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受过不少外国作家的艺术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果戈理、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关于果戈理，已经有人指出两位作家的同名小说《狂人日记》在作品体裁旧记体小说）、人物设置（狂人形象）、表现手法（反语讽刺，借物喻人）和结局处理（"救救孩子"的呼声）等方面的相似，其中鲁迅在创新意识下接受影响的线索是清晰可辨的。自然，鲁迅对果戈理小说艺术的吸收和融汇是远不止这部作品的。关于契诃夫，鲁迅多次表示这是他最喜爱的作家。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中称赞契诃夫的小说"字数虽少，角色却都活画出来"；看来是淡淡的幽默，但一笑之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看来，这两位作家之间更多的是一种艺术精神上的默契。鲁迅的小说中确能见到契诃夫那种在浓缩的篇幅里透视人类的灵魂，在平常的现象中发掘深刻的哲理的特点。郭沫若也是在这层意义上称他们为"孪生的兄弟"。关于安德烈耶夫，鲁迅也是格外注意的，他多次指出这位作家创作的独特风格，即作品中"含有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这一切深中肯萦的见解也反映了鲁迅小说中现实与象征手法的交融、冷峻悲郁笔法的运用在一定的程度上与安德烈耶夫的影响分不开。鲁迅所说的《药》的末一段"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Andreev）式的阴冷"，指的正是这层意思。
与鲁迅早期对契诃夫是"顶喜欢"相比，巴金早期却"不能接受契诃夫的作品"，因为他觉得他的小说"和契诃夫小说里的那种调子是不一样的"。对巴金影响最大的是屠格涅夫。巴金不仅是屠格涅夫作品的主要译者，而且也在自己的作品中自觉地借鉴了屠格涅夫的艺术经验。巴金在《＜爱情三部曲＞作者的自白》中谈自己的这部小说时表示："据说屠格涅夫用爱情骗过了俄国检察官的眼睛。……我也试从爱情这关系上观察一个人的性格，然后来表现这性格。"作者正是和屠格涅夫一样，通过爱情的考验充分显示了周如水的怯懦、吴如民的矛盾、李佩珠的成熟等人物性格的主导面。而《利娜》一作的女主人公几乎可以称为叶琳娜精神气质和性格上的孪生姐妹，她的性格的美也是在把自己的爱情与革命者波利司的命运连在一起时充分反映出来的。巴金还在《谈谈我的短篇小说》中说过："我学写短篇小说，屠格涅夫便是我的一位老师。""我那些早期讲故事的短篇小说很可能是受到了屠格涅夫的启示写成的"。巴金酷爱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两位作家的散文诗都具有抒情、哲理和象征相结合的特色，并且都喜欢运用梦幻手法。比较屠格涅夫的《门槛》和巴金的《撇弃》，就会发现两篇作品从主题、艺术构思到表现形式都十分相似。屠格涅夫通过一个俄罗斯女郎与大厦里传出的声音对话，巴金通过"我"与黑暗中的影子对话，都用象征的手法塑造了坚定但又孤独的革命者形象，赞颂了为追求光明不惜献身的崇高精神。
当巴金倾心与屠格涅夫时，茅盾却断然否认自己的处女作《幻灭》在艺术上受了屠格涅夫的影响。他在《谈谈我的研究》和《我阅读的中外文学作品》这两篇文章中明确表示："屠格涅夫我最读得少，他是不在我爱读之列。"契诃夫"读过不少"，"但我并不十分喜欢他"。就俄国作家而言，茅盾师承的是托尔斯泰的艺术传统。他还在《从枯岭到东京》一文中这样说过："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可是我自己来试作小说的时候，我却更近与托尔斯泰。"这种"更近与托尔斯泰"的倾向既表现在茅盾的小说创作中遵循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表现在他把托尔斯泰的艺术表现手法作为自己创作楷模。茅盾认为："读托尔斯泰的作品至少要作三种功夫：一是研究他如何布局（结构），二是研究他如何写人物，三是研究他如何写热闹的大场面"。这三个方面正是茅盾从托尔斯泰那里得益最多的地方。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有一种盘根错节、绿阴遮天的气势美，而这又建筑在作家"致力以求"并"感到骄傲"的"天衣无缝"的结构布局的基础之上的。如在《战争与和平》中，"人民的思想"的有力统辖和人物对映体结构中心的独到安排，使大如历史进程、民族存亡、战争风云、制度变革，小至家庭盛衰、乡村习俗、节庆喜宴、个人悲欢，都纳入统一的艺术结构之中，从而达到既宏伟开放又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处理手段使茅盾感到一种心灵上的吻合。