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举办的三次纪念活动对中国的普希金接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次活动分别是1937年和1947年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和110周年，1949年纪念普希金诞生150周年。当时，与纪念活动相应，一些协会、刊物和出版社纷纷推出纪念专刊或纪念集，如《普式庚特辑》、《普式庚逝世百年纪念号》、《普式庚逝世百周年会集》和《普希金百年祭纪念册》等。此外，《普式庚创作集》、《普希金文集》、《普式庚研究》、《普式庚论》、《普式庚论集》、《普希金评传》，以及刊物上的各种著译文字也大量出现。包括《叶甫盖尼·奥涅金》在内的普希金的许多重要作品在这一时期被译介到了中国，这是普希金作品在中国的一次大普及。但与此同时，"革命诗人"普希金的形象也开始凸现出来。
在译介中可以见到这样的倾向，如抒情诗中被反复译出的是《致西伯利亚的囚徒》、《致恰达耶夫》、《纪念碑》、《阿里昂》、《自由颂》和《致大海》等几首反暴政、争自由的"革命"诗篇。在文章和演说等文字中更可以看到类似的观点，以1947年为例，茅盾认为："诗人的一生就是一首革命的史诗。"郭沫若称普希金有几点最值得中国读者学习："第一是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第二是他的为革命服务的志趣；第三是在两种生活原则之下，他发挥尽致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气概。"当然，在郭沫若的演说中或在这一时期的其他文章中并非没有对普希金的多方面的分析，但是其基调是被明显拔高了。胡风对普希金的评价基本上也属"革命诗人"的框架，但语调有所降低。他认为，普希金是"一个反抗旧的制度而歌颂自由的诗人，一个被沙皇俄国虐待、放逐、以致阴谋杀害了的诗人"，是"民主革命运动的诗人，旗手"。这样的观点似乎在当时更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这种现象的出现，其根本原因与大环境有关，这里包括社会的和文学自身的环境。胡风在上文中这样解释中国左翼文坛只接受"革命诗人"普希金的原因："新的人民的文艺，开始是潜在的革命要求的反映，因而推动了革命斗争，接着也就因而被实际的革命斗争所丰富所培养了。中国新文艺一开始就禀赋了这个战斗的人民性格，它的欲望一直是从现实的人民生活和世界的人民文艺思想里面争取这个性格的发展和完成。从这一点上，而且仅仅只能从这一点上，我们才不难理解为什么普式庚终于被当作我们自己的诗人看待了的原因。"
中国左翼文坛过于浓厚的政治倾向和功利色彩，阻碍了自身对这位俄罗斯诗人的更为全面和客观的了解和接受。这种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同样存在。也由于这一点，当60～70年代政治风向发生逆转时，普希金在中国地位也才会如此一落千丈，从被偶像化的"革命诗人"变为遭唾弃的"反动诗人"。
无形的和有形的丰碑
崇拜也罢，唾弃也罢，普希金还是原来的普希金。20世纪80年代的拨乱反正，带来了中国文坛的繁荣，也使中国的普希金译介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国文坛开始为读者提供一个真实的普希金形象。
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系统地译介了普希金的全部作品。各家出版社出版的各种普希金作品的选本就有80多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多卷本文集或全集，如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四卷本《普希金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七卷本《普希金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八卷本《普希金全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十卷本《普希金文集》和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十卷本《普希金全集》等。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以至俄驻华大使罗高寿先生不久前感叹道："除了俄罗斯以外，我们很难找到另一个国家能够如此经常地、如此大量地出版普希金的作品。"同样，中国的普希金研究也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而且，研究者的思路更加开阔，态度更加客观，方法更加多样，出现了《普希金创作评论集》、《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普希金与中国》和《普希金抒情诗中的女性》等不少引人注目的研究著作。
