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快下定了决心并且付诸行动，而且他的所作所为与蒙台梭利博士的做法幸运地不谋而合，其交汇的因素注定会形成一个混合体，这个混合体又正是医治社会组织某些不健康部位的灵丹妙药。塔拉莫先生的穷人住所计划非常巧妙，执行得也非常好，以至于除了一个因素之外，完全称得上是名副其实。这个因素便是，穷人住所里有一大批不到正常入学年龄的小孩子，当他们的母亲为生计所迫外出挣钱养家糊口时（这也是当时意大利下层工人阶级的常态），这些孩子便被成天孤零零地扔在家里。这些小家伙在干净的客厅和楼梯间跑来跑去，几乎将能够碰到的所有物品都打烂，还不时地搞恶作剧，他们那种专门从事歪门邪道的机灵儿劲，任何一个家里有小孩的母亲都能想象得到。很显然，与其用钱来修补孩子们制造的受损物品，还不如用其来阻止他们成天搞破坏。于是，塔拉莫先生便构想了一个简单的计划，即在他为穷人建造的每一套经济公寓里隔出一个大房间，然后让孩子集中起来待在里面。当然，这也意味着必须有大人来照看他们。
如今，起码在纽约人或芝加哥人看来，罗马还是个小城市，所谓“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种。虽然塔拉莫先生的做法所涉及的范围，与那位专攻孩子大脑中枢活动的先驱女医生风马牛不相及，但他还是知道有她这样一个人，于是就自然地请求她加入这一组织，并负责管理他手下经济公寓里的各种年龄段的孩子，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以达到防止他们把墙壁划坏、把楼梯弄脏的目的。
为了履行好职责，蒙台梭利博士立即从精神层面，对这些数量众多、恰巧处在她认为最易接受正确教育的年龄段的孩子（就像仁慈的造物主送给她的一样）进行研究，之后她发现，她急需一些实验室来从事自己的工作，而她已经清楚地发现，其他小学根本没有这些实验室。
两个毫不相干的因素一旦由于某种原因被放到了一起，离它们注定融为一体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1907年1月6日，第一所“儿童之家”成立，而仅仅在5年之后，来自世界每个角落让人眼花缭乱的人群便纷纷拥到罗马，迫切地渴望受到她的新思想的启发。由此也可以看出，蒙台梭利博士在属于她的机遇来临之前，做了多么充分的准备。
很快我们便可以发现，曾经在蒙台梭利博士头脑里越来越膨胀的自我教育的基本原则，尽管之前还是不甚清晰的抽象理论，却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显然，孩子的完全自由不仅有利于科学研究人员实现研究目的，而且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所有对儿童时代实质的思考（她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一直都在进行这种思考）一旦接受实践检验，便被证明是像当初想象的那样颠扑不破的真理。她的教育理论缜密得滴水不漏。孩子们的能力证明了她的眼光和所有预测，甚至远远超出了她曾经设想的让他们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能力。例如，她刚开始接触这一领域时，一点也没有想过教6岁以下的孩子怎样写字。像大多数其他教育家一样，她坚持认为，一般而言，让年龄这么小的孩子学写字太难了。她有一个独特的个性，或者说是她科学培训的特色，即她对科学的思想极为开明，而这些思想也在经过实践检验之后，促使她开始对写字教学方法进行一系列著名的实验。
蒙台梭利博士实现了对孩子身上未知力量的神奇揭示，而全世界又对这一发现迅速加以利用，在此过程中，还要排除“无用论”和现有教育方法的干扰。描述这一切需要冗长的篇幅，这一点人尽皆知。第一所“儿童之家”于1907年1月成立，但一点也没有吸引社会的目光。大约一年之后，又一所“儿童之家”成立了。由于第一所“儿童之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这一次成立便举行了一个开班仪式。在仪式上，蒙台梭利博士发表了精彩的即席演讲，该演讲也在她的美国版作品中重现过。到了1908年4月，仅仅在第一所小“儿童之家”成立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儿童之家”机构便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当时谁都知道当代教育模式无法满足当代教育需求，但大家从这一机构中找到了解决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办法。从各个国家和阶层慕名而来的人来到这一破败地区的那些污秽的街道，找到了这个机构。这个在很多方面还有待完善，许多细节尚未触及，提供的许多其他设施也都在凑合的简陋不堪的机构，便这样接受着无数公众尖锐目光的仔细审查。