他直言不讳地向采访他的苏珊娜·贝尔纳承认，他的那部震动现代中国文坛的长篇小说《子夜》"尤其得益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子夜》的视野是相当开阔的，但由于作者对结构布局的精心构制，这部场面宏大的小说在整体上显得脉络清晰，和谐统一。在小说具体场景的处理上，茅盾也受到了托尔斯泰小说的启迪。如《子夜》开始时为吴老太爷治丧的场面，在全书的结构中的作用就与《战争与和平》开始时宫廷女官舍雷尔客厅的场面颇为相似。茅盾借灵堂这一热闹场面引出主要人物及吴荪甫和赵伯韬矛盾冲突的主线和几条副线，巧妙地把"好几个线索的头"，"然后交错地发展下去"，从而不仅使小说的这一部分成了全书的总枢纽，而且为小说情节自然、严谨而又开阔地展开铺平了道路。在艺术功力上茅盾还达不到托尔斯泰那样的水准，但是对外来艺术的养料的这种积极吸收的态度则使他对中国现代长篇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家之间的艺术影响是复杂的，这不仅表现在影响源的各个不同或一个作家可能同时受到许多外国作家的综合影响，而且表现在即使同样对某个外国作家感兴趣的中国作家，其接受影响的角度和深度往往也是大相径庭的。如郁达夫、巴金、沈从文、艾芜等作家都对屠格涅夫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但是郁达夫主要是在感情上与其相呼应，并在塑造"零余者"形象时接近屠格涅夫；而沈从文更多的是从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获取艺术灵感。沈从文曾多次赞扬和力图效法《猎人笔记》，他在《新废邮存底二七三--一首诗的讨论》中谈到这部作品对自己的创作的影响时说："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的方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利背景中，一切都带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十五年前我写《湘行散记》时，即具有这种意图，以为这个方法处理有地方性问题，必容易见功"，"这样写无疑将成为现代中国小说之一格"。确实，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不仅在艺术形式上（如随笔式的文体，特定背景中凸现特殊的人物的人生形式的写法），而且在艺术精神上（如对质朴的自然形态的赞美，对扭曲的美好人性的悲凉）与《猎人笔记》相通。
由此可见，单从社会历史原因上是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作家倾心于果戈理和契诃夫，有的作家则师承于屠格涅夫或托尔斯泰之类的问题的。作家之间的艺术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审美趣味、艺术追求、创作个性和精神气质上的接近，这正如植物的种子只能在它们适宜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一样。例如，巴金与屠格涅夫的关系就是如此。这两位作家出身于没落的封建专制大家庭，在那样的家庭里从小目睹了专制者的暴虐和弱小者的不幸。早在少年时代他们就对下层人民怀有深切的同情，并都对摧残人性的封建专制作过抗争。因此，反映在屠格涅夫笔下的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激烈的反农奴制倾向，与具有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巴金才会一拍即合，巴金也才会在读到屠格涅夫带自传性的小说《普宁与巴布林》时，引起像掘开自己记忆的坟墓那样的强烈共鸣。同时，两位作家都善于体察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理，善于把自己的热情化作或炽烈或抒情的文字倾泻出来。同样，茅盾之所以在博采众长时，又一再表示对托尔斯泰的艺术经验的倾慕，这也与两位作家在创作个性上的接近不无关系。托尔斯泰认为："史诗的体裁对我是最合适的。"茅盾则表示："我喜欢规模宏大、文笔悠肆绚烂的作品。"（《谈谈我的研究》）这两位作家都是长篇小说家，长篇体裁的广阔领域更适合于他们的创作个性，在那里他们能舒展自如地施展自己的才华。正因为如此，茅盾才会对托尔斯泰长篇的艺术经验产生一种自觉追求的强烈愿望。这是一种心灵的交汇。
