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和香港一起回归
长虹最红
对1996年和1997年的上海股民来说，那两年肯定不是太阳最红，而是“长虹最红”。
沪市的四川长虹，1996～1997年是它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期。有人把1996年的绩优股行情干脆叫做“长虹行情”。1996年伴随降息，市盈率才2倍多的四川长虹价值被发现，股价从7元多一直涨到了1997年的60多元，中间还有过两次10送6的除权，令长线投资者大获其利，由此也带动了青岛海尔、春兰股份等一批绩优股进行价值回归。
为什么四川长虹能让市盈率降到2倍？这和其掌门人倪润峰有直接关系。
长虹原本是1958年建立起来的一个地处四川绵阳的军用雷达小厂，倪润峰是厂子里从事机载火控雷达的工程师。41岁那年，他当上了这个小厂的厂长，于是这家小厂开始了其腾飞的奇迹，净资产从4000万膨胀到180亿，跃居全球第二大彩电生产基地。倪润峰成功的关键就是建立起长虹、郑百文和建设银行郑州分行的“铁三角”关系。销售商郑百文从长虹进货不付现金，由建设银行郑州分行向长虹开具6个月的承兑汇票，当郑百文卖出长虹彩电后，向建设银行郑州分行还款。这样一个“铁三角”关系，建立在彼此的信任之上。
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值城市居民由黑白电视向彩色电视升级阶段，长虹抓住了这个发展机遇，迅速占领了市场。那时每股税后利润上1元的几乎没有，长虹居然超过2元，不炒它炒谁？
然而长虹终究不是“不落的太阳”。1998年，郑百文出事。郑百文的销售渠道占有长虹30%的营业额，同时城市居民的电视换代进入尾声。长虹受到双重打击，倪润峰不得不重新整合长虹的销售网络，调整战略，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农村，红太阳的广告遍布山间田野。那时的农村有能力买彩电的人毕竟不多，长虹“农村战略”失败了，其销售额迅速萎缩，长虹变成了“短红”。
在“农村战略”成效不大的情况下，倪润峰却想得更远，他想把长虹打造成世界性企业。2001年他到美国考察，并开始实施海外战略。他找到一家叫APEX的美国华人公司进行合作，长虹提供产品，APEX为其开拓海外销售。一时间长虹彩电的海外销量大增，这使得四川省连续7个月外贸出口居全国第一，而长虹的工业产值占到了整个四川省的1/9。
2001年12月，国务院领导为此发专电向长虹表示祝贺，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再创出口佳绩。一时间，各种荣誉向倪润峰袭来，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等，绵阳市政府一次性奖励他120万元，他被公认为中国的彩电大王。
称王者总免不了有些霸气。“倪润峰当家让人受不了，但长虹没有他不行。”这是长虹职工对倪润峰的看法。为什么受不了？因为他性格独断、固执，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使得长虹一往无前。
2002年5月23日，倪润峰首次向外透露想让国有股从长虹中退出，使长虹成为民营企业的想法。不到一个月，绵阳市就公布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期权激励试行办法》，明眼人自然能看出，这是配合倪润峰清退国有股的第一步。当时的绵阳市委书记黄学玖担任过长虹的副厂长，是倪润峰的老搭档。那会儿长虹的国有股占到53.6%，国有股太大，不利于长虹的发展，想法有道理，但高管领导并不一定认可。或许倪润峰不想再当国有企业的老总，不想当国家的“打工仔”，真的有称“王”的念头。
这时长虹的裂口被撕开了。长虹原来在国内的销售用的是“铁三角”，就算郑百文出事，还有建设银行。这当然有一个诚信问题。倪润峰过分相信这个诚信了。海外的销售没有了“三角”，只有APEX公司。卖了东西，钱拖着不给。世界市场可没那么好玩，谁跟你讲诚信？2001年海外销售大增，而长虹的主营收入却减少了12亿元。为什么？因为应收款增加了10.6亿元。到2003年，应收款高达42.2亿元，使得长虹的经营性现金流成为-29.7亿元。长虹由红翻绿了。更糟糕的是，海外销量大增收到的不是钱，而是起诉。2003年11月24日，美国商务部裁定长虹倾销成立，倾销幅度为45.8%，长虹彻底失去了美国市场，只保留了俄罗斯、印尼和中亚的一些市场，彩电出口从85万台骤降到13万台。至此，长虹拉阴线只是时间问题了。
2004年12月底，长虹公司发布了预亏26亿的公告。公告中说，到2004年9月30日，长虹总资产为208.86亿，负债总计75.50亿。在长虹45亿应收款中，近40亿是APEX公司欠下的。2004年10月，APEX公司董事长，美籍华人季龙粉被中国警方掌控。2004年7月8日，四川省委派人到长虹宣布，因年龄原因免去倪润峰在长虹的所有职务，改任省政府顾问。此时倪润峰年已六十，是该退休了。“王”的头衔是空的，“打工”嫌你太老，如此免职有些凄凉，“顾问”那是安慰。2004年12月31日，绵阳市委书记、原长虹的副经理、倪润峰的老搭档黄学玖，因交通肇事，被免去绵阳市委书记职务。
至此长虹的红色已经褪尽，在股市里常常泛着绿色。