结果我们都知道：从一开始成天在我们生活中出现的模糊不清的流言，再到大家比较肯定地谈论某种似乎的确有些新意的事物，再到美国人在我们杂志上的“快速反应”（这也是美国人的性格），以及几乎同样快速的蒙台梭利博士的英文版图书的出现，可以说，蒙氏教育思想的发端、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了解的蒙台梭利就是这些，而眼下这也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全部资料。尽管我们还不能以实际行动帮助她，但对她的认可和崇敬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个电缆和电报能让人实时快速通信的时代，“儿童之家”是一个富有现代气息的陌生事物。当然，如果说美国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和老师都对蒙氏教育体系感兴趣，那的确有些夸大其辞，但是，只要想想整个蒙氏教育运动的最新成果，这种对其感兴趣的人数比例恐怕会真的让我们大吃一惊。在遥远的罗马，在一所经济公寓住宅里，一位女医生开始在一个儿童实验室里进行耐心的观察，在5年的时间内（这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或许算不了什么），她实验室的门槛几乎被来自澳大利亚、挪威、墨西哥以及最重要的，来自美国的好奇者踩破。卡罗莱纳洲军区教育机构的老师给他们远在欧洲旅游的亲戚写信时，请他们务必前往罗马亲眼目睹蒙台梭利学校。来自俄勒冈州和缅因州的母亲写信的地址是“罗马，蒙台梭利”，其信中急迫、断然和仰慕的心情溢于言表，因为她们一直认为，她们的孩子，她们自己的孩子，作为她们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可能会由于地域的不同而错过某种极有价值的东西。来自无数乡镇和城市的老师，怀着在自身领域占据前沿的远大抱负，从银行里取出储存已久的积蓄启程前往罗马，天真地相信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就足以保证某人立即就能为他们提供其想要的知识。
当他们到达罗马时，大多数人都难以用意大利语甚至法语来进行自我表达。那么，这些旅游者、写信质询的人以及冒险前来的学校主管人员们，到底都发现了些什么呢？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堵沉寂的高墙。他们原以为自己可能到了某个组织严密的机构，就像在我们美国与正规大学相连的“示范学校”，参观者只有排上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才能进到教室，却丝毫没有想到只有意大利人才说意大利语。
他们看到的仅仅是蒙台梭利本人（如果说他们无情地穿透了蒙台梭利的朋友为她提供的“铠甲”的话）。可以感觉到的是，她始终在忙于非常重要的工作，不会说或者理解哪怕一个英语单词；她没有足够的金钱、时间或精力去只身应对针对她的教育思想而来的如潮的取经者和质询者。为了让自己完全投身于将她对真理的预言转化为明确、合理而科学的教育体系的伟大事业，她有意地逐渐让自己淡出了公众的生活。她辞去了罗马大学人类学协会会长的职务，后来又找了一个代理人，代替她从事另一个与她当前的研究不相关的学术职位。虽然她早就不是一个独立意义上的女人，却也无法同时承担多项职责。她牺牲了个人生活中的一切，为的就是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从而有时间、有自由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而我们为了满足自己得到她的指点的个人需求，曾经善意地伤害和剥夺了她的这些时间和自由。
如今，她过着最为紧张的“隐居”生活，完全置身于自己的工作而从未休过假，甚至没有给自己腾出为保持身体健康而进行必要锻炼的时间。由5名忠诚的助手组成的小组成天围着她，帮助她，这些小组成员都是年轻的意大利姑娘，她们与她同住，叫她“妈妈”。她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她和她的教育思想，她们对她的热情和忠诚，如同修女对她们心爱的修道院院长一样。同样，她们也都放弃了自己的个人生活，致力于发展一种以自我教育基本思想为基础的完整的教育体系，而这种自我教育理念也在“儿童之家”的3-6岁的孩子身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去年，由于得到了这些助手的精神支持和有影响的意大利朋友们的物质援助，蒙台梭利博士成功地完成了将其教育理念运用于6-9岁孩子的实验，而这些实验也取得了曾经在更小的孩子身上取得的同样让人称奇的成就（我想这样说不算侵犯个人隐私吧）。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都渴望得到她的指点，都针对这个热衷于自己的事业、专注于解决各种智力创造问题的人而来。全世界突如其来的崇敬之情让这位天才女性感动和振奋，但是，当人们提出要她放弃自己的事业转向正规教学的时候，这种要求无疑就太苛刻了。因为从她当时所处位置的基本情况看，可以清晰地看出，如果她答应用她的基本教学法培训老师的全部请求，她就必须花费绝大部分精力，因为她只是一个单纯的个体，与其所在国家的官方教学体系并无关系；她不是任何一所正规学校的校长，没有做过任何巡回演讲，也没有自己的用来招徕游客的“示范学校”。她说，如今在罗马，没有哪一所小学是完全处在她的管理之下、她可以在各方面行使自己的权威、真正意义上的“蒙氏学校”。她这句听起来悲伤但却并不苦涩的话，实在让我们感到震惊。是的，有一些学校是她创办的，而且在许多方面仍然在按她的教育理念运行着，但其中的任何一所都不以她为主要人物。