普希金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他的影响在继续扩大，艺术家普希金更加受到人们喜爱。有一位名叫张炜的当代作家这样谈到普希金："他有点像中国唐朝的李白，更像个仙人，而不像我们所熟悉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代又一代人。这种神奇感，来自他的无数超乎常规和经验的天才创造。……普希金的诗总有最奇妙的发现--当我们被这种发现的辐射所击中时，总是浑身一战，久久凝视篇章。"中国作家在谈论俄国作家对他们创作的直接影响时，往往提到果戈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等人，似乎较少提到普希金的名字，但是很少会有人否认曾受到过普希金作品的艺术陶冶，这种陶冶也许是一种更为内在和持久的影响。
1999年，普希金诞辰200周年之际，中国大地上再次出现了"普希金热"。这一纪念日成了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其风光不亚于中国对任何外国文学巨匠的纪念。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上海大剧院等不少著名的文化场所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此外还有多种形式的诗歌朗诵会和根据原作改编的剧目演出。电台、电视台、学校、报刊和出版社等文化机构也均有所动作。群众参与十分踊跃，其中包括许多年轻人。中国人有没有"普希金情结"？看来回答是肯定的。
有不少人在寻找原因。有人说，这是因为"普希金作品中的东方主义特质"；有人说，这是因为"普希金的诗始终伴随着中国人的命运而悸动"；还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首先把普希金作为革命歌手继而又作为爱情诗人来接受，因而普氏受到双倍的欢迎"……也许，都有道理。不过，笔者却从不久前出版的那本厚厚的《普希金与我》中读到了许多更真切的感受。有一位作者这样写道："不同层次的读者所理解的诗人可能是不一样的。"我的普希金"未必就等同于你的或他的普希金，虽然普希金就是普希金。所谓"我的普希金"--这只是我对诗人的主观感受，它包含了我个人心理的感情的特殊历程。"这许许多多的"特殊的历程"就是对"普希金情结"的最好解读。对于这位卓越的诗人，一切在中国社会发展的风雨历程中受过他的作品感染乃至影响的读者，心中自有一块无形的但却是不可推摧的丰碑。
不过，在中国确有一座有形的普希金纪念碑，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还是盗立在华夏大地上的唯一的外国作家的纪念碑。纪念碑位于上海西区岳阳路和汾阳路的交汇处，一块绿意葱葱街心花园中。那古典式的高高的花岗岩基座上安放着一尊普希金青铜胸像，人们路过这里时每每驻足凝视，基座的花架上常有人放上鲜花。
这座碑最初建于1937年2月，是旅沪俄侨为纪念诗人逝世100周年捐资建造。数年之后，已露出败相的侵沪日军悍然将魔爪伸向普希金，他们在1944年11月将这尊铜像拆下，投入了熔炉。抗战胜利后，上海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和俄侨再次为重塑铜像而捐资。1947年2月，苏联雕塑家多玛加兹基重塑的铜像运抵上海，在原址再次举行了与十年前相似的揭幕仪式。著名诗人臧克家还兴奋地赋诗一首《竖立了起来》，以表庆贺。诗中写道："你高高地站立着，／给人类的良心立一个标准，／你随着时间上升，／直升到日月一般高，／也和日月一般光明。"
新的普希金纪念碑安然地在那里五立了将近20年的时光，并成为沪上家喻户晓的著名文化景点。1966年夏天，"文革"风暴骤然而起，纪念碑再次遭遇劫难。一伙"造反派"用钢索套住铜像，开着车硬将铜像拽了下来，铜像就此不知去向。后来，连基座也被推倒，夷为平地。
十年浩劫以后，不少文化界的人士表达了对铜像的怀念。有的画家作画《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街》，有的作家撰文《也许，我还会得救》。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上海城市雕塑委员会的支持下，华东师大艺术系的两位教授再次在原作的基础上重塑铜像，基座也按原样重建。铜像出色地再现了当年普希金的风采，它让人油然想起普希金的名诗《纪念碑》。1987年夏天，普希金纪念碑第三次揭幕，其时与初次仪式已时隔整整半个世纪。此后，这里一度成了沪上颇有名气的诗人角和恋爱角。那些爱好诗歌的人们流连于此，仿佛在这里能够感受到更多的诗情；那些热恋中的年轻人也徘徊于此，似乎这位俄罗斯的天才可以带给他们更多的浪漫和温馨。
这座纪念碑可谓是一部由青铜和石头写就的传记，它是普希金在中国的命运的生动写照，也是对中国的"普希金情结"的最好的解读。
2.解读经典：走进真实的果戈理
俄国作家果戈理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这些文学遗产的价值已经超越了时空，果戈理不仅深刻地审视"人类不朽的庸俗"（梅烈日可夫斯基语），而且"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对庸俗的净化"（巴赫金语）。果戈理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的作家。中国文坛对果戈理发生过浓厚的兴趣，透过中国作家对果戈理接受角度的变换，以及中国批评界在不同时期对果戈理及其作品的解读，可以清晰地看到果戈理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种种关联。