然而在1996年和1997年，长虹不仅制造了自身的辉煌，也制造了股市的辉煌。在1996年春节以后，长虹带领着上海股市走出了3年的熊市。四川长虹从7元起步，至1996年的12月达到了27元多，在1997年里更是突破了60元。深市的领头羊深发展更是涨幅惊人，在1996年到1997年5月的飙升中，从6元多起步涨到了49元，中间还有一次10送10和一次10送5，复权价高达150元左右。
那时人们望着长虹和深发展心里暖洋洋的，谁会想到长虹高位接盘的股民上了世纪之套呢。对于套牢的股民来说，那根长长的“长红”，是他们流的血呀！
“十二道金牌”和重新盖盖子
为了摆脱熊市，1996年春节后管理层就对着股市吹暖风了。3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从4月1日起停办新的保值储蓄业务。国务院对证监会提出的口号是：“稳步发展，适当加快。”没有了监管和规范，股民们放心大胆地做多。但对于没有涨跌幅限制，两市相加才300多只股票的中国股市来说，一旦涨起来就如鸿毛般上升。这倒不能责备中国的股民缺乏理性，因为市场太小，而老百姓又没有别的投资渠道。
拿1996年相对较弱的沪市为例，以四川长虹和青岛海尔领涨的第一波上升，从512点攻至694点，以“上证30指数”股领涨的第二波行情，上证指数攻至894点，而以石化、马钢为首的三线股再度拉升，把指数攻至1038点，不到半年，上证指数就已翻番。
比上升速度更快的是股民被激发出来的投资热情，股市攻克千点大关时，股民中有人喊出了“消灭10元以下股票”的口号，甚至还有“套不怕，不怕套，怕不套”之类的豪言壮语。到1996年12月9日，沪市的平均市盈率达44倍，而深市已到55倍。任凭当时股民的热情全面爆发出来，管理层有理由担心1990年深圳“聚宝盆效应”又将出现。倘若全国人民扛着全部家当投奔沪深股市，小小的股市势必面临灭顶之灾。
于是才吹了两个多月的暖风，突变风向，管理层开始对股市吹起了冷风。当时国务院证券委发布《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股市对此漠然不理；证监会旋即公布1997年度40亿元可转换债券发行规模，希望分流股市资金，但资金“乐股不疲”，对债券根本没兴趣；证监会通知开始正式受理各地剩余的32家历史遗留企业的上市申请，股市不但毫不心悸，反而欣喜若狂，仿佛又增加了炒作的对象和题材。1996年5月1日，证监会公布50亿元新增股额度，开市后股价不跌反涨，大展来一个吃一个、来一对炒一双的势头。
面对股市的迅速升温，中国证券市场的“八字方针”又被提上议事日程。1996年5月8日，全国证券期货监督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的宗旨是：总结经验，加强监督，促进发展。会上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证券委主任周正庆指出，要认真贯彻“法制、监督、自律、规范”的方针，保证证券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证监会主席周道炯在会上作了题为《认真总结经验，努力提高监管水平》的工作报告，强调1996年我国证券市场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要“紧密围绕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认真贯彻‘法制、监督、自律、规范’的方针，加大监督力度，规范市场行为，积极稳妥地发展证券和股票融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证券市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11月13～14日，证监会在厦门召开全国证券期货监管授权工作会议。在授权地方证券管理部门责权的同时，再次强调了“法制、监督、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明眼人应该可以看出中国股市最高管理层的良苦用意，股市涨得太快了，要慢牛而不是狂牛。从4月1日到12月9??，仅8个月，深圳成分指数涨幅340%；上证指数的涨幅120%。在11月份，深市连拉9阳，毫不回调，若再让疯牛狂奔不止，牛市势必马上夭折。
从10月起，最高管理层连下十二条被视为“利空”的禁令，即被后来的股民和专家们称为“十二道金牌”的规定，企图绊倒“怒特来奔”的牛蹄子。这“十二道金牌”是：（1）《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2）《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3）《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4）《关于防范动作风险、保障经营安全的通知》；（5）《关于严禁操纵信用交易的通知》；（6）《证券经营机构证券自营业务管理办法》；（7）《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督的通知》；（8）《关于严禁操纵市场行为的通知》；（9）《关于加强证券市场稽查工作，严厉打击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通知》；（10）《关于加强风险管理和教育工作的通知》；（11）《关于禁止股票发行中不当行为的通知》；（12）《关于对股票和基金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的通知》。