从上面的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出作家之间的艺术影响的复杂性，当外来影响完全融化到一个受影响的优秀作家的创作境界中去时，它就会成为作家独特风格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前面提到的那些优秀的中国作家，他们在接受包括俄国文学在内的外来文学的艺术影响时，都表现出这样的特征。我们这里还可以以巴金和屠格涅夫的关系为例来对此作一番考察。尽管巴金受到屠格涅夫的影响较大，以至于被人称为"中国的屠格涅夫"，尽管两位作家在风格上确有不少相似之处：深邃、细腻、抒情、酣畅构成了他们风格的基调，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我们却不能将他们划入同一风格类型的作家，他们的风格差异是相当明显的。成熟的作家的独创风格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发现，是作家的创作个性的具体表现。大凡有成就的艺术家，其本身的风格都是多样的，不断发展的，在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和不同体裁中往往会有所变化因此，巴金与屠格涅夫的创作风格的接近始终只是相对的，而两者之间差异却更为明显：
似乎俄罗斯广阔的大地赋予了屠格涅夫较为磅礴的才气和对艺术与大自然的更为细腻的感受能力。他感情真诚而又伤感他那坚强的外表下似乎还藏着一颗更为柔和多情的心。他的双目敏锐而睿智，但又不免时时流露出淡淡的哀愁。他"抱着出奇的冷静写作"（《致维阿尔多》），在认真的观察和填密的思考中挥洒艺术的彩笔。他那"爱幻想的、柔弱的性格预先决定了他不能成为活动家，而且他自己也很像罗亭、列兹涅夫之类的人"（卢那察尔斯基语）。巴金的感情似乎更为热烈，"有人说热情是一把火，我便说我是一座火山，一座雪下的火山。"（《片断的记录》）巴金青年时代的气质颇像他笔下的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黄裳在《记巴金》中所言，巴金鄙视伪饰，"有着一种特有的、完全不是造作出来的坦率和真诚"。他常常在激动的情绪下进行创作。他说过："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的时候，那颗心，那颗快要炸裂的心是无处安放的，我非得拿起笔写点东西不可，那时候我自己已经不存在了……"（《灵魂的呼号》）他始终开启着自己感情的闸门，让喷涌而出的激情自然地唱出他的悲哀和欢乐。
因此，从总体上看，同样是现实主义的描写，屠格涅夫真诚而含蓄。而巴金则灼热而奔放，仿佛你在字里行间时时可以触摸到作者那颗"燃烧的心"和感受到那感情的洪流。同样是抒情，屠格涅夫的调子浓郁而又富有诗意，犹如一支悠扬婉转，而又带有淡淡惆怅的牧笛，令人流连，又令人感伤。巴金的调子更为深沉和强烈，虽然有些作品也回响着忧郁的低调，但"追求光明的呼声"始终是他作品激越的主调。同样是细腻的刻画，屠格涅夫熟捻简洁，善于"抓住最先表现出来的特征"并更擅长于剖析女性的心理。他是19世纪俄罗斯少女纯洁灵魂的歌手，同时他又是俄罗斯大自然芬芳气息和神奇美的无与伦比的捕捉者。巴金的刻画有力自然，细腻处透出锋芒。他更善于表现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矛盾复杂的心理，同时他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畸形都市生活的出色描摹者。同样是朴素的语言风格，屠格涅夫优美、柔和、凝练。他的笔触带有虽不辛辣，但亦犀利的讽刺色彩；带有虽不浓烈，但亦鲜明的俄罗斯民族风味。巴金则流畅平易，清新明澈。他的笔触常常带着深沉的思索，真切自然。
巴金在《再谈探索》一文中说过，他受屠格涅夫的影响很大，但是并没有变成屠格涅夫。因为"别人的影响，也还是像食物一样要经过我的咀嚼以后消化了才会被接受"。优秀作家之间的风格可能接近，但绝不会雷同。大胆地、自觉地接受外来文化中积极因素的影响，并逐步形成自己独创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风格，这是巴金，同样也是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等许多有成就的中国现代作家所走过的带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历程。而从上述风格的类比中也显示了这种外来文化民族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