解释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有很多，当你置身其中的时候，这些原因就显得自然而然了。当然，对那些不远万里前来蒙氏教育总部学习新鲜教育理念的人而言，这足以让他们感到困惑和不安。意大利政府由于承受着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巨大压力，自认为无法保证将国家的小学纳入一个既激进又必然投资颇巨的组织，老师们自然也担心教育领域出现颠覆性的变化，那样一来，他们来之不易的文凭便再无用武之地，于是他们转而发起了一项秘密运动（到目前为止还取得了很大成功），来反对这种新的教育体系。由此，从海外远道而来的调研人员发现这位伟大先知原来并不是其所在国家的正式的宗教领袖，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在另一个阵营，蒙台梭利的追随者发起的斗争同样激烈。他们对她的教育理念充满激情，愿意为他们相信将对人类未来至关重要的伟大事业（他们还吸纳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和社会大军）而贡献全部力量。可以看出，当时的形势十分混乱和嘈杂，一点也不适合于安心做研究。
然而，从加利福尼亚、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前来寻找教育理念的人们，自然不甘心不经一番艰苦的调查研究就两手空空地回到遥远的家。他们通常的做法就是敦促某个权威人士给他们发一张通行证，这张通行证要么允许他们去参观位于维亚雷焦圣方济各会修道院的蒙台梭利学校，要么可以去参观由加利夫人负责的、学生主要来自罗马赤贫区的另一所学校，甚至还全然不知而又信心满满地打算参观位于示范经济公寓、仍然叫作“儿童之家”的机构。但是，蒙台梭利博士和这些学校的联系于1911年就断绝了，因为塔拉莫先生和蒙台梭利博士之间出现了某种不和谐。目前，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次不幸的事件丝毫不能怪蒙台梭利。大家现在想，如果进行公正的评判，那些幼儿园其实远远无法很好地体现蒙氏教育方法，在许多方面甚至是对它的拙劣模仿。而且，蒙台梭利博士如今已经和加利夫人的学校没有联系了。这也使得慕名前来的人有机会接近她的真面目，由她的顾问引导，前往位于圣方济各会修道院的那所学校。该校由蒙台梭利博士自己的助手巴勒里尼小姐主管，这也是进入在罗马由蒙氏掌控的学校的最快捷的途径。在许多方面，该校都充分展现了蒙氏教育理念的成果，并且对所有来访者都是一个启示。不过，就算是在这里，虽然品德端正的修女们都全力支持巴勒里尼小姐手掌大权，但可以想象的是，本质上绝对服从权威组成的神职机构的气氛，与一种可能会不择手段地与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做斗争、培养自立和自主的决断思想的教育体系的发展也许会不太融洽。不仅如此，倘若该校允许所有希望来参观的人都能来自由参观，那么在很长的日子里，来访者肯定比学校的孩子还要多。
我们不难同情那些从地球各个角落前来取经的人，如果他们的漫长旅程以这样一种毫无意义的方式结束，一定会让他们惊骇地待在当场。然而，对全世界来说，如果让她离开自己至关重要的工作岗位，去接待某个“取经人”，从而失去我们翘首期盼的未来的成就，那才是愚蠢至极。我们怎么能指望她在应对各种物质匮乏问题的同时，还在一个政府漠然视之（不敌视她的教育思想就不错了）的国家开办一所正常的学校，并且募集资金，租赁房屋，安排时间，聘用门卫还要安排课程呢！
于是，社会力量对蒙氏教育思想的狂热追求，反而成了她的负累。她遗憾地意识到，传播新的教育真理的机会正在一天天的沉寂中失去，她一想起让“朝圣者”两手空空而回就感到失落和悲伤，最重要的是，她为这一教育体系可能会掺入杂质而焦虑，唯恐人们将它作为解决儿童教育问题的唯一答案而传往海外，因为那是对它的误解和讽刺。由于将精力都放在了从事最耗费精力的研究上，蒙台梭利博士打算向世人妥协。如果那些要求她予指点的人能够做一些切实可行的、相对简单的工作，例如在罗马建一所“实验教育学研究所”，而让她将全部精力都放在深入的研究上，那将使她有更加充裕的时间，将这所学校建成能够展示出神奇、美丽而又令人振奋的真正的“蒙氏学校”。
我们的责任应该是竭尽全力向她学习，而不过多干涉她的生活自由，因为那对她来说，就像她学校的孩子一样至关重要；慷慨地向“实验教育学研究所”投入，然后允许她利用自己的激情去设计它的课程。的确，要做到这些并不难，而我们也希望，真心愿意促进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美国（这可能是我们最可信赖的民族特色），能够接受到手的机会，从如今花在各种科学研究上的资金里拿出一点钱，用到对这一对我们下一代成长至关重要的事业的支持上。这种需求是迫在眉睫的，需要的资金数额也不大，机会稍纵即逝，而且可能获得的结果，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也非常可观。正如蒙台梭利博士在她作品的扉页末尾所写的那样：“为教育振兴而努力的任何人，也在为人类的复兴而努力。”