进入中国批评视野的果戈理
中国学界对果戈理的介绍始于20世纪初。1903年，梁启超在《论俄罗斯虚无党》一文中介绍俄罗斯"文学革命时期"的主要作家和作品时，首先提到果戈理："1845年，高卢氏（即果戈理--引者注，下同）始著一小说名曰《死人》（即《死魂灵》）写隶农之苦况。"1904年还有一篇提及果戈理的文章《赫辰传》（即《赫尔岑传》），文章在介绍赫尔岑时，称其与古格尔（即果戈理）等人"共称自然派"，称其《谁罪》（即《谁之罪》）与果戈理的《死人》（即《死魂灵》）等作品"皆主张废奴隶论"。
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再次提到果戈理。由于这篇文章主要谈的是浪漫主义文学，给果戈理的文字不多，仅有两处涉及："俄之无声，激响在焉。俄如孺子，而非暗人；俄如伏流，而非古井。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里（即果戈理）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或以拟英之狭斯王尔（即莎士比亚），即加勒尔（即卡莱尔）所赞扬崇拜者也。""俄罗斯当十九世纪初叶，文事始新，渐乃独立，日益昭明，今则已有齐驱先觉诸邦之概，令西欧人士，无不惊其美伟矣。顾夷考权舆，实本三士：曰普式庚（即普希金），日来尔孟多夫（即莱蒙托夫），曰鄂戈里（即果戈理）。前二者以诗名世，均受影响于裴伦（即拜伦），惟鄂戈里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与二人异趣，不属于此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时中国对果戈理的介绍刚刚起步，但是"自然派"作家（"称自然派"）、以客观描写（作者的"泪痕悲色"是"不可见"的）和批判现实（"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主张废奴隶论"）为创作特色、作品具有为人生的主旨（"振其邦人"），这三点意象在鲁迅的文章中已十分明确。这种评价在当时无疑是重要的，它们给中国读者留下了关于果戈理的最初印象。文字虽然简单，但与果戈理的文学地位和创作特色基本相符。
辛亥革命以后至"五四"高潮以前，田汉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是一篇详尽介绍俄罗斯文学的长篇论文。这篇文章是以思潮流变为主要着眼点的，但对一些重要作家也均有论及。文章认为，"俄国写实主义由勃地钦（即普希金）启其蒙，鄂歌梨（即果戈理）建其业。"果戈理"不以徒追美之理想为能事，于国民文学发达开新生面"，"其艺术的写实主义之秀逸，与心理学的观察之深刻，皆俄国社会渴年之久而未得者也。故其大作一出，不独唤起国民之绝大同情与反响，亦遂成为代表社会意识之有力机关也。"果戈理的《检察官》（即《钦差大臣》）和《死去之众人》（即《死魂灵》）等重要作品"皆觉醒社会之感情之作，一切之社会现象莫不供其文学描写之资料。其描写法不徒以艺术的兴味指导社会，而以社会的正义、人类的同情指导社会。""自鄂歌梨后，诗歌小说遂异常发达，有支配社会之力焉。"从19世纪40年代至世纪末，"俄国肩背相望之文豪皆依鄂歌梨所示之周行而进，其如火如荼之文学乃称雄于世界焉。"文章进一步强调了果戈理创作的社会意义，以及他对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大潮的最终形成所起的巨大作用。
果戈理的名字虽已为中国文坛所知晓，但是他的作品却迟迟未见译介。在众多俄国文学名家中，果戈理的作品是较晚进入中国的一个。这种情况到了"五四"高潮以后有了变化。在文学革命运动的推动下，俄国文学的翻译受到特别重视，过去从未译过的重要作家的作品开始间世。果戈理的作品也在这时首次译成中文，首译是短篇小说《马车》，译者为耿匡，收入北京新中国杂志社1920年7月出版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篇首有作者简介。
"五四"高潮时期至2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关于果戈理的评论文字有所增加。《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1921）刊载的文章中有多篇涉及果戈理，此外还有路易的《的果尔与其作品》、蒋启藩的《的果尔》和李开先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俄国小说家郭歌里论》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耿济之的文章《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在这篇评论郭克里（即果戈理）等作家的文章中，果戈理部分篇幅较大，用了七千字。作者较详细地介绍了果戈理的生平和主要的作品，并且第一次明确提及了果戈理作品的"含泪的笑"的特色："他的作品仿佛没有什么理想的任务，只是讨人家的欢笑。但是读的时候，固然可以欢笑，而读完以后，不由得令人生无限悲切之感。因为所描写的生活自然是可笑，同时却又可痛，可悲，可歌，可泣。"笑中之泪"--实在是郭克里（即果戈理）作品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