这“十二道金牌”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道，即1996年12月13日证监会发出的《关于对股票和基金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的通知》。“涨跌停板制度”，一只关住疯牛的“笼子”，在1990年中国股市第一次出现“疯牛病”时动用的法宝，这次再次启用。
中国的股民应该记住1996年12月13日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标志着股票动辄当天翻番或腰斩的日子真正结束了，也可以说中国股市动荡的时期宣告结束。虽然涨跌停板制度并不能阻止疯牛狂奔，但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恐怕很难在以后的股市里出现了。最后一次见到这种场面是在1996年的10月17日，当时东北电以7.31元开盘后，狂飙至17.01元，虽然最后收在14.99元，可当日涨幅还是超过了100%。正是因为有了涨跌停板，才使得东北电在1996年12月中旬的暴跌中避免了一天之内被腰斩的命运，而是用七八个跌停板，把价位从12元打到5.55元，要是在一天之内从12元泻至5元附近，保不住心脏不好的股民会当场晕死过去。
然而“十二道金牌”未能绊住狂牛的蹄子，依然向前挺进。到12月初，上海股市已扬升并创下了三年来的新高1258点，看来没有霹雳手段，是无法使牛市的涨势趋缓了。
一纸雄文震天下
1996年12月16日，星期一，《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当天，全国各大媒体都在显要位置转载了此文。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股市为何暴涨；第二，有暴涨必有暴跌；第三，坚持“八字方针”；第四，抑制过度投机。评论员文章给1996年股市定性道：“中国股市今年快速上涨，有其合理的经济依据，即全球股市普遍上扬和国内经济形式明显好转。但是，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则是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在分析了股市暴涨的原因后，文章还对市场中流行的传闻予以驳斥，一些老股民记忆犹新，尚能背诵：“他们众口一词，说明年香港要回归，十五大要召开，政府一定要把经济搞好，绝对不会让股市掉下来。这种对股市的估计是十分糊涂的看法。政府要把经济搞好是真，但绝对不会在股市暴跌时去托市，也托不起市。投资者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在这段话之后，文章举例说，1929年美国纽约股市暴涨，连出租车司机和擦皮鞋的都加入股民大军，最后导致美国经济崩溃。
文章的宗旨很明确，政府希望看到“漫漫牛市，其修远兮”，而不愿看到上蹿下跳的震荡，也就是说，为了股民的长远利益，我们必须把股市的泡沫挤干净。“经济泡沫”一词被用于中国的经济，首次出现于1995年10月，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论述到：“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要防止产生泡沫经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认识到当时总书记的高瞻远瞩，正是由于中国在1995年关注、防止了经济的“泡沫”，1996年底挤干股市的“泡沫”，才使得中国在1997年避免了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然而在1996年12月，中国有不少股民并不能领悟挤去股市“泡沫”的深远意义。大家把《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视为巨大“利空”，再加上国家计委和国务院证券委那天还公布了1996年新股额度为100亿元，以及沪深股市这一天开始实行10%的涨跌限幅交易制度，所以一纸雄文发表的当天，惊恐万状的股民们奋勇争先，夺路奔逃。
开盘后仅4分钟，沪市281只股票除去4只停牌外，有151只股票被无情地封杀在10%的跌停板上，其余126只在跌幅9.7%～9.9%的几近跌停板处苦苦挣扎；而深市217只股票，除两只停牌外，有126只封杀跌停板，其余89只也在几近跌停板的跌幅9.94%～9.99%处垂死挣扎。更让股民们喘不过气来的是两市的指标股，上海石化和深发展在跌停板处单挂着5亿股和3000万股的巨大卖单。当日沪深两市指数跌停，成交金额分别为13.24亿元和7.35亿元，较上一交易日萎缩九成以上，成交量萎缩是因为只有跌停卖盘，抛不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