版的刊物上几乎每期都有俄国近况的报道和关于俄国"国例、官制、教会、学校、商贾、国计、典籍"之类的介绍。在这样的林林总总的文字中，偶尔也会见到涉及俄国作家和作品的文章。1897年6月，《时务报》第31册上刊有日人撰写的《论俄人之性质》一文。文中在谈及俄人喜"沉溺空理空言"时写道厂夫俄人之好凭空论事，而少忍耐之力。诗人伯是斤所夙称也。其言云，昔有称埃及剧尼者，本多才之士，平生好为大言，耸动人耳目，崇论阂议，冲口而出，然未尝实行其万一，居常蠢尔无为了此一生。是为俄人之情状也。"文中的诗人伯是斤即普希金，这大概是中国读者第一次见到这位俄国作家的名字。文中的埃及剧尼即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作者对其多余人性格的描述虽嫌粗疏，但亦殊为难得。
1900年，上海广学会发行的《俄国政俗通考》一书中再次出现普希金的名字，并更明确地称他是俄国"著名的诗人"，"名震一时"。
此后不久，普希金的作品开始在中国出现。1903年，上海大宣书局发行了普希罄（即普希金）的《俄国情史》（全称《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另注明"一名《花心蝶梦录》"，即《上尉的女》），译者为敢翼晕。这是进人中国的第一部俄国文学名著。敢氏的译文在主要情节上与原作是基本吻合的，而且虽通篇文言但译笔晓畅优美，无怪乎译作一出即备受赞扬。黄和南在译本绪言中写道：译作"能以吾国之文语，曲写他国语言中男女相恋之口吻，其精神靡不毕肖。其文简，其叙事详。其中之组织，纤徐曲折，盘旋空际，首尾呼应，殆若常山之蛇"。顾燮光也曾在《译书经眼录》中称赞该书"情致缠绵，文章亦隽雅可读"。黄和南为普希金小说写的七百余字的绪言，可以说开了中国文坛对俄国文学名著评价的先河。
不过，作为早期译作，译者对原著的改动和误译之处还是不少。该书的字数大致是今译文的三分之一。差距较大的原因除了文言与白话的区别外，译者作了不少删改。如译本删去了各章题头所引的全部诗歌和谚语，删去了译者认为次要的情节，并对原文中的某些内容进行了压缩性的改写。例如，普加乔夫向格利涅夫陈述其胸怀的著名片断中，除普加乔夫抒怀这一关键的对话基本完整外，俩人在车上的其他对话都作了压缩性的改写。又如此节最后一句话，在原文中则是一个小段，其中写了普加乔夫和格利涅夫两人默默想心事，驾车人拖长声音唱着悲哀的歌，萨威里奇坐着打瞌睡，雪橇在冬天的路上飞快地跑等等，这是普加乔夫抒怀后烘托气氛的部分，似乎与主要情节无关，于是译者毫不犹豫地将它删去了。
译文与原文相比改动较大的还有：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改成了第三人称；将所有的章目改成了当时的章回体形式；添加了一些原文中没有的内容（如译作开头的一段景物描写）等。因此，严格地说，这一翻译文本中带有明显的改写成分。此外，译文有不少明显的错误之处。如上述片断中，原文的"老鹰"被译成了"野雁"，这对表现普加乔夫的性格无疑有所损伤。又如主人公的名字大都不准确，有明显的英化现象。当然，除敢氏的中译出错外，不排除他所依据的原译本本身的错误。敢氏的译本依据的是高须治助1883年的日译本，但当时日本译界深受英美文学的影响，在日译本正式出版之前校阅者服部务松作了干预，据英译本将人物名英化了，因而才有了敢氏译本中弥士、玛丽、克林顿这样的名字和类似的错误。
尽管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敢氏毕竟是将普希金的名著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中国的俄国文学名著的翻译由敢翼晕始，并非纯属偶然。载氏字元71，湖北房县人，清末"留日学生最初第一人，发刊革命杂志最初第一人，亦为中山先生密派人长江运动革命之第一人"，他曾"设《译书汇编》于东京"，"创《国民报》，密与中山先生议，发布推翻清朝大革命之宣言"，"设作新社于上海"，"广译世界学术政治诸书，中国开明有大功焉"。敢翼翠站在当时时代的前列，他的阅历和胆识，他的"沟通欧化"和广译名著的心愿，使他又成为俄国文学名著中译的"最初第一人"。
中国最早对普希金作比较全面的介绍的文章是鲁迅先生的《摩罗诗力说》（1908）。这篇文章中有关普希金的文字约一千多字，作者在撰文时有所取舍地引述了日本八杉贞利的《诗宗普希金》和丹麦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记》两书中的某些观点，并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作者首先高度评价了普希金对俄国文学的贡献："俄罗斯当十九世纪初叶，文事始新，渐乃独立，日益昭明，今则已有齐驱先觉诸邦之概，令西欧人士，无不惊其美伟矣。"而在此进程中，普希金则有开创之功："初建罗曼宗（即浪漫派）于其文界，名以大扬。""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独立，故文史家花宾谓真之俄国文章，实与斯人偕起也。"而后，鲁迅又在比较中凸现了普希金创作的特色。