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各大报纸又发表了署名“郑言”的文章，对《人民日报》的雄文进行阐释和评论，同时那天新华社播发了证监会发言人的谈话，“谈话”认为《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市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管理层稳步发展股市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但证监会发言人的讲话并不能挽救兵败如山倒的恐慌局面，绝大多数股票依然封杀跌停，上证指数下跌9.44%，而深圳指数再次跌停，两市分别报收905.58点和3398.91点。股市弥漫着“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的惨烈气氛。
12月18日，星期三，上交所总经理与深交所总经理为驱散恐惧气氛，联袂发表讲语，语重心长地告诫股民：“我们的股票市场在过去六年时间里，经历了多次的曲折。经验告诉我们，每次曲折之后，市场就会更成熟一些，就会更前进一步。我们要冷静认清当前的市场情况，慎重对待自己的投资行为。当市场热的时候，我们不能失去理智……同时，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失去理智。”“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继续向好，市场本身也蕴藏一定潜力……我们要提醒投资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保持冷静理性，切忌追涨杀跌，盲目跟风。”
两市掌门人的谆谆之言回荡在各交易大厅，在悲壮惨烈的气氛中注入了勇赴刑场、英勇就义的大无畏气概。一些被机构大户封杀跌停而无法逃生的散户，这时悲愤已极，反而鼓起“怕死不革命”的斗志，撤卖改买，奋勇下单买进，有人处之死地而返身拼命，股民们纷纷跟着冲锋。当日跌停被掀翻，两市股指强劲反弹，沪市收972点，升7.41%，成交放大至92亿元，江苏春兰、远洋渔业、青岛海尔等70只股票封死涨停；深市收3612点，升6.28%，成交放大至98亿元，皖美菱、泸州老窖、深康佳等26只股票封住涨停。
12月19日，星期四，纪念朱镕基“法制、监管、自律、规范”八字方针发表一周年，各大证券传媒纷纷刊登署名“郑言”的统发稿《稳步发展，政策未变》，文章为股民们指点前进方向道：“证券市场必将踏着国民经济的大节拍，走上稳中求进、持续发展的光明大道。”然而此时市场却谣言四起，“国家股、法人股上市计划周五公布”，“要实行T＋3交易制度”，“要征收股票交易税”等等，在谣言弥漫之下，恐惧心理再度崛起。当日两市再度暴跌，沪市收于902点，跌70点，130只股票被封跌停板；而深市收于3338点，跌274点，被封杀跌停的股票多达190只。大盘一片绿肥红瘦的悲凉景象。
12月20日，星期五，大盘跳空低开，沪市有10只股票，而深市多达半数以上的股票以跌停板开盘。但这一天各方人士终于保持沉默，对市场不置一词，或许大家都已清楚，说得再多，都不如《人民日报》的一纸雄文。市场虽在无声中下跌，但恐慌情绪开始散去，沪市跌23点，收于885点，而涨势凶猛的深市，跌势也惨，跌224点，收于3114点，半数以上股票仍死在跌停板上。
这就是1996年12月被股民们称为“黑色星期”的动荡一周。当我们打扫战场时，可以看到一周内，上证指数跌去20%，深圳指数跌去25.8%，被挤掉的泡沫为1200多亿元。如果用12月24日与12月9日的收盘价进行对比，沪市在近两周的时间里，从1258点直落至855点，跌幅高达32%，而深市从4500点跌至2800点，跌幅为38%。有些股票被腰斩，如沪市的飞乐音响、爱使股份、申华实业等，都有50%左右的跌幅，深市有不少个股跌出了7个跌停板。
12月25日，管理层又站出来对市场传闻的谣言进行驳斥，澄清了“实行T+3交易制度”和“征收股票交易税”等无稽之谈，市场信心开始渐渐恢复。12月底，当1996年即将结束时，市场出现了一轮较有力的反弹。
1996年12月，体验了刻骨铭心教训后的股民开始注重理性，开始崇尚上市公司的绩优，投机之风有所收敛，同时也确实有一批上市公司经过三年的宏观调控，业绩出现高速增长，股本也进入高速扩张时期，于是人???开始看重四川长虹、东大阿派、深科技、深发展、创元科技这样一些能高比例送股的绩优公司。
给1996年画上句号的并不是“黑色星期”，而是这一年我国的上市公司增加了207个，总数达到532家，增幅超过61%，两市A、B股总股本超过1100亿元，新上市的公司累计在股市上集资超过250亿元。不管“黑色”还是“白色”，融资是市场的永恒中心，永远是“血色”的，那是股民的血汗钱被抽离市场。
和香港一起“回归”
1997年1月16日，两市的“领头羊”四川长虹和深发展开始止跌回升，大盘也跟着转暖，仿佛初春的和风已经吹来。当时的管理层与股民似乎已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股市超跌了。所以“价值回归”成为推动股市回升的合理因素，主力对此心领神会，打出响当当的口号：“绩优股革命”。