如在与拜伦比较时指出：普希金早期创作受拜伦影响，"思理文形，悉受转化"，"尤著者有《高加索累囚行》（即《高加索俘虏》），至与《哈洛尔特游草》（即《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相类"，《及泼希》（即《茨冈》）中也可见到拜伦影响的痕迹。但是，这两首诗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凡厥中勇士，等是见放于人群，顾复不离亚历山大时俄国社会之一质分"，也就是说普希金长诗中的主人公虽然同样被世人放逐，但又离不开那个时代俄国社会的特征，表现出"易于失望，速于奋兴，有厌世之风，而其志至不固"的性格特点。诗人对主人公的弱点"不与以同情"，"悉指摘不为讳饰"，"故社会之伪善，既灼然现于人前"。在《茨冈》一诗中，诗人赞扬的是茨冈人的"朴野纯全"。可见，普希金所爱已"渐去裴伦（即拜伦）式勇士而向祖国纯朴之民"。此后普希金的创作"渐离裴伦（即拜伦），所作日趣于独立；而文章益妙，著述亦多"。鲁迅还将普希金的创作与莱蒙托夫和密茨凯维奇等人的创作进行了比较。文章特别推崇"巨制"《叶甫盖尼·奥涅金》，称其"诗材至简，而文特富丽，尔时俄之社会，情状略具于斯"；主人公更加真实，"不凭神思，渐近真然，与尔时其国青年之性质肖矣"。同时，鲁迅也指出了普希金后期一度对沙皇政权存有幻想，"立言益务平和"并在《俄国之谗谤者》（即《给俄罗斯的诽谤者》）和《波罗及诺之一周年》（即《波罗金诺纪念日》）等诗篇中"美其国之武功"的沙文主义倾向。
鲁迅早期大力提倡文学上的"摩罗诗派"，赞美积极浪漫主义的热烈的抗争精神。正因为这样，鲁迅在论及俄国文学时，选择了俄国文学中"摩罗诗派"最杰出的代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歌加以重点介绍。作者热切地希望黑暗中国也能出现这样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的精神战士。
变化中的普希金形象
普希金进入中国以后，中国读者对他的认识有过几次调整，在这种调整中同样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1.小说家普希金？
尽管在中国最初介绍普希金的文章中已明确了他的诗人身份，但是在普希金的名字进入中国后的将近30年间，人们只是见其小说而未见其诗歌。
辛亥革命前后，除敢翼晕首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外，中国译者还译出了普希金的另外三篇小说：《俄帝彼得》（即《彼得大帝的黑奴》），冷（即陈景寒）译；《神枪手》（即《射击》），毋我、冷译；《棺材匠》，毋我译。这三篇作品分别刊载在1909年至1913年的《小说时报》上。"五四"高潮时期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沈颖、胡愈之和郑振铎等译者又先后译出了普希金的一系列小说，如《骤地监察史》（即《骚站长》）、《雪媒》（即《暴风雪》）和《承办丧事的人》（即《棺材匠》）等；192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安寿颐据俄文较为忠实地译出的小说《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赵诚之据俄文译出的《普希金小说集》，内收《情盗》（即《杜勃罗夫斯基》）和《铲形的王后纸牌》（即《黑桃皇后》）等九篇中短篇小说。
由此可见，中国文坛当时感兴趣的普希金的小说，不仅将他的主要小说基本译出，而且个别小说有了多种译本，有的还直接译自俄文。那么，以诗著称的普希金为何却首先以小说家的身份为中国文坛所接受呢？究其原因，大概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当时的社会对小说的重视超过诗歌。晚清维新派人士梁启超等人曾大力鼓吹"小说界革命"，他们的倡导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小说创作和翻译。黄和南为取翼翠所译《俄国情史》写的绪言中谈到：该译作"非历史，非传记，而为小说。""夫小说有责任焉。吾国之小说，皆以所谓忠君孝子贞女烈妇等为国民镜，遂养成一奴隶之天下。然则吾国风俗之恶，当以小说家为罪首。是则新译小说者，不可不以风俗改良为责任也。"可见，译者与评价者在译介这部作品时都是有明确指向性的。戢氏译本中显示出来的这些特点在清末民初中国的俄国文学名著的翻译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因而这种风气的影响一直延伸至民国初年乃至"五四"时期。