炒作绩优含权股应该得到管理层的认可，主力开始推动行情去补1996年“黑色星期”留下的巨大缺口。1997年1月17日，沪市四川长虹攀升至40元价位，顺利弥补缺口，不过当时的四川长虹每股收益超过2元，就是在40元高位，市盈率还不到20倍。
然而就在大盘刚刚走出暴跌阴影时，发生了非常悲痛的事。1997年2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代伟人邓小平逝世。噩耗传来，2月20日深沪两市大盘几乎开在跌停板上，股民们顿时心理上重回两个月前暴跌的阴影中，纷纷割肉断臂，逃避再次被套的厄运。然而此时一股神奇的力量出现了，差不多跌停开盘后的半小时，许多股票被奋勇向上推升，有不少股票竟然向涨停板封杀上去，此时广大股民才从悲痛与恐慌中惊醒过来，仿佛找到了某种化悲痛为力量的契机，转身纷纷杀入，两市指数连续三天大涨。
事后人们臆测把股市从跌停板救起，有政府托市行为存在，股民当然会感谢和记取政府在人们最悲痛的时刻免股民于套牢之苦的善意之举。
凭借托市之力，行情以2月20日为突破口，以绩优股为首向上腾升。3月12日，沪市顺利补去1996年12月中旬的暴跌缺口，深市在3月份也补掉缺口。到4月4日，共32个交易日，沪市指数从870点最高摸到1670点，日K线留下三个向上跳高缺口，周K线则成九连阳。
1997年上半年，香港回归成为股市，尤其是深圳股市，普遍看好的题材。新华社主办的新闻周刊《瞭望》杂志，在“七一”香港回归前发表文章说股市“稳中有涨”，代表了最高管理层的愿望，股民的热情加上媒体的渲染，主力开始利用这个题材疯狂炒作。
应该说香港回归对内地经济的确会带来重大影响，香港是内地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截至1995年年底，内地与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加上通过香港转口贸易额，已超过124亿美元，占香港当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34.1%。而香港对内地实际投资额到1995年已近800亿美元，占内地吸引外资总额的58%，尤其重要的是，内地使用的外国银团贷款90%是由香港安排筹集的。H股在香港市场的挂牌交易始于1993年7月15日，自首个H股青岛啤酒上市，到1996年6月底香港回归前，已有32家内地企业在香港发行并上市H股，募集资金超过200亿港币。这些都意味着香港回归后，将对内地经济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
对股市而言，香港回归后，两地的证券合作将会更加密切，彼此的影响与联动关系也会逐日体现。正如1996年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在中国国际经济论坛上指出的，内地与香港是两个平等合作、互不干预、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共同发展与繁荣的证券市场。也如香港联交所主席郑维健所说：“联交所必须自我定位为中国证券市场内的一个合作伙伴。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新关系，将为我们的金融市场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使我们能进一步参与这个世界上最大国家迅速增长的经济体系。”
1997年6月20日，香港回归前夕，H股赴港上市再次掀起高潮，回归前的最后一个交易周，又有三家国企在香港联交所，致使挂牌H股总数达32个。根据香港联交所安排，6月23～27日的交易周中，依次登场的H股为第一拖拉机、北京燕化石油和江苏宁沪高速公路。如此密集的上市安排，在H股上市历史上尚属首次。来自香港方面的消息，第一拖拉机投资者认购踊跃，据初步统计，该公司H股的总发行规模为3亿股，超额认购倍数约达270倍。北京燕化发行10.12亿股H股，其中10%在香港公开发售。宁沪高速公路的招股总规模为12.22亿股。1997年共有16家H股在香港上市，是1993年以来发行上市数量最多的一年，占已上市32家H股的41%。
H股上市高涨无疑加速了沪深股市的升温，从1996年12月17日，两市领头羊四川长虹和深发展底部放量，止跌企稳后，到1997年中旬这两只绩优股一直呈45度角的上升通道运行。进入5月份以后，由于香港回归和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召开，市场盛传政府不会让股市跌下来等鼓动性言词。市场开始失去理性，渐趋疯狂，入市者蜂拥。根据上证中央登记结算公司提供的数据，到1997年5月，仅沪市开户数就比1996年底净增了1500万户，增幅达21%，总量达3800万户，其中仅4月份一个月，沪市新增投资者人数115万人，相当于1997年前三个月的开户数总和，平均每个交易日约新增投资者6.4万人。股市一旦升温，供求矛盾马上就凸显出来。
从炒作上来说，泡沫再度充溢，比如沪市的河北威远，1996年11月8日收盘价为4.62元，1996年度每股收益0.23，在该公司公布了暂不分配方案的情况下，1997年5月9日被炒到21.5元。短短6个月股价上涨了16.88元，涨幅达365%。而深市领头羊深发展，在5月份连拉涨停，冲上49元高位，致使深成指站上6000点大关。
1997年4月24日，中国证监会发出通知，决定将1997年确定为“证券期货市场防范风险年”，确立全年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行为。然而热昏了头的股市不为所动。
5月5日，增发50亿新股额度的消息见报，两市高开高走，共成交306亿元，41只股票涨停；5月6日，两市成交330亿元；5月7日成交372亿，5月8日成交380亿元，热钱向股市滚滚流动。5月10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从即日起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率，对买卖、继承、赠与所立的股权转让书据，由双方当事人分别按5‰缴纳印花税。从3‰调高到5‰，幅度真是不小，可当天两市成交量再创新高，达到388亿元。
1997年5月15日，管理层不得不重拳出击，国家计委、国务院证券委确定1997年股票发行规模为300亿元，发行重点是国家确定的1000家国有重点企业，120家企业集团，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和农业、能源、交通、通讯、重要原材料及高新技术企业。这一次股市扛不住了，5月16日当天，沪市跳低108点开盘，深市跳低460点开盘，两市有近200家股票以跌停开盘。下午开盘时，主力还想以沪市的东大阿派为首的股票进行上攻，但被交易所以“异常波动”为由，勒令停牌，于是多方全线崩溃。深市领头羊深发展率先跌停，而沪市的四川长虹跌7.14%；当日收盘沪市指数下挫7.6%，深市挫8.1%；沪市89家，而深市多达175家封死跌停。
在管理层连续“规范”下，从1997年的5月下旬到8月下旬，股市基本挤干净泡沫，最终股民没有看到连拉长阳迎“回归”的场面，看到的却是“长阴更短阴”。
第二、内忧：呼唤“三公”
自弹自唱“张家界”
在1997年的牛市中，违规现象屡禁不止，甚至出现了“自弹自唱”的恶性事件，也就是上市公司通过种种非法手段炒作自己的股票。这无疑助长了不顾业绩疯涨的泡沫越吹越大，而且会使中国的股份制改革走入歧途，如果上市公司不是通过经营，而是通过拿资金哄抬自己的股价，那么中国股市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1997年1月18日，中国证监会严处两家违规单位，一家是上市公司“张家界”，另一家为湖南证券交易中心。证监会得到群众举报，称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证券交易中心有违反证券法规的行为。证监会马上派人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令管理层吃惊：张家界公司在1996年10月2日至11月18日期间，利用其长沙分公司开设的15个账户（其中一个以张家界长沙分公司名义开设、14个以个人名义开设），先后买入本公司股票总计2128883股，总计动用资金4150万元，并在公司1996年11月22日公布董事会送股决议前的11月18日、20日、21日抛出公司股票143.2万股，直接获利1180.5万元。
用公司资金买卖本公司股票，这违反了《公司法》第143条关于“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规定，同时也违反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1条关于“未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股份有限公司不得购回其发行在外的股票”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张家界公司在1996年11月22日公布董事会送股决议之前，于11月18日、20日、21日大量抛售本公司股票，属内幕交易行为，违反了《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3条关于“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获取利益或者减少损失为目的，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规定，构成《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4条第10项所述的“其他非法从事??票发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的行为。
而湖南证券交易中心为张家界公司买卖股票提供融资，违反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3条关于“任何金融机构不得为股票交易提供贷款”的规定，构成《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1条第8项所述“为股票交易提供融资”的违规行为。
德国诗人海涅说：“如果我们一起掉进粪坑，我们立即就能成为知己。”张家界公司和湖南证券交易中心就属于一起掉进粪坑的知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