二是当时的文坛对富有人道色彩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品的重视超过浪漫主义作品。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回忆他当年对拜伦和普希金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介绍时说："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坟·题记》）鲁迅的这种喜好上的变化其实正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文坛趣味的变化。如耿济之在为安寿颐所译小说《甲必丹之女》所写的对话形式的序言中，先以友人的口吻强调，介绍外国文学"当以写实派之富有人道色彩者为先"，而后耿氏虽指出在写实派和浪漫派之间"并不能截然划一鸿沟"，但肯定的还是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能将蒲格撤夫（即普加乔夫）作战时代之风俗人情描写无遗，可于其中见出极端之写实主义。"又如瞿秋白当时也认为，普希金的成就与诗歌和小说均与"写实有的生活"分不开，他的作品"描写俄国的现实生活，取材于平民的环境，适应当时社会的精神上的需要"；他的《释站长》的魅力在于"作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怜悯之情，深人心曲"。
三是当时的文坛对普希金诗歌的魅力缺乏足够的了解。在那个时代，不少人把普希金仅仅看做是一个"社会的诗人"，对他的诗歌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卓越的艺术价值了解不多。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作进一步分析。同时，译出形神兼备的诗歌具有相当的难度，当时的中国翻译界在总体上尚不具备这样的实力。诗歌翻译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并非局限于普希金这位诗人，其他外国诗人作品的翻译上也具有相似的现象。
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稍有变化。《文学周报》1927年第4卷第18期发表了普希金的诗作《致诗友》，译者为孙衣我。1933年哈尔滨精益书局出版的《零露集》一书中收入普希金《致大海》和《一朵小花》等九首诗歌，译者为温佩绮。但是，"诗人普希金"真正为中国读者所了解一直要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即中国文坛首次大规模纪念这位俄罗斯诗人之时。
2.革命诗人普希金？
如果说译界最初提供给中国读者的是小说家普希金的形象的话，那么评论界对普希金的诗人身份一开始就十分明确，但是在其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为中国读者描绘的更多的是革命诗人普希金形象。
应该说，普希金的这种形象在中国"五四"时期的介绍中已初露端倪。李大钊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1918）是当时较早谈到普希金的文章。文章介绍说，俄人称普希金为"俄国诗界无冠之帝王"，他有一诗，"题曰"自由歌"（Odetoliberty）。其诗一片天真，热情横溢，质诸俄国皇帝，劝彼辈稽首于法律之前，倚任自由为皇位之守卫。"显然，出于题旨的需要，文章并没有全面评价普希金，而仅提及《自由颂》一篇，强调的是诗歌的思想内涵。其他几位前期诗人，作者列举的也都是一些为自由而呐喊的诗篇，如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雷列耶夫的《沉思》和奥加廖夫的《自由》等。文章反映了那一时期中国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对普希金的基本认识，其褒贬的尺度与他们的政治观和文学观是一致的。
当然，"五四"时期一些研究者在强调普希金是"社会的诗人"的同时，也比较注意他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如田汉在《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1919）中认为：普希金的伟大"首在表现俄国之社会倾向与要求，次在造出能活现国民思想感情之用语"。不过，他对后者的评述较为深入：普希金"将俄国民间活语信手拈来，任描写何种纤细之印象、幽微之波动，意无不达，始其创作后世奉为国语之宝藏、文章之圭桌焉。又与俄国国民生活之真相、自过去现在之状态、迄言语风俗习惯之末，靡不细心研究。故其作品于俄国之自然、生活、国语、国民性，如镜中之映物，无微不显。读《罗丝兰与绿德密拿》（即《卢斯兰与柳德米拉》）、《士官之女》（即《上尉的女儿》）、《优格尼阿内金》（即《叶甫盖尼·奥涅金》）诸作，可以知矣"。瞿秋白当时关于普希金的一些评述在衡量尺度上也与田汉相似。
中国的普希金作品译介经过自1925年至1936年将近12年的相对沉寂后，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进入了新的活跃期。而且，随着中国进人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阶段，以及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文坛对普希金的评价开始出现逐步拔高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